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连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经济和民生领域出现的问题，更是让不少专家、学者们为之头痛。近年来，次贷危机，经济泡沫，炒房，通货膨胀，就业等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得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对于民生和经济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一本名为《中国大形势》的著作应运而生，对中国形势、经济现状、民生出路等多方面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提出了很多耳目一新的观点。此书一经问世就轰轰烈烈出现在各大网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英国华文媒体编辑吴洁勤对《中国大形势》一书的高连奎评价到：一位年轻而睿智的学者站在世界和历史的高度分析中国经济发展大势，探索民生困境的出路，献良策于此书。
就《中国大形势》和近期民生、社会遇到的热点问题，海峡教育网特专题采访了我国知名财经学者、《中国大形势》一书的高连奎，以下是海峡教育网编辑(简称记者)与高连奎的对话：
记者：您当初是出于何种原因决定写这本书的？
高连奎：有的内容适合用文章表达，有的内容适合用书籍表达，我书中的一些理论，以书籍的形式比较合适，所以写了书。比如我提出的平衡经济学原理，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等。另外当你想表达的思想积累到一定量的时候，自然就有了写书的想法。
记者：您认为此书与其他反映中国问题的经济学著作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高连奎：有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其实是政治问题，或是社会问题，因此要将某些问题解释清楚就得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而我这本书就是从多学科、多角度来分析中国以及世界的经济、民生问题，这是我本书最大的优势，也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记者：这本书您用了多长时间完成的？写作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较难克服的困难？
高连奎：这本书是读大学、工作等多年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积累所成，很多观点不是一时形成的，真正的写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职写作。
写书中的困难比较多，主要是首次写书，很多书写格式等不是太熟悉，这些都通过不断的摸索渐渐熟悉了。我在写书之前，也发表过不少的文章，有些影响力也比较大，但是这些与写书比起来还是完全不同模式。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写作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思想的过程，一个有针对性的学习的过程，一个进行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我这本书的大的创新部分在列写作提纲阶段就具备了，而很多小的创新则是在写作过程中涌出的灵感。
记者：当今的经济学者都较少谈及民生问题，觉得这似乎是社会学者研究的范畴，对于这一说法，您有何见解？
高连奎：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民生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要学习过经济思想史都知道这一点。当然大家在本科阶段所学习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是没有民生部分的，这可能就是大家认为的民生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主要原因吧。
记者：您在书中反复提到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并提出要让民众从根本上富起来最关键的是要创富于民，而创富于民的根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阻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应如何解决？
高连奎：国家要发展什么，就得考核什么，要考核什么就得量化什么，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但是我国很少公布劳动生产率数据，更没有将劳动生产率数据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我们知道广东、浙江是经济大省，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地方是劳动力大省，这些地方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的劳动人口，这些地方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高，因为他们的经济质量也并非真好，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入手。另外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我还提出了低劳动生产率陷阱的概念，要走出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可以从提高最低工资等外力型的因素着手，比如去年中国普遍提高最低工资就有助于中国走出低劳动生产率陷阱，我支持这样的措施。所谓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价格低——企业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意愿——劳动生产率长时间得不到提升”的恶性循环。
经济体，决定其劳动力价格的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一个根本性因素，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价值就越高，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也就越高。而劳动力价格越高，企业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设备的积极性就越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那么其劳动劳动力价格也就非常的低，劳动力价格很低，企业也就没有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动力，因此这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就很难升高，这样就导致劳动者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局面。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企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运用只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改善劳动生产率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改进
记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大学扩招等形式的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浮出水面，因这一问题而衍生出的“蚁族”、“啃老族”、“蜗居”等网络名词层出不穷，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分析也是众说纷纭，我也是一个即将面临毕业的大学生，所以特别想听听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高连奎：大学生就业难是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科技制造比较少和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比较低，因为高科技制造，和自动化制造的技术含量比较高，才真正的需要大学生，而中国现在的制造业还主要是自动化程度不高的机械化制造和低附加值制造。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有人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制造业基础还没夯实，就发展服务业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要总盯着美国。另外德国、日本、北欧都是经济发达地区，他们的制造业都非常厉害，这才是中国的学习对象，中国不能盲目的学习美国。美国的高消费是信贷消费带来的虚假繁荣，这个模式已经失败了，中国一定要引以为戒。
关于“蚁族”、“啃老族”、“蜗居”等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其实农民工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挤在宿舍里，不也是“蚁族”、“蜗居”吗！无论是以大学生为主的白领还是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其实大家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发展高科技制造和自动化制造，摒弃低附加值制造和手工制造。至于发展模式，中国应该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模式，发达国家也有很多模式，日德模式、北欧模式等，都可以借鉴，不要总盯着美国模式。
我认为大学生轻易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不要自认为自己的专业没学习好，就不敢找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跨专业其实更难，而且跨专业找到的工作都是专业性不强的工作，这点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另外大学生学习好专业知识，然后进行自己学习专业所属的行业，时间一长，必有收获。另外中国厂商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地域性，比如佛山、浙江电器产业发达，比如深圳、昆山等地电子行业发达，大家对行业分布要有了解，到行业聚集区去就业，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
记者：据新华网的一则报道称2010年中国物价上涨70%以上，涨幅缘于食品涨价。“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2010年与物价上涨相关的搜索词也成了网民热搜的词语。食品的接力涨价，就像一副推倒的多米诺骨牌，除了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外，有关吃、穿、住、行的价格都在上涨，物价因素正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您认为对于不断上涨的高物价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而这一现象与您在书中提到的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构想背道而驰，当今的国情下，您觉得要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否具备可行性？
高连奎：物价是在上涨，这对于民众来说很恐慌，但从我们专业学者的角度，我们分析出中国的物价在短期内会有多大的涨幅，或是会涨多久，这都是经济周期的因素所致，大家不要多度恐慌，物价不会无限制上涨的。等中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物价上涨的势头必然得到遏制。
物价不断高涨直接影响的就是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生存成本，这也确实违背了我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理论初衷，然而我认为中国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在中国是可行的，因为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经济调控措施，降低生存性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民生的生存压力，而对于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价格高一些没关系，如果我的理论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我的政策建议能够得到落实，我们建成低成本生存社会并非难事。 其实中国为蔬菜运输车减免过路费，也可以看做是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措施体现之一，但是这些措施还属于临时性的，更多是来自于政治压力，而非理论支持，如果从我的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的对这些措施进行解释，就可以看出这些措施的伟大意义，也客观上给了我们政府一个将这些措施长期化的理由，如果这些措施能够长期化，对民众降低生存成本是多么的有意义啊。
记者：房子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许多人都说，房子代表了“家”的概念和“安定”的感觉。然而桀骜不驯的高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购买力，房子已经成为中国人身上的一座大山。您觉得我国应如何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
高连奎：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调控措施即使再严厉一倍，也很难解决中国人住房问题。我不太赞同现在按收入提供住房保障的政策，这种政策很难执行到位，也很难做到比较公平，我提出了按面积进行保障的建议，即每个居民都可以从政府那里免费领取一定面积的保障性住房 。 住房是生存保障，是基本人权，不应该附加任何的额外条件。即使是这样 国家也不会背负非常大的财政负担，这一点我在书中有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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