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白萝卜不能讲功效而转基因产品可以上餐桌?
——关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缺陷与发展“三维经济学”的思考
余云辉
导读：从“阴阳合道”的“万物三重性”原理出发，在理论上，有利于构建新的“劳动-商品-社会”理论体系;在实践上，有利于建立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科学评估体系，避免出现制度性失误和政策性失误。
制定经济金融政策，必须明确该经济金融政策究竟是服务于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还是为了履行对华尔街资本的某种承诺?究竟是为了一时的招商引资政绩还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人民长远利益?为了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一切经济金融政策都必须纳入“目标-制度-政策”三位一体的立体评估体系，评估该项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台是否有利于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有利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建立了一套基于“目标-制度-政策”三位一体的立体评估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当年某些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卖光国企、大搞管理层收购(MBO)、鼓励外资参股控股金融机构和城市自来水公司、引进股市做空机制、鼓励发展P to P等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出台。
一、商品属性是研究商品经济的逻辑起点
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行动。理论提供着社会实践的逻辑，而基础理论提供着社会实践的底层逻辑。基础理论的缺陷必然造成整个理论体系的缺陷。基础理论创新是最重要的理论创新，是形成理论自信的基石。
理论研究是认识事物的过程。从不同的维度研究事物，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同时，从单一维度、双维度和三维度研究事物，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人们对客观世界各种事物的研究，是一个从单维度走向多维度、从相对片面走向相对全面的过程。只有多维度地研究客观事物，才能相对全面地掌握事物在特定时空中的运动规律，才能主动地应用有关的运动规律，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在商品经济理论体系中，劳动理论和商品理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石。商品属性是由人们的社会劳动属性所决定的。生产商品的劳动究竟是具备“劳动二重性”还是“劳动三重性”，决定着商品究竟是具备“商品二重性”还是具备“商品三重性”。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提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维度中，只能看到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以及由劳动二重性所决定的商品二重性。在“劳动-商品-社会”的理论框架中，形成了两大主线：即，“具体劳动-使用价值-生产力”的具象主线，“抽象劳动-价值-生产关系”的抽象主线。具象主线与抽象主线之间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路线上中表现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即“唯生产力论”与“唯生产关系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两条路线斗争。两条主线之争演化为两条路线斗争。可见，两条路线斗争与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社会生产二重性的理论认识一脉相承。
由具象主线和抽象主线构成的理论经济学，可以称之为“二维经济学”，或“二维经济分析法”。在二维经济学体系中，人们只能看到：(1)与生产力对应的具体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使用价值;(2)与生产关系对应的抽象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商品价值;只能看到商品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二重性，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此，社会化商品生产过程和个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的理想、信念和创造力，即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的“心力劳动”，不是被完全忽视，就是被合并于脑力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中。在传统政治经济学二维分析体系中，只能看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而看不到“心力劳动”;只能看到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看不到商品的社会价值;只能看到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看不到“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单维经济分析法与双维经济分析法
当政治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现象、解决经济问题时，人们开始选择充满数学形式主义的西方经济学。这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严重倒退。“效用”理论是西方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石。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效用即商品价值”，混淆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性质区别，并基于“效用”的单一维度演绎出繁杂的理论经济学体系。我们可以把西方经济学归类为“单维经济学”，把西方经济学基于效用理论演绎出来的经济学分析法归类为“单维经济分析法”。单维度的西方经济学否认了辩证法，否认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否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否认了剩余价值和阶级矛盾，否认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诞生，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文明的终点和“历史的终结”。
与西方经济学即“单维经济学”相比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二维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分析法属于二维分析法。马克思从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和社会化再生产过程二重性出发，重新构建了“劳动-商品-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完成了理论经济学由单维分析法向二维分析法的质的飞跃。由于掌握了二维分析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批判形成了居高临下的降维打击。
当前，在中国经济学课堂上，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学教学内容是西方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意味着国内课堂选择了“单维经济学”和单维经济分析法，而放弃了“二维经济学”和二维经济分析法，这意味着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倒退。
归类于“单维经济学”的西方经济学理论，通俗而言，属于“头脑一根筋的经济学”。西方新自由主义属于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流行学派，也属于头脑一根筋。头脑一根筋的政治人物乐于接受一根筋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头脑一根筋的民众乐于接受头脑一根筋的政治人物，阿根廷属于此类社会现象的典型。在当下中国的经济学课堂上，西方经济学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成为主流经济学，这意味着一根筋的经济学和一根筋的经济学人将成为未来中国意识形态和中国经济管理干部队伍的主流。中国会不会在经济金融领域沦为下一个类似于阿根廷一样的拉美化现象的典型?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相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维坐标上研究并发现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这无疑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重大进步。马克思认为，产品并非天然地属于商品，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并产生了新生产关系即商品经济关系时，产品才表现为商品。换句话说，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并产生了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即商品货币关系时，产品才表现为商品，生产商品的劳动才体现出劳动的二重性，而劳动二重性形成了商品的二重性。只有在商品经济关系中，劳动产品才成为既有使用价值又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成为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载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是生产力高度发达到可以产生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并由资本参与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的新型社会形态。由此，马克思完成了一个宏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个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三个层次：劳动-商品-社会，也可以表述为：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社会二重性。其中，社会二重性是指人类社会形态必然包含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二重性。马克思通过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
与单维分析法为特征的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以双维分析法为特征的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说史上的一次革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经走到了终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并没有终结，仍然需要继续完善和升级。这离不开社会经济实践和历史文化土壤。
三、道学思想与“劳动-商品-社会”理论体系的升级
“阴阳合道、三生万物”思想是古代中国道学思想家关于世界万物基本结构的认识和总结，也可以称之为中国世界观。道学思想家们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炁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其中，“阴主生”(即，“阴”主导生成)，“阳主长”(即，“阳”主导成长)，“炁主和”。(即“炁”主导和谐)。“炁”是“道”的力量，因此，也可以认为“道主和”。道学世界观认为，一切事物作为整体都包含着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生相克、功能各异的三个维度的内容，并用“阴”、“阳”、“道”三个文字符号来代表。正如一枚硬币，都包含正面、反面和侧面一样。我们可以把中国道学这一思想称之为“万物三重性原理”。放弃三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的思想就会产生片面认识和错误理论。
“阴阳合道”三位一体示意图：
中国道学中有关“阴阳合道”、“三生万物”的思想，是对世界万物基本结构特征的高度抽象和总结。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不断诠释着“阴阳合道、三生万物”思想的重要性。比如，地球处于三维空间;一切生命由碳、氢、氧三元素组成;五彩缤纷的各种颜色来自于三原色的组合;人类的健康同时取决于精、气、神三要素，而不是某个单一因素，如基因等;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无法超越经济、政治和文化三大范畴，而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相互联系的社会有机整体;主权国家的核心权力由政权、军权和币权等三方面的权力构成，丧失币权必然危及政权和军权;政治权力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构成;国民经济的顶层权力由基础货币发行权、汇率定价权和资产定价权构成;美国统治世界的综合实力是由硬实力、软实力和巧实力等三方面力量相互支撑、互为犄角而组成，等等。“阴阳合道、三生万物”的世界观是正确把握事物内在结构及其相互作用的思维方法。
根据中国道学思想，劳动、商品和社会作为人类活动的社会现象，它们并非仅仅包含二重性，而是包含着三重性，且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商品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构成商品经济的“原子”，也是研究商品经济理论和制定各项经济金融政策的逻辑起点。因此，通过研究劳动三重性、商品三重性和社会三重性来重新构建一个新的、升级版的“劳动-商品-社会”理论体系，可以更好地把握现代社会中劳动、商品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动规律。
1、关于“劳动三重性”
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原理认为，人的劳动过程是体力和智力同时付出的过程，由此形成劳动的二重性。其中，体力付出属于具体劳动，创造商品使用价值;智力付出属于抽象劳动，创造商品价值。但是，在人们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劳动是劳心劳力的过程，不仅需要“劳力”(即付出人的体力和智力)，而且需要“劳心”(即付出人的心力)。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劳动二重性原理无法解释那些体现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和华为精神的劳动现象：比如，大庆铁人王进喜在零下30多度°跳进泥浆的劳动行为;比如，建设红旗渠的施工农民脸部被坠石击伤、满口牙齿脱落而仍然坚持悬空作业的劳动行为;比如，华为工程师们不畏制裁，日夜兼程，研制卡脖子芯片的劳动行为。他们的劳动，不仅付出了体力和智力，而且付出了心力。心力，又可称之为“心之力”、“道心之力”，属于人类劳动的精神力量。
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是人们体力、智力和心力共同付出的过程，由此形成了“劳动三重性”，即体力劳动、智力劳动和心力劳动。没有心力劳动的概念，就无法解释劳动过程中的心力交瘁的现象。在农业社会，体力劳动的性质更加突出;在工业社会，智力劳动的性质更加突出;在数字社会，心力劳动的性质更加突出。在数字社会，机器人既有体力，也有智力。机器人的劳动表现为体力和智力的结合，但机器人没有心力的付出。因此，机器人的劳动不属于人类的劳动范畴，机器人劳动不具有“劳动三重性”。人类的劳动不同于机器人的劳动。劳动二重性理论容易造成人类劳动与机器人劳动的混淆。这构成了劳动二重性理论的硬伤。
“劳动三重性”是指完整的劳动过程同时具备的三个方面内容。体力劳动、智力劳动和心力劳动是人们劳动付出的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而不是人类的三种类型的劳动。一切劳动都具备劳动的三重性。但是，在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岗位，生产劳动的三个方面的付出，即体力劳动付出、智力劳动付出和心力劳动付出，存在着不同的差异。以华为为例，基层搬运工的劳动侧重于体力劳动付出，同时也需要智力和心力的付出;软件工程师的劳动侧重于智力劳动的付出，同时也需要体力和心力的付出;任正非等高管侧重于心力劳动的付出，需要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坚定的爱国精神，需要深谋远虑和未雨绸缪，同时也需要体力和智力的付出。
正如在西方医学体系中没有“阴、阳、寒、热、虚、实”概念一样，在西方的文化体系中，没有中国文化中诸如“心”、“人心”、“道心”和“初心”的概念，没有“心的学说”(即“心学”)，因此，在西方世界的整个经济学体系中不可能产生“心之力”、“心力”和“心力劳动”的概念。但是，如果没有“心力劳动”概念，就无法解释那些体现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和华为精神的劳动现象。中国经济的崛起，不仅仅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的付出，而且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战天斗地的“心力劳动”的付出。
缺乏“心力劳动”概念的传统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对商品生产、价值创造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国家文化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属于人心工程建设。“劳动三重性”理论的“心力劳动”概念揭示了积极向上、万众一心、勇于担当的国家文化和企业文化对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执政党一切管理工作的核心可以归纳为党心管理、军心管理和民心管理。宏观经济管理领域需要重视经济预期管理。经济预期管理的本质是经济信心管理，即经济人的“人心管理”。 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凝聚人心、获得人心、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战略目标。
“劳动三重性”示意图：
2、关于“商品三重性”
在商品经济社会，大部分产品和服务表现为商品。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特定的商品交换关系中，商品不仅必须具备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而且必须具备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所认同的“社会价值”。商品并非仅仅具备“商品二重性”，而是具备“商品三重性”，即，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商品三重性”是由“劳动三重性”决定的，即，体现为体力劳动付出、脑力劳动付出和心力劳动付出的完整的劳动过程生产了同时具备使用价值、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完整的可交易商品。一切产品，只有同时具备了使用价值、价值和社会价值，才能成为商品。
“商品三重性”示意图：
传统政治经济学只揭示了商品二重性及其形成过程，忽视了商品的社会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由此导致传统政治经济学无法解释现实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社会经济现象。“商品三重性”理论可以解决上述问题。比如，茅台酒在中国可以成为商品，这是因为茅台酒不仅具备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具备社会价值，被赋予了品牌、社交、金融等属性;但是，在伊斯兰国家，喝酒违背教规、扰乱人心，茅台酒不具备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社会价值”，“社会价值”为零。零乘以一切数都等于零。商品的社会价值是零，导致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都归零。因此，该产品在伊斯兰国家就不能成为商品。同理，大麻在某些国家可以成为商品，但是，在中国属于违禁产品;转基因大米属于欧洲国家和俄罗斯的违禁产品，在中国却可以被摆上餐桌，而在中国的外国运动员餐桌上却只能专供非转基因食品。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同一张餐桌，一碗转基因大米饭在中国运动员手上是商品，在外国运动员手上是违禁品。在中国生产转基因种子的企业属于实体经济和金融机构必须服务的对象，换一个国家，这类企业则属于违法企业。
商品交换过程是商品使用价值、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过程，其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购买者的个体偏好;商品的价值需要转换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才能完成买卖双方的交易，这是一个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相互博弈的市场化竞争过程;商品的社会价值取决于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共同价值判断，这种共同价值判断会转化为政治公权力，并形成对共同体的社会价值判断的垄断权。
在阶级社会里，对社会价值判断的公权力的争夺是不同利益集团争权夺利项目中的重点，比如，一位老农民在村里给大伙说白萝卜具有理气通便的功能，这是违反《广告法》的。因为根据《广告法》，白萝卜是食品而不是药品和保健品，不能公开宣称萝卜的功效，否则，属于违法行为。《广告法》旨在保护药品、保健品企业利益，保护那些为药品、保健品颁发认证证书(如药准字号、健字号)产业链和利益链的利益。由于老农民不可能参与《广告法》的立法过程，最终被剥夺了公开宣称白萝卜食品功能的说话权力。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广告法》还成为所谓“打假专业户”故意设局敲诈勒索中小商户、扰乱市场秩序的法律工具。再比如，国外转基因利益集团出于经济利益以及削减中国人口的政治使命，通过渗透国内学术界和有关政府管理部门，把欧洲和俄罗斯禁止的各类转基因产品摆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目前各大医院，辅助生育的科室，门庭若市;新生儿接生科室，则门可罗雀。妇产科医院和幼儿园的倒闭潮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国外转基因产品在华推广的巨大成功。白萝卜不能公开被宣传功效，而转基因产品却可以公开大规模上餐桌，这些经济社会现象可以在商品三重性和社会三重性的基础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由此可见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即，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劳动三重性”理论和“商品三重性”理论的重要性、以及生产商品的“心力劳动”和定义商品“社会价值”的公权力的重要性。
从“商品三重性”可以衍生出三大商品竞争策略：(1)侧重于商品使用价值的竞争策略，如品质至上、以质取胜等;(2)侧重于商品价值的竞争策略，如低价竞争，打价格战等;(3)侧重于商品社会价值的竞争策略，如品牌竞争、标准竞争、专利竞争、政府许可证竞争等。商界有种说法，三流企业卖产品，一流企业卖标准。一流企业是把商品的社会价值放在第一位的。可以说，像华为一样伟大的企业无一不是在社会价值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企业。如果缺乏“劳动三重性”理论和“商品三重性”理论，那么，政治经济学理论就无法解释上述社会经济现象，无法解释不同企业的竞争策略问题。
3、关于“社会三重性”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商品生产的“劳动三重性”形成了“商品三重性”，而“商品三重性”形成并折射出人类社会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三个方面的特殊性质。商品社会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经济性、政治性和文化性，可以称之为“商品社会三重性”，或者简称为“社会三重性”。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构成的三面体，如同一枚硬币的三个面，缺一不可。研究经济问题，离不开政治和文化;同样，研究政治问题或文化问题，也离不开其它两个方面。
“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示意图：
“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位一体示意图：
在经济金融领域，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如同硬币的三个面，构成了商品经济的整体性。
劳动和商品是构建商品社会的基础要素，也是研究商品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逻辑起点。在“劳动-商品-社会”的社会现象结构中，一方面表现为劳动和商品决定着社会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表现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反作用于劳动和商品，并对劳动和商品进行定义和规范。由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构成商品社会的三个方面，因此，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构成了研究一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三个维度。
“商品三重性”与“劳动三重性”、“社会三重性”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相互作用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可以从“商品三重性”角度来研究“劳动三重性”、“社会三重性”，也可以从“劳动三重性”、“社会三重性”的角度来研究“商品三重性”。
“劳动-商品-社会”三者关系示意图：
正如科学仪器的进步决定着生物科学的进步一样，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升级决定着经济学理论的升级，而经济学理论的升级可以更好地解释商品货币现象，可以更好地制定经济金融政策，更好地指导社会经济实践。根据三维经济学提供的理论方法，可以发现：(1)劳动具有三重性，不可忽视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心力劳动付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尤其需要重视心力劳动的重要作用;(2)商品具有三重性，不可忽视商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价值评估，不可忽视商品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和社会性对商品的社会价值的重大影响;(3)社会具有三重性，社会是同时具有政治性、经济性和文化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社会内部呈现为“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相互约束的“三角关系”，其中，统治阶级掌控着政权、军权和币权(即基础货币发行权)，而“政权-军权-币权”之间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统治阶级的最高权力工具，一旦丧失币权，最终必然丧失军权和政权。
从“阴阳合道”的“万物三重性”原理出发，可以建立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的科学评估体系，避免制度性失误和政策性失误。比如，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表述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仅仅由“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大要素构成，其中，社会主义属于“道”的性质，市场经济属于“阴”的性质，遗漏了“阳”的性质的制度性要素，即，遗漏了发挥国民经济组织化作用的国家资本。因此，正确表述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其中，国家资本发挥着国民经济的科技引领者、产业组织者和反周期调节者的组织化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三重性”示意图：
又比如，制定经济金融政策，必须明确该经济金融政策究竟是服务于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还是为了履行对华尔街资本的某种承诺?究竟是为了一时的招商引资政绩还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人民长远利益?为了正确回答这些问题，一切经济金融政策都必须纳入“目标-制度-政策”三位一体的立体评估体系，评估该项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台是否有利于国家新型工业化的战略目标，是否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否有利于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建立了一套基于“目标-制度-政策”三位一体的立体评估体系，那么，我们就可以避免当年某些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卖光国企、大搞管理层收购(MBO)、鼓励外资参股控股金融机构和城市自来水公司、引进股市做空机制、鼓励发展P to P等一系列错误政策的出台。
“目标-制度-政策”系统评估体系示意图：
制定经济金融政策，必须具备“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位一体的系统思维，不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各项经济金融政策不仅要服务于发展生产力(目标)，而且要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做好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之间、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平衡。改革开放政策必须站在中国立场，站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立场，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总和目标，而不是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不能把改革开放作为政治旗帜和政绩目标。
四、结束语
任何单向度或双向度的研究方法，尽管可以做到逻辑自洽，但其理论往往无法解释实践，也难以指导实践。这正是单向度经济学和双向度经济学无法解释诸多经济现象、无法解决诸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所在。只有引入“阴阳合道”的三维立体分析框架，既要看到商品社会的整体性和完整性，又要看到整体而完整的商品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三个方面组成，由此形成了考察、研究一切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文化问题的三个立体维度，才能正确把握具体的经济运动规律、政治运动规律和文化发展规律。
毛泽东主席是最早发现传统政治经济学存在世界观与方法论缺陷的伟大思想家。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后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同时，还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详见张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贡献》一文，《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四期)。这意味着，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必须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并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三维框架内，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可见，毛主席事实上已经指出了“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符合“阴阳合道、三生万物”道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架构。在战争年代，毛主席坚决反对单纯军事主义(以军事为中心);在和平年代，毛主席坚决反对单纯经济主义(以经济为中心)。毛主席强调的是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的系统建设、系统推进和系统平衡。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是社会整体系统的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必须平衡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基础概念来自于西方世界，孕育于西方文化土壤。当中国实体经济从赶超型经济逐步发展为引领型经济，中国亟需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实践出发，吸收西方单维经济学和马克思双维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发展符合中国道学世界观的“三维经济学”。
根据“阴阳合道”的道学三维研究法，可以实现“劳动-商品-社会”理论体系的重构和升级，并在新的理论体系中，重新研究和发现各类劳动现象、商品现象和社会现象背后的秘密;同时，在制定各项国家政策的工作中，可以看到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目标和国家制度的正向作用和反向作用。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国家政策制定者必须从运动的角度和发展的角度，预见到改革开放政策随着时间推移而对战略目标和国家制度的正反作用。
2024年9月16日
(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郑州大学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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