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亟需加强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自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李慎明
拙作《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2010年3月出版面世后，社会反响尚可，第一版较快售完。根据李肇星同志建议，应编辑之邀，前段时间利用工作之余，把再版删节本书稿送到了编辑手中，即开始了对本书稿的整理工作。
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民主政治，而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这就有了拙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二是国际战略，这就有了现在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可以说，《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的姊妹篇。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的扉页，印上了我再版自序中的这样一句话：“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如同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都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既然《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是姊妹篇，那么，这本书的扉页上也同样印上了这句话。
2010年10月2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建议》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树立正确政绩观，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说心里话，读到这里，我十分高兴。这句话，实质上是重申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著名论断。当然，我始终认为，这里所讲的实践，是省略了“社会”两个字，无疑指的是社会的实践，是指历史长河和人类社会中的实践，而不是一个阶级或政党或集团更不是某个个人一时一地的实践。这就是说，任何先进的阶级或政党或集团或个人，都应该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在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这是极端自私自利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及价值观的反映，连一个意欲“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有见识的封建士大夫都不如。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及价值观应该与此绝缘。
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同样，任何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也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一般说来，领导干部的职位愈高，学者的声望愈大，历史和人民对其的关注程度便愈强烈、愈细微和愈深刻。“宋太祖怕史官”的道理，是任何学者和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明白的浅显道理。不过，这里引申所指的“宋太祖”，应该是学者和各级领导干部；引申所指的“史官”，应该是历史和人民。康德说，他敬畏的一是心中的道德律，二是浩瀚的星空。什么是星空﹖星空就是自身之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就是客观物质世界中自在的客观规律；而在共产党人看来，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因此，归根到底，广大学者和各级领导干部敬畏的应该是时间和实践，是历史和人民。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世界是由丰富多彩的物质所组成，物质运动的形式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运动却是有规律的。人类社会也是客观物质世界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客观物质运动的规律既是一个自在必然的过程，同时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又是一个自为能动的过程。特别是在存在国家和阶级的社会里，不同的国家或阶级或阶层或集团，都试图影响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正因如此，社会的发展不是任何单个人意志的结果，而是恩格斯所说的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产生出的合力，即历史的结果。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不同的国家或阶级或阶层或集团，总是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企图来书写整个的历史。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发展的今天，从整体上讲，其主导者依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参与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不仅是不同的国家、民族与政府，还有众多的非国家行为主体，即联合国及其它各种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各种力量。要在世界范围内及时认识多方面、多层次、多环节、多因素矛盾运动的形式及其变化，准确把握其发展的必然规律，则更是十分艰难。比如，对1991年突发的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对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有多少政治家和学者作出事先的预警呢﹖正因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高度关注我们这个大党、大国和我们这个民族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宏观、战略与前瞻性重大问题，认真研究、缜密制定我们这个大国的安全发展战略，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这也是本人立志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的朴素动因。
研究国际战略必须站在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考虑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根本利益，就是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集体与国家利益的有机统一。不能仅为眼前、局部、集体利益而牺牲国家长远、全局与整体的根本利益。这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精神。当然，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或狭隘集团的利益，牺牲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更为广大人民所不齿。与此同时，也必须明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与广大发展中亦即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能片面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否则，便可能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无赖行径留下道义上漏隙。
研究国际战略必须有正确的方法。为着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着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是我们要达到的彼岸。我们要顺利抵达彼岸，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而且也应该坚持其方法论。我个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依然熠熠生辉。现在有的人对这一点已从根本上产生了怀疑，将西方学界的各种思潮奉为圭臬。那么，马克思主义究竟过不过时呢﹖我在这里不妨转引四位西方学者的话，不知有没有一点说服力﹖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还处在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1] 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认为：“……不去阅读而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 — 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 — 而且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2]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A. 萨缪尔森和威廉‧D. 诺德豪斯合着、颇有影响的《经济学》，借用伊赛亚‧柏林的话承认：“19世纪的思想家，没有一个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如此直接、深思熟虑和巨大的影响”；他们写道：“……同我们所概略考察过的大多数早期的理论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今天仍具有生命力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说：“庆贺马克思主义死亡，正像庆贺资本主义取得最终胜利一样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惟一的科学；其认识论方面的使命在于它具有描述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无限能力。”[4] 应该说，这四位学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其态度比我们国内有的人要趋于理性和客观。
研究国际战略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外交无小事，任何领导干部或学者应该遵守我们的外事纪律，这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但在学术探讨尤其是在内部学术研讨会上，毫无疑问应勇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家、战略家一个又一个迭相而出，其战略著作一本又一本接踵问世；与美国政要所不同的是，这些理论家和战略家常常是毫不隐讳地把他们所主张的称霸全球甚至主张要最终搞垮中国的战略宣示世人，并常常用“三权分立”和所谓的“言论自由”干涉他国内政。那么，我国的学者对这种“西化”、“分化”战略当然应该高度重视，不断解放思想，以探讨应对之道和应对之策。
收入本书的各篇文章，都直接或间接的与我国国家安全和国际战略有关。在此书中：
有2010年11月间刚刚与同事一起定稿并借本书首次刊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思想的探讨〉，其中认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生产数据私有制和对立的阶级，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战争与和平的规律必然会以各种形式发生作用”。在此篇和2003年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时写作的〈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思想及其对我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探索〉中，还有关于当今时代与时代主题的看法。
有2010年7月间发表的〈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现状、趋势及对策的相关思考〉，认为“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仍未见底，世界经济看似走出低谷，但新一轮更大的金融乃至经济危机极有可能就在这看似走出低谷中酝酿与积聚”；认为我国当前有“四大安全问题”，即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社会安全特别是就业与分配问题，周边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值得我们高度重视。从一定意义上讲，意识形态安全决定前三个安全。
有2007年9月间发表〈美国经济极有可能已步入40~60年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收缩期中的衰退〉，认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所表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论”正在美国经济中起著作用，美国企图再次打断这一承接链条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有可能是重复20世纪90年代用搞垮苏联、东欧的办法来调动其所有能量搞垮当今世界上的大国或强国以摆脱自己目前深重的危机。
有2000年3月发表的〈全球化与第三世界〉，从七个方面对美国经济作了具体剖析，认为“美国经济的大衰落是极有可能的，只是无法知其确切的时间而已”；“美国经济若发生大问题，不仅是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球都会是一场十分严重的灾难，其烈度极可能超过30年代的大萧条。第三世界在制定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时，应把这一严重征兆考虑进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假若在今后十年或20年左右，美国经济遭受大的灾难，那么，这个世界将极不平静”。
有1999年8月发表的〈新世纪之初的世界格局与我国的国际战略〉，该文从五个方面论证了世界格局发生的新变化，指出“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21世纪前二、三十年甚至上半个世纪，整个世界将极不平静，我国周边安全形势有可能出现较为严峻的局面”，建议“我国亟需组织并抓紧进行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有系列战略访谈和相关思考。在〈2000年美国之行的观察与思考〉中认为，一是应进一步加强对台斗争的军事、法律和舆论准备；二是防止美国力图主导朝鲜半岛的变局，并将其纳入遏制中国的整体安排，警惕美军重新逼近我鸭绿江边；三是对我国“入世”要有足够的国际“经济战争”意识。在〈2001年日本之行的访谈与思考〉中谈到，一位接近日本政府的日方学者说，“汪精卫是一个伟大人物”，“二战时日本进驻东亚一些国家是为了帮助他们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东亚一些国家99％的‘慰安妇’是自觉自愿的”。“你们要避免台海冲突，就要考虑实行‘联邦制’、‘多党制’；甚至可考虑中国共产党改个名字，改一个字也行，也就是把‘中国共产党’中的‘产’字改成‘和’字，叫‘中国共和党’，这样一来，中美、中日之间的一切障碍都不存在了。否则，你们与台湾也很难统一。”当笔者发问，现在的世界，是美国人说了算时，这位学者说：“我上述说的并不是我们日本一国和我一人之见，都是与美国、韩国、台湾政界与学界多次协商好的”。通过这次对日政界与学界的访谈，我们认识到，我们与西方强国既有合作又有竞争，其背后更有长远、根本的战略较量。这里所谈的西方，是政治概念，不是地理概念。西方世界不是铁板一块，但它们有着紧密的战略合作。此报告认为，影响中日关系的主要外部因素是美国霸权和东亚地区的政治发展；未来5~15年，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数种可能性，建议协调我国内各研究机构的力量，加强国际战略的综合研究。
还有对苏共兴衰与苏联解体的研究，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等等。
我是个普通的理论工，但十分愿意把全书中的所有观点特别是重要结论，交由时间、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基于这一考虑，为存其真，笔者对收入本书所有的文章未作一字更改，一律按照当初写作时的原貌辑录。凡已正式发表过的文章，在每篇题注里均注明其出处。
感谢编辑陈光耀和我的同事夏春涛、马援、林新海和郭志法，他们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劳。同时，也特别感谢我的爱人和孩子，书中所述基本上都是在星期天、节假日写就的；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这些想法现在可能还只是存在脑子里。
敬请各位方家和读者朋友大正。
[1] 让‧保罗‧萨特着，林骧华等译：《辩证理性批判》（上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 德里达着，何一译：《马克思的幽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1页。
[3] 保罗‧A. 萨缪尔森和威廉‧D. 诺德豪斯着，杜月升等译：《经济学》（第12版下），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290页。
[4]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着，俞可平译：〈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载于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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