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纵横》2012年11期)
文章提要：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是资产阶级辩护性经济学的微观构图, 运用的方法论技术是解释学, 目的是循环论证其物象化的总认识预设。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是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辩证结合, 达成的是历史构图。因此, 消解生产要素平面分析技术线路的规划是通过批判性与建构性的整合, 形成以方法论批判为切口, 以认识论批判为接入, 以理论、方法论的整体建构为归结和总的出路的实践性进路。具体而言, 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构图于历史生产和劳动二重性的“认识”连接中, 酝酿于劳动的社会本体论的规划中, 实践路线是:劳动——生产要素——资本。这是将科学作为历史基层工进行实践规划的结果, 从而也是构图本身与方法论实践活动合一的认识产物。
西方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辩护性经济学, 在三点规定性上显示为一种解释学:一是以物象化为总预设, 是关于物象化理论 (生产一般) 的自我构图。二是以非批判的认识论——方法论——认识论循环论证作为具体构图实践。三是以虚假的本体 (内涵及其形式) 及与之适合的语言体式 (语言范畴、范式及其语义体例) 为逻辑操作 (手段) 和相应的认识规程 (形式) 。相反, 马克思经济学应对“理解主义”的策略是始终一贯的, 它从真正理解全部事实的角度, 更着眼于理解的“行动”, 并对应给出“行动主义”的路线。本文将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梳理出生产要素生成的若干实践方式, 整体考察并揭示实践逻辑的规定性。在揭示研究的性质和意蕴的基础上, 以从批判到建构为分析的中心线索, 从方法论批判到理论、方法论的整体建构, 探讨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走向实践的途径。
一、问题的性质:批判与建构的方法论意蕴
一般而言, 马克思经济学的生产要素理论包括两个基本维度或议题:批判性和建构性。批判性是针对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而言, 但其不是认识论分析层面的, 而是方法论分析层面的。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存在的问题是其认识预设, 其方法论是认识预设的附属物和构造。这实际也取消了方法论实践问题, 或者说, 使这个问题只是集中于认识论方面。因此, 对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进行批判, 不是重建认识论, 重建认识论会使人误认为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是与之完全相异的另外一套认识体系和语言范畴体系。实际上, 马克思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批判是一种方法论进路的建构性批判, 是“真理的方法”向“方法的真理”的转变。因为生产要素范畴就实质性内涵而言, 不过是连接劳动与资本的中介性规定, 其所发挥的作用介乎于现象过程和本质过程之间, 或者说是联络经济系统里层和表层的中介。这种研究按照性质来说是对斯密问题的克服及对李嘉图问题的补救。归根结底, 批判性进路的实质在于重建方法论, 即重回马克思主义整体理解域, 运用其原理、方法, 在统一历史科学中系统阐释生产要素范畴的规定及其理论, 并揭明其实践逻辑。批判性进路是建构性进路的基础。但建构性并不意味着对理论逻辑的被动服从, 而意味着对更为全面和彻底的历史逻辑关系的服从。西方经济学没有能够理清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关系问题, 是因为其认识预设的研究立场取消了历史规定性, 并且始终旨在撤除任何可能的对“科学”的种种“干预”。这种研究制造的是纯粹的“经济解释学”, 其中生产要素分析执行着特殊的认识构造功能。而相反的逻辑是在历史过程中发生的。因此可以说, 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分析的历史性质——其促成理论和方法的辩证交融, 实现历史分析与逻辑分析的统一 ——这恰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丢失的重要科学内涵。
近些年来, 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中, 生产要素范畴逐渐被学者“引入”, 但是大多沿用资产阶级庸俗化体系中的概念内涵, 立足技术分析及平面结构, 阐释社会财富生产和按要素分配等问题, 带来了新的理论混乱, 并抑制了理论的现实扩张。一些所谓创新的实质是带有调和性质的似是而非的观点和主张, 具有理论与方法论的双重庸俗化倾向。它们不仅直接套用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逻辑、沿用新古典的概念工具, 也广泛利用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的逻辑功能, 制造各种生产要素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学版本, 从而产生新的庸俗性, 并导致不可克服的逻辑矛盾。可见, 当下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遭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 因此不仅需要在实践上有真正的创新, 而且要挣脱逻辑和方法论的束缚, 实现历史分析和存在分析的重新合一。马克思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不在于“解释”, 而在于寻找事物的根本。因为只有抓住事物根本, 才能达到理论的彻底性。这种彻底性按其规定性而言是开放发展的, 因而也就不再是抽象性命题, 而是不断地实践并重新规定着自身的命题。
二、批判的进路:物象化规定及其形式
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是一种解释学规划, 其基本进路是从物象化的实体论一步一步地转向物象化的关系论。古典学派中生产要素的规定性落在纯粹的实体论中, 物象化形式是从物质分析到技术分析, 是一种典型的“自然迷雾”, 即仅仅关心生产条件的实在表现, 不关心其意义本质, 尽管这才是生产要素本身。1在古典学派看来, 生产要素是纯粹的生产条件——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 是纯粹的生产实体。因此可以说,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不加区分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共同的、也是庸俗化的方法论基础。古典学派的庸俗者直接等同了生产条件和生产要素, 创造了资产阶级的独特用语——物象化语言。为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开篇就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 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指出, “现在时髦的做法, 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 (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 , 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但是, “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2
科斯最终想要回到的仍然是和斯密类似的经验世界。但与斯密作为一名老式经验论者不同, 科斯是新式的经验论者。科斯的贡献在于实现对物象化实体论的完全改造, 使之成为关系论。科斯定理作为卢梭美学世界的定理 (所谓科斯第一定理) 和科斯关心的真实世界的定理 (所谓科斯第二定理) 的合成, 是对李嘉图定理 (物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毫无顾忌地发展原则) 以及斯密定理 (分工受制于交换) 的对应反叛。物象化的技术形式从而完全地变为物象化的社会形式。然而, 这是社会规定的赝品, 是伪装的社会规定覆盖下的技术规定。在这里, 实在表现混淆为它的意义本质, 于是形成了虚假的二重性, 即物象化的二重结构:第一重结构落在交易——不同于交换, 不是物质交换, 而是“关系”交换——的实在表现中, 形成各种实在交易 (实质是交换) 形态, 产生了实在的交易费用;第二重结构落在交易的意义本质中, 形成各种社会意义形态, 体现了经济体系运行意义上的费用, 如产权费用、制度费用、契约成本、决策成本等。借助于物理摩擦系数和社会经济摩擦系数的混同, 这种虚假的二重结构既是泛费用论, 也是泛价值论。通过对机会成本以及相应的种种逻辑操作的分析, 最终形成了一种新经济认识论, 即交易费用价值论。
西方经济学这种谬误性转换的结点是新古典学派, 其达成了社会学物理学对于数学物理学的转换, 乃至数学物理学本身对于现象学物理学的转换, 因而成为实质内容相似、形式上完全相反的两个世界——古典世界和新制度现代世界——的连接地带。新古典学派的核心规定是物象化操作, 既是实在表现, 又是意义本质, 是从实在表现出发, 归结为意义本质, 从而使关于技术规定和社会规定的古典式合一论整体地转变为新古典意义上的覆盖论。尽管新制度学家在现代形式上具体运用了这个覆盖论, 使之从社会规定的实在表现出发, 归结为社会规定的意义本质, 但也只是添加了更多的伪装, 所改变的只是技术手法而非核心。因此可以说, 新古典学派与新制度学派仍然显示出天然的默契性和本能的一致性。无论作为单一形式的新古典覆盖论, 还是后来添加了现象学干预的新制度学派的现代覆盖论, 均意味着“科学”越来越成为资产阶级拜物教的认识炼金术, 平面化技术和工艺学设计愈加严密地结合起来, 在达成资产阶级的语言艺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的同时, 却使经济科学的科学性只能构建在粗糙的概念与数据谎言之上。
三、建构的进路:历史的构造和规定
马克思的物象化批判研究进路分成三个基本阶段:初始阶段是潜在的物象化批判, 内嵌于政治经济学总体研究中, 时间跨度是从“1844年手稿”至“1857~1858年手稿”前;随后的阶段是显在的物象化批判, 将其作为方法论的批判和建构, 时间是从“1857~1858年手稿”开始;最后的阶段是由《资本论》研究开始, 资本理论最终替代了物象化理论。所以概括地说, 第一阶段是物象化批判内置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 从而使方法论批判与建构能够成为后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潜在构件。第二阶段是物象化理论批判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合一化发展的阶段, 标识着马克思经济学原生地的发生学建构与成型的过程。[1]第三阶段是在此基础上的马克思经济学的开放发展, 是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开放结构中相互构成, 从而获得实践性关系生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识史的变革进程。
与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相反, 马克思坚持将批判引入生产要素理论的构图和社会性认识规划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生产一般作为总对象, 马克思运用二重性认识规定, 辩证地隔开了生产一般和生产特殊, 并将它们合一在“特定生产”的对象中。对马克思而言, 生产一般首先是客观的结构,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 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3同时, 生产一般又演变为语义学的描述, 代表着资产阶级对生产的共时规定和物化结构的研究, 乃至变成物理学的语言, 甚至在资产阶级那里变成一个固定的术语——物象化。4
生产方式总合起来是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及在二者基础上统一形成的社会生产形式, 二重性关系就契合和锚定在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关系中, 生成特殊规定并锁定于特定社会历史生产方式中。从生产条件的二重性态——技术条件、社会条件及其特定的发生学轨迹看5, 劳动二重性归根结底不能作为认识论预设的说法, 仿佛适合于一切存在和范畴。作为理论构造, 它只是一个历史表达范式, 具有特定的历史涵义和表现形式;作为“精神结果”, 它本质上不过是对商品生产及交换进行理论反思的产物, 从而在认识构造上取决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具体、特定的社会实践。因此, 马克思虽然公开宣称自己的研究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对应理论的批判性承续, 但是基于特定生产类型的出发点, 马克思实际上得到了不同的结论。6显然, 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以生产一般为对象, 马克思确立的经济学对象是特定的类型。这种特定类型不仅涉及共时的规定, 也必须涉及历时的规定;不仅涉及物象化的结构, 也必须涉及对其内在的批判。这里, 马克思运用二重性批判理论的直接结果是根本否决乃至制止了物象化总预设的理论企图。马克思运用了一个特殊的同一化结构:c+v。通过生产要素结构与资本构成的合一, 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但与这个抽象结构相连接的具体形式却未能有效进入规划。马克思运用从生产条件到资本的结构, 将自然的视角直接写入历史的视角, 使资本概念牢牢确立于历史视界。那种企图将生产要素直接塞进这个结构 (即形成生产条件——生产要素——资本) 的想法, 要么导致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同义反复, 要么导致生产要素与资本本身的同义反复。生产要素的出发点只有是劳动, 才能真正将自身的规定从本体论的构造中引申出来。这既意味着生产要素同时将生产条件复合在自己内部, 也意味着生产要素在规定上成为能够真正达成生产条件二重性态的理解结构的途径。也就是说, 在劳动的社会本体论规划中, 劳动——生产要素——资本的实践之路将被锚定, 达成的是抽象性研究与具体性研究的有机统一。因为前者只是关于生产方式彼此更替的研究, 形成的是历史认识论上的确定性理论框架;而在后者这里, 方法论作为实践的元素被规划入这个框架, 从而填充了历史与科学之间的空白地带, 理论框架进一步充实为科学理论框架。这里, 科学工作是历史工作的前提与基础, 历史工作通过与以特定生产类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工作的有机统一, 形成了理论框架的科学规划, 而非单纯的历史理论。此时, 方法论也就内嵌于历史工作之中, 物象化语言得以被控制。然而, 这一过程所用的是主体自身的力量, 也是认识重新投放在实践过程中的结果, 而不仅仅是理论反思的结果。
四、生产要素社会构图: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
生产要素是一种社会实体形式, 但它服从历史规划。这里, 哲学使命让位于历史使命。这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认识的三大形态理论。从人的依赖关系出发的是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复合规定,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定, 马克思称之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二大形态。这一发展阶段或历史形态的特征是:首先,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其次, “个人……受抽象统治……但是, 抽象或观念, 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再次, “资本……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最后, “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 “因此, 资本的趋势是 (1) 不断扩大流通范围; (2) 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换言之, “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2]对此, 米克宣称, 就马克思的工作而言, “在《资本论》里所要分析的不是全部人类历史, 而是包括资本主义阶段在内的广泛的商品生产体系的发展。”[3]以至梅扎罗斯声明:“马克思分析的毋庸置疑的严密性 (来源于他的范畴体系的有机联系) , 并不是一种‘理论实践’的形式上的特点, 而是他改变整个社会客观结构形式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 范畴并不是无时间性的哲学形式, 而是存在形式, 它凝聚了对社会的基本关系与规定的反映结果。准确地规定任何既定社会的理论特点的东西是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客观范畴的特殊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 尽管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许多范畴起源于不同的土壤, 而且其中的一些范畴也一定会发展成为后资本主义的形式, 但是……它们一起证明了资本主义形态的历史特殊性。一些范畴用来跨越不同社会形式的边界的方法, 展现了历史与超历史的客观逻辑……在马克思看来, 强调这些联系与规定有助于在理论上阐明社会进程的历史动力以及所有相关因素的客观结构特点, 这些相关因素共同构成了对所有范畴加以浓缩与反映的真实基础。”[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乐于将马克思关于历史研究的理论预见仅仅视为一种精妙的历史直观, 但马克思却明确地表明了自己客观的历史态度。马克思指出,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 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 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 从资本方面来说, 则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占有, ——就这一点来说, 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的, 而不单是想象的, 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 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 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 决不是生产的某种绝对必然性, 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 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的 (内在的) 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5]
这样, 可以整体考虑两种生产要素 (生产要素以P表征) 的生产——分配合一性的模型构造关系。以物质资本构图关系为例:W=W (P (L) ) =c+v+m=W (X, Y) =W0+XXYY。式中, X为主体类要素的社会量值, Y为客体类要素的社会量值, W0为生产要素的社会货币保留值7, x、y为要素对应的社会分配率, 其由资本关系的分配规律决定。方便起见, 如果让作为社会实体规定的W0、c在数值上相等, 那么x在数值上对应为v/ (v+m) , y在数值上对应为m/ (v+m) 。此时, 商品价值构成为:W=c+x (v+m) +y (v+m)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 在他们看来, 劳动的社会权力对象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弃, 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劳动, 生产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 这些物的要素就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 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生产自身的财产, 即有机的社会躯体。使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生产过程中, 在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条件, 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有客观的条件, 也有主观的条件, 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不同形式。”马克思指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是极端荒谬的:‘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财富的分配却不是这样。这种分配仅仅取决于人类制度。’”而实际上,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的同一些规律, 而且两者都在变化, 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 一般说来, 只不过是一个过程的各个要素。”因此, “如果把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 那么, 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 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 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 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 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 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 机器的分配, 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 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 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5]
因此, 在人力资本规定——核心规定是对物质资本的“生产超越”以及对资本物象化关系的实践挣脱——引入关于历史过程的分析的条件下, 生产和分配的社会映射关系移转为:W=W (P (L) ) =c+v+h+m1+m2=W (X, Y, Z) =W0+XXYYZZ。式中, Z代表具有人力资本规定性的生产要素的社会量值, z为其社会分配率, h代表对人力资本进行社会预付的价值额。由于人力资本分配功能的优先性, 8客体 (物质) 要素分裂为:客体要素I和客体要素II。客体要素I是不含或局部含有知识资料规定的一般物质要素, 客体要素II是具有知识资料规定的特殊物质要素。这样, 生产要素结构既可以直接表达为:主体要素+客体要素I, 即社会劳务+一般物质要素;也可以直接表达为:主体要素+客体要素II, 即社会劳务+特殊物质要素。当然, 更可能是两者某种程度上的混合形式, 即一般意义的社会劳务+社会物质要素。形式上, x、y、z的数值应分别记作:v/ (v+m) 、m1/ (v+m) 、m2/ (v+m)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存在着事实的社会博弈的剩余变量, 设定为, 落在由客体要素II的社会分配率所决定的剩余区间内。9因此, 商品价值构成的真实形成关系应刻画为:W=c+v+h+ (m1-△) + (m2+△) 。式中, m1-△、m2+△代表由物质资本要素结构、人力资本要素结构的社会分配率所决定的实际社会剩余量。在这个模型中, Y和Z共同形成事实上的客体要素II。而当恰好等于m2的负值时, 社会的知识资料全部包含在客体要素II中, 或者说这时的Y只相当于客体要素I。这表明人力资本作为一种宏观变量, 其实是不存在的, 其只是充当微观生产体系的机动灵活的治理参数而已。同样, h只是表现为关于特殊固定资本 (它隶属于c) 的社会预付。
五、生产要素模型及若干重大问题的初步探讨
模型是对理论的进一步构图, 马克思在其作品中实质性地运用乃至规定了这种分析和表现手段。10但是整体上, 马克思对以纯粹的理论模型尤其数学公式模型作为分析手段, 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11归根结底,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数学公式只能从属于概念公式而存在。因此政治经济学同经验主义乃至形式主义的分界线也就是 (理论) 对象概念和具体‘对象’以及把握具体对象所用的数学公式的分界线。”[7]物象化的预设导致解释学技术成为基本方法论, 其方法论构图是从物化认识到物化认识。这就是物本位分配与物本位生产的对接, 也可称为资产阶级财富分配原理上的欧拉定理。但这只是同义反复逻辑必然导致的逻辑结论。“财富分配原理只能回答财富在物与物之间进行的分配……财富分配原理的逻辑演绎方法, 实际上就是假定分配的客体与分配的主体属于本质上同一的东西, 分配的客体是财富, 分配的主体是财富的物质承担者, 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各种生产要素, 这样才能以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财富为前提, 演绎出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财富分配的逻辑结论。”[8]可见, 按照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 资本是静态的秩序建构, 现存状况被理解为理想秩序, 结果导致与这一虚幻相适应的再生产中介 (物质中介和制度中介) 成为完全与社会无关的东西。如, 撇开神秘化不论,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 资本不仅经常被视为某种物质实体, 而且还被视为一种关系。然而, 黑格尔将这种关系描述为: (1) 绝对逃脱不掉的; (2) 一种慈善性的强制; (3) 必然为一种超个体的主体支配, 鉴于孤立的个人主义因素, 这一支配主体被设想为构成总体化的市民社会的复合体。[9]这就是“资本窒息”, 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利用数学工具制造了将资本伪装为生产要素的普遍化的制度和秩序。数学的妙处此时只在于把事实的粗陋装饰成形式的精致。也就是说, “应用数学只从经验里接纳一些综合命题, 即接受那些通过事物概念而规定了的现实事物关系的命题, 并且只在这个前提上应用它这些公式”, 而“内在的数学, 或所谓纯粹数学, 也并不把时间作为时间而与空间对峙起来, 并不当作它自己的第二种研究题材”, 说到底, “数学以这种有缺陷的知识的自明性而自豪, 并且以此而向哲学骄傲”, “这种数学认识是一种外在的行动, 它把自身运动着的东西降低为材料, 以便以之为自己的一种不相干的、外在的、无生命的内容。”[10]
走出逻辑平面迷宫的出路是恢复历史的规定性。经济学模型的构造只能以历史规定性为尺度。这就产生了实践模型的三个层次:逻辑模型、数学模型、计量模型。前两者是理论模型的合成, 逻辑模型是核心构造, 数学模型是其辅助表达和外围形态构造。所谓逻辑模型是历史方法论的构图, 是历史方法本体在逻辑形态和分析形式上的表现。在此基础上, 后两者的合成成为一般所言的应用模型, 即通过将历史模式进一步摄入实践模式, 从而在历史与实践的统一中彻底实现历史——存在的合一性认知结构。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跳过了逻辑模型, 直接使用数学模型, 并由此发展为数学物理学。卢卡奇谈到:“这种观点已经支配了实证主义……物理学的数学化越来越广泛……列宁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列宁说:‘……数学的抽象虚构似乎在物理的实在和数学家们为理解关于这个实在的科学而使用的方法之间设置了一重障碍……物理学的危机在于数学精神征服了物理学……于是形式物理学即数学物理学的时期开始了;这种物理学成为纯粹数学的物理学了, 它已不是物理学的一个门类, 而是数学的一个门类。’……这种方法……强有力地成为彻底发展的实证主义, 即今天的新实证主义的中心……借助于这种方法……数学‘语言’不仅仅是达到对物理现实 (即物理的存在的自在的存在) 的物理解释的最精确的辅助手段, 最重要的中介, 而且是对人来说的重要现象的最终的、纯粹思想上的‘语义学’的表述, 这种表述可以在实际上无限制地运用于现象。此外, 根据这一理论, 对自在存在问题的提出从科学上讲没有什么意义。科学同这些问题——同本体论的问题——的关系完全是中立的。它不考虑任何‘传统’观点对它们的本体论的特性的看法而使用从经验上把握现象的语义学的正确表述。作为‘或然率极高的’数学形式最简单的‘最精巧的’表述的假说表达了所有需要科学成为对在任何发展阶段上的事实进行操纵的要求。这种概念普遍化为一种‘世界图像’, 完全是在科学领域之外。”[11]
避免对生产要素进行平面化设计的结构概念无疑是生产要素结构。马克思没有在一般意义上讨论这个概念。一般而言, 资本规定既是一定生产要素结构的生成结果, 同时又对该结构进行新的设计。资本总的来说是对生产要素结构的特殊的社会总揽, 因而这里孕育着资本总的发生学。而劳动价值论对生产要素的分析无疑提供了这种研究上的优先权, 使逻辑模型在模型构造上具有优先性。目前, 这一有效的分析进路并没有被扩展, 还停留在关于劳动过程——生产方式的认识中。在该图式中, 劳动过程先以具体劳动和物质生产方式直接展示出来, 达成物理性态的构图, 最后以抽象劳动和社会生产方式的形态展示出来, 达成社会性态的构图。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二重性原理所说明的基本情况。其中间地带是生产要素规定的“活动范围”, 在中介模式上, 它恰恰构成关于生产本身的历史成长的分析。所以生产要素规定既是历史范畴, 而又在结构中被锁定。这就是生产要素的特殊逻辑模型构造, 可表述为:L (A, Pm) →P (L (A, Pm) ) →W (P (L) ) 。具体劳动过程即L (A, Pm) 是一个历史地逐步发展的过程, 而抽象劳动则是这个过程的“产物”。所谓价值形成不过是社会的抽象劳动过程, 即W (L) 。劳动二重性正是通过跨越物理性态与社会性态, 将方法论真正建构在生成论之上, 实现唯物史观和发生学方法的交融。西方经济学生产要素理论试图覆盖的认识对象也恰恰是社会性态, 但其局限在物理性态的认识领域, 认识高度只是生产条件的内部结构, 即由其二重性态的技术物理性态方面, 发展到社会物理性态方面。这就将技术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局限在物理性态领域和思想操作中。而由劳动二重性揭示的技术和社会的交互作用包括发生学意义上的作用的全过程。因此, 物理性态与社会性态不仅从认识层面上对应, 更是实际作用的发生过程。如, 生产要素中社会劳务、社会物质、社会知识三个基本的构件就是与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的物理性态构图紧密相关的构造。
首先, 劳动者的活动集合可以历史地归纳为:A (A0, A1, A2) , 其中A0为非智力型劳动力活动, A1为常规性智力型劳动力活动, A2为非常规性智力型劳动力活动。其在历史上总的物理演化轨迹是:A (A0) →A (A0) +A (A1, A2) →A (A0, A1) +A (A2) →A (A0, A1, A2) 。这与生产要素基本构件的历史发生学在认识论上是直接对应的, 即劳动类型越来越智能化。同时, 劳动者类型的历史定格又是与历史生产方式的社会定格共生或共同演化的。这导致特殊的劳动者的物理性态会产生A (A0) +A (A1, A2) →A (A0, A1) →A (A0, A1) +A (A2) 这样的演化系列。这一演化过程意味着:“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 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 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这导致“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 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 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 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2]其次, 生产资料的活动集合可以对应归纳为:Pm (Pm0, Pm1, Pm2) , 其中Pm0为自然形成的实物资料财产形式, Pm1为社会形成的实物资料财产形式, Pm2为知识资料财产形式。其在历史上总的物理演化轨迹同样是:Pm (Pm0) →Pm (Pm0) +Pm (Pm1, Pm2) →Pm (Pm0, Pm1) +Pm (Pm2) →Pm (Pm0, Pm1, Pm2) 。对应地, 同样可以形成Pm (Pm0) +Pm (Pm1, Pm2) →Pm (Pm0, Pm1) →Pm (Pm0, Pm1) +Pm (Pm2) 这样的演化系列。这里产生的特殊情形是Pm (Pm0, Pm1 (A2, Pm2) ) 。这就是马克思说的, “资本在其真正发展中使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 然而是这样的结合: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 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 而是存在于机器中, 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发生作用的工厂里。”最后, 劳动者的活动总集就可历史地刻画为:
L(A˜i‚Pmi)∪L(Ai‚P˜mi)∪L(A˜i‚P˜mi)‚(i=0‚1‚2)L(A˜i‚Ρmi)∪L(Ai‚Ρ˜mi)∪L(A˜i‚Ρ˜mi)‚(i=0‚1‚2)。式中, “~”表示特殊历史权力 (凭证) 或特定的社会权威因子, 它的历史演化和社会漂移形成了一种动态的演化——博弈结构, 同时承载了生产要素结构的特定“发生”。这些分析表明, “正像各种不同的地质层系相继更迭一样,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形成上, 不应该相信各个时期是突然出现的, 相互截然分开的……在这里, 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条件, 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每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13]
这种分析效果正是由劳动价值论达成的。但这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认为马克思经济学与劳动价值论实际是同义词和理论等价物。如, 埃尔斯特认为, “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率的形成。劳动是交换价值和利润的源泉这种主张, 也未能逃脱一种批判的检验……此外, 坚信劳动价值论使得马克思接受了对资本拜物教的一种无效解释……尽管马克思有一种经济学理论, 但他是否也在各种经济学模型中创造了它则不甚明了。这涉及审慎地运用各种简化的量化的假定——以现实主义为代价而达到精确性……马克思完全意识到了这些优点, 虽然他的黑格尔式的素养有时使他误入歧途, 他尝试为其主要论断提供代数的与算术的证明表明, 他认识到了数学在这一方面的力量, 虽然在今天看来他的努力显得笨拙。与黑格尔不同, 他没有把数学归类为‘知性’这个平庸的层面, 即把它和‘理性’对立起来。他也没有和恩格斯一道试图使数学成为一门神秘的‘辩证的’科学……马克思常常提到经济生活中‘现象’和‘本质’之间的一种区分……马克思在根本上完全误解了黑格尔……这就是马克思认识劳动价值和价格之间关系的方式……黑格尔关于现象与本质的理论……是正确的。它认为, 本质是相互关联的现象的总体, 而非某种‘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东西, 以及一种不同的本体论秩序。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是经济学中对部分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关系的分析……劳动价值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先于价格。因此, 马克思的理论应该被放弃, 因为它是错误的, 而不是因为它是建立在对黑格尔的误解之上。”然而, “这种误解是驱使他坚持劳动价值论的第一性的一个重要原因……。”[14]
归根结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应继续被动地接受埃尔斯特式的批评, 而应在逻辑模型的寻求中解决马克思的如下命题:“资本, 土地, 劳动!”“在这个公式中第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是:在资本旁边, 在一个生产要素的属于一定生产方式、属于社会生产过程一定历史形态的这个形式旁边, 在一个与一定社会形式结合在一起、并且表现在这个社会形式上的生产要素旁边, 一方面直接排上土地, 另一方面直接排上劳动, 即直接排上现实劳动过程的两个要素, 而这二者在这种物质形式上, 是一切生产方式共同具有的, 是每一个生产过程的物质要素, 而与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无关。”[15]既然资本仍旧是普遍异化的社会要素的伪装形式, 那么在卢卡奇的“第二自然”中, 资本制度的构成与第二序列中介 (作为与再生产的物质中介相对的制度中介) 的出现显然是同一的。由此, 资本实现了全球统治的秩序扩张。可见, 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 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 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 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 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6]这种彻底当然包含了方法论的彻底性, 出路是真正走入历史和社会域, 使中介问题获得彻底的实践性解决。因此, 生产要素理论构造的彻底性仅仅在于, 从方法论实践角度充当劳动价值理解结构的行动执行者, 决不是它的反对者, 也不应是那种从它的相反方向提供庸俗辩护词的某种教义的守护者。
参考文献
[1] 许光伟.马克思经济学原生地考察——兼评“1857-1858年手稿”的学科性质[J].江汉论坛, 2012, (1) .
[2][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104-391, 459-470.
[3]米克.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170.
[4] 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下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596-597.
[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360-361, 361-362.
[7]阿尔都塞, 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213.
[8]赵玉琳.中国市场经济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243.
[9]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上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47.
[10]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28-30.
[11]卢卡奇.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上卷) [M].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3:394-39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7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472.
[14]埃尔斯特.理解马克思[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117-122.
[15] 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922-924.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9.
注释
1 马克思区分了生产条件的二重性态。波兰尼写道:马克思在一种更为宽广的意义上运用“生产的物质条件”范畴, 它包括资本所有权和土地所有权, 这是因为马克思确认的是三种而不是两种生产条件——波兰尼只使用“劳动 (力) 与土地”的生产条件范畴。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力称为生产的个人条件, 土地被视为自然条件或外在的物质条件, 物质性的基础结构即“交通与运输的设施”则被视为公共的、一般性的条件。 (参见: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230页)
2 他们所要说的是, “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 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 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 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1-5页) 这是对生产进行一般理解的结果, 即生产只是创造或改造自然产品的物质过程, 受到一般规律的支配。这就导致“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 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 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 就是说, 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 第266页)
3 归根结底,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 是存在的, 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 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3-6页)
4 “在这方面, 一个重要的事例是‘一般生产’问题。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 马克思必须反对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试图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与一般生产同义的企图。他们的论证通过宣称资本与生产设备具有统一性, 以及回避或将问题引向对资本本身起源的讨论而展开的。在反对‘生产的历史关系永恒化’的过程中, 重点必须坚定不移地放在社会 (经济) 进程的特质上, 坚持认为‘不存在一般生产’, 以便彻底削减自由立场的意识形态利益。” (参见: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 (下卷)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第528页)
5 技术条件、社会条件不是二重性的两方面构造, 不能将物理资产的二重性态构造同对象本身的二重性质混为一谈。一般而言, 技术条件沿着“物理场” (物质技术结构) 行进, 达成的形态即马克思曾加以说明的劳动分工体系的自然构造:“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 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 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 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 发展成社会分工。”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 (第一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56页) 而社会条件则沿着“社会场” (社会实在的生产结构) 行进, 形成了马克思提及的生产工艺学的自然构造:“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二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年, 第4页) 前者是劳动的自我塑形和关系构造, 后者则是生产的自我塑形和关系构造。
6 首先, “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 也就是说, 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 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因此, 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 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其次, “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 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 那么, 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 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而“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 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 变易的运动。”与之相反,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 (而不是历史的) 生产形式……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 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因此“证明他们用心不良, 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换一句话说, 通过将所有权宣布为一般规律, 也就根本否认了“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即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转变来的……。”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年, 第457-469页)
7 很显然, 这里应假定生产要素总是以货币的形态加以预付。同时, 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 并且实际上, 它只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 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 (第三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398页)
8 (10) 佛利阶 (Foley) 认为, “马克思把理论视作一个复杂、有序的关于抽象范畴的结构, 以其作为理解世界的途径。理论本身是充满矛盾的实体, 这是由于它包含着自我转化的种子, 包含着诸多的潜在不一致性, 从而不断导向新的理解。从另一方面来说, 模型是理论的表征, 可以将一些矛盾因素加以忽略——这在思想的数学表达上是经常允许的。这样, 模型就只是理论的代表, 而不是关于真实本身的代表。每一个理论都能生成众多模型, 这些模型或许均要求代表理论的某一方面特征, 但不会有任何一个模型能与理论本身同一。事实上, 也没有任何模型能够与它所代表的理论精确地一致, 因为它抑制或消除了理论中的真实因素。这一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实践形成鲜明对照:在那里, 主要工作是探究抽象模型的各种属性, 这导致模型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常成为讨论的中心话题。” (Foley, Dincan.1986: Understanding capital: Marx‘s economic theory.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10)
9 (11) 罗默的观点无疑加深了人们对这一态度的理解:“‘数学’, 或者说模型, 不能反映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所有内涵;模型必然只是理论的特定构图, 并且人们也不会短视地相信不会存在其他构图。然而, 这不能成为不去尝试通过数学来理解理论的理由;相同理论不同的彼此冲突的建模过程, 恰恰是将之聚焦于理论灰暗地带的过程。” (Roemer, John. 1981: Analytical Foundation of Marxian Economic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
10 (8) 与历史中的资本规定性 (物质资本) 由生产逐步转向分配恰恰相反, 人力资本由分配上的特殊性逐步转向特殊生产的规定性。
11 (9) 对人力资本而言, 社会博弈剩余变量是一个可被社会剥夺的变量参数, 它冲减Z的事实存在性, 使知识资料规定一定程度上处于一般历史规定与特殊历史规定之间。
关键词
简介： 许光伟
收稿日期：2012-06-08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马克思企业理论的创造性转化研究” (编号:11BJL009);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论思想与发展方向” (编号:11YJAZH067) 的成果
他山之石
刘永佶:劳动者是经济主体，不是“生产要素”或“资源” -
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09/09/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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