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美国用隐蔽经济战袭击中国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中国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
尽管美国隐蔽经济战的凌厉攻势，已横扫全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是，仍然没有引起善良中国人的足够警觉，许多人茫然不知美国谋求霸权的威胁，甚至盲目轻信西方新闻媒介的误导，将前苏联东欧和亚洲国家的不幸遭遇，统统归罪于这些国家自身管理不善。人们阅览广为流传的中国报纸杂志，经常可以看到为美国辩护的论调，例如，东南亚经济危机根源是自身的弊病，在于政府过度干预和“裙带资本主义”，索罗斯为赚钱投机是天经地义的，“将经济泡沫早日挑破”有何不好？更何况“苍蝇不叮有孔的蛋吗”？“毛病出在鸡蛋自身有孔，爱闻腥的苍蝇何罪有之？”但是，按照“鸡蛋有罪论”的逻辑推演下去，岂不是谋杀应该责怪被害人粗心大意，而谋财害命的狡猾凶手反而无罪了吗？殊不知为索罗斯辩护的那些中国人，正是粗心大意、缺少心计的善良人，很容易成为狡猾凶手暗中谋算的目标。善良的中国人不相信“阴谋论”，他们惟恐这样会重犯左的错误，凭白冤枉无辜的西方金融资本，不然国际货币基金为何提供巨额援助，帮助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呢？
我们不妨听一听知情美国专家们的看法。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萨克斯，曾经是国际货币基金委派的经济顾问，前往俄罗斯东欧国家指导经济改革。由于“休克疗法”造成了巨大灾难，萨克斯也名誉扫地受到人们广泛指责。亚洲危机爆发之后，萨克斯不再甘心继续充当“马前卒”，反戈一击尖锐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他说“国际货币基金精心粉饰自己在公众面前的模糊形象，打扮地像个超人向地球俯冲下来，扑灭金融危机的火焰。然而，仔细考察一下它的所作所为就会看到，这个忠于正统金融理论的国际货币基金，只关心西方债权人的利益，而无视债务国的利益，实际上经常是火上浇油。国际货币基金加剧了恐慌感，不仅由于它的可怕公开宣告，还因为它开出的药方――提高利率、缩减预算、关闭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不是迅速灭火，而是在剧院中喊起火制造恐慌”。［２２］
查默·约翰逊是美国加州大学的著名教授，他长期研究亚洲及日本经济问题。当前在亚洲金融危机问题上，他对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持强烈批评态度，特别批评西方新闻媒介歪曲亚洲危机起因，将其归咎于政府干预和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查默深刻地指出，美国政府称不应干预市场宠爱企业，但为了维护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１９９８年美国联邦银行却干预市场注入巨额资金，挽救投机失误濒临破产的长期资本管理基金，体现了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的”虚伪性，导致美国提倡的新自由主义在亚洲信誉扫地。他还指出，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是误入了西方胁迫推行的金融自由化陷阱，当前从日本、韩国到东南亚各国，都在重新对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反思，酝酿采取同“华盛顿共识”相反的政策，恢复以前政府干预经济的成功经验，包括恢复政府计划部门和产业管制政策，对过度投机濒临破产的私营银行进行国有化，等等。［２３］
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惨痛教训，也未引起中国人的应有警惕。早在前苏联发生社会剧变之时，许多中国人甚至还认为，俄罗斯的实力远远超过中国，现在又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必然将中国远远抛在后边，倘若中国再不奋起改革追赶上，中国将会被俄罗斯消灭掉。尽管俄罗斯推行激进改革陷入困境，中国人仍然没有察觉出其中奥妙，丝毫没有怀疑西方推荐的药方存在问题，而归罪于计划体制顽固和改革不彻底。直到俄罗斯忍受近十年“短期阵痛”，不仅没有复苏反而爆发了金融危机，许多中国人仍然主张类似规范化改革，丝毫没有从前车之鉴中吸取教训。即使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公开撰著透露美国瓦解前苏联内幕，善良的中国人仍然没有怀疑美国阴谋，不少人反而积极贬低否定“阴谋说”，开脱甚至美国人自己也公开承认，已变成了“公开秘密”的“阳谋”。大概担心人们心地过于善良不愿怀疑罪犯，彼得·施瓦茨在书中居然露骨地说，人们议论前苏联的突然全面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仿佛调查一个人突然神秘死亡了，而粗心大意丝毫不考虑谋杀，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丝毫不加掩饰的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为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讥讽那些仍在为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
法国《费加罗杂志》于１９９９年７月份，刊登了一位前苏联的不同政见者的谈话。２０年前这位前苏联作家季诺维也夫，曾因反对当局而被驱逐出境流亡西方。令季诺维也夫感到悲伤的是，尽管他反对共产主义的目标实现了，但是他看到俄罗斯也随之被毁灭了。季诺维也夫回答法国记者说，“我过去离开的是一个受人尊重的、强大的大国，现在重新见到的却是一个被打败了的、破败的国家。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并不是由于国内的原因，这乃是西方历史上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他还说，“俄罗斯的灾难是西方所希望的，也是西方策划的。我之所以这样说，是由于我知道内情。我看过一些文件和材料，参与过一些准备引导俄罗斯走向死亡的研究活动。我对此感到受不了，以至我再也无法生活在那个要消灭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的阵营里了”。［２４］
中国人曾经熟悉西方列强的“硬战争”，激荡百年中“火与血”的洗礼，锻造了中国人刚强不屈的性格，但是，他们还不熟悉西方“软战争”的诡计，因为西方列强对弱者从来刀兵相见，不懈于采用迂回曲折的权谋之术。今天，无数先烈英勇抗争换来了胜利果实，成功建立强大工业击败了美国冷战遏制，已迫使昔日强敌改弦更张变换手腕，放弃冷战遏制转而采取缓和战略。中国人缺乏攻击性的善良天性，使他们容易宽恕原谅昔日的敌人，向往和谐国际关系而放弃应有戒心，将西方倡导的“国际缓和战略”，误以为是“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殊不知，“缓和战略”虽然是历史的进步，标志着美国“冷战战略”的失败，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机遇，但是，正常交往背后仍然暗藏杀机，美国软战争暗器的杀伤威力，并不亚昔日硬战争的真枪实弹。
美国处理国际关系中的一贯作风，是尊重有实力和智谋的对手，而玩弄容易受骗上当的朋友。中国人天性善良“不存害人之心”，但是，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的大国，必然威胁美国建立全球霸权的图谋，无法置身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无论凭借坚船利炮或“糖衣炮弹”，具有全球扩张野心的美国都会找上门来。新中国曾同美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反复交手不断令美国遭到失败。美国政府主动接近中国，恰逢越南战争遭到惨败，中国持强硬反美立场之时，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全球战略，从实用主义出发灵活善变，深谋远虑而不计一时得失。但同时也说明，对于具有谋求全球霸权野心，如此精通权谋之术的美国，中国人实在是不可不防。
前苏联从未同美国发生过战争冲突，赫鲁晓夫还曾高喊“和平口号”，对美国百般讨好大献殷勤，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人，更是崇拜美国的政治经济模式，掏心至腹尊美国为良师益友，对美国可谓言听计从并不断退让，但是，美国不但没有领俄罗斯领导人的情，反而利用其天真解除戒心之机，发动了凶猛的隐蔽经济战攻势，仿佛长驱直入无人设防之地，尽情地摧毁其庞大工业军事体系，转眼间将威风凛凛的前超级大国，破坏到满目疮痍惨不忍睹的地步。美国对曾卖身投靠自己的朋友，一旦丧失利用价值也毫不留情，智利和巴拿马的前独裁政府总统，曾同中央情报局进行密切合作，今日也都锒铛入狱沦为阶下囚，叶利钦和丘拜斯大力推进私有化，曾指望将资产转移海外以防不测，今天却成为美国大肆宣扬的把柄，真是“狡兔死、走狗烹”。人们常说“落后就要挨打”，殊不知“缺少心眼也要挨打”。
值得警惕的是，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潮，也在开始在中国逐渐广泛流传开来。其实，旧中国也流行过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但是，那时中国正饱受西方列强的掠夺压榨，人们根本不相信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神话，甘愿冒生命危险阅读违禁的马克思著作。解放后，人们对西方经济学进行批判较多，忽略了辩证地借鉴其中的合理内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同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西方邀请了大批中国官员学者进行访问，美国操纵的各种权威国际经济组织，向中国大力宣扬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正常经济文化交往的掩盖烟幕背后，美国的隐蔽经济战对中国也构成了威胁。
中国人看不透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因为，他们熟悉的是西方列强的真枪真炮，以及美国冷战的经济军事封锁遏制，而这些战略暗器是在美国冷战失败后，才被主张缓和战略的智囊谋士设计出来，同昔日真枪真炮的差别实在太大了。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设计非常巧妙，用贷款、贸易、投资等经济利益为诱饵，掩盖着杀伤力巨大的咄咄逼人锋芒。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人们不熟悉市场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因此，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办法，重视在继承原来体制优点的基础上，逐步引进市场调节和扩大开放，因此，美国的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影响不大。但后来随着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许多人采取了简单的直线思维方式，将成功完全归于市场和开放，误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方向，就是效仿西方的规范市场经济模式，推行国际组织倡导的规范化改革药方，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广泛流行敞开了大门。
１９９２年泡沫经济的教训。
善良的中国人天性坦率真诚，不熟悉美国国际战略的权谋之术，因此，受到“华盛顿共识”影响情有可原，的确，这一套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不是由国际权威机构所竭力推荐的吗？我们深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不难发现“华盛顿共识”产生的影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选择了坚持社会主义的渐进改革道路，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有条不紊地逐步扩大市场调节范围，同时保持了重大比例关系的计划调节，国民经济实现了协调的顺利发展，从宏观上保证了企业的经济效益良好，国有、集体企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公有制企业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督和指导，因此，政府比较容易通过产业政策和计划调节，及时调整经济结构并且纠正经济失衡，协调企业利益矛盾和分工合作。但是，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经济过热中，由于没有正确总结中国的改革成功经验，放弃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原则，以及“摸着石头过河”的谨慎态度，片面地强调了市场和开放的作用，甚至把市场的盲目性弊端也美化为活力。从改革的指导思想上，某些经济学家完全忘记了马克思的论述，甚至认为凯恩斯干预政策也过时了，反而将西方时髦的新自由主义，当做了最新的规范化经济理论，用来设计各种市场经济转轨的方案。
一片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盲目热情中，我国经历了较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出现了泡沫经济的投机过热现象。１９９２年开发区、股票和房地产热中，占用和消耗了大量宝贵资金，仅房地产和钢材滞销就占压了数千亿元资金，投机涨价还误导了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各种经济损失累计起来接近上万亿元。由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总值不过数万亿元，流动资产所占的比重就更少，因此，泡沫经济的损失仿佛‘人体失血几分之一’，必然引起一系列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包括大面积企业亏损和三角债危机。私营、外资企业所占比重急剧增长，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大大削弱了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认为，１９９２年出现的不是“泡沫经济”，而是“经济泡沫”问题不大，但是，“经济泡沫”的损失究竟有多大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国有企业的全部亏损额为五百多亿元，而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的“经济泡沫”，两年中就造成了数千亿元的损失，比较国有企业十年的全部亏损，还要高出令人惊讶的十倍以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是新兴市场不属于泡沫经济，当前应炒作房地产、股市以刺激经济，但是，正是这类新兴市场的泡沫投机，诱发了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造成了万亿美元的巨大的损失，由此可见，鼓励炒作投机只能暂时刺激经济，而最终扼杀新兴产业并导致经济危机。
无论是任何市场经济国家，泡沫经济过热都会造成巨大损失，美国１９２９年的股票市场泡沫崩溃，不仅导致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萧条，而且社会动荡还触发了世界大战。美国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胁迫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放弃了政府计划干预的成功经验，结果泡沫投机泛滥爆发了金融危机，充分说明市场经济弊端不容忽视。人们常说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规范，但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规范市场经济，仍然难以避免周期性爆发经济危机，难道中国尚不成熟的不规范市场经济，就具有防范经济危机的特殊免疫力吗？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泡沫投机造成数千亿元损失后，仍然能够安然无恙不出现连锁反应吗？
１９９３年，我国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宏观调控措施，及时遏制了泡沫经济的继续膨胀，但是，由于对市场经济弊病的认识不足，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政府干预措施，来矫正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当前，中国面临的各种严重经济困难，包括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大面积企业亏损和三角债，职工下岗和社会失业增加，同美国、东南亚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呈现的各种病症如此相似决非偶然。中国人必须认识到，国际经济组织倡导的新自由主义，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乃是杀伤力巨大的经济战暗器，已经给拉美、俄罗斯和亚洲各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经济灾难，因此，中国今后设计经济改革的方向，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成功经验，认真肃清西方宣扬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充分重视市场经济不容忽视的内在弊端，特别是泡沫经济过热的巨大破坏性，采取坚决措施纠正泡沫经济的后遗症，避免市场经济再次爆发周期性危机，这样才能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
“价格改革闯关”的教训。
如前所述，西方倡导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曾给俄罗斯经济改革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进行谨慎的价格改革获得了成功，但是，后来西方宣扬的价格改革药方，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造成相当影响，如１９８８年的“价格改革闯关”，１９９２年的“悄悄的价格革命”，都产生了很大的负面效果。改革初期，由于“文革”的后遗症影响，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物资匮乏，数千万知青返城没有工作，形势远比前苏联改革初期严峻。中国采取同西方规范药方相反的办法，一方面进行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一方面增加银行贷款支持轻纺工业，加速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既增加供给抑制了通货膨胀，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但后来，受到西方倡导的规范改革影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著名学者，也主张“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１９８８年提出了“价格改革闯关”口号，结果当年的投资规模虽然并不大，价格上涨预期却导致了抢购风潮，人们纷纷提取存款银行资金大量流失，群众不满也是诱发“六四”原因之一。１９８９年政府被迫实行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基建投资规模以抑制通货膨胀，市场疲软导致产品大量积压，国有企业亏损面急剧扩大了两倍多，引起了大规模的三角债连环拖欠，幸亏政府及时全面清理三角债，注入资金有效缓解企业资金困难，才避免出现类似俄罗斯的灾难局势。
由于受西方倡导规范价格改革的影响，人们没有继承渐进价格改革的成功经验，吸取１９８８年“价格改革闯关”的教训，１９９２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改革热潮中，又再次搞了一场“悄悄的价格革命”，推出了以前争议颇多的价格改革措施，一下放开了钢材、建材等生产资料价格和房地产价格，价格盲目飞涨误导了市场供求，出现了全国炒钢材、炒房地产热潮，形成了“泡沫经济”的膨胀，消耗和浪费了正常工业部门大量资源，仅钢材的盲目进口就耗费了一百多亿美元，国内冶金企业的生产和效益均遭受了巨大损失，机械、建材、建筑工业也陷入市场疲软，房地产价格飞涨超出了社会承受能力，尚未充分起步就出现大量积压，数千亿元资金陷入了呆滞状态，诱发了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
这种形势下，本来应该优先治理泡沫经济的后遗症，政府应一方面严格抑制泡沫投机，一方面应大力扶植实质经济部门，以补充泡沫造成的资源损失。但是，由于缺乏经验轻视了市场经济弊端，人们没有认识到泡沫经济后遗症的严重性，反而推行了加重连锁反应的市场改革。１９９４年的全面放开粮价改革，加上１９９２年价格改革的滞后效应，触发了改革以来最高的通货膨胀，政府被迫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政策，压缩基础建设投资和银行贷款，为遏制通货膨胀付出很高的代价，国有企业蒙受了泡沫经济损失后，又因物价上涨加重了生产成本，压缩基建导致需求疲软产品滞销，紧缩银行信贷加剧了资金周转困难，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的三角债托欠，国有企业陷入了严重的经营困难，效益急剧滑坡而亏损却大幅度上升。两、三年后好不容易控制了通货膨胀，人们却发现并未真正实现物价稳定，而是又陷入了通货紧缩的困难局面，至今物价已经连续３０个月下降，出现了市场疲软和普遍生产过剩，职工纷纷下岗社会失业迅猛增长。
我国价格改革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值得我们进行深刻的反思。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采取了谨慎、渐进的价格改革，以及增加供给的相对宽松货币政策，既消除了物资短缺的通货膨胀压力，又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难题。但后来，受西方“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影响，我国为“价格改革闯关”付出很大代价，蒙受了泡沫经济膨胀的巨大损失，经历了从通货膨胀到通货紧缩的剧烈波动。当前，人们往往将我国面临的严重困难，归罪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不明晰，殊不知，这同西方改革药方的误导有很大关系，难怪许多经济病症同俄罗斯很相似，如三角债、企业普遍亏损和社会失业等。无论是俄罗斯或我国的经验都证明，仓促放开价格容易造成物价猛涨，单纯紧缩货币存在较长滞后效应，不仅难以有效控制物价的上涨，而且还会严重打击供给和需求，诱发大规模三角债和企业亏损，最终还可能矫枉过正导致通货紧缩。倘若改革初期，中国采取西方的价格改革药方，不仅必然会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严重威胁人民生活和存款安全，扼杀新兴轻纺家电工业的发展机遇，还会加剧当时严重的失业矛盾，遭到比俄罗斯更为悲惨的命运。
如前所述，西方推荐的“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同德国战后的成功经验恰恰是相反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国家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国民经济面临着重大困难的时期，无论是经济危机、战争和自然灾害，还是经济转轨或结构急需调整的特殊时期，面临物资短缺或过剩的严重供求失衡，政府都应保持比较严格的价格控制，同时采取比较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一方面遏制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危害，一方面支持国民经济迅速调整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并且增加有效供给，消除严重的生产过剩或物资短缺，增加就业机会并维护社会稳定。一次大战时期，西方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缺乏经验没有实行价格管制，物价上涨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也给政府大大增加了财政负担。二次大战时期，罗斯福实行动员经济之后，联邦银行大大增加了货币发行量，但由于政府成立了物价管理局，物价稳定上涨远远小于一战期间，不仅摆脱了长达十年的严重萧条，消除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和社会失业，而且工业企业获得了充分资金，迅速调整结构实现了生产高速增长，保证了战时旺盛物资需求和物价稳定。解放初期，我国面临着恶性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政府加强价格管理打击投机哄抬物价，实行了“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即消除了旧中国遗留的恶性通货膨胀，还促进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高速增长，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通过迅速扩大生产消除了严重社会失业。鉴于俄罗斯价格改革造成的灾难，西方蓄意歪曲真正的成功经验，我们必须保持戒心提高警惕，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攻击。
“科斯产权神话”的误导。
如前所述，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神话，在俄罗斯付诸实践已有近十个年头了，不仅没有促进企业改善经营提高效率，反而将俄罗斯变成了“强盗掠夺”的国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经说，“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确，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也获得广泛流传，我国许多经济学家形成了“产权崇拜”，他们认为“公有产权不明晰是根本矛盾”，认为“产权是绕不过去的关键性改革”。令人遗憾的是，中国许多主张产权改革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正视“科斯产权理论”的神话，在俄罗斯改革中遭到惨痛失败的现实，也不愿意了解俄罗斯依照产权明晰思路，推行各种形式私有化改革的丰富实践，完全不知道他们仍在主张的许多产权改革，已在俄罗斯充分实践并且造成了灾难性恶果。
有些著名的经济学家认为，当前改革应大力引进民间资本，股份制改造出售国有资产，不同于俄罗斯推行的私有化，后者是采取了“分”和“送”的形式，股份公司应将国有股比重降低到３０％。有些经济学家积极主张“产权改革”，但是，竟然不了解俄罗斯产权改革的基本情况。事实上，俄罗斯私有化的主要形式，正是对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拍卖，对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化。俄罗斯股份制改造的初期阶段，曾以凭证形式“分和送”国有资产，后来则采取了各种形式出售国有股权，因此被广泛称之为“货币私有化”。但是，事实证明，后来各种私有化方式造成的恶果，甚至远远大于初期的私有化凭证分配，出现了政府和企业的腐败领导人，纷纷利用手中职权进行私有化寻租，以更加模糊复杂的产权重组形式，大肆野蛮掠夺将国有资产窃为己有，斯蒂格利茨称之为“贵族强盗式掠夺”。
值得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主张的各种产权改革形式，俄罗斯推行私有化过程中都曾广泛尝试，包括出售国有股权和法人收购股权，银行直接贷款给企业家购买股份，用政府提供的企业抵押贷款购买股权，向国内外私人资本出售国有企业，破产兼并和各种产权重组，通过股市并购和多层次间接并购，各种持股基金会购买国有企业股权，向企业经理廉价出售或赠送国有股权，等等。倘若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的说法，俄罗斯也根本没有推行私有化，因为，出售的国有资产变成了货币形态。但是，这种产权改革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企业经理不关心改善经营提高效率，他们更关心通过复杂的产权重组交易，将资金转移到完全属于自己的账户，特别是更加安全的海外私人账户上。由于种种原因俄罗斯的私有化企业，往往仍有３０％左右国有股尚未出售，但是，根本无法制止腐败官员经理肆意掠夺。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实践中，也广泛采取了上述出售拍卖和产权重组形式，各地推行股份合作制普遍强迫职工购股，还纷纷廉价出售或直接赠送国有企业，河南、山东等地为了“卖光国有企业”，要求银行贷款给企业领导购买产权，许多地方借公司改制和破产兼并之机，暗中侵吞国有资产和蓄意逃避银行债务，也出现了种种“化公为私”的掠夺现象，造成了国有资产和银行贷款的重大损失，少数经理掌握了企业的控制权之后，严重侵犯广大职工的各种合法权利，剥夺职工的工作、医疗和养老保障权益，造成了社会财产和收入的两极分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讲话中批评指出，“我们有的同志也产生了错误认识，结果在一些地方的工作中出现了某些偏差。我们的国有资产已达八万多亿，这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财产。如果头脑不清醒，随意地加以处理，比如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把国有资产大量量化到个人，并最终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那样我们的国有资产就有被掏空的危险，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失去经济基础”。
尽管出售国有股权不是直接“分或送”，但是，这种产权交易和重组的过程中，能够为掌握权力的政府和企业领导人，提供大量暗中谋求私利的合法机会，创造出名目繁多的“化公为私”形式，打着改革的高尚幌子进行强盗般的掠夺。斯茨格利茨总结俄罗斯的教训时指出，各种形式的出售国有股权和产权重组，“表面上虽然腐败也不那么直接，程序比将国有资产直接送给朋友还要不透明，但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由于整个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中国和俄罗斯的改革实践都证明，产权改革非常复杂尚无成熟经验，搞不好会产生不可逆转的负效应，特殊利益集团特别是腐败官员经理，会有强大的谋私动力推动这项改革，国家和职工利益却可能遭到严重侵犯，因此，我们不应轻信各种官冕堂皇的产权改革理论，而必须长期谨慎试点反复观察正负效果。
值得警惕的是，早在改革初期，美国就非常重视向中国推荐私有化改革，遭到中国领导人的拒绝之后，就采取各种形式包装私有化，如将私有化改称为社会化，主张通过股份化和产权多元化，来隐蔽地、渐进地实现私有化。中央情报局曾积极赞助专家学者，研究如何在中国推行隐蔽的私有化。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是主张国有企业股份化，但后来却急剧地滑向了全面私有化，其原因在于依据的“科斯产权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的确，既然公有产权不明晰而且效率低下，为何还要保留而不干脆推行私有化呢？由此可见，科斯产权理论乃是美国攻心战的利器，其厉害之处在于能够“四两拨千斤”，先从根本上动摇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进而摧毁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厦。
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必须以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为依据，彻底肃清西方“科斯产权神话”的影响。近代史上，旧中国早就有股份制、公司制企业，私营、外商企业也遍布中国大地，但是，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中国。正是所谓产权模糊的国有、集体企业，发挥公有产权的一系列独特优势，创立之初就向人民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迅速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完整工业体系。事实说明，国有、集体企业等公有制企业，正是挽救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公有产权归全体人民所有是非常明晰的，新中国正是凭借这一独特的优势，才能形成团结全体人民的凝聚力，动员全社会资源投入关键性产业，建立强大的民用和国防工业体系，实现振兴中国的艰巨时代使命。
事实证明，全体人民所有的公有产权不仅能管理好，而且已创造了比私有产权更高的效率，正因如此，中国才摆脱了解放前的悲惨命运。至于进一步改善公有产权的管理制度，应该是“明晰责任”而不是“明晰产权”，下放经营权的同时创新协调监督机制，这样才能避免美国利用科斯产权理论，作为隐蔽经济战的厉害暗器，从根本上动摇人们对公有制的信心，误导产权改革滑向隐蔽的私有化。因此，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中，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产权理论，而不是西方大肆宣扬的科斯产权理论，明确公有产权乃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优越于私有产权的明晰产权制度，进行股份制、公司制改造的目的，乃是进一步发挥公有产权优势，通过广泛筹集资金促进社会化，巩固和加快公有制企业的发展。《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还从企业动态演化角度，论述了公有制企业应遵循不同于西方企业的进化规律，这样完全能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形成优越于西方股份制公司的崭新企业制度。
股份制、公司制改革的产权多元化，目的是吸收社会资金补充公有产权，而不是代替公有产权来搞私有化，这样才能保证股份制、公司制改造，不滑向用多元化包装私有化的错误道路。因此，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绝不应该出售国有产权搞私有化，国有股权一般应保持绝对控股的地位，集权分权矛盾应通过完善经营责任制，明晰政府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来解决，这样既能保持政府计划协调的优势，又能调动企业灵活利用市场的积极性。相对控股的界限模糊、操作弹性很大，很难保证有效的控制、协调和监督，制止股东、经理相互勾结掠夺资产，先通过各种复杂交易“化公为私”，然后再进一步“化大私为小私”，隐蔽地转移到完全属于个人的腰包，俄罗斯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我国的公司制改造试点仍然不理想，现在尚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强迫推行只能用行政办法“拉郎配”，违反经济规律干扰正常经营秩序。各种持股基金会难以形成有效监督主体，正如俄罗斯、捷克的实践所证明，各种投资基金比它们所拥有公司，本身还存在着更大的‘公司管理’问题，投资基金不仅难以完成监督的任务，而且本身也是高度权力滥用的工具。由此可见，产权多元化虽然有一定监督作用，但本身也会产生众多复杂的问题，如暗中相互勾结掠夺企业资产，容易造成矛盾摩擦干扰经营秩序，还有各种腐败和滥用权利的问题，因此，产权多元化吸收法人资金入股，只能作为国有控股监督的必要补充，而不能代替国有股的协调监督作用，否则可能失去控制出现腐败泛滥成灾，重蹈俄罗斯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企业产权改革遭到惨痛失败的覆辙。
各种宏、微观配套改革的误区。
美国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有一整套改革药方，除了全面放开价格和产权改革以外，还涉及到财政、金融、外贸等等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和学术交流的日益扩大，美国也积极向中国推荐、宣扬这些改革药方。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我国出现了泡沫经济的过热，炒钢材、股票、房地产热浪费了大量资源，众多国有、集体、三资和私营企业，都因卷入了泡沫投机而蒙受巨大损失。这种形势下，应该一方面抑制泡沫经济投机活动，一方面采取相对宽松的财税金融政策，以扶植遭到牵连的正常生产企业，弥补其资源损失以防止出现负连锁反应。美国１９２９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曾采取紧缩的财政金融政策，结果打击社会需求加深了经济大萧条，后来美国吸取教训采取减税增支的办法，来防止泡沫经济后遗症的连锁反应。但是，１９９７年东南亚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却向东南亚提出相反的政策建议，实行紧缩征收高额增值税和所得税，目的是打击这些国家工业金融命脉，确保政府财税来源偿还欠西方的债务。１９９４年我国缺乏处理泡沫后遗症的经验，也采取了严格的紧缩财政金融政策，征收增值税加重了国有、集体企业负担，蒙受泡沫损失的众多企业再次雪上加霜。政府实行财税政策应考虑时机选择，企业蓬勃发展时适当提高征收税赋，而企业困难时则应适当降低税赋。国际货币基金称积极向中国提供经济建议，包括宏观经济和财政金融改革等等，我们必须对此采取谨慎对待的态度。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金融改革的方向，是将国有银行改造成为商业银行，大力发展股票证券金融市场，逐步推行金融自由化并与国际接轨。国有银行经营应该更多面向市场，但是，银行金融体系不同于一般产业部门，具有国民经济的神经中枢的重要地位，能够影响宏观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集聚广大人民存款具有很高社会风险性。因此，国有银行改造成只顾赚钱的商业银行，将会丧失重要功能和增加社会风险，特别在国民经济面临较多困难的时期，政府难以利用金融杠杆调节宏观经济，新建政策性银行设立的分支机构少，不具备充足信息和调节经济的实力，将政策性业务同商业性业务截然分开，从理论上说可行而实践中很困难。历史上美国经济呈现高速增长的时期，往往是面临爆发战争威胁的时期，政府直接监督和调控银行金融体系，提供大量长期低息贷款扶植工业发展，如南北战争时期和二次大战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比平时快数倍之多，而没有战争威胁的和平时期，美国金融垄断资本强调谋私的自由，银行体系经常出现轻视实业的泡沫化倾向，一般每隔十年就会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缓慢，由此可见，我们应该借鉴美国真正的成功经验，而不是垄断资本倡导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我国转轨时期过早发育股票证券市场，容易诱发类似１９９２年的泡沫投机热潮，鼓励商业银行和众多企业沉溺于投机，俄罗斯推行了银行的私有化和商业化改革，大力培育股票市场并且开放资本账户，大量资金流入泡沫投机加剧了工农业危机，改革以来没有建立一家新工厂企业，令戈尔巴乔夫损失全部存款的大私有银行，将全部资金都投入了股票、房地产投机，金融全球化接轨加剧了掠夺资金外逃，仿佛是形成了经济动脉的大出血，中国应该充分吸取俄罗斯推行银行体系改革，以及金融国际化接轨的失败教训。
１９９３年我国发生的泡沫经济过热，给众多企业和银行造成了重大损失，再次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三角债拖欠。但是，由于受到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政府不必进行干预，应该由市场机制进行自发的调节，结果泡沫经济损失产生了连锁反应，通过经济联系形成了乘数扩大效应，三角债的蔓延使企业银行背上沉重包袱。东南亚泡沫经济破灭后，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时附加了苛刻条件，规定必须放弃政府干预的裙带资本主义，任凭市场自发调节扩大恶性循环，三角债蔓延沉重打击了工业金融命脉，但是，美国却对本国债务危机采取了相反态度，１９９８年长期资本管理资金濒临破产，１９９９年老虎基金投机失误陷入困境，美国联邦银行都动员巨额资金抢救，以免债务危机出现蔓延扩散趋势，形成连锁反应触发金融体系崩溃，美国教授查默将这种言行不一的行为，讥讽为“美国式裙带资本主义”。１９９１年我国政府曾全面治理三角债危机，将其列为当时的首要经济任务，注入一定资金解开了数倍的连环债务，迅速缓解了企业面临的严重资金困难，避免了出现企业破产和职工下岗问题。一家破产的中型股份制企业经理说，１９９１年治理三角债曾帮助企业度过难关，但１９９４年企业再次被三角债缠住，政府却没有出面帮助解决困难，尽管１９９３年股份制改造筹集了资金，长期三角债拖欠令企业苦不堪言，勉强支撑最终于１９９６年宣布破产。当前，我们应继承１９９１年治理三角债的成功经验，采取果断措施全面治理三角债问题。市场经济调节具有盲目性的弊病，经济失衡积累必然反复引起三角债，尽管每次诱发三角债的原因不同，政府都应采取果断措施进行治理，及时防止出现乘数扩大的连锁反应。即使是金融投机领域的三角债危机，美国政府尚且采取积极治理的态度，更何况我国现在面临的三角债拖欠，很大部分牵涉到众多正常生产企业。当前我国面临着通货紧缩困难，单纯增加货币供给不易见效，因为实质经济的链条受到了梗阻，清理三角债仿佛将资金注入“穴位”，实质经济的链条重新获得修复，注入资金成倍扩大促进“活血化瘀”，才能有效缓解通货紧缩和企业困难。《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还更深入讨论了企业债务问题，并提出了帮助减轻企业负担的政策措施。
由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萧条造成失业危机，曾经触发了社会动荡和二次大战浩劫，西方二战后重建时期特别重视社会就业。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为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人为制造金融经济危机破坏别国经济，打击维护社会中下层利益的工会组织，重新拾起了自由放任时代的陈词滥调，鼓吹社会失业是不可避免的无害现象，低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是不可兼得的，工会维护工人就业导致了效率低下，等等。随着美国鼓吹的规范经济理论的流传，我国的社会就业政策也受到某些误导。近年来，我国对于就业问题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应不惜以失业为代价治理通货膨胀，一种认为失业问题比通货膨胀更为可怕，两种观点都受到西方不可兼得论的影响，忘记了中国曾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成功地同时克服了通货膨胀和社会失业。实际上，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社会失业，都对人民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解放初期陈云同志领导财经工作时期，曾采取“三紧三松”的灵活货币政策，一举战胜了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改革初期我国曾采取增加有效供给的灵活货币政策，再次成功克服了通货膨胀和失业压力。由于受到西方“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政策的影响，我国放开价格改革诱发了严重物价上涨，严厉紧缩政策又忽视了社会就业问题，致使市场需求萎缩和企业开工不足，出现了生产设备和人员大量闲置现象，但是，经济学界将此归罪于国企产权不明晰，认为应该“减员增效”和削减社会负担。近年来，一些企业大量减员暂时缓解了困难，但实际上却将困难转嫁给整个社会，社会需求萎缩加剧了生产过剩现象，通货紧缩和企业效益滑坡也日趋严重。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单纯地将工人从低生产率的就业，变成公开失业不能够提高生产率。事实上，生产率会更低，因为有些生产率毕竟比没有强。失业公开化是成本高、而无效率的过程，常常会展现出残酷的萨伊法则，大量闲置工人造成的就业需求，形成资方强迫降低工资的压力”。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萨伊曾主张由市场调节自发解决失业，当时曾遭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这种旨在维护资本最大利益的主张，曾导致了社会动荡和二次大战的悲剧，现在再次成为美国垄断资本的法宝，用来人为制造打击别国的经济危机，东南亚和韩国的严重社会失业，大大加深了金融危机的危害程度。中国应继承本国解决失业的成功经验，绝不应转而信奉西方的萨依法则，因为，这乃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野蛮政策，现在则是美国破坏别国经济的战略暗器。《威胁中国的隐蔽战争》一书还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我国应如何疏通国民经济的“堵塞穴位”，有效地解决职工下岗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保守思潮泛滥以来，美英鼓吹凯恩斯时代的大政府过时了，现在应推行“大社会、小政府”的政策，这种主张不是改革创新而是复古倒退，不应成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依据。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时代，西方国家的政府所占比重很小，政府既不承担宏观调控的责任，也不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服务，但是，那时经济频繁爆发周期性危机，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现象严重，垄断财团口头上主张“政府不干预”，却毫不犹豫地操纵政府谋求私利，甚至不惜进行赤裸裸的军事侵略，其鼓吹的所谓“大社会、小政府”，真实含义乃是“大资本、小社会”。二战后，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大大增加，所占经济比重也大幅度提高，恰恰是历史罕见的“黄金时期”。有人认为，现在我国政府所占的经济比重，达到了不合理的历史最高水平，但是，不应将现代工业社会的政府机构，同旧中国甚至封建朝代的政府相比，其依赖和服务的经济基础根本不同。解放初期和改革初期，我国的政府机构发展非常迅速，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经济发展，以及科学研究和文化教育事业。当然，我们应该注意控制政府机构膨胀，防止比例失衡和财政负担过重，但从整体上看，政府机构和服务范围的不断扩大，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需要，应该侧重控制其适当比例和增长速度，而不应依据垄断资本鼓吹的“小政府”主张，大规模地削减政府机构和社会职能。英国撒切尔夫人大幅度削减政府，结果导致社会贫困人口大大增加，成为欧洲贫富悬殊程度最高的国家。一位西方学者曾指出，即使是推行新自由主义的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机构规模之庞大，也远远超过了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时代，美国公务员占劳动人口比重约为２０％，而前苏联的党政机构人员比重仅为１２％，中国大约有三千万吃皇粮的干部，占全体劳动人口的比重不到５％，占非农业人口的比重也不足１０％。当前我国面临通货紧缩和市场疲软，削减政府机构必然导致需求萎缩，加剧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失业矛盾，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的时期，就曾大幅度地扩大公共部门的就业，因此，我国政府也应采取“反周期”行为，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增加政府就业，而在经济过热时期再适当进行精简。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应采取增量调整办法，而避免采取代价大的压缩存量办法，一方面大力推动实质经济领域发展，一方面控制政府机构的不必要膨胀，促使政府改变监督方式和服务方向，加强高层次社会服务和科研开发功能，适当降低政府的相对比例而不是绝对规模，这样有利于缓和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防止宝贵人才流失。我们应该吸取俄罗斯政府机构改革的教训，俄罗斯骤然撤消了政府所有行业管理部门，缺乏监督加剧了经济混乱和腐败猖獗，由于俄罗斯社会混乱和贫困人口剧增，私有化企业存在着严重的逃避税收现象，俄罗斯的政府公务员数量反而大量增加，如增设救济穷人的大量社会机构，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和税务稽查人员，等等。
美英右翼政府为了推行“世界保守革命”，扭转二战后争取社会利益的潮流，还竭力贬低和攻击社会保障制度，诬蔑其造成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滞胀，加重财税负担超过了社会承受能力。西方攻击社会福利和政府职能的宣传，也对我国经济学界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学者认为国有企业面临的困难，也是提供社会保障和各种福利造成的，认为要想提高效率就必须甩掉社会包袱，他们没有深入地考察西方国家的历史，盲目相信了西方媒介攻击社会福利的宣传。实际上，正是二战后冷战压力下的社会改良，改善社会保障制度和收入再分配，才缓解了贫富差距增加了有效需求，出现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德国著名记者汉斯在《全球化陷阱》中指出，所谓社会保障制度造成负担过重纯系谎言，“德国的社会福利负担绝对没有爆炸性增长，１９９５年它在全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比例比２０年前还要低”，统治阶层贬低社会保障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像以前一样追求资本利益，“削减国家开支、降低工资、取消社会福利，这个纲领到处成为欧洲各国政府政策的核心”。许多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效仿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模式，国有企业应将承担的保障义务推向社会，但是，他们忽略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根本缺乏财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是西方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旦放弃了政府干预和计划调节，不受约束的资本谋利的盲目竞争，必然导致经济失衡和逃避税收，这正是西方的社会福利国家，因财税来源短缺濒临崩溃的原因；中国解放初就能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正是依靠公有制的“船大抗风浪”的优势，依靠计划协调减少企业破产风险，倘若放弃自身优势盲目效仿西方模式，必然也面临发展中国家缺少社会保障的困境，重蹈西方社会福利国家濒临崩溃的覆辙。当前中国正面临通货紧缩和生产过剩，企业单纯追求产权利益的改革措施，包括“减员增效”和“削减社会义务”，“破产废债”和“产权重组”，从一个企业来看确实有利于摆脱困难，但从整个经济来看却会加剧市场萎缩，甚至形成经济恶性循环的连锁反应。正如汉斯先生指出，“国际经济组织捍卫资本自由的斗争，．．．．，盲目地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压力，必将把迄今为止的福利社会，引入无法无天的社会反常状态，摧毁其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从而导致社会福利制度濒临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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