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阿尔都塞一样，齐泽克依然坚持经济在“归根到底意义上”的支配性地位。他认为如果要从根本上对抗和瓦解“后政治”的局面，就必须对作为真实界的资本进行批判和质疑，并将社会运动上升为真正的政治革命。因此，齐泽克所理解的政治介入，就是针对资本主义整体框架、打破资本逻辑统治的系统性政治行动。这种行动是一种打破现存秩序，开辟新秩序、新空间的开创性行动。为了探寻21世纪的政治介入路径，齐泽克将目光投向了列宁。
在齐泽克看来，“回到马克思”已经成为一股在西方流行的学术风潮，形成了各种“被消毒过”的“经典马克思”“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以及“后现代诡辩论者的马克思”，甚至连华尔街的金融投机家门也成了马克思的拥戴者——因为马克思被视为了预言资本普遍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先知。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接受马克思而拒绝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则不同，列宁有鲜明而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可以避免被“消毒”、被阉割、被收编的命运，但正因为如此，列宁遭受到了主流疯狂的抹黑、污蔑和攻击。在苏东剧变的历史背景下，西方主流左翼圈将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追溯到列宁。
对此，齐泽克曾经讥讽地说道：如果说今天的激进左派还有什么”共识”可言的话，那就是必须抛弃列宁的遗产。齐泽克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共识”，提出了“重复列宁”的口号。他把列宁与马克思的关系，比喻为保罗与基督教的关系。在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中，保罗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所创立的教会制度，使得基督教成为一种现实的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基督教的发展，但也因此有人认为这种做法使得基督教背离了原初的教义。
齐泽克认为，西方学术圈对列宁的批评，正如一些人对于保罗的批评一样，他们把早期的“本真”的马克思与列宁主义形成之后“僵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而没有认识到：“在圣保罗之外没有基督；同样，绕开列宁也就没有可以直接接近的‘本真马克思’。” 齐泽克这一形象的比喻，凸显出了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即列宁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现实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的中介环节。回归马克思而抛弃列宁的思想倾向，将会阉割掉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而将其变成一种对资本主义无害的神像。
齐泽克因而指出，在当今这样一个“治理”取代了“政治”、想象资本主义灭亡甚至比想象世界末日还要困难的“后政治”时代，“我们急迫需要列宁”。因为只有列宁这个完全悖逆于资本主义的“例外”，才能打破资本主义的禁忌，实现资本主义的再政治化。当然，齐泽克所说的对列宁的“重复（repeating)”，并不是简单地“回到（return)”列宁。也就是说，不是重复列宁曾经做过的事情或提出过的观点，而是重复列宁没能做到的和他可能错失的可能性。
列宁最伟大的贡献在于突破了第二国际那种庸俗的经济决定论，历史发展不再是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而是忽左忽右的偶然性“事件(event)”。因此，我们既要反对抛弃了经济领域斗争的纯粹的政治主义，也要反对排除了政治介入的纯粹的经济主义，而是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有机的接合起来。不仅要进行反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秩序的经济斗争，而且要从根本上瓦解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与以往相比，我们今天更应该回到列宁，因为经济学是关键性的领域，胜负将在那里决出；必须打碎全球资本主义的符咒。但是进行干预的方式应该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
（摘自《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西方“后政治”现象研究》第87-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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