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哨人的重要性可大可小吗?
：吴铭(20200324)
舆情的发展，经常出现反转，极富戏剧色彩，偶然性极强，很多时候会让人昏脑涨。普通人稍不留神，就会因为方向转得太快而把腰闪断。
自这次疫情爆发以来，相信，关于李文亮吹哨人的定位及其重要性，中国人，但凡上点网、有个微博微信的，都不陌生了;要是中国有“言论自由”，中国的警方不那么让人恶心，李文亮的吹哨就会让中国提前防控疫情，就不必死那么多人了，就可以把疫情控制在小范围内了，中国，就不必付出“惊天代价”了。
所以，著名作家、前作协主席汪方痛心疾首地讲，“枉死者”“没有胜利，只有结束。”“错、错、错”;
海外著名作家严歌苓指责中国“瞒、瞒、瞒”;
认真读历史的李不太白讲，“我们好像已经忘了，这本来是一场可以提前预警、提前防范、也有可能被控制在小范围的病毒疫情。”“我们好像对战胜自己放跑的魔鬼如此骄傲、欢欣鼓舞，丧事变成了喜事。”“就在前不久，湖北省内敷衍塞责的场景一再刷新镜头时，当话筒前的谎言一次次被事实戳穿时，当最早的八名透露疫情的医生之一李文亮不幸去世时，我们曾经怀有什么样的悲哀呢?”其文点击量，我看应有200多万。
大家都是一副痛心疾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样子。
总之，“吹哨人”李文亮，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占据中国媒体焦点位置!全国、全世界的好心人，都在替“吹哨人”李文亮抱冤屈，几乎要“六月飞雪”，甚至李文亮还在抢救，还没有死，就有财新网这样的好心人给送来了花圈，并在网上发了讣告。面对舆情汹汹，武汉警方甚至是其上级、其上级的上级、上级的上级的上级，都很狼狈，不知道如何向公众解释，还派出了调查组，定李文亮为烈士——事情好像还没有结束，也不应该结束，应该一追到底才对。
这是好几天前的事了。
但，自从英国“群体免疫”的伟大操作诞生以来，李文亮作为舆论焦点的地位，突然下降了，几乎有些销声匿迹的味道。其突然性、其消失之彻底，让我很不适应，有些大惑不解：公知的正义感怎么说消失就消失呢?
媒体，公知精英，又在高谈阔论英国“群体免疫”的科学性、先进性、前瞻性、合理性……总之，非常好，非常科学，无可指责。“群体免疫”，当然也要成为舆论焦点了，而且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可是，现在，我的疑问来了：既然英国的“群体免疫”那么好，那么，李文亮的“吹哨”，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重要性?完全没有必要嘛。
甚至，相对于美国、英国这些先进发达国家，中国，还有南朝鲜、日本提前两个多月的“吹哨”、封城之类抗疫经验，自然也没有什么重要性，甚至完全是多此一举，不但不代表先进、不是什么经验，恰恰相反，还代表落后、愚昧。
很显然，如果由于李文亮被警察成功训诫，如果中国一直到今天也没有采取任何防疫行动，那么，中国不就是提前采取了英国美国式的“群体免疫”办法了吗?
既然“群体免疫”那么先进、那么优越、那么文明，那么，李文亮的吹哨，不就成了真正的犯罪了吗?
既然李文亮的吹哨是真正的犯罪，那么，武汉警察训诫他一下，又何妨呢?不但无妨，还是提前先进、文明、发达的靠拢、“与国际接轨”的表现呢?不是吗?武汉警察，还有其上级、上上级、上上上级，不但不应该受到舆论的痛责，相反，他们应该接受鲜花和掌声才对呀!
既然“群体免疫”那么先进、文明、发达、民主、自由、人权、典范，那么，为什么当初有那么多的媒体强调李文亮“吹哨”的作用呢?为什么你们当初都众口一词地指责武汉警察对李文亮的“训诫”呢?为什么要指责警察对李文亮的训诫影响了疫情预警了呢?你们应该高度赞扬武汉警察对李文亮的训诫呀!
偏偏，那些把强调李文亮的“吹哨人”地位、认定对李文亮的训诫是导致疫情预警推迟的根源、指责武汉警察的媒体，也都是后来吹嘘英国美国“群体免疫”先进的媒体。
你们，媒体人，是不是有些前后矛盾?可否加以解释?
这几天，又有人批判武汉中心医院的蔡院长，其实，蔡院长所做所为，不就是典型的“群体免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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