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子午
《财经》杂志昨天刊登了一篇社评《提振企业家信心，挖历史旧账之风不可长》：
全文没有提联想二字，但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社评”指向的是最近民众对对联想和柳传志、杨元庆的一系列质疑，这应该算是所谓的“270工程”之后，权威媒体第一个站出来站队表态的吧。
《财经》杂志最初虽是由胡舒立创办，前副主编罗昌平前不久因为侮辱英烈被刑拘了，但这些并不影响杂志的权力背景，甚至正是因为这些背景才曾经网罗过胡舒立、罗昌平这样的媒体界名人。也正因如此，“吓得”司马南赶紧写了篇长微博，搬出《国有资产法》和《刑法》，为自己揭批柳杨的行为辩护，还小心翼翼地指出《财经》的社评编造了领导讲话：
左边黑框是社评擅自加进去的，右边是原话
“编造讲话”想必《财经》也是没胆的，只是在领导的话后面再加一段话，如此“引用”难免（也可能是故意）让人产生误会。
《财经》也号称是专业财经媒体了，然而这篇社评却毫无逻辑和水平可言，通篇都是“拉虎皮做大旗”，拿领导的话吓唬人。且不说原话根本没有所谓“早已尘埃落定”，挖历史旧账会“搅皱一池春水”的意思；就算有，“法治社会”总得讲国法吧？总不能谁的嗓门大谁的来头大，谁说的就是真理吧？
虽然当初倪光南就联想借钱给香港私人老板买下联想国有股份的状告，在20多年前已经有过所谓的“全面调查取证”和“明确结论”：
但是，当年某些人的“明确结论”是不是真的“实事求是”，真的经得起历史检验呢？如果真的经得起，那还怕什么“挖历史旧账”？
2020年上半年，内蒙古对涉煤领域腐败“倒查2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共产党的官，当人民的公仆，拿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去搞权钱交易，这个账总是要算的。”
柳传志也是一个厅级官员，为什么别的领域、别的官员的“旧账”就能查得，柳传志的“旧账”就查不得？一查就成了打击“企业家信心”、“挑动对立”；（“不利于提振企业家信心、不利于最为广泛有效调动全社会积极性能动性，反而会挑动社会矛盾对立情绪，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见社评原文）还要扣上一顶“反对xxxx”的吓唬人的大帽子（“大有对产权改革兴师问罪甚至反攻倒算之势”——见社评原文）。
社评文章一开头又扯什么“共富不是杀富济贫”，然而，民众对柳、杨的质疑是所谓“杀富济贫”吗？
联想的起步靠的是全面所有制的公共财产，联想的崛起靠的是亿万中国人民提供的庞大市场支撑，联想的财富是成千上万联想最基层劳动者共同创造的，换句话说联想的主要财富本来就不是柳杨个人能够创造得出来的。
反而是联想改制过程中，如果确实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化公为私”，对这些问题进行追查，追究某些人的犯罪行为，也根本不是什么“杀富济贫”，顶多算是人民拿回“人民的财产”。
社评文章结尾说，“挖历史旧账”的言行会“妨碍人民群众共同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去”，这种话就更荒唐了。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从来没有要求过“不劳而获”，社会主义讲的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勤劳致富”，那些鲸吞国有资产的蛀虫是“勤劳致富”吗？根本不是，他们只是小偷、强盗！
敢于、善于“挖历史旧账”，恰恰是对小偷、强盗的不义价值观的彻底否定，是对“勤劳致富”、“劳动者最光荣”的肯定。
正义得不到彰显、罪恶得不到惩戒，就会让劳动人民彻底失去对“勤劳致富”口号的信任。社评文章阻止“挖历史旧账”，才是真正的“妨碍人民群众共同投身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去”。
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历史，恰恰说明“挖历史旧账”是极其有利于动员和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这个“挖历史旧账”放到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初期就是“诉苦大会”。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讲到怎样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时说过：
“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292页，2012年版)
正是通过诉苦教育，无数人才认清了贫穷与富裕的根源，认识到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确立了为天下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世界观、人生观，紧密地团结在革命先锋队周围。
电影《小兵张嘎》里有一句经典台词，“别看今天闹得欢，就怕将来拉清单”，“拉清单列旧账”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基本权利，这个权利不是谁赐予的，而是劳动人民通过千百年来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生动书写的。谁要是敢逆这个历史潮流而动，最终将要被人民、被历史所无情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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