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了，它不是在和风细雨、温良恭俭让的历史环境中诞生的。
事实上，在其诞生之前，就已经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以及是否需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剧烈争论。
我们都知道，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孕育了理论基础和干部基础，但是事实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过程中，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阵营里，也逐渐发生了分化，而围绕这种分化展开的最核心的争论，就是要不要马克思主义，以什么主义来改造中国社会的争论。
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经在五四运动初期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他们不愿意看到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了马克思主义运动。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劝说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并嘲讽“空谈好听的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
胡适反对人们谈论各种主义，实际上是在这种说法下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改良主义，宣扬中国不需要经过革命就能解决他所说的一个个“实际问题”。
他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不承认事实上正是因为存在着阶级斗争的事实，所以才有了阶级斗争的理论。
他后来自己承认，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要被马克思、列宁“牵着鼻子走”——《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
针对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同志随即于1919年8月撰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了批驳。
李大钊声明：“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克主义的”；“布尔扎维克主义的流行，实在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我们应该研究他，介绍他，把他的实象昭布在人类社会”。
他指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并不矛盾，一方面研究问题必须要有主义作为指导。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因此谈论主义是必要的。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没有解决的希望。
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针对胡适反对“根本解决”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阐明了中国问题必须从根本上寻求解决的革命主张。
他指出：“经济问题的解决，要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庭制度问题，子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一并解决。”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生机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的希望”。
针对胡适反对阶级斗争的观点，李大钊强调：“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内容，要解决经济问题，就必须要进行阶级斗争，进行革命；如果不重视阶级斗争，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这场胡适与李大钊的争论，实际上是一次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不需要社会革命的争论，背后的本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理论与刚刚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理论的一场争论。
而随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史，革命和斗争史，恰恰就是通过实践去验证哪个理论才是正确的，哪个理论才是更符合中国实际的历史。
二、
在李大钊同志与胡适关于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之后，在马克思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间，还发生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论。
1920年，张东荪在陪同来华讲学的英国哲学家罗素的过程中，发表了文章，宣传罗素的主张：“暂不主张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开发中国资源，发展实业经济”，认为只有实业才可以拯救中国。
其实他们这个观点，就是当时买办阶级的热衷观点，所谓的发展实业，在当时的情况和国情下，就是发展帝国主义买办实业，发展帝国主义掠夺经济。
著名学者梁启超先生，也撰文表示支持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大多数人民无知识，“绝对不能建立劳动阶级的国家”，也不可能建立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只能是“冷静研究”，连宣传“亦可少做”，否则就是制造“伪劳农革命”。
与胡适不同，他们并不否认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压迫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但他们认为中国唯一的病症就是穷，救治的办法就是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发展实业。
张东荪和梁启超关于发展实业的主张，虽然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经济思想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不明白，在一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制度下，在买办经济控制了国家经济命脉的情况下，你指望发展实业完全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为此，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发表文章给予驳斥，他们指出：中国必须发展实业，但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出路在于社会主义。
“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
这场争论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从本质上说，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论。
虽然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第二步才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资本主义，但是自从那时候起，走社会主义道路，并最终将目标定为实现共产主义，就成了共产党人孜孜不倦，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为之奋斗的目标。
即使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举行和平谈判，希望成立一个由各阶级联合起来的联合政府，但是毛泽东同志也时刻没有忘记提醒大家，我们的未来总是要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这是共产党人的终身信仰。
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悬着为现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这样两个明确的目标，而不顾那些共产主义敌人的无知的和卑劣的敌视、污蔑、谩骂或讥笑；对于这些，我们必须给以坚决的排击。对于那些善意的怀疑者，则不是给以排击而是给以善意的和耐心的解释。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一百周年了，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
当时的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之下，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
在共产党诞生之前，维新变法、改良主义、实业救国、辛亥革命统统都试过了，可是它们根本无力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这里面最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那些办法没有一个是联合无产阶级、联合人民群众的。
那些在共产党之前组织起来的团体、政党、政权，没有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工农群众的政权。
而共产党的成立，是因为那些办法都试过了，在反复的比较和验证中，才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才终于明白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力，于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而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恰恰证明了，确实只有人民群众才是推动历史的根本动力。
共产党的胜利，取得的成功，本质上不是一党一派的成功，而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功。
今天的党史教育里，不断的提到不忘初心，这是因为共产党的初心已经被历史证明了，它是正确的。
这里面初心包含着很多内容，比如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比如紧密联系群众，比如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比如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等等。
但是总结起来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
“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的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毛选第三卷，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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