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与知识分子——80年代思想史之第一章
第１章 文学知识分子
祝东力
一、“地下”写作
２０世纪中国社会思想中的左翼传统，最迟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左翼传统依循着这样的思想和价值取向，即寻求广大社会阶层的政治经济状况的根本改善，寻求在此基础上的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昌盛。左翼传统肇始于“五四”，在“五四”之后，该传统的下一个环节是大革命，此后，是土地革命和全民抗战……。随着时代风云的变幻，左翼传统一步步走向行动，扩展于全社会各领域，在指导思想上也日趋深化、彻底和急进。最后，在这条传统的终端，我们看到了在６０年代后期臻于顶峰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左翼传统对缔造现代中国曾做出巨大贡献，它从“五四”直到“文革”的演化变迁，作为一场巨大的历史运动，其含义是深刻而复杂的，对它们的论述超出了本书范围。但是，这里应当指出的是，２０世纪中国的左翼传统－－它的广泛而持久的思想倾向，激烈执著的理想追求，一直有着严肃的现实动因和基础，一直有着具体的现实针对性。
我们知道，在历史上，西方经典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庞大的海外殖民地（资源、劳力、市场）为依托而崛起的。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资本主义的残酷性－－相对而言－－更多地表现在海外殖民地并主要指向其他人种（这是早期资本主义使本社会保持某种稳定和繁荣的前提之一）。然而，在作为后进国家的中国，２０世纪的工业化过程则完全不具备上述条件，致使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完全倾泄在本社会内部，从而加剧了自晚清以来原本就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国际资本的入侵使中国的民族经济濒于破产，使中国迅速沦为半殖民地，并使广大民众的基本生存趋于崩溃。
然而，必须指出，到６０年代后期，左翼传统已经大大“逾越”了自身的现实依据。极端化了的左翼传统，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和针对性，都已丧失殆尽。在那个时代，在大批人为树立的虚假英雄身后，冤狱丛生，人人自危。一方面是假大空的形象和概念，是泛滥的口号和檄文；另一方面，这些形象和概念，口号和檄文，已完全缺乏现实的对应物，文艺虚构着革命超人和人民公敌，理论则为这一切提供论证。回顾那段沉重的历史，借用符号学术语，我们可以说：左翼传统在“文革”时代表现为能指的过剩和所指的匮乏。
然而，与此同时，社会秩序的失范、文化的解体以及政治风暴下个人的命运遭遇和苦痛，却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触目惊心，它们日益构成另一种现实。这种现实积郁着、涌动着，瓦解着极左意识形态的存在基础，并寻求自身的表达。这时，另一种文学便应运而生了。
新的文学，是在“文革”运动盛极而衰的“一刹那”诞生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年仅二十岁的北京青年食指（郭路生）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写下了这首诗。它表达了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巨流中，一位被席卷而去的敏感青年，在抛离故城时内心的震惊和伤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食指”作为笔名陌生而奇诡，令人联想到一具小小的残肢。无论其原意是什么，我们可以说“食指”喻指着人的一段书写器官（脱离了整个躯体）。实际上，郭路生的确标志着“文革”背景下个人性写作的最初开端，并在日后被称誉为“新诗歌第一人”。“他的诗在七十年代曾以手抄形式广为流传，对其同时代及后来的一些年轻诗人有很大影响。”[1]
７０年代是一个萧条的、迷茫的时代。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内心基础发生动摇，运动失去方向，人们已日益感受到自己时代的荒诞感和反讽意味。至此，“文化大革命进入波谷时期，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北京文艺沙龙进入了它的黄金季节，在短暂的两年内形成了较有规模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这一探索在１９７３年达到了高潮。”[2]于是， 在极左政治的恐怖之剑仍然高悬于每个人头顶之际，一批新的更加成熟的“地下”诗歌作品涌现出来，这些作品共同具有一种探索、质疑和冷峻的气质－－
“歌声，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多多，１９７２年）是对时代的无情鞭挞，“我的全部情感，/都被太阳晒过。”（芒克，１９７４年）是个人处境的隐喻， “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北岛，１９７６年）则是普遍的悲悯和哀伤。
在那个时期，北岛的诗歌无疑代表着同类作品的最高成就。他的组诗《太阳城札记》写于沉寂的１９７４年，全诗分为十四个主题－－“生命”、“爱情”、“自由”、“孩子”、“姑娘”、“青春”、“劳动”、“和平”、“祖国”、“艺术”、“人民”、“命运”、“信仰”以及最后的“生活”。这些主题分别代表了从所居栖的“太阳城”（红都北京？）出发，对人类生存的各个方面的洞察和思索，它们最后在“生活”的标题下被凝练有力地总结为一个单字：“网”。
这种肇始于７０年代初期的诗歌运动自发地具备现代主义倾向。它们饱含着“文革”后期的时代感受，表现为迷惘、隐晦和冷漠的总体特征，怀疑主义成为它们共同的思想基础。“我－－不－－相－－信”作为他们对世界的最终“回答”，在批判一切既定权威和传统的同时，也消解着全部确定性。它赋予这些日后被称为“朦胧诗”的作品以一种独特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赋予它们以荒诞、反讽和隐晦的内容方面。
在“文革”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年轻一代回到真实的个人经验基础，开始了反叛式的个人写作。在他们的诗句中，表达出来的是自由不羁的想象力，是深刻的主观性的感受、情绪和沉思，是政治风暴暂歇时分个体的、隐秘的内心世界的苏醒和维护，用北岛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3]在这个“世界”中，知识分子所倾心的一系列价值，如自由、个性、想象力、艺术、自我意识和理性，以及体现在这一切当中的社会良心，重新得到恢复和尊重。在左翼传统衰落之际，另一种传统开始复苏并成长。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传统。
如前文所述，知识分子与社会现实之间相当于一种社会性的“能指”与其“所指”的关系。由于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等原因，知识分子往往具有更明确的自我意识，对个人自由与价值更为关注和重视（维护并享受），作为“能指”，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多的独立自足性，超然于社会各阶层及其利益之上。这就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传统的实质。与此相映对，左翼传统则意味着知识分子作为“能指”，为了“所指”（人民、祖国或党）的利益而主动放弃自身的独立自足性，即让渡个人自由，投身于自身以外的社会事业。因此，跨越自身地位，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可以说也正是知识分子本质的一种应有之义。
左翼传统与自由主义传统同属于知识分子的两种内在可能性。应当指出的是，在风云激荡的２０世纪中叶，自由主义传统曾被强大的左翼力量逐出历史舞台，由于一系列政治运动，自５０年代起就已在中国大陆消声匿迹。因而，回到我们的话题：上述朦胧诗所披露的这个主观性的世界至关重要，实际上，它将成为下一个时代，即新时期知识分子文艺的最初源头。
怀疑主义精神不仅赋予朦胧诗以内容，而且还塑造着它们的形式，孕育着它们的意象和语言。“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远远不够用了，隐喻、象征、通感，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打破时空秩序”，以及“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4] 这些超越常轨的形式因素表达着瞬间的、片断的感受和经验，表达着探索中的尚未形成结论的思考。再进一步，这些裂解的形式曲折地映射着“文革”后期知识分子的特定境况，成为这种境况的诗艺表达（一种同构对应关系）。
这是一个时代的黄昏，知识分子经历着醒觉之后的孤独和寂寞，经历着偶像塌毁之际的幻灭和迷惘。他们在政治运动中身心分裂，创痕累累，其中敏锐的先驱者艰难地摸索、开辟着独立的思想空间。这个思想空间在“文革”后期的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在封闭的孤立无援的绝境中，充满矛盾、断裂和扭曲。
艾珊（北岛）的中篇小说《波动》初稿完成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堪称７０年代“地下”文学中最杰出的叙事作品。小说描写了“文革”后期背景下，在都市与乡村之间的一座北方小城里，以肖凌、杨讯为代表的几名最初的觉醒者（青年知识分子）的思索和抗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内心的和生活的波动。这篇小说曾被评论家们认为“写得过分朦胧、晦涩、破碎”，“孤独、忧虑、苦闷、痛苦、绝望、冷酷……在小说里并不是个别人物的性格因素，而是贯穿作品的主调”。[5] 这是诗歌的怀疑主义精神在叙事作品中的延伸。在形式方面，传统小说的统一视点，在《波动》里被五个独立的叙述者所分解。这五个人的经历、身份和思想大多迥然相异，他们各自的独白彻底取代了传统的统一叙述，相互之间缺乏过渡与整合的可能。
这似乎不仅仅是叙述技巧的纯形式问题。一个时代尚未结束，自由主义的幽灵还在“地下”徘徊。知识分子独立的叙述视点，他们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尚在最初的萌动和凝聚过程中。“叙事”的本质是一种解释体系，它将分散、杂多的经验现象纳入到整合性的结构中，使片断在整体中得到呈现和阐明。我们也许可以说，《波动》的分裂的叙述结构代表了“堂皇叙事”的相反一极：在“文革”后期，知识分子尚未形成自己整一的叙事框架，叙事的时代尚未来临。因此，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以主观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瞬间感受、不确定的情绪和片断的犹疑的思考。现代主义诗歌形式对应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特定经验，缩影着他们特定的思想和生存境况。这些诗歌作品早在７０年代中期便呈现空前成熟的形态，决非偶然。实际上，它们是最大限度地体现着时代的怀疑主义精神的文体形式。因此，在“文革”后期，尽管也曾有以手抄形式流传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九级浪》（毕协汝，１９７０年）、浪漫主义的书信体小说《公开的情书》（靳凡，初稿１９７２年）以及北岛上述冷峻沉思的诗体小说《波动》……等作品涌现，但是，与前述诗歌相比，小说仍不是这个时代成熟的普遍的体裁。况且，“文革”时代那些秘密流传的小说，由于缺少完整的叙事，大多带有未完成的特征。因此，它们在新时期正式发表的时候，都曾经过不同程度的重写。
“文革”后期的现代主义诗歌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是以同期的知识分子“地下”文化为依托和背景而展开的。在城市和乡村，在各知青聚居点和家庭文艺沙龙，青年们传阅书籍，交流思想，这些包括马列经典、现代西方及苏联的文艺、哲学和政治书籍（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在内的读物，使他们有可能在政治运动的疾风暴雨之外寻求另一种参照。这是一个口头传播和片断式写作的时代。圈子内的私下交谈是新知识、新思想的重要来源，而日记和书信则成为普泛的写作方式。《波动》里女主人公肖凌的蓝皮笔记本被反复提及，是一件贯穿始终的主要道具，实际上已成为作品中所包含的另一部作品。舒婷则回忆说：“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6]，她最初的诗歌习作许多就是通过书信流传出去的。
作为这种“地下”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学活动之外，还存在着知识分子的另一类写作，即理论著述。它们包括顾准对中西社会历史的独立探索（１９７２至７４年）和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１９７２至７６年）。
李泽厚在“文革”后期的意识形态背景下，“远远避开，埋头写作此书。”[7]借评述康德，阐发自己的“主体性实践哲学”。他的研究日后在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中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影响，后文将专门涉及。
顾准的社会历史研究，在时间上刚好处于北京“地下”诗歌运动的黄金季节。他的计划是“打算用１０年时间，通盘比较彻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国的历史，并在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达成他对历史未来的‘探索’。”[8]实际上，顾准的视野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历史，而贯通和综合了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和思想史等在内的多种领域。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新中国历史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十七年和“文革”时代，新时期十年，以及９０年代。由于完全缺乏后两个时代的经历，因此顾准的理论思考缺少完整的当代史背景，这使他在成为思想先驱的同时，也陷入了某种局限。
《顾准文集》主要由笔记和书信组成。从１９７３年到７４年，顾准在与其胞弟陈敏之的个人通信中，陆续写下了洋洋几十万言的学术札记。这其中，有他对中西历史文化的深入比较（《希腊思想、基督教和中国的史官文化》），有对欧洲资本主义起源以及资本主义在中国迟滞落后原因的探索（《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有对革命的深层逻辑的思考（《民主与“终极目的”》），有对一元主义官方哲学的全面质疑（《辩证法与神学》）……。顾准博览群书，学兼中西，常常能另辟蹊径，就已有定论的“大问题”提出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带病写作，“以图书馆为家”，在参考大量中西文献的基础上，对古希腊民主制度的起源，做出了独具慧眼的探索，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笔记《希腊城邦制度》。借用后来一位评论者的话说：“这实际是一部渗透着深刻的历史反省意识的著作。因为这部著作的目的，是通过对古希腊民主制的研究，揭示出希腊－－西方历史与中国历史在出发点上的巨大不同，从而挖掘出中国政治专制主义的深刻历史根源。”“他的目的是，通过对希腊城邦民主制度的重新认识，高度评价欧洲的民主政治传统，从而激发一直缺乏这种传统，当时正禁锢在‘四人帮’极权主义政治之下的中国人反省和思考。”[9]
顾准以扎实的学术根柢为立论基础，完全超越于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是一位遥遥领先于时代的难得的思想家。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在１９７４年底溘然早逝，他无疑将成为新时期理论界的一种健康力量，并将随着时代的变迁调整自己的思考。
应当指出，激发顾准思考的根本的现实动因，就是在他笔下反复出现的“娜拉走后怎样？”－－即中国现代革命成功之后，尤其是在“文革”时代所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顾准在理论领域的顽强探索与同期的“朦胧诗”以及７０年代整个知识分子“地下”文化，所面临的是同样的前提。而无论是理论思考，还是文艺实验，都是知识分子自由主义传统正在潜滋暗长的最初标记。在“文革”已成强弩之末的时代，知识阶层的价值－－个人自由和权利、民主、科学、想象力和审美……在悄然恢复和凝聚。片断的感受、经验和思考成长着，并终将整合为一个首尾连贯的统一的叙事体系。在这一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成为时代转折的中介，这就是天安门诗歌运动。
１９７６年的那场追悼运动具有深刻含义。由于周恩来总理的人格魅力和政务活动，由于他的温和、谦逊、实干、稳健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和关怀，使他在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享有崇高威望。这一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渐近尾声尤其显著。在因林彪事件而形成的权力真空中，周恩来几乎独撑大局。例如，他着手抑制和纠正“文革”路线，开辟中美高层对话，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在“文革”逼近终点，在它的灾难性后果暴露无遗之际，与十年前崇拜毛泽东的盛况相映对，人们此刻转而拥戴或怀念作为另一位政治巨人的周恩来，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预示着时代精神的转向，投射着人们对周恩来所体现的一系列价值（政治民主、稳定、繁荣和现代化）的普遍憧憬。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历史运动主要以古典诗词为自己的文体形式，从而区别于７０年代“地下”诗歌的现代主义风格。这是可以理解的。大量的诗词作品作为追悼运动的一部分，是挽联（文言和对仗）的延伸和艺术化，这一点似乎注定了它们的古典形式。同时，对一代伟人兼长者的凝重的悼念之情，也更倾向于选择典雅、庄重的古典格律，从而不自觉地疏远了自由的、个性化的现代诗歌体裁。这些匿名的、朗朗上口的诗词作品，以纪念碑为中心张贴和传诵，它们介于个人创作和社会谣谚之间，传递着普遍的社会情绪和心理。当时，年轻的北岛曾将他风格独具的《回答》张贴于广场，但却毫无反响。这一现象表明了个人写作与巨大的历史运动之间的距离，表明了个人写作已被群体的历史运动所扬弃。
二、普遍的体裁
“文革”的结束作为中国当代史的一次巨大转折，在如下两个方面具有特殊意义。第一，由于执政党的“工作重点”转至经济领域，原先的政治管理模式被逐渐搁置。在新时期的十几年间，随着传统计划经济向新型市场经济的转换，在意识形态领域，与以往时代（十七年和文革）相比，总体来看，执政党的角色也相应地从“看得见的手”转为“看不见的手”，表现为权力的某种收缩。
第二，与此相比照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影响迅速上升。在现代中国左翼革命史上，曾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知识分子－－党的文化工。他们经常担任文书、教员和宣传干事等职务，服从将令，是革命队伍中有机的一分子。从４０－－５０年代以来，随着中国革命走向全面成功，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以“党的文化工”为模式，被纳入到主流体制中来。然而，随着“文革”极左政治的终结，在新时期，勿庸讳言，部分知识分子日益摆脱原先“文化工”的身份，转型为“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由“地下”一跃而登上历史舞台，公开地、持续地发出自主的“声音”。这些“声音”率先表现在文学领域。
“文革”酿成（同时又压抑）的另一种现实，在新的时代急切要求真实、全面的表现。这一时代要求跨越了以主观抒情见长的诗歌体裁，转而选择了侧重客观写实的叙事体裁－－首先是短篇和中篇小说。这一现象成为时代转折的文体标志。
因此，新时期伊始，尽管有中、老年诗人大批“归来”，尽管也涌现了不少像《枪口，对准中国的良心》（熊光炯）、《将军，不能这样做》（叶文福）、《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熊召政）等社会批判性作品，但真正代表诗歌成就的仍是７０年代即已起步的高度艺术化、专业化的“今天派”朦胧诗。朦胧诗的表现形式是“人们所不习惯的”[10]，它属于相对狭小的诗歌爱好者圈子。在新的时代，与小说相比，诗歌倾向于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它倾向于回到自身，甚至于拒绝“充当时代精神的号筒”[11]，即放弃曾经临时承担的超越艺术自身的社会角色。诗歌的这种转变迹象，实际已先导性地预示了新时期知识分子从社会代言人（８０年代），回归于专业身份（９０年代初）的全程。
新时期前期的小说记录人们的共同生活，揭示普遍的社会问题，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诗歌相比，小说是一种普遍的文学体裁，是知识分子介入现实、表达思想的普遍方式。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叙事作品中，主题思想占有绝对优先的地位，它们直接指涉现实，现实的社会生活成为文学作品的核心层面。而那些更属于“文学自身”的形式因素，诸如语言、意象、结构、视点、叙述方式，则是不重要的。在这里，文学并不是一种专业话语，它代表着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
在新时期初叶的作品中，“伤痕”和“反思”成为最初的主题。
最早的伤痕文学《班主任》（１９７７年）旨在“写出‘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12]，它体现的与其说是一位小说家的视点，不如说是一位“班主任”的眼光。作品充满了劝导、讲解、说服，直露的“意图”控制着人物和情节设计。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意图”理解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意图。
《班主任》彼此差异地写了三个学生。第一、团支部书记谢惠敏具有“强烈的无产阶级感情、劳动者后代的气质”，爱憎分明，性格泼辣倔强。另一方面却“单纯地崇信”，愚昧无知，思想偏激，是“‘四人帮’给我们教育战线造成的内伤”的一个活样板；第二、宣传委员、“小书迷”石红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嗜读文艺作品。她仪表脱俗，穿“带褶短裙”，在谢惠敏看来，是“沾染了资产阶级作风”；第三、少年流氓宋宝琦做奸犯科，但在对待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态度上，却与谢惠敏两极相通。他是“教育内伤”的另一种类型。于是，“班主任”大声疾呼：“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
有趣的是，“班主任”面对的这三个学生恰好代表三种价值，并指涉着三个时代。谢惠敏身上重叠着一系列经典形象，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辨认出刘胡兰（雕塑《刘胡兰》）、琼花（电影《红色娘子军》）、铁梅（京剧《红灯记》）、李双双（小说《李双双小传》）……。她们苦大仇深，勇敢坚定，本能地具有阶级觉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爱红妆”）。这是一个“党的女儿”的系列，这个系列在十七年和文革的左翼文艺传统中，是英雄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类型之一。可是，“党的女儿”的人物长廊在谢惠敏身上呈现出否定的、晦暗的一面，并似乎以她为结束的标志。
在小说中，石红聪敏好学，处处与谢惠敏形成对照，最受“班主任”的青睐与器重。她体现着知识分子所瞩目的一系列价值，是“党的女儿”终结之际，取而代之的另一种形象，成为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宠儿。
宋宝琦代表第三种价值及其相应的时代。他受到国家机器和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双重压抑，远离书面文化，游荡在社会边缘。但是，他由此也获得了对生活的独特观察和经历。值得注意的是，宋宝琦式的人物将在新时期临近结束时，在王朔笔下作为“顽主”重新亮相，甚至在９０年代初期领一时风骚，并对当年的施教者反唇相讥。那时，“班主任”无可奈何，“只能面对”。[13]
因此，《班主任》对上述三个人物的扬抑和褒贬，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地位和影响的急剧上升，预示着一个知识分子时代的来临。
这篇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以三个学生不自觉地喻指三个价值时代，而另一篇代表作，卢新华的《伤痕》（１９７８年）则以一位女青年在九年中的两次转折，直接展示了时代的变迁。王晓华在母亲被诬陷为“叛徒”后，毅然中断母女关系，远走他乡。文革结束后，得知母亲冤案平反，她又带着内心的创伤，含泪赶回上海。
实际上，王晓华的两次转变都可以看作是对普遍的“社会性”的寻求。母亲降身为“叛徒”，她因此被开除出红卫兵，失去“最要好的同学和朋友”，处处受到歧视和冷遇，家也搬进了“黑暗的小屋”。十六岁的她面临着被赶入“人民公敌”之列，丧失全部社会性的危险。亲情和家庭代表最基本的人性。但是，当时代的洪流判定它们毫无价值并得到人们普遍赞同的时候，的确，亲情和家庭就成了某种“抽象”的事物。于是，王晓华通过与母亲、家庭“彻底决裂”，回到“集体生活”（阶级队伍），以抗拒她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解体。
然而，当时代转变，“阶级性”又被人们普遍摒弃、憎恶而转为“抽象”时，社会性便重新以原来的基本人性为内容。因此，当王晓华怀着忏悔的心情，回到家庭，重叙亲情之时，便仍然处于无所不在的社会性的制约之下。而从“阶级性”（党的时代）回到“人性”（知识分子时代），正好标志着从十七年和文革向新时期转折的两个中心范畴的前后嬗替。这种“回到”被认为是治愈“伤痕”的可靠途径。
伤痕文学作为对文革创伤的揭露和慨叹，直接引出了反思文学：追溯创伤背后的根源，反思体制和思想上的深层基础，并由此审视和重估整部当代史－－因此，可以把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的主题发展，概括为从“伤”到“病”。
反思文学的第一部力作《天云山传奇》（鲁彦周，１９７９年），通过三位女性的叙述，展示了主人公罗群的坎坷遭遇，率先把“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联系起来思考，叙写了共和国二十余年的政治风云变幻，在当时的确“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14]。
罗群早年因蒙冤而沦为一位从事“地下”写作的知识分子，冤案昭雪后又成为一位新型的政治英雄。他身居社会底层，坚持思想探索，刚一亮相就在思考“为什么会出现四人帮，中国的历史包袱不轻……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一系列“大问题”。有意思的是，在形象塑造上，刻意描写了罗群的侧部脸型－－犹如一座“希腊雕像”（一种典型的“形象的引文”）。形象隐喻着心灵，它暗示着主人公对周围环境（贫困、落后、闭塞）的超越，象征着他所拥有的普遍性（西方渊源）。我们可以将其深层含义还原为：一个掌握着西方文化精髓的知识分子，正在审视中国的现实和历史。
在小说中，历史以“古城堡遗址”的形式隐约可见。它高居于天云山之上，用罗群的话来说，“封锁着天云山区，阻挠一切新的进步的势力进入”，“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缩影”。因此，在罗群的地下著述中，特意提到有《论四人帮产生的背景及其教训》和《读史笔记》，并安排一个带有“封建家长制残余”的党务专家吴遥，与罗群严重对立。反思文学在题材上拓展到十七年，而思考的目光则已投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因此可以说，在１９８５年以后蔚为大观的中西文化比较（激烈批判传统），已经在反思文学中埋下了伏笔。
伤痕文学的最初意图是“疗救创伤”。但是，这个目的似乎并未实现。随着时间的进展，“伤痕”不仅未能治愈，而且，人们还从中发见了十七年的更严重的问题（反思文学），并进而追溯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封闭保守和专制主义传统（文化讨论）。“伤痕”似乎不断扩大，无法弥合。它如同一道裂隙，使知识分子与体制之间的距离日益加大，并最终导致原有意识形态趋向解体。与这种解体过程同步的，则是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建构。
三、书面文化的分裂
在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脱颖而出，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因此，从一般的知识阶层，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类型：一方面是以小说家和诗人为主体的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学科化、机构化的专业知识分子。在这里，统一的书面文化发生了分裂。
在相对的意义上，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拥有整体的知识结构。这种情形是由当时社会的知识状况和教育体制促成的。一方面，传统社会的知识具有相对统一的、未分化的特征。基本的文化经典是确定的和有限的，文本世界内部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辐辏式的向心秩序：从基本经典派生出其他阐释性、应用性的著述。另一方面，与有限的知识领域相对应的，是一种全面的、通材式的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培养。在中国古代，官方考试制度要求生员必须博览经史和诗文，掌握写作技巧。按照书面文化的传统分类（经史子集），古代知识分子尽管在学业上可以有所侧重，但其知识和技能的掌握却是全面的。因此，在传统社会，知识的整合性往往由百科全书式的个体学者来体现。
知识分子的严格专业化和职业化，是一个社会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入近代，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最重大的事件，大概要算是科举制的罢废（１９０６年）和随之而来的新教育制度（壬子癸丑学制）的确立。这种剧变迫使传统的“士”转型为现代职业知识分子。[15]知识的整合性改由分工协作的全体知识界来承担，个人被社会置换了。在这里，通材让位于专家，知识分子被纳入到各式各样的知识机构，成为专职的科学家、教员、医生和工程师。在这种机构中，专家型的知识分子拥有固定的狭窄的学科领域和职业范围，拥有专门的方法和问题，所谓“道术已为天下裂”。
学科化、专业化是书面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一般状况。在这种背景下，专业知识分子的视野、兴趣、活动倾向于局限在各自的学科范围内，他们的工作也很难产生专业领域以外的社会反响。在这里，知识分子的一般社会职能－－从掌握书面文化到承担社会良心角色，发生了某种萎缩。[16]
然而，文学知识分子在书面文化领域却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
与那些具备现代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经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大学教师、医生和工程师不同，小说家和诗人们的写作表现了更多的传统的延续性。他们在相当大程度上仍被排斥在各种现代知识体系之外，处于“自由漂泊”的状态，成为传统知识分子在专业化、机构化之后的“剩余者”。可以说，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已发生了分裂。总体来看，在小说家和诗人那里，博览经史子集的“士”已失去了丰富的知识内涵，而仅仅突显了写作本身。
但另一方面，文学知识分子却又因此摆脱了严密、狭窄、克板的专业划分。他们能够以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写作对象，题材广泛，手法多样，读者众多，社会影响巨大。他们贴近现实，感觉敏锐，思想活跃，关注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持续地受到从一般公众到最高权力层的瞩目。事实上，在传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分裂之后，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角色主要由作家们承担了。“作家是人民总体的代言人”[17]。这不仅意味着一般公众缺乏言论的能力和机会，而且暗示了其他知识分子的沉默。
这就是新时期初期文学知识分子的状况。我们今天依然记忆犹新，《爱，是不能忘记的》（张洁）由于以抑郁滞徊的感伤笔调，触及了爱情、婚姻的道德基础而引起的持久、广泛的影响。同样，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也由于思考了农民的性格和命运，而在知识界获得了先导性的思想探索意义。《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沉重的翅膀》（张洁）、《三千万》（柯云路）则更以文学的情感内涵，为初期的改革事业注入了道义力量……。
前文曾指出，依托于书面文化的知识分子具有两种可能性。一方面，他们倾向于介入现实，承担社会良心角色；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远避现实，超然世外，据守自身的价值体系。应当指出，这两个方面与前述左翼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成不变的对应关系。当左翼传统陷于低谷，失去同道和听众的时候，他们也可能退而著书，守护思想的火种，以待日后的燎原之势。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曾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后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选择。另一方面，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居于上升阶段，当他们与广大社会阶层分担着共同的苦难命运和境况的时候，他们所倡导的个人价值、幸福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理念，也具有无可质疑的进步意义，并能够代表全社会广大阶层的呼声。勿庸讳言，这正是新时期初叶知识分子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在这里，文学干预生活，参与现实，站在社会批判（对“文革”及其余波）的最前沿，与同期的哲学和美学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1]周国强编：《北京青年现代诗十六家》，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页。
[2]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朝华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３页。
[3]北岛：《谈诗》，见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青年诗人谈诗》，１９８５年，第２页。
[4]北岛：《谈诗》，见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青年诗人谈诗》，１９８５年，第２页。
[5]易言：《评＜波动＞及其他》，载《文艺报》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6]舒婷：《生活、书籍与诗》，见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青年诗人谈诗》，１９８５年，第７页。
[7]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后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修订本， 第４３８页。
[8]陈敏之１９７５年为《希腊城邦制度》手稿写的“后记”，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２０页。
[9]何新：《中国古代社会史的重新认识》，载《读书》，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10]谢冕:《新诗潮的检阅－－＜新诗潮诗集＞序》， 见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集》上集。
[11]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载《诗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12]刘心武：《植根在生活的沃土中》，见《走向成功之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３页。
[13]刘心武：《你只能面对》，载《读书》１９９３年第１２期。
[14]汪名凡主编：《中国当代小说史》，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６页。
[15]汤因比：“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凡是企图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其适应一个外来文明的节奏时，都需要一个特殊的社会阶级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变压器’的作用；为了满足这个要求，这个常是突然而人为地应运而生的阶级，通常总是用一个特别的俄罗斯的名称，称他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一批联络官，他们很快的就学会了入侵文明的种种本领”。“第一批知识分子的成员是海陆军官们……然后又来了外交家，这一批人是在战争失败以后不得不同西方政府打交道的时候，懂得如何办交涉的人……然后又来了商人……最后……知识分子就发展了他们所最为特有的形式：学会了传授西方学科的教师；学会了根据西方程序管理政府事务的文官；学会了根据法国的司法程序引用一两句拿破仑法典秘诀的律师。”（《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册，第１９１－１９２页）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完全是传统士大夫的后裔，而还有另一种前身：外交家（郭嵩焘、曾纪泽）和海军军官（如严复、詹天佑、张伯苓等均是海军学校出身。鲁迅最初也曾在江南水师学堂学习）。现代知识分子是西方与中国冲突激荡下的产儿，这似乎注定了他们“在”中国社会，却又不完全“属于”这个社会，具有一种游离和叛逆的性质。
[16]《西方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大学和政府》（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Modern Societies,1987）指出：“智力工作的职业化和专业化的后果之一看来是：一方面由于规范化的学科，另一方面由于日益职业化的体制，传统的社会批判的知识分子角色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了。”（第１２３页）
[17]刘宾雁：《我的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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