中国正在完成一个重大变革，即权贵暴富和房地产暴富时代终结，一个真正靠实业和制造业暴富的时代开启。旧的权贵经过政府的严厉打击而退出中国政治和经济舞台，新的贵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产生。随着已经暴富的大房地产商退出中国并将资本转移到欧美国家而宣告靠房地产暴富的时代终结。
首先是经过五年的强力反腐，一些依附于权力和官场生存并暴富的权贵要么在政府的打击下被绳之以法，要么已经完成了黑色资本的漂洗，要么已经完成了向境外的资本转移，我们不敢说今后不会再有新的依附于权力暴富的权贵产生，但大规模依靠权力暴富的生态已经不再存在，随着反腐败利剑的持续高悬，官员腐败的风险越来越大，政商勾结、权钱交易的机制开始被摧毁，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判断权贵暴富时代已经结束。
其次是随着房地产商通过与政府勾兑关系而获得巨大利润空间的渠道越来越少，加上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处于高房价的风险期，政府又强力打压房价，挤压房地产利润空间，那些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大房地产商开始全线撤离中国房地产市场，可以预计，依靠房地产而大赚特赚的时代也已经结束。
最近李嘉诚以402亿港元的价格出售了其家族在中国的最后房地产项目——香港中环中心75%的股权，完成了从中国房地产的最后撤离。如果我们将中国前首富王健林大规模从中国撤离与李嘉诚从中国撤离看成中国房地产时代结束的话，基本可以肯定这也是中国房地产暴富时代的结束。
李嘉诚将他从中国大陆和香港撤出的资金几乎全部转向了欧洲特别是英国，投资额高达3000多亿元人民币之巨，王建林则将他在中国大陆的资产几乎全部清空，向美国转移资产也达到了数千亿元人民币。这里我们不从道德层面来对李嘉诚和王健林这些从中国房地产赚翻了的房地产商的裸逃进行审判，但在他们出逃之际，有一点我们必须说明白，这些靠中国房地产起家最后又大规模出逃、做空中国的资本家们，从中国所带走的每一块金币并不是他们所称的通过完全的市场经营所得，而是依赖于中国政府大量的优惠政策、政商关系、权钱交易所获得，在他们合法的背后是一些难以见光的内幕，留下的是高房价和无数的房奴，他们的暴富带有血腥味，我们不能让他们一边卷着巨款逃离中国，一边还被人们称之为爱国商人。
权贵是每个国家每个朝代都会产生的社会毒瘤，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阶段都产生过政商勾结的大财阀，日本的大财阀在美军占领时期遭到了严厉打击，虽然后来又有复兴，但已经不能垄断和控制日本经济，而韩国经济的起飞完全依靠财阀，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打压，却无法撼动这些财阀的根基，几乎每一任总统最后都因为与这些财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身陷囹圄，包括最近的朴槿惠总统。美国和欧洲国家历史上也都产生过大量依附于权力的大财阀，直到如今这些财阀依然存在。中国权贵的情形虽不似韩国那么严重，未能对国家经济形成垄断和控制，但中国权贵通过权力变现、权钱交易所获得的财富亦十分惊人，大量非法所得被转移出境，一部分官员将家属和子女送往国外生活和学习，自己成为裸官，他们成为了中国最先富起来并享受西方生活的一部分人。现在随着中国反腐败的深入，这些权贵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已经开始瓦解，但他们被转移出去的资产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追回。
权贵暴富时代和房地产暴富时代的结束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前那种几百个上市公司一年的利润抵不上买一套房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更多的社会资本将会进入实体经济和制造业，促使制造业繁荣，产生更多实业家和企业家，制造业领域将产生更多亿万富豪。将来中国的富豪榜将会减少房地产商，而会有更多实业家进入，更多创业者将获得成功。今后我们社会并不缺乏暴富的机会，不过不会在房地产，也不会是权贵，而是在实业界和制造业。
无论是李嘉诚还是王健林，某种程度上都是靠政商关系获得巨额财富的商人，我们不能排除他们的政治嗅觉和对商机的捕捉，但他们暴富之后不是留下来回报自己的祖国，而是带着巨额资本逃离自己的祖国，我并不想谴责他们，但他们已然是一个道德的侏儒，行尸走肉一般。
我最佩服的是像任正非那样的以实业报国的伟大企业家，立定中国，一辈子专注于制造业，一辈子只为打造中国的民族工业和民族品牌，不上市，不融资，不搞房地产，不依靠权贵。我相信今后的新时代将是一个产生无数个任正非这样有着家国情怀的伟大企业家的时代。
李嘉诚和王健林向欧美转移了他们的巨额资产，也带走了毒害中国经济的病毒，中国从此将从一个严重依赖房地产和虚拟泡沫的经济体变成一个以制造业为主体而健康成长的经济体，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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