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财政亏空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在国产剧里评分很高，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部剧。喜欢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它反映历史，事实上“改稻为桑”这事本身是编剧虚构出来的。但这完全不影响它是一部好剧，好就好在它里面所讲的矛盾、政策、权力、党争，都是围绕着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展开的。
现在的很多剧，好像大家都不用考虑吃饭，不用考虑经济问题，剧里的人每天净为了些舞文弄墨、争风吃醋的破事斗得不可开交。即使讲点政治斗争，也因为脱离了生产实践，而显得极其幼稚。
言归正传，回到这部剧里“改稻为桑”的问题上来，为什么这样一项看起来“上利国家，下利人民”的政策，在嘉靖亲自下令实施，多方势力极力推动的情况下，最后仍然走成了一步死棋？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从这项政策的诞生源头开始。
为什么一开始会有这个“改稻为桑”的国策？
原因很简单：财政亏空。
不要以为财政亏空只是引起“改稻为桑”的原因，事实上它与改稻为桑的失败本身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一点，我们后面再细细地讲。
大明为什么会有财政亏空？
核心原因有两个：
一是底层生产不足。
封建社会个体经济容易破产，但凡遇上点天灾人祸，百姓就活不下去。而官僚地主，则可以趁火打劫，以低价贱买农民的土地。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变成奴隶或佃户，靠给地主种地或是租种地主的土地艰难维持生计。这样一来，农民大半劳动成果被地主拿走，剥削很严重，这种高强度的剥削之下，农民自己想要搞点扩大再生产，比如开点荒，置办点农具，买几头耕牛啥的都很难实现。封建社会，农民就是最核心的生产力，他们得不到发展，生产又怎么可能得到发展。土地兼并越厉害，农民就越苦，生产力就越不发展。生产力不发展，财政又怎么可能好起来呢？农民种不出那么多粮食，如何承担那么多赋税呢？
更不要说农民手里能有点余粮、余钱啥的，可以去市场换点或是买点东西了。农民太穷，商品没有市场，所以资本主义也很难自己发展起来。即使萌芽出一点商品经济，也都是些瓷器、古玩、丝绸之类的东西，只有官僚地主阶级消费得起。
生产不足，缴纳的税赋少了，财政就容易陷入困难。
二是上层贪墨挥霍无度。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第一集就开始算账，算亏空的账。去年一年，兵部修战船亏空300万两，工部修河堤亏空250万两，嘉靖修宫殿亏空400万两，这些都是大头，其他开支用度一算，全年超支1400万两。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呢？是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清楚，这些亏空里面有大量的银子都流进了官僚群体的私囊。而银子流进私囊的过程，又统统是在正当用途的旗号下进行的。谁能说修战船没有必要，谁又能说修河堤没有必要，即使给嘉靖修一座宫殿，那也是光明正大在搞。但奈何“光明正大”与私下搞钱绑定在了一起，事情就难办了。它形成了一个体系，任何事情只要经过这个体系运转一遍，都得先被扒一层皮才能办成。这个官僚体系里面，除了从财政收入上搞钱之外，最方便也最有利的渠道，其实是通过财政支出来搞钱。因为从财政收入上搞，太明目张胆，容易暴露，但是从财政支出里面搞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些支出很多都可以打着为民生的旗号来进行，比如里面修河堤，造战舰，哪一项不是为了人民。有这个旗号做掩护，一俊遮白丑，搞起钱来自然就安全方便多了。
嘉靖修一座宫殿耗费了700万两，下面一品二品大员，给自己建一座宅子，花个几十万两不过分吧。没有这些亏空，小阁老的宅子和9个老婆自然也就没有着落。
财政亏空，国库没钱，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手里没把米，叫鸡都不来。即使嘉靖的宫殿不修了，小阁老的老婆不要了，其他各种公共开支也难以缩减。底层官吏的薪饷要发，沿海抗倭的军饷要发，这些都没法缩减。
怎么办？
在这种背景下，嘉靖与内阁一起搞出了一个“改稻为桑”的办法。
二、
改稻为桑
从改稻为桑的逻辑链条来看，这个政策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的丝绸有海外市场，国内一匹丝绸卖6两银子，出口到西洋就能卖15两，中间差价都有9两。这里咱就不考虑航运成本、出口风险、贸易战之类的东西了。总之，这剧的设定是海外市场能消化50万匹丝绸，咱就按这个设定来。
50万匹丝绸，就能比以前多赚450万两。嘉靖去年修完了宫殿，今年也就不会再修了，这又减少了一笔700万两的专项债支出。所以，只要改稻为桑搞成了，就能大大弥补财政亏空。
这个想法是没问题的，既然在原有的个体小农生产力的基础上，已经不能再增加赋税，那就搞点丝绸这类当时的“新质生产力”，然后出口赚外汇，借以弥补财政亏空。要是搞得好的话，还能吃到技术红利，甚至还客观上为资本主义式的规模化生产创造了条件。这事怎么看都没有坏处。
可是要多搞丝绸，就要多产桑叶，多种桑苗。所以严嵩提出把浙江一半的农田改为桑田。
于是问题就来了，个体小农基础上的生产力十分落后，一年产的粮食也就勉强糊口。你把他们的土地都改种桑苗了，那农民吃什么呢？
严嵩又提出了解决办法，种桑树的经济效益比种粮食相对高，农民可以把种桑树的收益拿到米行上换取粮食，按正常市价，比自己种粮食还能多结余点。农民虽然没什么余粮，但是地主、米商手里有啊。只要丝绸有市场，农民种桑树的收益得到保证，那逻辑上就没什么问题。
在这个政策里，国库可以在6两一匹的基础上，再额外多赚9两的差价。50万匹凑齐的话，就额外多赚450万两；丝绸商虽然没赚到这个差价，但只要有市场，能多产丝绸，即使他们只能按照原来6两的价格出售，也是赚的；农民种桑树的经济效益高于种粮食，哪怕多结余一点也是结余，看起来至少不吃亏。
这事是嘉靖急于推动的，严党也指望着办成这事来堵清流们的嘴，下面的一众官员，想着可以从中捞取油水，商人代表们能扩大市场多产丝绸多赚钱。即使清流派在后面使点绊子，也绝不可能凭他们的力量就能阻止这样的国策。
所以当杭州知府马宁远在推动改稻为桑政策，受到农民阻碍的时候，就发出了灵魂拷问：“改稻为桑是国策，上利国家，下利百姓，天大的好事，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
想了半天想不到农民反对的原因，于是他只能得出一个答案：一定是有倭寇这样的境外势力煽动民众，对抗大明国策。所以他把带头闹事的齐大柱给抓了起来，罪名是通倭。
大家不要觉得好笑，如果不是胡宗宪保下来了，那几个带头闹事的村民，当晚就得被就地正法。
那这里面的问题到底出在哪？村民为什么一开始就反对改稻为桑？
原因很简单：虽然村民们不了解什么是国策，也不清楚里面有些什么猫腻，但是他们很了解常年骑在他们头上的官僚和地主。
一旦他们把秧苗拔掉，改种桑苗，秋收以后就没饭吃，而这时候的桑树嫩叶还换不到粮食。这也是小农生产的严重弊端，生产力落后，地主盘剥又严重，多数农民家里没有余粮，都指望着当年那点收成吃饭。所以历朝历代对土地上改种经济作物都慎之又慎。
尽管官府承诺从官仓里面借给他们粮食，等他们的桑苗长成了以后再还回来。但到时候官府借不出来粮食怎么办？饿着肚子的农民能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时候地主、官商们趁着农民饿肚子，低价贱买农民土地，那农民是卖还是不卖？农民土地一卖，以后不更是任人宰割吗？
事实证明农民的想法完全是正确的。胡宗宪当晚一问官府调了多少粮来改稻为桑，结果是其他省份调不出来，米商也不愿借粮。如果真照原来那么去改，秋收以后农民就吃不上饭，到时候要么出反民，要么大片土地被兼并。
为什么其他省份不愿意借，当地米商也不愿意借？
当地米商不愿意借很容易想明白。一旦农民秋收后没有粮吃，他们就可以囤积居奇卖高价，甚至可以趁机贱买土地。这发财的机会他为啥不要？更何况，米商把粮食借给官府，中间也存在诸多变数，万一官府还不上，米商又能去找谁？你贪图官府那点利息，人家搞不好要吃你的本金。
其他省份自然也有同样的顾虑，你借了不还咋办？此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原因，清流派不希望改稻为桑成功，想借这个机会扳倒严党。因此给邻省打招呼了，后面赵贞吉不借粮就有这个原因。
但是如果问题只停留在这里，那么改稻为桑就还不是死棋，就还有机会……
三、
事缓则圆？
对于一个封建专制体制来说，虽然民众的民主权力很有限，但这种体制也不是全无好处。至少它在对地方的掌控，皇权意志的贯彻等体现集中优势的方面，都相对更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专制体制也一样，在某些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域，某些需要集中管控的领域，这种集中就会更有优势。但是因为专制、监督环节薄弱，由此带来的缺点也很明显。
封建专制下，嘉靖想要实现邻省调粮，严禁米商抬价，甚至强令米行借粮，都是行得通的。这一点，从胡宗宪延缓改稻为桑的计划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晰。他给嘉靖上奏折，让皇上下令从邻省调粮，又用浙江官府的名义强令从米行借粮，并不准米商抬价，违者以囤积居奇治罪。从胡宗宪这一系列操作看，借到粮食，保证改稻为桑的农民秋后有粮，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把方案设计得再人性化一点，先把借来的粮发给农民，然后再由官方秋后按市价收购桑农的桑叶或生丝，如未能按市价收购，则农民所借之粮无需偿还。这样一来，地还是农民的，农民改稻为桑零风险，还能增加收益，推行起来农民自然不会反对了。
只不过那么搞，速度就慢得多了，只能借一点粮，改一点地。想要一年完成50万匹的任务自然是不可能，不过好歹也是一个办法。
但是按胡宗宪这个搞法，官僚和地主想要兼并土地的愿望就落空了，不但兼并土地的愿望落空，压榨桑农的希望也随之落空。因为如果土地在地主手里，他可以把桑叶价格压到很低，他可以雇佣农民来干活，而且能做到统一耕种，统一收购，反正都是自己的，还需要跟农民讨价还价吗？当然不需要。
可是如果土地还是农民的，农民手里又有了粮，这事情就不好办了。大户想收购，收购价格和收购成本都要增加，尤其是收购价格。即使你提前约定一个市价，但是农民仍然有可能拿这个价格和其他作坊比价。总之那么一搞，不确定性就从农民身上转移到了大户身上。
杨金水、郑必昌、何茂才等一干人既不想等那么久，更不想给农民让利，各个都急着借改稻为桑的国策搞政绩，捞钱，于是便有了联合商人大户沈一石，指使杭州知府马宁远毁堤淹田的丧心病狂之举。
他们原本以为把河堤炸了，把田淹了，老百姓又没了粮食，他们就可以趁机用低价买田，淹田的事到时候给上面报个天灾糊弄过去也就是了。大户买了田，种上桑苗，改稻为桑这事也就顺理成章的办成了。然而这么一干，又容易制造出一批反民。那时内有民变，外有倭寇，浙江又是纳税大户，一乱起来，就不是改稻为桑那点收入能弥补得了的了，更何况这还动摇大明的根基。
很多人看到这里，就很容易认为，改稻为桑这事儿全赖这几个丧心病狂的官僚和大户。他们不那么着急，不那么贪，肯缓一点，肯让渡点利益给农民，改稻为桑这事就能成。
按照这个结论，只需要让胡宗宪来全权负责，嘉靖给他撑腰，再来几个像海瑞、王用汲这样的清官，事缓则圆，时间缓上个几年，哪有办不成的事？
胡宗宪一开始是这么想的，海瑞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很多看这部剧的人也是那么想的。
如果这部剧的结论仅仅是这样，那它连一部三流剧都算不上。
《大明王朝1566》这部剧把改稻为桑这事各个环节都说透，说穿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论证改稻为桑这步棋，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是一步死棋。
四、
已经烂了
说郑必昌、何茂才这样的官员贪墨无度，说沈一石这样的官商利欲熏心都没错。但如果以为把他们换掉事情就能解决，那就实在太高看他们了。
之所以有改稻为桑，一开始就是为了补朝廷的亏空，这一点很重要。跟外商谈好了50万匹的生意，为了能年底交货，所以才那么着急把浙江一半的稻田改为桑田。
一匹丝绸国内市场是6两银子，出口海外是15两，中间的差距9两都得用来补亏空。所以，这50万匹丝绸一共可以卖出750万两银子，但其中的450万两都得上缴国库。而国库的亏空是怎么造成的？是整个上层建筑里的官僚体系造成的，而不是具体的某一个人。嘉靖、严党只不过是这个官僚体系里的一个代表罢了。官僚们在这个他们自己构建起来的系统里面，通过一项项国库开支，打着修河堤、修公路、修花园的旗号，在花钱中搞钱，贪墨挥霍。最后的结果必然是私人发了大财，但国库却落下了巨大的亏空。
所以，这450万两的差额，换个角度看，是整个上层建筑的官僚体系要瓜分的利益。而且，还是他们不得不分的利益，否则就补不了亏空，亏空补不了，就会威胁嘉靖的统治，也威胁整个大明的统治。这可不是随便换另一个人来就能解决的。
到这里，问题都还不大。我们上面说了，即使按6两的市价，丝绸商还是有得赚。但是，这一匹丝绸6两的银子里面，作为大户的沈一石又能拿走多少呢？按照后面从沈一石家里抄出来的账本和信件交待：20年里，他一共织了400余万匹丝绸，其中210万匹上缴朝廷，100万匹被各级官员分走，他真正用于维持丝绸行运营的利润，实际上仅仅是90余万匹。换句话说，一匹6两银子里面，他实际上能分到的还不足四分之一，也就是最多1.5两，这还得包括各项成本在里面，他自己还要从这1.5两里面赚钱。
而这次改稻为桑，要新增30万匹丝绸，就需要多有50万亩田地的新增投资，以及新增织机。单说这50万亩田地，即使按照正常灾年30石粮食一亩的价格来买，也需要1500万石粮食。如果是按照丰年40-50石一亩的价格买，则花费更多。郑必昌、何茂才估算过，1000万担粮食就需要大概700万两白银，那么1500万担粮食，就需要1050万两白银。沈一石前半生一共干了20年，能落到他手里的，按营业额算总共才600万两，营业额里还要除去人工、生丝、纺织机等各项成本，他哪来那么多钱买按正常价买田呢？
从后面抄沈一石家的情况来看，他这20年积累下来的资财，就是那180万石粮食，这些粮食折合白银大概126万两左右，加上家里剩下的现银1万多两，一共就是127万两白银。这当然也是一笔很大的钱，但是相对于要执行改稻为桑的花费来说，就远远不够。
即使假设他联合其他织造商凑钱一起买田买织机，一匹丝绸分1.5两，还要除去生丝、人工、织机等成本，那么一年出口50万匹丝绸，到他手的利润能有50万两也就顶天了，事实上还不可能有那么多。如果按照正常价花1050万两去买田，他20年都回不了买田的成本。这事还怎么干得下去呢？更何况，这种利润的生意，他又上哪去找人凑这么多钱呢？
所以，要想改稻为桑，就根本不能按照正常价购买农民的田，得极限压榨，极限兼并。就是按照他说的10石一亩，8石一亩的贱价（这个价格农民很可能要饿死），对沈一石来说，仍然感觉困难。这里面原因是那样的简单透彻：官僚系统吃得太多了，官僚系统吃完，沈一石自己也要吃，最后只能通过极限兼并和极限压榨，把成本转嫁到农民身上。
可以想见，在这之前的20年里，如果沈一石不是和官府的人一起靠着贱买田地，低价收购生丝，极限压榨雇农，把利润建立在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上，织造局可能早就被吃破产了。
所以到这里原因才真正浮出水面，为什么说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是一步死棋，换了谁来都没用，胡宗宪不行，海瑞就更不行了。就是因为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官僚体系里面，利益分配结构已经锁死了。在这个分配体系里面，你不贱价买田，不低价收购生丝，不极限压榨雇农，这事就根本没法干。
然而真那么干了，那么即将出现的另一个局面，就是胡宗宪说的，浙江多出30万个反民。
固然，你换了胡宗宪、海瑞来干，他们是清官，他们可以不拿。但是他们两个清官，能不能制止嘉靖不拿？能不能制止严党不拿？能不能制止各级官僚机构不拿？补国库亏空这事，本身就是在帮着整个官僚系统搞钱，你一两个清官不拿，又能给百姓减轻多少负担呢？
后来郑必昌、何茂才感到危机不远了，哪里还有半分心思放在搞钱上，只想着能保命就不错了。但还是同样的道理，就算他们两个不拿，又怎么改变得了整个织造行业里的利益分配结构呢？
所以，改稻为桑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改不下去，要么改出一堆反民，两者必居其一，根本没有任何所谓的中间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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