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煞穆珏按：
这篇文章是对韩毓海所著《天下：江山走笔》的读后感，是2006年发表的，我个人觉得有必要在2011年的时候再继续推荐这本书，为何？为了重庆。
韩教授在这本书里，有一篇个人认为非常重点的文章：《西北旺》，讲述的是大清经营西北的历史变迁和作用。他的论断是：西北存，则国存，西北旺，则国旺，从而提出‘西部为体，东南为用’的主张。这当然是韩教授一家之言，但信者只怕也会不少，至少我是信的。
如果从这一个层面上看，当年毛主席推动三线建设，实际上就是因为毛主席有非常深厚的历史眼光，知道西部对中国的重要性，而现在薄熙来主政重庆，右右们就不说了，说了晦气。支持重庆的人们，也大多对薄熙来抱有担心，担心他一个人孤独行走，会不会被那些腐败的官僚们仇恨，走得不远。
但是如果支持重庆的人们看过韩教授的这本书，可能会信心大增，同时更加支持重庆，支持薄熙来了。
中央发展重庆，除了想解决深圳改革开放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应该确实是从三十年东南迷梦中醒来，从历史的迷雾中醒来，知道发展西部地区的历史重要性。
中央是想把重庆打造成西部的龙头。想一想也是，北京，上海，广州都已经是龙头了，只有西部没有，这是不应该的。
那么，重庆之发展便不再是孤独的，薄熙来也不是孤独的，是有人支持的。
想到这一点，我的心，会温暖许多，相信支持薄熙来的人们，心中也会温暖好多。
中国人吗，始终希望好人有好报是不是？
在此呢，也呼吁一下，如果你支持重庆，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工作，如果你刚刚大学毕业，那么，到重庆去工作好吗？
去切切实实的支持重庆，支持薄熙来吧。
不过呢，要提醒一下，重庆现在并不是天堂，他只是在建设着，会有很多实际困难的。希望带着一颗乐观，积极的心前往重庆。
言止，请看这篇读后感吧。
行走在书生意气里
1949年12月6日 ，新中国刚刚成立，作为这个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乘坐火车穿越了整个中国辽阔的东北开始了他的访苏之旅，这是他第一次离开这个国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也是他第一次离开他的战友们，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在漫长的旅途当中，毛泽东依然日以继夜的工作，批阅了大量的电文，发表了一系列的谈话。在这些电文中，毛泽东密切地与祖国保持着联系，他殚精竭虑、忧思如海地关注着这个国家发生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甚至在许多电文中他已经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当他在苏联经过艰苦的谈判争取到苏联的援助之后，马上电告总理周恩来赴苏联谈判，在电文中他特别的叮咛：“为安全计，不要坐飞机。恩来要乘火车来，路上15天是足够的。”而在这些电文的最后，毛泽东都以这样的方式落款：“某月某日，自远方”。
2003年冬天，一个名叫韩毓海的北大青年教员来到了北国冰城的哈尔滨，他参观了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所下榻的住所，并在那里读到了这些保存完好的电文原稿。也就在这个北国冰天雪地中的城市，韩毓海怀抱着一颗炽热的心写下了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自远方》。这也是我在韩毓海的作品《天下：江山走笔》中读到的最动人的一个段落，那是在一个深夜，我读完这段话后，真有些废书而叹的感受，此时月光如水，洒落在我的四周，我是真正被这种伟大的忧伤所感染，不知道是因为毛泽东，还是因为韩毓海笔下动人的文字。
我感到很诧异，在阅读这本《天下》时，常常被笔下的文字所感染，那种充满忧伤与抒情的气息实在感动人心，尽管很多的观点我一点也不认可。但我很奇怪的是在这个青年学者的血液里，几乎流淌着两种互相撕裂的情感，一种是忧伤的、抒情的，一种是愤怒的、批判的，这种互相矛盾的情感常常交织在他笔下的文字之中。就是这个韩毓海，我早就知道关于他的一个著名的趣闻，那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刚刚成为北大中文系教师的韩毓海因为对校园里的许多现象不满而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轰动校园的名文《北大，魂兮归来》，很快有学生将发表后的文章复印后张贴到北大著名的三角地，这无疑是一个怒目金刚、关注现实的青年学者，完全不同于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温情脉脉、畅游书斋的知识分子形象。有时我就想，也许在今天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就需要这种冰火两重天的性格，一方面他们可以安静的在书斋之中读书做学问，甚至是“为学术而学术”；另一方面，他们也能够及时的站出来为这个社会的现实鼓与呼，成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担当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具有那种所谓的“学者的人间情怀”。
二
我对于今天的许多学者的不满就在于他们从来不了解现实，往往是从书本到书本，他们没有任何的现实生命的体验，更无所谓历史的纵深感了，就是这样的许多学者却常常鼓噪着积极发言，其实更多的是一些隔靴搔痒的东西。走出书斋以后，世界原来比书本中具有更丰富的色彩，也更加具有强烈的现实冲击力，充满着可以触摸的历史质感。在歌德的《浮士德》中，博学的浮士德终于走出了书斋开始了他的精神历险；在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酷爱阅读的堂吉诃德骑马带枪，开始了他的理想的征程。现实远远比他们在书斋之中来的更具有挑战性。我在阅读这本文集的时候，分明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青年学者行走在祖国的大地之上，但却以他在书卷中获得的知识来试图构建的思考谱系，我不敢说这种思考具有多么高的现实意义，但我非常赞赏这种从历史与现实的游弋之中来思考问题的方式。
在广袤的祖国疆土上行走，以宏大和充满敬畏的历史眼光来思索这个国家所遗留给我们的问题。这是一种时空中的大历史感，在现实中以宏大的眼光来丈量所面对的问题，在历史中以悠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所面对的问题，这种纵横在现实与历史中的大气魄，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思考问题的方式。从北国哈尔滨到西南香格里拉，从繁华大上海到首都京城，从岭南广州到中原大地，这无疑是一次带有疑问与激情的行走，用双脚丈量神州，用心灵来体味这个国家的每一片土地中独特历史价值。在《这美丽的香格里拉》中我读到一个青年学者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作为“亚洲的心脏”的香格里拉战略意义的剖析；而在《一篇读罢头飞雪》中对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这一历史的重新解读，广州这个城市所具有的历史战略意义。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论点无疑都是以这种独特的思考模式的结晶。行走大地，是一门艰苦的功课，它并非仅仅走出书斋做一次走马观花式的旅行。
三
是的，想要建构这样的一种思考的模式并非仅仅是走出书斋，走马观花或游山玩水是中国文人的传统喜好，即使是心存宏愿，从书斋里走出的学者有难免会心系书斋，少不了遗留着那种天然的书卷学究气与畅游山水的文人习性，这种书生本性使得对于问题的思考充满了偏见，韩毓海先生也不例外。诸如他在《大雨落幽燕》一文中对于黄仁宇先生所提出的“数字化管理”的批判，“前些年黄仁宇老先生写了本通俗闲书《万历十五年》，反其道而行之，认为明代崩溃的原因是李贽等人的‘文化浪漫主义’和包拯等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义’作崇误国，而不是张居正、魏忠贤等的标准化管理造成的专制和体制僵化所至，此书竟然大受欢迎。而他的欢迎者我想大致有两部分：第一类是喜欢读翻案文章和通俗演义者，对于这些人，我的建议是与其读这些书还不如去看电视连续剧；第二类则大不同，这些人人数不多，但却是借古讽今，深文周纳，在他们看来，今天要在中国建立以‘学术规范’和各式各样‘程序’为掩护的‘治理之术’，那首先就要向明代的张居正、魏忠贤之辈学习，而要害则是学习他们如同管理‘数目字’一样管理人的技巧，同时必须坚决打击知识分子中那些反对将人与社会等同于‘数目字’的异端——无论他们是所谓的‘文化浪漫主义’还是所谓的‘道德理想主义’，无论他们是所谓的‘人文精神’还是所谓的‘新左派’，无论他们是搞思想史的李贽还是反腐败的包黑脸，反正在今天，这都属于必须‘告别’的‘革命’和要不得的‘激进主义’”，这个批判似乎具有义正严词和不可反驳的现实理由，然而书生意气却使得论断有失轻率，是否对于“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化浪漫主义”治国安邦的反思与批判还值得讨论，可无疑忽视了作为数字化管理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下的现实意义，以及由这种管理对于处于世界各国残酷竞争中作为大历史背景下的具体环境。还有，无疑将数字化管理这种方式绝对化了，以便让这种具有历史先进意义的结论成为冷冰冰的反动思想，同时也没有体会到当年移居海外的黄仁宇先生面对国家百年以来灾难的创痛，作为一个炎黄儿女的一腔爱国痴情了。在《消逝的冰川》中对于农村赤脚医生的击节赞叹和寄情其于中国农村未来农村的医疗建设就让人阅读后就感到有一些一厢情愿的书生气了，再有《卢舍那》中对于河南南街村这样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雏形的实验的欣赏也似乎缺乏深入的挖掘和内在的探究而备感有走马观花之嫌。这些观点以我看都有些旧梦重温的感觉，而这些乡村实验在中国的失败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了，几十年的历史教训为何带来的是这种强烈的个人怀念？我以为就像栽种的盆景只适合观看永远不能予以大量繁殖与推广，而吃惯了鱼肉的人忽然品尝窝窝头所产生的新鲜也无法使其成为日常饮食的一日三餐。因此这种书生气影响了作为学者的思考，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在书中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还可以找到很多，因而就感觉到对于一个问题的理解往往失之于片面和简单，对于现实问题的批判则缺乏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所强调的面对中国历史问题应有的“温情与敬意”，如此就真的会是充满批判和愤怒的书生意气了。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是，在今天的许多人文学者的文字中所流露出的一种共同的强烈历史趋势感，也就是他们普遍的在笔端所流露出的那种今不如昔的历史感，以及他们普遍的在笔端所传达出的那种对于过去某个时代强烈的怀旧感。这也许是中国文人的一个普遍的情调，在中国传统历史文人中就曾经存在着回到尧舜时代的梦想，这种梦想寄托了他们对于现实的一种不满与批判。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不也是一种托故革新实现理想抱负的典型罢了。但到了五四时期，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文人则是相信历史的进化的，相信未来始终是比今天好的，今天也未必就比过去差，尽管这也是许多当今学者所批判的简单的社会达尔文思想，但它至少会给活在今天的人们以历史的希望的信心，郑振铎先生曾就此有过一段名言：“而进化论告诉我们，文学是时间在前进，在变异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不顾当代的情势与环境而只知以拟古为务的，那是违背进化原则的，那是最不适宜于生存的，或是最容易‘朽’的作家。”（《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对于历史的怀念的另一个普遍的特征就是表现在对于往昔英雄的崇拜。在当今文人的笔下，我读到的大多是对于五四时期文人英雄的崇拜，在这些文人的笔下五四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话语合法地位的历史神话。而在韩毓海的文章中，我读到这个青年学者对于作为中国历史伟人的毛泽东的精神崇拜，这种英雄的崇拜意识使得这位青年人在文章的写作中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模式，既先是行走在祖国的疆土上，然后观察和思考一个历史的问题，最后回到了伟人毛泽东的身上，似乎问题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可以轻松的化作成功解决了。其实历史的复杂那有这样的简单，对于一个英雄的崇拜又怎能完全解决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所有问题呢？但我可以理解具有一颗火热的青春之心的青年学者的良苦用心，诸如《在远方》这篇文章中他想要告诉我们“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对于解决现实中国的所具有问题的历史意义，在《大雨落幽燕》中对于当今中国建设所具有的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计划与思考，如此等等都是对于我们现实生活的一声声的拷问。由此我就能理解为何在开篇中所提到的他笔端的文字这般的动人！
在中国，早有古人讲“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现在或许有行万里路的但难有读万卷书，或许有少许读万卷书的但难得能真正具有一些草根精神的去脚踏实地地行万里路，即使幸运的是两者都能兼顾了，又很难能够摆脱知识分子所天生的书生意气。每每读书，我就想若是真正爱你的国家，爱你脚下的土地，爱和你一起生活的人，那么我喜欢你们浪漫热烈充满担当的书生意气，但我内心里更期待你们能走出那个狭小封闭的书斋，聆听这世界上的风声雨声，脚沾泥土的清香，沉静地行走在山水之间，以看似微小的点滴努力为我们国家的进步发出自己思考的智慧之光！这才是真正的书生意气，意气风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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