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区一个老太太去南方旅游，途经武汉，回来感染了吓人的冠状病毒肺炎。我们小区成了当地第一个疫点。昨天家里菜没了，想出去买点菜，走到小区门口，发现出不去了，小区已经封了，全副武装的白衣人士守着大门，人进不来，也出不去。
在家刷微信。
一篇《逆行者，钟南山》的公众号文章不少人都在转，文章说：“钟南山第一个告诉我们，明确此病人传人，医护人员有感染。”文章还说：“《人民日报》微播评价他，84岁的钟南山，有院士的专业，有战士的勇猛，更有国士的担当。”
钟南山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他的特殊的身份，决定了他可以说一些话，说一些别人不敢说的实话，假如他没有这样的身份呢?结果很难说，因为在他说出此病人传人之前，也有普通老百姓说过这样的话，可他们的结局却不妙，有医生在朋友圈说可能传染的话受到了执法部门的训诫，还有人以散播谣言之名被处理，钟南山如果没有自己的特殊身份，也是极有可能被以散布谣言被强制闭嘴的。
在重大公共事件面前，老百姓的话语权是不是应该缺席?是不是一定要接受即定的口径和说词?据确凿的新闻报道，在钟南山院士讲话之前，即定的口径是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也没有医务者感染，而事实却不是这样，钟南山讲话之后，事态出现了完全的逆转，假如没有钟南山呢?事态的发展是不是会更恐怖?可见，老百姓话语权的丧失，不会使事件的影响变小，却可能使事态扩大。
这让人想起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一句话：“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毛主席讲的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当时讲的也很多，讲的最多的是关于让人讲话这个问题，他说：“看起来，我们有些同志，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还不理解。有些同志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的，总之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毛主席说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已经消失了呢?不是消失了，而是更趋严重了，不让人讲话的现象我们处处都能感受得到，说到底就是官僚主义，怕群众讲了影响自己的形象，影响自己的政绩，影响到自己的仕途，所以他就怕群众，为了不让群众讲话，他不但不用毛主席说的讲理的方式，讨论的方法，往往会动用国家机器，用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让群众把嘴巴闭上。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把这样的人称为“霸王”，他还讲了个历史故事：“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毛主席内心深处是不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老百姓都不敢说话的“官国”的，1957年03月，他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讲到：“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我们希望的就是要造成这样一个中国，把我们中国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民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不论什么都可以说，使我们这些在台上的同志有错误、缺点逼着改，不解决不行。按照这样的方针，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1957年5 月 2 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社论说:“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很明显，我们党绝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1961年1月26日，毛主席在同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刘子厚、阎达开、万晓塘、王路明等谈话，当谈到河北退赔最坚决，全省震动很大，有四百多万条意见，群众敢说话了时，毛泽东说:“这才像个共产党的样子，人民敢说话了。”毛主席衡量共产党的标准就是这么简单，人民敢说话了，这就是毛主席理想中的活泼的国家的样子啊。
毛主席有个观点:“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我们可以从1975年海城地震来看一下：从1974年开始，辽宁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到1975年初，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辽宁省委高度重视，由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负责抗震工作。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李伯秋和时任省委书记的毛远新立即查问情况。毛远新提出，由辽宁人民广播电台直接播出地震预报。当时室外零下十几度，地震如果几天不来，是要冻伤人的。发出地震预报，可能造成恐慌，生产必然会受到影响。鞍钢很多工人的家就在海城、营口一带，影响鞍钢生产，也是一件不小的事情。本着对人民生命高度负责的态度，当天下午两点，在海城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省委指示：从当天晚上起，辽南地区海城、营口两县，所有人员都不要住在室内，生产队的大牲口、农业机械都要拉到室外。各级干部、党员、民兵全部下去，挨家挨户动员老百姓。在生产队和城镇的居民区，用大喇叭广播动员群众。2月4日19点36分，海城发生了7.3级强烈地震，救灾部队迅速到达灾区，毛远新也前往海城、营口等地，继续组织救灾工作。这次地震伤一万余人，死一千三百多人，海城、营口地震由于及时预警，人员伤亡率极低，至少挽救了二十万人的生命。据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唯一成功预报地震的奇迹。为什么当时的决策如此果断、及时、有效?因为当时采取的是群测群防的政策，老百姓在地震预防中有话语权，他们的话语是政府决策的依据，而不会成为被当成谣言受处置的理由，没听说在海城地震中哪个老百姓因为散布谣言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吧?后来毛远新路过北京时向毛主席汇报海城地震的情况，主席说：“据说有预报，损失不大。”毛远新说：“发了预报后，我心里更加紧张，如果大地震迟迟不来，影响了生产、群众生活，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柄不说，省委还有何面目去见关东父老。”毛主席说：“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后人再给你编一个‘辽人忧地’的故事。”
毛主席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国有大事，我们不仅仅需要钟南山，更需要千千万万个敢说真话的群众。苟如是，也会象海城地震那样，可以挽救多少人的生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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