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中国历史的著作，过去只知道范文澜先生著《中国通史简编》。这次逛书店，看到王桐龄先生讲授的《中国史》，真是爱不释手，仔细阅读，顿觉教授方法清新，受益匪浅。
王桐龄先生本是旧中国的大学教授，出生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逝世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其所开创的历史讲授方法，在我看来，立意新颖，思路开阔，让人耳目一新。作为旧中国的知识分子，把讲授历史看做重大责任，把爱国作为己任，更是感人至深。比起现代社会一些徒有虚名、重钱轻义、沽名钓誉的叫兽专家们，不知道要高尚多少倍。
王桐龄先生在序论中，论述了史学与爱国、史学与国家存亡的关系，这一点是现代大学里的教授们羞于提及的。“史学发达，则国民爱国心日强，史学衰微，则国民爱国心日弱。我国土地之广，人口众多，物产之丰饶，气候之温和，甲于五洲，顾日趋于贫弱者，则以国民缺乏爱国心故。爱国心所以缺乏，虽有种种原因，而史学不发达，历史教授不得法，亦其最重要原因之一端。”“国民爱国心发达在国兴，薄弱则国衰，绝无则国亡。历史者，爱国心之源泉，国民教育之基础也。历史教授之得法与否，与国家盛衰兴亡有直接关系。”
讲授《中国史》，主体非汉族莫属。因此王桐龄先生在序论中详细论述了汉族的七个特性：尊天命，敬祖宗，重财利，重文轻武，重仪式娴辞令，自尊与自屈。这些特性是否完全适合汉民族，暂时无需深入研究。现在我们把特性逐一加以仔细分析：尊天命源于儒教，唯儒教以人力所不能及者归之于天，故有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之说。笃信天命，则有凡事皆诿之于天，不尽人之职责；人事措施不当导致事露败象，则诿过于天。敬祖宗有利于孝道的发展，但是同样也容易形成因循守旧、不肯破旧立新、开拓进取创新精神。分明恶劣习惯，而不敢不从，分明良法美意，而不敢遽从。重财利固然可以促进勤俭节约风气的形成，却极容易走向反面，促成整个社会追逐名利、上下交争，形成金钱万能、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负面效应，并产生极端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毁掉了中华民族的团队精神。因此一有金钱，置国家于脑后，弃名节而不顾，举国相率流于市侩。重文轻武，重文造就了无数个酸溜溜的旧知识分子，四肢不勤，五谷不分。轻武使得中华民族屡被外夷侵略欺辱，老是赔款割地。寻找根源，源于孔庄学说重文轻武，源于国民惧怕战争，不愿吃征途之苦。谚云：“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鄙夷轻辱无所不至。重仪式娴辞令，重仪式导致形式主义泛滥，不讲究实效，奢侈无度；娴辞令为空谈家营造了营养丰富的土壤，助推喜好空谈、不切实际的歪风邪气。自尊与自屈，汉族的自尊自大，源于汉族文化的先进性，从而不肯虚心学习其他民族先进的东西；自屈源于儒家学说的毒化，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上尊下卑，三纲五常，严重束缚人的思想，不敢越雷池半步。自卑源于近代中华民族屡受外部侵略和欺辱。中华民族百年屈辱史，却让我们民族中的一部分“精英们”产生了极大的自卑心态，全盘西化就是这种心态的具体表现。
读王桐龄先生的《中国史》，犹如读一篇历史故事，长见识，清头脑，明是非；读王桐龄先生的《中国史》，犹如亲耳聆听王先生的教诲，爱国之心陡然升起。他告诫我们这些晚辈，学习历史不是为了应付考试，不是为了考上一个好大学，而是为了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学习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造福未来社会。
学习历史，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为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警示未来发展道路。中华民族近代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让中华民族摆脱了外强欺辱的窘况，独立自主地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这一点的确可喜可贺。中华民族近代落后于西方外族，其根源首先在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其次我们忽视自然科学技术的研究应用和人才素质的培养，这一切都与儒家学说的毒化不无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得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大大缩小，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承认这种差距，但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自卑到非要跪在西洋人的面前当孙子，言必称西方国家如何如何先进，如何如何民主。大不必可说外国人放个屁也比中国人香，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圆，如此说教，就有点过于崇洋媚外了。西方列强的发达是他们的祖宗侵略掠夺殖民他国人民的结果。至于西方自我吹捧的普世价值的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遮羞布。与我们曾经引以自豪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积极参与国家、企业事务管理监督的大众民主有着天壤之别。这种差别在于他们的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人民大众不过是这种民主的陪衬而已。这样说的根据就是私有化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允许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等非精英阶层具有参与管理国家、企业事务的权力，他们无缘也无钱参与国家领导人的竞选。选票制度只不过是西方民主模式的遮羞布，是地地道道假民主，是大资产阶级所喜欢的民主，是有钱人操弄百姓、戏弄百姓的民主。
当今中国不乏奴性之人，这些人到国外念了几年书，学了几句洋泾浜，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宗，忘记了自己的肤色。搬回几本洋教材来，趾高气扬地回到生他养他的祖国，自以为高人一等，自以为一步跨入精英阶层，自以为学贯中西，到处指手画脚。看似学富五车，实则一肚子秕糠，往往把中国的事情搞得一塌糊涂。那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货色，中国殖民经济结构就是他们的杰作。随着资本主义危机周期性发作，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能被动应付，真是可悲至极！于是让人不得不想起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那些留学西洋，自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所谓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操弄中国革命的结果，就是中央苏区的丧失以及被迫进行长征。历史惊人地相似，现在西洋学派们只会照搬西方教条，言必称西方经济学说如何如何，就是拿不出适合中国经济特点的真货来，由于严重脱离中华民族的实际情况，全盘照搬西方世界的经验，其结果就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跟在洋主子后面亦步亦趋。当然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要他们创新则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的创新能力体现在挂羊头卖狗肉上。洋奴们的济世方针无助于中国问题的解决，只会将劳苦大众打入十八层地狱，使他们再次成为资本家的奴隶。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点历史，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缘故。
学习中国史，就是要找出中华民族沦落的根本原因，混沌麻木是中华民族堕落的根源。儒家学说是毒化剂，是染缸。儒家学说的精髓就是要人们安于现状，听天由命，任人剥削压榨，不要犯上作乱，不要造反，要逆来顺受，不去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不去积极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要老老实实地甘受剥削阶级驱使和奴役。这就是为什么自西汉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和地主资产阶级政权拼命鼓吹儒教、推行儒教的原因。
区别一个政党是否真心实行民主、真心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看看对待儒教的态度就十分清楚了。现在有人鼓吹“和而不同”，其真实目的是维持现实社会存在的极大不公平，维持现实社会的贫富悬殊现状。他们所希望的和谐，就是让广大劳动人民跟在他们的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听任他们的摆布。这种和谐，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真谛，背离了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混淆了是非，以全民党取代阶级党。
精英们热衷推销儒家学说，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继续利用儒家学说这个精神鸦片，麻痹人民群众。他们害怕民主和自由，害怕民众觉醒的大民主，害怕民众对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和约束，害怕民众反对腐败和种种丑恶现象。在和谐口号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可怕的阴谋，就是继续依靠腐朽的儒家学说，隔断中华民族的发展史，麻痹和毒化人民群众，并向人民群众灌输封建主义的糟粕，企图继续实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这样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地推行他们那一套，以便让资本家继续奴役广大劳动群众。我们必须再次唤醒民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真正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而不是少数人热衷的选举民主。
任何先进的政党是不屑与儒家学说沆瀣一气的，如果一个先进的政党热衷于推行儒家学说，那么说明这个政党开始变质，不再热衷于为人民服务了。
儒家学说所宣扬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维护封建帝王统治的御用工具而已。以人为本的思想如出一辙，没有一点新意，也不过是企图抹杀政党的阶级性，抹杀社会的阶级性。不存在阶级斗争的观点连资产阶级都不肯认账，所以宣扬全民党的家伙们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说他们无知似乎太小看他们了，别有用心才是真的面目。这种别有用心就是混淆社会的阶级性，借以麻痹人民群众，用温水煮青蛙的阴险手段，让善良的人民群众丧失警惕性，好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最终全面复辟资本主义。搞乱中国，是精英们梦寐以求的事情，也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搞和平演变，并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根本目的。
精英们十分清楚这样一点，割裂历史，捏造历史，摸黑历史，就是争夺下一代的最好办法。所以三十年来他们千方百计地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任意污蔑和攻击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攻击他的创始人，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借助割裂历史消磨下一代的意志，他们攻击爱国民众是爱国贼，他们宣扬什么普世价值，其目的就是宣扬西方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借以毒化年轻一代，他们十分清楚占领宣传阵地的重要性，十分清楚把控话语权重要性，他们以种种借口堵住人民群众的嘴，祭起不允许争论的大旗，剥夺人民群众批驳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倒退行为，拼命鼓吹他们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意图十分明显，就是给广大人民群众换脑筋。好在经过洗礼的中国人民群众不再任他们胡作非为，三十年的教训换来了民众的觉醒。这就是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历史，认真反思历史的主要目的。唤起民众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中华民族的希望在民众，在于民众的觉醒，在于民众的崛起，在于大民主的复活，在于民众真正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和监督，在于民众真正当家做主地位的恢复。
学习中国史，学好中国史，通过比较鉴别，去伪存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循着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循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正道，为振兴中华民族为奋斗！修改于2010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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