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语：“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还有最可怕的一句：“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中国传统中，崇尚推崇君子之道，君子之风，倘若在修身养性方面，这大抵对我们每个人乃至社会之风之德都是大有益处的。但认为君子劳心，就应该治人；小人劳力，就得治于人；被统治的劳力者，活该被人压榨；统治者劳心，吃你没商量。真可谓“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这样一宣传，那不就是将“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奉为真理，合法化了吗！这样一解释，那不就是将劳心者推为高尚、高贵，而降劳力者贬为低贱、卑微了嘛！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劳心者非得要治人，而劳力者就得治于人？
为什么劳动人民要做牛马，而不劳而获者乐逍遥呢？
在今天我们看来，这是极其不公平的，极其不平等的。但是在千年中国地主阶级占统治地位生活中的人看来，却是正常的，只有极少数被压榨，被剥削的连命都保不住的泥腿子，才可能会偶尔抬起头，反抗一下，大多数都是埋头苦干，为地主阶级产生税赋，因为就像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讲到的：中国历来只有地主阶级的文化而无农民的文化。也就是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劳心者就已经将底层劳动者，也就是劳力者锁死了，将其认知水平牢牢地掌握着，并不断地通过社会文化教育功能，宣传劳动者就是要做牛马，劳心者就是要乐逍遥，且劳动者还要学会感恩劳心者，因为是劳心者让劳力者有了劳的资料和可能。
劳心者中的统治阶级，转而盘剥百姓，不劳而食，其结果就是为官不懂“与民同劳动”的道理，国其亡乎?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样的公式被打破，颠覆，劳力者被彻底唤醒，就是毛主席完成的。毛主席将几千年这样一个不平等，不公平的社会，通过革命，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全方位，分阶段地来彻底实现的。
使得新中国的社会实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干部参与劳动，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社会现实，这便是“按劳分配”原则，“劳多劳者多得、少劳者少得、不劳者不得。最终，让社会主义社会最普通的劳动者获得最大的荣誉，地位和尊严。那时，即便是掏大粪的工人不仅自己感觉是高尚的，就是社会其他人也极其尊重之，真正实现了劳动最光荣。
毛主席还通过公有制的建立，确保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合理得到分配，使得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都掌握在劳动者自己手中，确保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
也正是这样，就极大的激发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社会生产劳动热火朝天，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实现了，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
如若“不劳而获”成为正当理由，甚至成为荣耀，加之端“铁饭碗”吃“皇粮”的人过度繁殖扩张，冗官冗员居位食禄而浮于事，导致社会不公加剧，自食其力越发逼仄，劳动人民感到生活越来越悲怜，而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却过得那么逍遥。勤劳者反而使别人致富，劳动不再光荣，好逸恶劳孳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这样一来，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欺诈诓骗、营营苟苟，充斥社会角落，无一净土，亡不久矣！
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
历史又循环往复，不断上演重复的一幕。
所谓“勤劳致富”的宣传本身就是“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变形而已。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那种宣传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谬论。致富的源泉除了劳动，还有生产资料。只有掌握了生产资料再加上勤劳，才能产生财富，属于劳动者自己的财富。
所以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劳心者治劳力者”反映出的是生产力由“劳心”的统治阶级这个上层建筑来决定的，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而这个生产关系就是领主或地主经济下的“雇佣劳动”，因为作为“劳心者”的统治阶级牢牢掌控了生产资料。雇佣劳动是“复活了的奴隶制”，贫困是由富裕产生的，为了几个富人，就必须有许多穷人。更为可怕的是托洛斯基所说的“在一个‘国家是唯一雇主’的国度中，反抗便意味着会慢慢被饿死。
这样一来，生产食物的广大劳力者反而不得食，变得越来越贫穷，而那些“治人”的劳心者，却变得越来越富裕，最终形成垄断，小可集团垄断，大到国家垄断，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而坚不可摧，“劳力者”只得传承，“劳心者”成为世袭。
这样一来，劳动者就拼命劳动，仅能维持生计，越勤劳越贫穷，越绝望。而少数劳心者越富有，越傲慢。且劳动者还得不断跪拜，点头表达对劳心者的感恩，劳心者还借助文化领导权不断地精神剥削，禁锢劳力者顺从，听话，安守本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主席播种下的劳动者最伟大的社会制度和精神之火，一定不会被熄灭，一定会被再次点燃，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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