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青年时代，在1919年的9月26日曾发表过一篇微型小说，题目叫《原来是他》，全文：
车夫拉了一个整天，拉得昏了，不识时宜的拉着客人乱跑。
忽然，背上飞到几个重拳，连忙叫‘哎哟，了不得！’ 接着眼泪也掉下来。
本预备着吵嘴，回头一看，原来是他！就不敢说，拉着车，飞也似的跑起来……
1
主席的一生是清心寡欲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版书册最多的十年里，他没有拿过国内一分钱的稿费（见吴连登的访谈），甚至连阿尔巴尼亚和朝鲜方面送来的海外稿费，主席也要求中央办公厅一一退回。
不过，不要稿费是因为主席痛恨特权和私有买卖；但对自己的作品，其实老人家一向是很看重的。
1964年，谈到读《毛选》的问题，主席的回应就别出一格：
《毛选》，怎么是我的东西呢？这是血的著作啊！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群众教给我们的，而不是我自己的，那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在那十年前的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同志曾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要在英译本《毛选》中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头两段内容，理由是其中“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论断，并不适用于英国，还会给在英国的美国同志招致很多困难……
主席闻罢，当即拒绝。
他让人在回复中表示：
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
如果不合适英美读者，该文可不包括在选集内。
论述武装夺取政权的文章，宁肯不收入在西方发行的《毛选》，主席也不愿删改，这是执拗，也是自信。
武装夺取政权是从大革命失败后尸山血海的教训中得出来的，如果为了逢迎域外读者而让步删节，那么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指导地位必然会下降，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问题也会被敌对势力大做文章。
自信人生二百年，这是主席向来的革命热忱。
早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没三个月，主席风尘仆仆访问苏联时，就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位苏共党内理论家帮自己看看过去发表的文章，能否编辑成集。
斯大林后决定派苏共著名的理论家、哲学家尤金同志来到中国做此工程。
主席后来当面对尤金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同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连一个文章都要请你们苏联同志来看一眼？不是的！请你们来中国看看，是要你们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
1961年初时，有整理文献的同志发现了一篇毛主席写于1930年的题为《调查工作》的文章，让他如获至宝：
这篇文章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啊……
三年后，他嘱咐把这篇《调查工作》编入《毛泽东著作选读》。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反对本本主义》。
建国后，许多旧作都被主席重改了标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教育需要，比如第一卷中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原题其实为《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毛主席后来的改动就让文章主题直面扑来、便于传播和学习。
1956年3月在北京，他谈到《新民主主义论》时说：
许多东西在起初是不明确的，在写的过程中才逐渐明确起来，而且经过反复修改，才把意思表达得比较准确。过去写的文章，很多现在并不满意。
两年后在杭州，他又提出：
以后翻译的书，没有序言不准出版。初版要有序言，二版修改也要有序言。《共产党宣言》有多少序言？许多十七八世纪的东西，现在如何去看它呢，这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很大的事。
1965年，主席又重读同样未收入《毛选》的《长冈乡调查》，并在上面认真做了批注：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有过1956年在北京宴请越南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和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时的自白：
我对《实践论》是比较满意的，但《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
也有过1960年在广州阅读《毛选第四卷》解放战争文章时追忆战胜蒋介石法西斯军府的豪迈：
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不如此，不足以对付他蒋介石！
然而，有一篇文章却是老人家至离去时都没有解开的心结。
那篇文章，主席一直没有同意发表。
他在犹豫中思索，也在思索中彷徨：同志们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些同志，国家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国家，党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个党……
2
1941年9月前后，48岁的主席曾写过一篇长达五万多字的雄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这篇长文着力批判了彼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发出的《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等多达九个文件。
这九个文件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土地革命时期党的某些过“左”的路线政策，也是主席一生中多次倾尽全力对抗“左”倾、孜孜不倦抗衡官僚主义，动作较大的一次。
就写作角度，主席此文的写法很像是这九个文件的阅读笔记，直截了当层层批驳，不仅点了当时好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字，且用词辛辣、观点尖刻、挖苦嘲笑之语随处可见、满篇尽是激愤之情。
虽后经数次打磨，但咄咄逼人的严厉语气和犀利文风，终仍难以消除。
在延安时，主席没有将它发表，只给了少奇和弼时两位同志私下看过。
延安整风不仅是斗争的运动、揭露的运动、批判的运动，其本质实则更是一次团结的运动。
如果在整风时将这篇关于长征时纠“左”的文章全文公开发表，肯定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乃至还会被反动派分化、利用。
思考者可以个性化，军事家可以英雄化，文章家可以情绪化，政治家可以脸谱化——但是对于主席而言，他什么都是，却又不仅仅局限于其中任何一个。
主席这个人，虽不乏个性和情绪，行事与行文均饱含火热，但在治党育吏时仍会竭力控制，更不可能放任自己任何的思绪和主张有“化”的倾向——这也就是为什么老人家的一生总是在与各种“扩大化”作斗争的原因。
他总是坚守初心，他总是站稳理论。
那篇五万多字的文章，二十年来，从抗战时的40年代到建国后的60年代，看起来仿佛真的是要被当作记录一段心曲的“历史资料”，永远地被主席搁置起来了。
可是就在1964年的春天，年过七旬的他突然毫无征兆地把这篇文章翻出来，批给了少奇同志、恩来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康生同志、陈云同志、冷西同志、陈毅同志等人阅看，还郑重交代：
请提意见，准备修改。
次年1月，他又专门批给富治同志、井泉同志、陶铸同志阅看，还讲：
此文过去没有发表，现在也不宜发表，将来（几十年后）是否发表，由将来的同志们去作决定。
既然没有确定要公开发表，为什么还要翻拣出来示人，且准备花功夫重新修改呢？
看来，在老人家心中，此文并非遁入尘埃的“历史资料”，而是在其文中藏伏着某些立足现实、使他忆及并格外珍惜的东西。
3
回看1941年9月的“九月会议”，会议系统性的复盘和检讨了党史上（主要是长征时期）和延安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为1942年的整风奠定了认识上的前提。
九月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主席、稼祥同志、弼时同志、康生同志、彭真同志组成，以主席为首，由稼祥同志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以陈云同志为核心。
他当时感到，必须冷静地坐下来做一些理论研究，写一批文章，从理论上驳倒党内余温尚存的“左”倾教条主义、王明路线残余。
九月会议以后，结合之前编辑的《六大以前》和《六大以来》，他写了两个很重要的材料：一是为会议起草结论草案即《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二就是那篇五万多字的批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九个文件的文章。
九个部分，其各部分可称既相互联系为整体，又可各自独立成篇，哲学厚度和史实厚度均为政论文章之上乘。
根据乔木同志的回忆，这九篇批驳文章，光是标题主席就修改了三次。
初始稿的题目是《关于博古路线有关的主要文件》，又先后改为《关于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有关的一些主要文件》、《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在延安，他花了很大的气力写出了这九篇文章，原准备发给中央委员进行讨论，但考虑到文章内容太过尖锐、矛头指向过于明确，与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不协调。
因此，才只送给了少奇同志和弼时同志两位看。
然则时过境迁，那些曾经在30年代犯过错误的同志，想必在建国已近二十年时看了此文，也不至于出现过激的情绪反弹——相反，这篇文章对于当时的党内党外，教育意义十分深重。
1965年5月，他在长沙开始着手修改这篇篇幅浩长的文章，把标题再度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修改完后，经过长久一番犹豫，他最后依然决定：不公开发表。
不但没有对外公开，也没有在内部向党吏们印发。
如何处理此文，主席心里确实颇为纠结。
甚至将近十年之后，老人家竟又再次找出此文，又一次打算印发给全体中央委员……可经一番犹豫，仍然只是给当时的部分政治局委员看了一眼。
1976年8月，已经几乎说不出话、听觉也严重退化的主席，还请人把这篇文章一遍遍读给他听。
一个月后，83岁的主席溘然离世，也带走了对这篇文章的款款深情和极为复杂的历史心绪。
4
一篇二十年前写下、内容是反映三十年前长征时期“左”倾路线的文章，为什么主席会在二十年后的60年代中期，重新挖掘，并希望诉发全党？
同时，老人家又为何最终以犹豫作罢而告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章的批判对象是遵义会议之前困扰红军极深的王明“左”倾路线。
实际上，自1926年至1935年召开遵义会议之间，共产国际受联共（布）党内日益高度集权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组织上日趋威权化，政治路线日渐“左”倾。
同时，共产国际其时对中国革命堪称遥控指挥，且对中国国情和红军处境的理解存在巨大偏差。
所以，共产国际制定的远东革命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当时红军的不断失利。
这一时期，党内先后出现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及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的“左”倾错误——然而，陈独秀的错误虽然后来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很大层面上仍是在承担共产国际的失实领导和当时中央的集体路线偏离，这是被许多人所忽视的。
与之类似，李立三犯的错误是“左”，但王明却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右倾，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因此，深受共产国际支持的王明集团便得以将“左”的错误继续下去。
受共产国际的影响，1928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特别会议，在讨论当时职工运动形势时，仍认为“现在革命潮流是高涨的。”
约三个月后，苏兆征和向忠发在致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的信中指出：“中国目前所经历的政治形势是直接革命的形势”——这种判断最先来源于共产国际于1927年11月召开的全会。
所谓“直接革命”，就是不考虑敌我力量、直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
这显然与主席等务实派的理念格格不入。
明晰了这些，再审视建国后、特别是1956年毛主席因参考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苏联陷入失序的教训而做出退居二线决定之后中国国内遂发生诸多难以控制的“火热乱象”，或许可以帮助今人理解那篇五万字之巨的《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为什么会在1964年重新进入毛主席的心头。
那一年的4月，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主席以极为怀旧的口气说道：
我们很多同志为夺取政权而被敌人杀害了……多少年，我们都是没有啥薪水的，没有定八级工资制。就是吃饭有小定量，叫三钱油，五钱盐，一斤半米就了不起了。
现在进了城，这个进城是好事。不进城，蒋介石霸住了这些地方；但进城又是坏事，使得我们这个党不那么好了。
而就在那三年之前，主席还写了这样一首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
一句“芙蓉国里尽朝晖”，道尽满目疮痍的失落。
5
建国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主席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主席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主席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也得到了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的积极响应，开始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
不过随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党的领导地位和人民民主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储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
注意右派的进攻。
6月8日，中央发出《 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由此，在毛主席“全国有约五千右派”的正确指示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这是正确且必要的。
从政治层面，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与人民政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但是，一切伴随着“扩大化”的发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主席点明“约五千名右派”，后来却打出了五十五万人之多……
还是在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超过二十万“右派知识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复了名誉。
同时，吸收党员的标准也开始侧向技术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是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
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
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
在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小平同志的回忆显然是极为客观又真实的。
以上所述为反右运动，与之几乎同时段相生的则是大跃进运动。
关于大跃进，之前写过太多了，此处不做过多赘述。
我还是想点明和呼应本文的主题：毛主席为什么会在60年代中期格外追忆那篇《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
换句话说，主席为什么会在晚年与“左”较上了劲？
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4月，主席主持召开了足足五次会议：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这五次会议均是一个议题：强力纠左、遏制浮夸风。
正是在主席的拨乱反正下，基层“浮夸风”“共产风”的情况才逐渐好转。
我随便举几例:
一、1958年11月10日，主席审阅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一九七二年)》初稿，将第四十条中“一切浮夸和虚构，都必须反对”这句话改为“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二、1958年11月21日，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第一次讲话，共讲了八个问题，第一条就是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说：“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经验，现在吹得那么厉害。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一种树，叫钻天杨，钻得非常快，就是不结实，建设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乱。这个问题，我总是担心得很。......务虚名而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谁也不相信，说你们中国人吹牛。我看啊，是要谨慎一点。”
三、针对“石方”的问题，主席说：“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比如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那么多？能不能搞那么多？现在才搞到八百万吨，就是六千万人上阵，明年三千万吨钢，要多少人上阵？是不是定三千万吨，值得考虑。这三千万吨，还联系到焦煤、煤、运输等，请你们议一议.........胡琴的弦不要拉得太紧，搞得太紧了，就有断弦的危险。还有，农业的任务是搞多少?还是要议一下，总是要有实际可能。可能性有两种，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转化为现实的那种可能性，就是现实的可能性。所谓非现实的可能性，就是空的。”
四、眼看浮夸风越刮越大，主席找到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家英同志这些笔杆子们谈话，说：“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记者到下面去，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反映什么，要有冷静的头脑，要作比较。”
五、1959年4月15日，主席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在会议上说：“去年的大跃进，伟大胜利也确是真的。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秧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要搞老实的。”
六、1959年4月29日，主席给六级干部，从省级到小队级的干部发了《党内通信》，专门讲了农业的问题他在信中说：“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
…………………………………
他老人家为什么会在三十年后想起了长征？为什么会在二十年后想起了延安整风？为什么会在十年后想起了苏共二十大？
“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寝食难安啊。
一路走来，他太了解身边的这些老战友、老同志们了……
6
1966年，主席曾有回忆：
庐山会议我是不满意的，尽是他们说了算，弄得我是没有办法的。
而就算是庐山之后仅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暗流涌动，“重新进行权力集中，反对分散主义”的声音赫然升腾。
“权力集中”，集中到哪儿，是到主席那儿吗？还是到人民群众那里？
当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1964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当年10月3日，主席时隔二十年重读那篇五万字长文的半年后，在中南海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他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高级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某些领导鼓吹的“包办代替主义”，使老人家敏锐觉察到了官僚主义在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会议上，主席忧心地说：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还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老人家怒声呵斥：
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的日子不好过啊，穷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却从还没有搞臭过！
接下来怎么办？
他真的几乎要没有办法了。
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
方壮猷先生曾有一段颇概括而精辟的说明：
在这个时代的门阀的力量，无论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现他们的优势。
就经济方面观之，他们不但领有广大的土地，而且庇荫着多数的部曲，随身、典计、佃客、衣食客之类，替他们从事生产劳动，对国家既不纳税，亦不当差。
就社会方面言，他们从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统优越的传说，自高自夸，与一般平民隔绝，既不肯与庶姓通婚，亦不肯与寒族交际应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们凭藉祖先的余荫，不但垄断官吏选举之权，凡州郡掌管选举诠叙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类，都非由他们中择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级长官亦由他们包揽独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参加的机会。
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党羽”，也没有什么“集团”，他只剩下一条路，一条已显陈旧却依然闪闪发光的“老路”：依靠工农阶级，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他的孩子们。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冈山。
7
1965年初，与斯诺谈话时，他曾谈起“死神躲着走”，淡然地对斯诺说道：
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回想起来真奇怪，死神好像总是躲着我。我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连紧靠着我的警卫员小同志都牺牲过，可我还是活着。
从那时起，72岁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这把火，从他的回忆里烧过了天津的刘青山/张子善，烧过了反右扩大化，烧过了苏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贝鲁特和骚乱的东欧，也烧过了浮夸风与共产风……
我要去井冈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当年被蒋介石包围的地方。你们准备一下吧，记住，一切要从简。
五个月后，1965年5月21日，主席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在路上，主席与张平化畅谈：
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车子缓缓地开，他静静地望着窗外，人民公社的稻田无声地连向远方，连接着株洲、醴陵和萍乡安源的煤海。
主席带着一股苍凉地说：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22日的傍晚，饭后散步时，他继续说：
井冈山时，官兵生活一个样，除了作战指挥权之外，不分上下。现在看，我们的官兵待遇区别比较大了，我叫总参做过一个调查，上将的工资是上士的17倍多，去年开始有所下降，但仍有10倍以上。这样的部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苏联上将工资是上士的30多倍！
说着这些，踱着步，又喃喃自语：
我们的高级干部啊，有小车、秘书、小楼、还有专门站岗的……官做大了，钱挣多了，拉开了与群众的距离，还愿不愿意下去当普通人呢？
陪同的俊秀同志和卓超同志都回答，“我愿意！”
主席笑了笑，“愿意就好。”
随后又说到：
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今天的政权。苏联政权改变了颜色，苏共党内就有个特权集团、官僚集团，他们掌握了国家的要害部门，为个人捞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你提意见他们不听……我们国家也有危险，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有没有制度管住他们？
25日，与俊秀同志谈话。
主席一边吸着烟，一边望着窗外：
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这一代不变，下一代、下几代会不会变？有变的社会基础嘛！苏联就是教训。我很担心高级干部出现修正主义，中央出现修正主义怎么办？现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了，这和我们在井冈山时提倡的东西不一样了……
俊秀同志随后在谈到井冈山暴动成立士兵委员会的话题时，问到：
现在工厂都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两者不一样！
他果断地反驳道：
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现在的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
顿了顿，主席又垂首低语：
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呢？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呢？
……………
1965年，夏天的蝉鸣逐渐聒起。
下了井冈山的他，胸中百万雄兵沸腾。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
他畏惧过吗？从来没有。
他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胜仗无数的自己，这一次恐怕是不会赢的……
正如那个大名鼎鼎的组织“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1967年元月1日发表的《通告》中竟然声称：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写给家人的信中所叹：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
8
电影《让子弹飞》中有一句很火的台词：
公平，公平，还是TMD的公平！
什么是公平？
这是千百年来人类孜孜不倦以追求的政治命题，它关乎民族文明之于纵向坐标的时代高度，也关乎王朝集体之于横向坐标的盛孱兴衰。
而主席为什么是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工农阶级、被压迫民族和人群心中「公平」的象征？
马克思曾有认为：
近代历史是农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说是城市的农村化。
但是，只有主席打破了约定俗成的农民起义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对立面兴起一座工农堡垒，宛如在倒转近代历史进程的方向。
在主席1927年写的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这种倾向已十分显著。
当时年轻的主席在《报告》里不仅把农民看作革命的民众基础，而且把革命创造力和政治判断标准——这些前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们认为党才具备的东西，赋予了农民阶级自己。
革命力，变成了最底层被压迫群体的「自为力」。
在主席看来，不是党来评判农民的革命能力，而是农民来评判党是否足够革命：
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1965年8月3日，主席接见法国文化事务国务部长马尔罗，马尔罗问：
我认为在毛主席之前没有任何人领导农民革命获得胜利，你们是如何启发农民这么勇敢的？
主席则回答：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同农民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使战士们感觉我们不是一个特殊阶层。我们调查农村阶级关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名言：
共同体的守护者是灵魂里有黄金的人，因此，他们不需要现实世界里的金银。
一个令人啧啧称赞的历史性景观亦由此出现：为发达工业国家的城市工人阶级创造的马克思主义斗争学说，被主席运用成为了落后农业国家的农民阶层的革命长枪。
并且，他不仅获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数十年之后几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决心姿态捍卫中年时创造的这份成功。
从这一点来说，主席掀起的武装革命运动和继续革命运动，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传统抗争思维。
在他的眼里：我们不要在取代王侯将相，而是需彻底覆灭统治世界几千年的所谓王侯、所谓将相。
明晰了这一点，才能够体会那句：
我们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更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在革命胜利以后的年代，主席的农村学说继续表现在强调发展农村区域的社会经济，强调社会改革真正所在地应该在农村，且强调城里的居民应当到农村去，和农民同住、同劳动，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荣誉。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挤在城市里，积极的在农村发展工业，使农民就地变成工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策问题。这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标准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和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
艾萨克·多伊彻曾经认为：
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呈现出一种奇怪的情形，这个最古老的国家渴望输入最现代的革命学说、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将之转变为行动。由于本国没有“开山鼻祖”，因而中国的共产主义直接继承了布尔什维主义，毛泽东站在了列宁的肩上。
一个回避不掉的现实是：中国拥有绵延冗长的封建贵族政治历史，中华民族的整体政治意识早已经被「上治下」观念束缚捆绑已久。
从这个层面而论，主席领导的反封建革命，其难度绝非欧洲革命和俄国革命能够比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的战斗经验是汲取八方的）。
同样，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曾经真正长久地实现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人的联合体”概念：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自由人的联合体”，其本质就是共同富裕和社会和谐达到了高度而完美的结合。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同样预言过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在奴役性的分工消失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社会就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而人人过上幸福富裕的生活。
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提出过：
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都能在决不掠夺他人劳动的情况下完全达到和保证达到富足的程度。
同时，列宁还对实现共同富裕进行过具体的制度设计，他早在1902年就指出：
工人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革命，组织由整个社会承担的社会主义的产品生产代替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以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
就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而言，是主席第一次在中国这片历来被皇儒思想笼罩的土地上提出“大逆不道”的共同富裕思想。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孜孜探求，如他在1919年曾提出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
而“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党的正规文献中，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这一《决议》正是是按照主席的要求起草的，他亲自主持、参与了起草，并对决议草案进行了重要的修改。
决议指出：
为着进一步地提高农业生产力，党在农村中工作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两年后，主席又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
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
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
主席的共同富裕思想，理论上源自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发展，文化上源自对中国传统大同思想的批判继承，实践上源自对符合中国道路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念的积极探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鲜明指出：
资本主义社会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在中国伟大的革命历程中，主席在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后，对中国社会的贫困根源做出了更加科学的判断。
1939年，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调查中有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所以他一生中会不止一次地强调
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
我这个人没有私心，我不想为我的子女谋求什么，我只想中国的老百姓不要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他为什么会提及子女？从勒令留苏归来的岸英必须参加土改劳动、不准坐办公室里享清净，到勒令两个女儿“必须夹着尾巴做人”，他为什么看起来对子女不温？
李敏后来慢慢领悟到了父亲的道理所在：
爸爸是怕我们长期生活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会借着父母的地位而飘飘然地忘乎所以；会借着父母的权势而目中无人地自以为了不起；会借着父母的荣誉，什么都不懂却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这样的人，小而言之，害了自己；大而言之，害国害民。
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群众的公平，对子女的严苛就是对封建复辟的反击、对革命果实付诸东流之危险的抵御。
罗伯特·米歇尔斯在20世纪初有过这样一种预言：
社会主义者也许能够取胜，但那已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其拥护者取得胜利的那一刻，就会自行消亡。
建国立业近三十年后，主席非常“毛泽东式”的又一次捍卫了公平——他不允许社会主义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如前文所言，列宁等革命前辈都曾畅想过共产主义的终点，然而站在导师们肩膀上的主席，却看到了终点后新的起点。
1971年，78岁的他对同志们这样说：
到了共产主义就没有斗争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产主义也还是有斗争的！只是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斗争就是了。一万年或几万年以后，错误的东西也还是会有的。
跋
为什么我们在2024年的今天依旧要纪念并尝试一次又一次地去理解毛主席，我想保罗·萨特和西蒙娜·波娃上世纪留在中国的话可以给出一些答案：
我给予毛以完全的尊重……我曾不太理解毛的‘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伟大的国家正不断地在转变。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我那些从中国回到法国的朋友所讲的情况已经不再完全正确。
我特别钦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落在中国的头上的，而正是你们在前进中产生的果实，也就是你们继续前进的必要方法……友谊在亿万人民当中建立起来了。我非常钦佩在你们的国家里，群众不断地自己影响自己，并且通过一种互相推动而得到解放，这种互相推动不断地使每一个人和大家都更加密切起来。
中国必须或者灭亡，或者走向社会主义；必须或者灭亡，或者变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然而，只要看一看你们如此欢乐的青年和儿童，就会理会出这个国家一定不会灭亡。
西方人和日本人都曾断言：‘如果只靠自己，中国人只能种高粱。’现在，他们的断言都失败了：每条炸出的隧道，每台生产出来的机器都是对那种挑衅的有力回击。
我为这里的人民和他们的领袖之间共有目标的一致性所震惊了。群众的被动性是中国正在消失的许多事物之一，他们对他们的领袖非常信任，他们正为实现那些简洁明确的具体目标而奋斗。我把这称为群众的自主决定（auto-determination）。普通民众与毛之间的直接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深深地打动了我。这里没有所谓的‘集体性的歇斯底里’、‘群众催眠’，没有所谓的‘谜一般的领袖’。没有人是‘恍恍惚惚’，没有人‘灵魂和肉体都变成了暴徒’……每个人都在声明着自己欢度着时光。在这些脸庞上，你看不到奴性，在他们的眼睛中你也看不到那种空洞的注视，你看到的是情感。
看吧，工人、工匠们在与毛打招呼，就像普通百姓相互握手一样，挥舞着手中的鲜花，抬头用灿烂的笑容看着他。而他会说声‘谢谢’，就像你对一个帮助你的朋友说一样。
斯里兰作家卡鲁纳拉特纳·萨普坦特里，曾在主席逝世后写下这样一首诗，特摘于此：
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
我的现在幼小的儿子问爸爸：
毛泽东……是谁？
我要回答：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毛泽东没有逝世，毛泽东决不会逝世，
也没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
生老病亡，人生有常。
毛泽东不是尘世的过客，
而是先进思想的化身，指引你我的解放。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
他，属于全世界，
他，心怀全世界，关心我，也关心你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是权贵的敌人。
我决不说，永远不会说
毛泽东在世时，曾经……
而是说：毛泽东正在……
马克·吐温也曾有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只要我们稍稍回忆和思考一下，就会明白：法国事实上存在两个恐怖时代。
一个在感情冲动下进行屠杀，一个是冷漠地、蓄意地进行屠杀。
一个只持续了数月，一个则持续了千年以上。
一个使千余人死亡，一个则使一亿人丧生。
可是我们只是对那个小规模的、短暂的恐怖时代感到恐惧……
然而，刀斧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饥饿、冷酷的侮辱、残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杀吗？闪电在一瞬间带来的死亡，能够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杀吗？
短暂的恐怖时代所填装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块墓地就能容纳下了，却有人不断告诉我们要为之战栗和哀鸣。
可是，那自古以来的真正恐怖、那种不可名状、惨绝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装的棺材……就连整个法兰西也容纳不下啊！
却没有人告诉我们要看到这种恐怖的巨大规模，要寄予应有的同情……
主席，是中国历史上与“官国”传统彻底决裂的第一人。
他认为国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义者、特权集团和个人利益集团的，因此共产党人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因此，只有他以大无畏的气概坚决挑战旧社会延续数千年的“官国”腐朽体制。
无论是在井冈山、延安、西柏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始终顽强地与各种形式的官僚特权（生活特权、政治特权，特权思想、特权作风）作不懈的斗争，带领党和人民严厉打击各种脱离群众、侵害群众利益的特权集团、官僚集团的滋生和蔓延。
主席尖锐地指出：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
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
美国学者鲍大可曾评论：
中国的官僚权力和官僚特权之所以没有发展到苏联那种极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泽东对官僚主义和官僚深恶痛绝，再加上他与他所信任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特殊关系，遏制了官僚权力的常规化和制度化。
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缅怀主席也是感恩导师的日子里，不想多谈那段空前浓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泼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达一种理解。
通过那样一个十年的尝试，一种五千年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政治试验，它给中国共产党上了一道枷锁：这个党，必须始终代表人民，必须始终让人民当家做主，必须始终牢记我们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是打败了谁——从而，我们绝不可以回过头来蜕变成为又一个我们自己曾经最痛恨的那个敌人。
主席通过这样一场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让这个党极为透彻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到底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中国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甚至，主席在带领并教育亿万人民进行思想再造、进行“第二次建国”——你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你们才是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这个更为长远和更为根基性的历史工程的过程中，也并没有让经济过于如后世编纂的谣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溃”。
2007年，英国《金融时报》刊登报道，对1978年以前新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国”，其工业生产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196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减少，分别递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递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长速度是3%。
《金融时报》还评价道：
上个世纪全球最大规模，最成功的工业化正是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中国。
严格从学术和程序的角度，“民众参与政治运动”与“一党领导一切”，理应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着对方与自己的合法性。
这其实不难体会，不做过多展开了。
因而，将五千年来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台的底层人民、普罗大众发动起来，深度嵌入进国家的各项管理与制度性监督监察，这其实是从另一个侧面在稳固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执政地位，并从实际与规模双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谓议会制的、被资本财阀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斯图尔特·施拉姆曾对此做过深入的思考，他认为：
“继续革命”其实是防御性的、焦虑的、悲观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胜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议在世界范围内越级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则认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胁，领导人都不禁为特权而动心，并成为剥削者，尤其是当他们本身往往出身于旧的统治阶级，受到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时。
因此，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必须定期重新开始革命，从暗中篡权者手中重新夺权，动员人民，他们的积极性能增强生产财富的能力。
从着青灰衫持书，到穿中山装遍步，主席从来没有放松过立志，他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前进。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进京赶考的路上，总会有一些战友觉得可以“交卷”了，也总会有一些同志觉得早已“走到头”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还要走下去。
只要他还活着一天，他就要为人民前进一天。
只要他还在走着，哪怕步履蹒跚、扶仗执拐，哪怕话都说不利索、笔都拿不熟络，人民就会被他保护着。
我们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顶住修正主义思潮，很难说。文化革命是长期艰巨的任务。我这一辈子完不成，必须进行到底……
八十三载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体，后三十年革命解放灵魂。
他有过私欲吗？他有过私情吗？他有过私财吗？他有过私军吗？他有过私敌吗？他有过私党吗？
他什么都没有。
一生为「公」，一生为「民」。
行尽帝王将相伟业，却革尽帝王将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来多少君王梦寐的潮头之巅，却毫无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之意，而是旋即扭转枪口，将千军万马调集、挥师向自己进攻！
八十三载，这幅悲壮的生命自始至终都是直线的，他从来没有走过回头路——历史周期率的周而复始，阶级斗争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兴亡宿命——这是主席一生的敌人。
他从来没有半点触摸过他曾反对过的东西，他也从来没有分毫抛离过他曾拥护过的话语。
不论上山还是下山，不论同伍众僚遁入华贵，还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独，到挣扎着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双手还在颤抖，滴漏着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总是想给同志们、给战友们、给年轻人们、给孩子们，给这个党、给这个国家、给这个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多留下一些东西。
一生痛失七亲，血脉付诸革命，连儿子都推上了战场，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使用“特权”……
族谱之中，难寻半笔权贵；
拂袖转身，留下一个中国。
他什么都没有——除了我们。
他的心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我们。
我们，亿万被他亲手扶起、从跪着求生到站着斗争的人民。
他害怕国家变了色，他忧心人民再度陷泥潭。
1964年，有同志提出出版《毛选》第二版，他说：
现在学这些东西，我很惭愧，那些都是古董了，应当把现在新的东西写进去。
后有外宾发问有没有新的理论著作打算发表，老人家答：
可以肯定回答，现在没有。将来要看有没有可能，我现在还在观察问题。
1965年会见斯诺，斯诺在畅谈之余感叹：
我相信主席著作的影响，将远远超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
而他听后，顿了顿，慢慢的回答道：
我不能驳你，也不可能赞成，这要看后人几十年后怎么看。现在我的这些东西，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东西，在一千年以后看来，可能是可笑的了……
他还曾感慨：
我人老了，不知道是否还能写出些什么东西来………像《资本论》《反杜林论》这样的作品，我没有写出来啊，我这个人啊，理论研究还是很差……
读着这些话，其实我们已经可以领会为什么主席晚年常常会独自哭泣，泪流不止。
约瑟夫·伊谢里克曾把列宁和毛主席这两位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领袖作了区别，他认为列宁总是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小生产经济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但是中国的毛泽东则更敏锐和深透，他认为复辟的主要危险是党和国家里出现一个新的官僚主义者阶层。
伊谢里克曾反复提请人们注意毛主席1959年1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所作的评论：
我很担心我们的干部子弟，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
用江苏省委宣传部前社情采集员、新加坡《联合早报》前国际版编辑贾静，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话同样直观：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个刻板模划。
三十年的主要成绩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业体系的创立与完善，是党政体系正式迈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实质上，则是有计划、有步骤地铲除地方家族体系、党内垄断集团以及忠孝等级秩序观。
现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对后者，实质上是似褒实贬，完全否认新中国的成绩。
这里的原因嘛，看看当下诸公的斑斑事迹，想想日后为政者将会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话：前三十年的功绩，正砸痛了后来者的神经！
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在悼念主席时说的一番话对我们也许同样有启发：
毛泽东是一位使中国摆脱经济苦难并使之成为有巨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因素的历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个以他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结束了。对一部分人来说，他是希望。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他是思想政治上永远的挑战。两种情况将继续下去。
再回头来品味主席的自咲，让人不禁泪叹。
主席啊，您差吗？您一点都不差！
您的东西可笑吗？一点都不可笑！
中国浩浩汤汤千年长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谱，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权更迭，星河斗转，一个领袖想流芳百世，最轻松的做法就是远离底层百姓，去讨好精英阶层、去讨好那些拿着笔杆子的人。
否则，纵然齐天之伟业，也依旧身后骂名滚滚来。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龙鳞的少年们作对！
我们喊您万岁，您却说“人民万岁！”
您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您说：“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您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您说：“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你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
您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您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说：“你们怕民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百万我都不怕”
您说：“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您说：“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您说：“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
…………………………
一把手枪指向敌人，一把手枪瞄准自己。
您离开了，这把掉落的手枪，我们捡起来。
我们倒下了，我们的身后依然会有人继续握住它。
岂曰无碑，山河为碑；
何用留名，人心即名。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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