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列宁曾经指出：“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他还说：“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
李陀在《文化纵横》发表了题为《对社会主义和改革复杂性的一些思考》的文章，从社会主义发展史谈起，强调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验性，探讨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所具有的突出的实验性同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存在的联系，引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只有经过一系列建立这个或那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种各样的、不尽完善的具体尝试才会成为现实”的观点来论证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缺陷就在于违背了这一原则去追求“完整的社会主义”、而改革开放恰恰是这一原则的重要体现，从而以社会主义运动所具有的实验性为基点将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也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他批判了中国社会中关于改革开放的一些“不正确”的认识，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所谓的经济成就如数家珍。
其实李陀先生写的是一篇漂亮的命题作文：试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实验性入手论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实践缺陷的理论根源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如何使这一原则得到重新彰显。
这篇作文写得很长，但是读完我们便可以发现，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充分肯定俨然作为大前提暗含其中，共同作为这篇文章不容置疑的前提条件。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有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对人民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改革开放是“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渊薮，但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对此置若罔闻，他们绝不站在历史总体的真实上去阐述历史，而是只从历史中摘取符合官方叙事的部分，为野蛮资本主义的发展杀出一条血路，甚至连挑选出的这些历史片段也是经过加工打扮乃至删减捏造的。自觉或不自觉地，经过深思熟虑或者仅凭激情地，李陀先生也加入了其中，成为官方叙事的忠实信徒。
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的对具体论点的批判，更要揭露出这类披着理论外衣的文章所具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从根本上弄清楚那些所谓的理论家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不动声色地拼凑在一起，擦亮人民的眼睛。
二
李陀强调社会主义具有实验性，这也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方面。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仅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方面有根本的不同，它们的生成方式也是有质的区别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一个自发的历史过程，西方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过程中没有一个资本家会自觉意识到“我们现在是在建立‘资本主义’”，而仅仅是凭借着历史的惯性、阶级的本能、原始的欲望、贪婪的动物性不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可以说，资本主义社会是封建社会的升级版，是封建社会发生的一次范式转换。金钱崇拜取代了血统崇拜，资产继承取代了世袭罔替，封建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消失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但封建因素仍然存在，变得更加隐蔽，更加不易察觉。
正因为这种自发性，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为先有资本主义实践，后有资本主义理论。但社会主义的发展却是先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后有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无论是巴黎公社，还是十月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和介入，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在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进行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从而呈现出强烈的自觉性。
造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成路径根本差异性的关键原因在于，在一切社会制度中，人都具有动物性的一面，而构成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和原初动力的，无非是吃喝住穿，性和暴力。黑格尔指出，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这意味着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这些社会形态是可以凭借人的动物性本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发进入的。但社会主义有其特殊性，它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理论对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发展特殊规律的真实反映的基础上所做出的一种具有强烈主体性的价值选择，是对原始动物性的超越和对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追求，是有史以来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立场上所做出的一种对历史发展方向的主动抉择。
明白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成路径的根本差异性，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为什么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之前的一切社会形态称之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掌握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后，是站在工人农民被压迫者的立场上，看到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为之奋斗；还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维护资本主义的延续并为之奋斗。该如何选择，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三
正因为社会主义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种可能性，而要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必须付诸于实际行动，不断进行尝试，所以社会主义起初的确具有实验性。李陀指出社会主义的实验性似乎是合乎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的。
要害在于，实验是为了找路的，当我们通过实验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难道我们不去巩固它捍卫它反而要把这条道路破坏掉重新实验另走它路吗？任何主义只要是科学的，它的实验性质必然会随着以这个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而减弱，而当相应的社会实践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轨道后，当然还需要局部的实验，特别是社会主义还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它已经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处在量变的积累过程中，所谓的实验性已经不能简单作为此时的社会主义的特征了，此时的社会主义需要的是进一步的巩固完善和提高。
而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建设和革命中通过数亿中国人民共同参与的最为广泛的社会主义“实验”已经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实在在地给数亿中国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福祉。只要看看这一时期中国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成就以及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极大改善和幸福程度的极大提高，特别是工人农民在政治上的主人翁地位就能完全明白了。无论是成昆铁路、长江大桥、青蒿素、牛胰岛素、大型计算机、电子对撞机、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核潜艇、两弹一星等经济和科技成果，还是建造的八万多座水库，改造的几亿亩盐碱地等等，不仅对旧中国来说是不可能的，就算把改革开放后的所有中国领导人拢在一块让他们一起掰着指头数数这四十年所有的政绩他们也要齐刷刷红了脸的。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以1952年我国的社会总产值为100，1978年已经达到725.8，增长6倍多，年均增长7.9%；其中工业总产品1952年为100，1978年为1598.6，增长了将近15倍，年均增长11.2%。就是说物质产品平均每年增长将近8%，其中工业产品以11%的速度增长，世界罕见。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在评价前三十年时指出：“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
李陀先生置社会主义已经在新中国取得伟大成功并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事实于不顾，片面地摘选社会主义发展史中有利于夸大社会主义实验性的历史，再将其按照极具误导性的顺序拼凑起来形成一条仿佛合乎事实的逻辑链，似乎一直到改革开放时代社会主义还停留在需要进行所谓实验的原始阶段上，前三十年的“实验”在他那里默认是失败的，必须在改革开放时代把建好的桥拆掉重新摸着石头过河。
四
李陀先生对列宁关于不能直接实现“完整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着墨颇多，这一思想没什么异议，但问题在于，难道共产党内追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是毛泽东吗？大跃进时期是谁在大谈特谈向共产主义过渡？又是谁站在所谓亩产万斤的稻子上让人拍照？只要查阅一下这个时期各个领导人的讲话就会清楚，事实是完全相反的，毛泽东恰恰是反对急躁冒进的。
更重要的是，整篇文章关于历史的叙述方式完全是唯心主义的，是建立在自己的想象而非历史本身之上的，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衣的历史虚无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单纯从个别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理乃至情感出发去揣测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原因。
李陀莫名其妙地强调毛泽东所谓的“左倾”错误同他的思想发展史的相关性，似乎是因为毛泽东一直非常重视阶级斗争问题才导致他在建国后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似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由毛泽东个人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还要把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放在所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而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在党内已经出现的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只字不提，仿佛毛泽东生活在历史的真空当中，可以凭自己的主观幻想为所欲为。
显然，李陀先生明白，一旦从事实出发，去分析建国后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及其演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党内不同政治力量的政治立场、经济地位、意识形态及其相互关系，就能够明白党正沿着（苏联）修正主义道路走向资本主义，正在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层，一个掌权的官僚阶层，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吏阶层。而这些恰恰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发挥着实际作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力量。
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倾向是活生生的物质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并还在不断发展着，既有贪污腐败，也有生活腐化，既有官僚主义，也有特权学阀，虽然跟今天相比可以忽略不计，但他们携着上千年阶级社会积累起来的强大的历史惯性雨后春笋般贪婪地生长着，一旦有机会便要篡党夺权，改旗易帜。
而对这些真正影响当时中国政治经济走向的社会因素只字不提，对有史可查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和阶级斗争视而不见，却去主观臆想出一些个人的思想史上的所谓的前后联系并加以夸大。我们并不否定毛泽东自身思想发展历程中存在的连贯性，但这种连贯性总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呈现出来的，只谈连贯性却不提各个阶段具体的历史条件，也就抽空了历史，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官僚特权阶层还处在萌芽状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得还不够清楚吗？邓公的“十个如果”不全实现了吗？改革开放还要“实验”到什么时候？从千万工人下岗，到上亿农民失地；从清华朱令案，到丰县铁链女；从富士康中十三跳，到手术室里全是钱；从三聚氰胺毒奶粉，到开胸验肺农民工；前有瓮安暴动，后有闸北血案；从亿万富翁人数世界第二，到九亿人民月入不足两千；群众铁蹄下苦苦挣扎，官僚资本家别墅中谈笑风生。这不都是伟大的改革开放吹来的血雨腥风吗？
五
李陀说“中国的改革获得了成功”。这里不是在反讽，而是他真的如此坚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是对列宁和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发展。
李陀对改革开放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不是没有察觉，他也看到了，承认中国社会阶级固化日益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内卷、腐败等等。但他把这些看作是所谓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创造出来的“很大的能量”，甚至还引用《共产党宣言》来赞扬这种“能量的释放”，还说不应该把人们对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罪恶持有的否定态度简单地看作是“一种错误”，毕竟这些罪恶是事实。李陀将之归为“社会主义的复杂性”。
显而易见，李陀先生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充满了血腥、压迫、暴力、虐待、强奸、凶杀、贪污、腐败、堕落的“复杂”社会，因为这些戏码无时无刻不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上演，甚至远盛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
李陀似乎也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的感性直观同自身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他潜意识中也感到这些罪恶现象绝不是能够简单地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去涵盖和解释的，因为这是滑稽可笑的。所以李陀很快及时转移了话题，没有继续下去，对人民实际生活境况避而不谈，而是开始列举所谓的改革开放的各种经济成就，用这些所谓的经济成就来说服自己，试图恢复自己整个世界观的和谐性。
当然，李陀先生引用的资料不是随意拼凑的，而是有意挑选的。
人活在世上，总是要对世界进行一定的解释，使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在逻辑上达到自洽。又以这些认识为指导，去实践并加以验证。
当人形成了对世界的解释体系，而又在实践中反复印证，确认这一解释体系的正确性，从而他也就感受到了自身的存在，这是自身存在的证明，是自己本质力量的确认，也是自身存在的满足。
而李陀先生形成的对中国社会主义史、改革开放史所具有的独特的李陀方式的理解——当然，这也是许多修正主义学者所共同具有的理解方式——也是这些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是他们本质力量的理论化、对象化。他们在这种理论体系中不断验证自我存在，从而也就不断满足自我存在。
但问题在于这种解释的错误性。这种解释同现实不相符合，必然会在现实世界中碰壁，受到抵触，发生矛盾和冲突。如果以这样的方式去理解当代中国，认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又将如何解释中国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无处不在的剥削压迫，以及鲜血淋漓的阶级斗争？（甚至就在笔者写作之际，又有一高校曝出著名教授性骚扰博士生之丑闻）
这些现象在李陀先生的理论体系中是无法解释的。他只能用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去自圆其说，但要知道有些罪恶的现象，甚至连最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只存在于中国这个独特的、不那么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哪个资本主义国家享有比中国还高的基尼系数吗），这难道不是莫大的讽刺，莫大的戏剧化的冲突吗？
在这种戏剧化的冲突面前，在巨大的落差、巨大的震惊面前，李陀又该如何解释呢？无非是躲进“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小楼里聊以自慰，甚至搬来所谓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加以冲抵。
这让我们不禁想到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评价费尔巴哈的一段话。
“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的哲学直观之间。”
我想李陀先生应该感同身受。大概“不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在李陀那里也发挥着“二重性的直观”的作用，这些概念游戏可以帮助李陀继续躲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小楼里，让他感到安全、自在、和谐。
（系某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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