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之争的了结
刘金华 2021年12月15日星期三
关于《财经》社评，自12月7日至12日，连写4篇文章批它是挟中央压民众，其矛头暗指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观。
我老了。最后一篇《 <财经> 社评的矛头指向》没有写完，自己就病了，太阳穴胀痛，头晕，只好休息，文章只是提出问题。
休息一天后，上网看到看到了司马南的《柳传志的事会不了了之吗？》和朱大碌的《联想之争实为新老改革派之争》，有些看法与大家交流。
我支持司马南对柳传志的揭批查，认为“阵线分明，大局初定”；至于斗争会有多大成果，要看我们的斗争艺术。
我肯定司马南的斗争策略，但他为其他同类人打包票是缺陷，会迷走方向，束缚住自己。比如抗日战争搞统一战线，可以提“拥蒋抗日”，但按季米特洛夫“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路线，不要刺激国民党，不能再提改造国民党政府的口号，方向迷失了，还束缚住自己。
过去的国营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有几家没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如果除柳传志外，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觉悟都高，那党中央提出“提振企业家的信心”，要民营企业家树立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精神，就是无的放矢，不是“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的习近平改革观，不是“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习近平思想。
五百二12月4日在红歌会发表了篇《联想事件，但愿不是新的“李光满事件”》文。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但赞同他提出的“借此契机，深刻反思市场化改革的来龙去脉与未来的方向，脚踏实地奋斗下去。”同意网友的评论：“如果要深入进去，又必须突破司马南先生预设的框架”。子午的文章的标题《是柳传志的问题，又不全是柳传志的问题》好。柳传志的事会不了了之？如果问题仅限于柳传志，了了又如何？
我支持朱大碌的《联想之争实为新老改革派之争》，只是认为不是“新改派与老改派之争”，而是“老改派”要与“新改派”斗。
“新改派”本是“老改派”的继承和发展。这在习近平的历次讲话里，在党中央刚刚做出的历史决议，都明确了。党中央提出要“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最高法院出来表态不追究“原罪”，都是表明“新改派”是在帮助“老改派”，希望他们与时俱进，根本没有想与“老改派”斗，要整他们的意思。但是，如《财经》社评所说：“造成民营企业家顾虑和担心的因素，除了国际政经层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带来的不确定性，国内发展范式转型、经济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带来的挑战，还有阶段性集中监管带来的共振叠加效应等。除了这些趋势性、结构性和阶段性问题外，民营企业家还深受一些别有用心的社会舆论导向的困扰。”（原文是加粗字，下划线是我加的。这句话的意思，以后分析）他们担心了，要为保护他们的旧的生存环境和发展道路，而抗拒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老改派”要与“新改派”斗，一方面事实朱大碌说的，他们自持“财雄势大，挟洋自重”，另一方面是“新改派”当前首要的是维稳，针锋相对会投鼠忌器，现在不会去激化矛盾，会是采取促帮看方针。
我是这样看联想问题的了结：柳传志“联想的路”走到头了，但要不要追究柳传志，则要看“老改派”顽固地坚持斗呢，还是顺应历史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能提振企业家的信心，树立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精神。
时代不同了。我相信，对柳传志“联想的路”的批判，今天，明德先生、司马南、张捷等为代表的民众斗争，不会像改革之初的杨帆、左大培、韩德强，杨斌、高粱等非主流经济学家那样受到压抑，而会受到肯定、支持。《财经》、《财新》想挟持中央压民众，是徒劳的。我还是那句话，阵线分明，大局初定，至于能取得多大成果，要看中央与民众的斗争艺术。
我想，朱大碌提出的“联想事件催生出两部新法”，是现实可行的最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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