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和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
杨斌著作《美国隐蔽经济金融战争》节选
美国有一个广泛流传的笑话，一位医生碰到了一位经济学家，彼此交谈中谈到了医疗事故的风险，这位经济学家对医生说，“你们医生真是杀了不少的人”，那位医生则回答经济学家，“确实如此，我们医生是杀了不少的人，但是，还是没有你们经济学家杀的人多”。这个笑话以幽默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决策的风险性，医生毕竟只是误杀单个病人，而经济决策者则可能误杀千百万人。
美国的《波士顿环球报》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了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说的话，萨克斯是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有名的年轻教授，因擅长于复杂数学模型而被誉为“神童”，他曾经受国际货币基金的委派前往俄罗斯，协助推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方案，其政策方案在实践中遭到了惨痛失败之后，萨克斯称自己“仿佛就像是一位外科医生”，“用刀切开了病人的肚子之后，才发现原来以为有的东西，实际上一样也都不存在”。看来萨克斯先生虽犯了错误却也良心未泯，但是，萨克斯参与制定经济决策的失误，已经造成了现实中的巨大社会灾难，误杀了数百万无辜的俄罗斯人民。这篇文章报道的已不是幽默的笑话，而是一个民族的真实历史悲剧。
倘若说萨克斯是年轻气盛、阅历不深，误将抽象经济模型当成了灵丹妙药，结果出乎意料地误杀了俄罗斯人，那么委派他的国际货币基金的老板们，则是代表了垄断金融资本集团的利益，早就知道“自由市场促进人类和谐发展”，乃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理论，大肆宣扬鼓吹不过是用作华丽外衣，来精心包装其隐蔽经济战的暗器罢了。难怪美国劳联产联主席斯威尼曾指出，在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谴责下，国际货币基金虽然被迫承认自己推荐的药方，加深亚洲的金融危机造成了社会恶果，但一年后巴西爆发严重金融危机之时，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还是同一剂药方。身居幕后操纵着萨克斯的大老板们，都是老谋深算的国际地缘战略老手，他们信奉的乃是霸权寻租的现实主义理论。原来萨克斯是先被人骗，然后才用害人药方去骗人。
由此可见，若要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袭击，避免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潜伏风险，就必须提高识别美国战略暗器的能力。美国的战略暗器之所以容易奏效，原因之一是设计巧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充分利用自己熟悉市场经济的优势，开始时往往利用经济利益为诱饵，诱骗对手落入圈套后才发动猛攻。美国凭借自己实力雄厚、财大气粗，能够以金钱、贸易好处吸引国际对手，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曾以贷款、投资，吸引拉丁美洲国家落入全球化陷阱，邀请一些国家官员学者访问美国，炫耀美国的财富和物质生活，精心培养盖达尔等经济学家，作为传播和推行战略暗器的工具，等等。对于来自俄罗斯的官员学者来说，不懂市场经济只知道“眼前利益”，而精明的美国人熟悉市场经济，能够深谋远虑地“多算计好几步棋”，待猎物尝到甜头放松了警惕之后，再从容不迫地向咽喉要害发动攻势。
美国战略暗器容易奏效的另一原因，是借鉴大英帝国操纵舆论的做法，精心炮制了所谓规范经济学理论体系。１９世纪德国著名经济学家李斯特曾揭露，英国为了鼓吹损人利己的“世界主义”潮流，精心炮制了“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巧妙地将破坏别国工业化的错误政策，伪装成有利于全社会利益的正确政策。今天，美国如法炮制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也经过巧妙的细致加工真假难辨，既有客观地描述市场经济的成分，又有为了谋求垄断资本的利益，有意歪曲误导社会舆论的成分。当年李斯特还提到英国曾不惜破费金钱，利用“机密费”操纵各国的社会舆论，以至于德国的众多学者和新闻记者，都不自觉地站在英国立场上讲话。今天，美国作为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其财力雄厚远非大英帝国可比，为了重建世界霸权谋求超级利润，自然也会不惜钱财暗中操纵世界舆论，从“全球化潮流”之如此广泛流传，就可领略到美国丝毫不逊于当年的大英帝国。
美国炮制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体系，迷惑了不少经济学家纷纷受骗上当，还在于利用貌似严谨的科学论证，巧妙地掩盖了虚伪的谋求私利目的。这些规范经济理论进行推理之前，往往提出各种各样的假设条件，似乎仅仅是为了抽象演绎的需要，实际上却经过了精心筛选设计，因为这样才能证明事先安排的结论。当善良学者们沉溺于貌似科学的论证时，早已忘记了前提假设根本是荒唐的。譬如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神话，其前提假设是人有小自私而无伤大雅，不存在有意伤害别人的恶劣行径，无视当年大英帝国的殖民主义掠夺，恰恰正是豪取强夺的“大奸大恶”。西方经济理论为了表白自己的科学性，还有意声称仅仅进行实证性的推理，仿佛考虑道德因素就会影响客观公正，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为之所欺骗，误以为西方经济理论更客观现实，忘记了正是资本主义的野蛮掠夺，曾经给自己民族造成了巨大灾难，忘记了正是马克思的理论体系，才敢于正视资本主义自私邪恶的现实。
近代以来，美英统治阶层特别重视资助学者，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证明亚当·斯密理论，通过大量繁琐复杂的抽象数学演绎，来论证即使是奉行野蛮丛林的竞争规则，自由市场也会自发地矫正各种缺陷，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美妙结局，有意给荒谬的理论披上了伪科学外衣。对于心机不深的善良学者来说，貌似科学的复杂逻辑演绎过程，仿佛提供了充分运用才智的机会，自发实现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的结论，仿佛满足了自己良心抱负的渴望。难怪阅历不深的“神童”萨克斯，痴迷于玩弄数学模型洋洋自得，却在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遭到惨败之后，惊呼自己“原来以为有的东西，实际上一样也都不存在”。倒是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有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丰富阅历，坦率地说俄罗斯灾难正是“过分依赖于经济学教科书模型所造成的，课本经济学对教育学生也许是不错的，但不适于向实施改革的政府提供建议，特别是由于美国模式的教科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某种学术学派”。
正因为改革决策关系千百万人生命，而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布满陷阱，因此，经济学家不能满足于书斋式学术研究，而必须具备像侦探一样敏锐的头脑，慎重对待西方的时髦潮流和经济理论，仔细甄别西方经济理论的哪些内容，对于我国经济改革具有较多的借鉴意义，那些属于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内容，那些属于垄断资本蓄意设置的陷阱，那些则属于危险的隐蔽经济战暗器。经济学家应借鉴侦探破案的方法，不能满足于建立各种抽象理论假说，只要能自圆其说夸夸其谈就算了事，而必须仔细核实前提假设和推理过程，反复求证其能否准确反映客观现实，绝不沉醉于看似完美的逻辑演绎，因为，尽管可以建立许多漂亮的理论假说，但只有假设和推理都准确反映现实的，才能保证抓住真正凶手而不冤枉好人，才能找到切实解决问题的经济政策，而不是像萨克斯那样造成更大经济灾难。
经济学家还应该借鉴侦探破案的方法，不将自己的思维局限于专业领域，而根据不同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借鉴各种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包括国际政治、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等，充分考虑到社会经济现象的复杂联系，凡是实际产生影响的因素都要考虑到，不能因超出了经济学领域就排除在外，任何理论都可以参考但绝不轻信盲从，应掌握各种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取长补短综合运用来解决具体问题。经济学家还应该借鉴侦探破案的工作方法，不满足于观察大量表面的客观现象，急于作出一种似乎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应深入细致地观察每个微细环节，绝不轻易放过不合逻辑的任何疑点，因为，阴险罪犯往往作出大量表面假象，恰恰一些微小疑点才会露出马脚，倘若依据一般人的观察思维习惯，恰恰容易放跑真凶而冤枉好人。例如，国际货币基金推荐所谓规范改革药方时，通过媒体进行了大量官冕堂皇的宣传，提出种种似乎合乎逻辑的解释，还有貌似科学的数学模型论证，但是，一旦人们进行深入细致的观察，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种种疑点，以及难以解释的自相矛盾之处。
中国经济学家或许习惯于做善良好人，觉得观察细节怀疑别人似乎不道德，但是，我们虽然应该“害人之心不可有”，却也必须“防人之心不可无”，一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的痛苦磨难，俄罗斯遭遇巨大社会经济灾难的事实，说明现实世界就是非常复杂残酷的。中国经济学家向往着宁静和谐的生活，喜欢“市场促进和谐发展”的理论，但是，美国统治阶层信奉的主流国际政治理论，正是将和谐发展视为“理想主义空想”，崇尚不择手段竞争的现实主义理论。从美英国际战略家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谋求霸权的野心，看到其将经济文化交流改造成战略武器的谋略，甚至看到其颠覆分裂中国的战略意图。显然，不需要中国人妄加任何的猜测和推断，西方政治家自己已清楚暴露了战略动机，就仿佛我们面对着敌视中国的对手，公开声称将采取各种手腕对付我们，甚至公开了自己搞阴谋破坏别国的前科，倘若我们对此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蒙起眼睛一心作“善良的羔羊”，还担心怀疑别人就会冤枉好人，那么迟早必将成为“豺狼喜爱的美餐”。
中国经济学家不能沉溺于书斋之中，满足于欣赏传播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陶醉于论述市场如何美妙的数学模型之中，因为，经济学家既然有“经世济民”之责任，就必须具有洞悉世界风云变幻之眼光，具备识别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之能力。特别应指出，正像前苏联惨遭瓦解的教训一样，即使高层领导人和国家安全部门，比较经济学家来说或许经济知识更少，也更难以识别西方的隐蔽经济战暗器，倘若我们甘心作缺少心眼的善良人，谁来维护国家利益不受阴谋危害呢？我们不仅应掌握必要的经济学知识，还应熟悉西方统治阶层的思维方式，了解真正支配其决策的地缘战略思想，这样才能看穿西方设置的经济理论陷阱，及时根据美国的战略利益动机和行为，准确判断美国谋求霸权的国际战略攻势，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其隐蔽经济战偷袭，消除改革开放中潜伏的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广大人民利益。
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更加成熟起来，具备像侦探般复杂敏锐的头脑，学会观察现实中存在的微细证据，发现凶手偶尔无意露出的马脚，根据有前科凶犯的行为和言行，掌握凶犯的心理动机和思维方式，这样才能准确推测罪犯策划的预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罪犯侵犯自身利益。这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为我们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或许能帮助我们成长为合格的侦探。他在撰写的《胜利》一书的序言中，曾经以洋洋得意的口气说道，“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
难能可贵的是，施瓦茨作为中央情报局经验丰富的老手，一眼就看出了善良人容易犯的错误，中国人面对训练有素的老师的坦率指点，不能再像粗心大意的侦探一样了，调查神秘死亡案件却丝毫不考虑谋杀，也不怀疑存在着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当然，我们也不应真的将施瓦茨当做老师，因为，了解一些犯罪心理学的人都知道，罪犯能够从炫耀自己智慧的机会中，获得极大的自我陶醉和心理满足。倘若中国经济学家不能成熟起来，拥有一个像侦探般复杂敏锐的头脑，沉溺于脱离现实的抽象经济模型，盲目崇拜西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那么，就很可能成为遭到施瓦茨嘲笑的人，成为替公开招认的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或为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
中国知识分子还应警惕美国通过文化交流，发动动摇我们制度信心的“攻心战”。许多经济学家大量运用西方的规范经济理论，来指导和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方案，他们隐晦地假设似乎西方拥有巨大财富，就证明这些国家市场经济模式的成功，因而应该成为中国改革的效仿目标，最富裕的美国倡导的规范经济学理论，乃是关于市场经济运行的知识精华，因而也是指导中国改革的最权威理论，优越于中国土生土长的不规范做法。但实际上，许多经济学家不自觉作出这种暗含假设，恰恰容易误中美国“攻心战”设置的陷阱，不知不觉中像俄罗斯的盖达尔等人一样，成为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传播工具。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国际战略家倡导的“缓和”战略，明确提出将贸易、投资和经济文化交流，改造成支配世界格局的新战略武器网络。《胜利》公开的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争，重点放在通过“软硬兼施”的软战争，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戈尔巴乔夫也正是因此而误入歧途。这充分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直接关系到改革道路的选择是否正确，也直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中国的政府官员和学者应邀访问西方，不应该盲目地崇拜羡慕西方拥有的财富，忘记同自己民族遭遇和先辈血泪的关系，也不应忘记当年国人旅外遭受的屈辱待遇，不应忘记其享受的优厚物质生活待遇，正是来自新中国的国力强盛和地位提高。
留学西方的中国新老一代经济学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不同态度深值回味。新中国培养的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尽管也曾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甚至对西方经济学曾持有盲目批判态度，但是，一旦访问西方享受到优越的物质生活待遇，顿时改变信仰深深迷恋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仿佛西方财富并非来自掠夺而是抽象模型。但是，当年留学西方的老一辈中国经济学家，虽然学习的也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还面对着旧中国同西方的更大经济差距，却反而抛弃西方理论相信了马克思主义，许多出身豪门的留学生还被改造成了共产党，回国后不惜舍生忘死投身于革命事业。
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陈岱荪等人，曾撰文批判过盲目照搬西方经济学的倾向，许多新一代经济学家对此深感难以理解，甚至还指责陈岱荪先生过于落后保守。他们曾经下乡下干校吃过极左思潮的苦头，后来访问西方才打开眼界骤然解放思想，深深奇怪老一辈人为何如此顽固不化。殊不知，陈岱荪等老一辈学者虽然也曾“挨过不少整”，甚至还曾被化右派吃苦远远超过了年轻人，但是，他们毕竟经历过新旧中国的百年沧桑巨变，亲身品尝过遭受洋人歧视的屈辱和痛苦，还曾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并思考中国命运，不会轻易为西方财富和经济理论所迷惑，更不会因个人恩怨就抹杀新中国的辉煌成就，抹杀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时代进步，幻想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能迅速致富，这一点他们比仅仅了解放区生活和革命战争，而不熟悉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老干部还要坚定。
陈岱荪先生生前早就曾撰文指出，以前中国有盲目排斥西方经济学的倾向，完全忽略了其包含的不少合理东西，也忽略了西方战后“黄金时期”的改良，但现在又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倾向，还深刻指出美国自己暗中奉行国家干预政策，却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误导第三世界国家，有些中国人误将其作为所谓规范经济学理论，来指导中国改革很可能产生巨大的危害。许多新一代中国经济学家曾对此深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还将陈岱荪先生的语重心长，当做了受“极左思潮”影响的思想僵化，但是，现在听一听萨克斯茫然若失的坦率忏悔，听一听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的批判，看一看拉美和俄罗斯经历的巨大社会灾难，我们不难领悟到陈岱荪先生的远见卓识，赞叹他关心国家不追随潮流的的学者风度。［３８］
诚然，有些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并不熟悉，感觉到弄懂西方经济学已经非常困难，因此，很容易被其貌似深奥的抽象理论所迷惑，希望国际权威组织的建议来指点迷津，当年戈尔巴乔夫、沙塔林和盖达尔等人，也是出于类似心情误入了美国的陷阱。有些经济学家从羡慕西方巨大财富，进而急于求成地希望效仿其经济模式，还不加甄别地直接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直接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方案。但实际上，这些人的隐含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富裕之邦”并非就是“真理之地”，巨大财富并不能证明西方制度成功，也不能证明西方经济学就是正确的，西方国家流行的各种经济学理论，虽然也有正确反映经济规律的成分，但是，也有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成分，还有西方蓄意设置的种种陷阱。因此，我们对于西方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去芜存菁地借鉴其合理内容，谨防为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所伤害。
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种种基本概念，诸如市场、竞争、开放和自由进入，我们应该采取辩证而不教条的态度，既要认识和利用其具有的积极作用，也要看到和避免其具有的消极作用。有些人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直接从西方经济学基本概念出发，将竞争、开放或自由进入等绝对化，奉若市场经济不可动摇的基本公理，仿佛违反了就达不到社会最佳状态，而遵循这些原则就意味着社会利益。但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帕累托社会最佳结论，是在精心选择的不现实假设下作出的，目的是促进资本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因此，倘若我们盲目地遵循西方经济学的教条，恰恰无法充分发掘市场经济的潜力，达到争取整个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反而会落入西方蓄意设置的陷阱之中。
我们思考和设计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应该将人民利益和“三个有利于”，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最高原则，还应确保自己的隐含假设和推理过程，尽量接近符合中国国情的客观现实。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种种基本概念，既要进行积极稳妥的改革探索，充分发挥其促进社会利益的正效应，也要辩证地认识到其内在的局限性，采取措施遏制其潜在的负效应，如将市场、竞争等作为辩证利用的手段，发挥其督促企业改善经营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限制盲目竞争的潜在危害，如造成重复建设和社会资源浪费，大量积累甚至会诱发经济危机等等。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盲目模仿西方的危害，特别是私有制等资本主义的基本理念，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根本性矛盾，只能谨慎地在适当范围内加以利用，而绝不能为了遵循西方规范而轻率照搬，否则就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动摇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各种制度政策，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异体排斥反应，甚至会导致社会经济崩溃的致命后果。
日本经济学家小官隆太郎曾经说，公有制乃是“中国建国的基本理念。这个基本理念是应当被维护的，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是不应该妥协的”。尽管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私有制天然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历史上曾经促进了西方的财富积累，但是，恰恰是私有制产生的种种历史弊端，才迫使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的救国道路。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论是生产力、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恰恰都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本理念之上，倘若我们对于这样的根本性制度基础，也为了贪图小利而盲目模仿西方，就很可能“得砖瓦而毁大厦”，仿佛“千里长堤毁于蚁穴”，导致社会生产力遭到巨大的破坏，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发生全面崩溃。我们应时刻牢记资本主义的掠夺历史，以及旧中国沦为西方列强附庸的不幸遭遇，必须意识到一旦为美国诱惑放弃了戒心，轻率放弃曾挽救中国命运的自身制度优势，放弃“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成功经验，盲目地听从国际经济组织的所谓权威建议，就很可能贸然闯入布满着陷阱的风险地带，甚至像戈尔巴乔夫和盖达尔等人一样，因缺少经验盲从西方规范药方而遭毁灭。［３９］
二、 如何避免改革开放中的潜伏风险
经济改革和决策领域具有巨大潜在风险，不仅由于存在着西方国家的蓄意误导，还因为经济制度创新具有特殊的复杂性，经济学仍然属于不成熟的年轻学科。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现象，属于最高级、最复杂的物质运动形式，各种经济理论在反映客观规律方面，仍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但是，人们往往忽视社会经济领域的复杂性，认为经济理论、经济模式或经济制度，具有跨越时空条件的普遍适用性，西方经济理论、制度就像机械设备一样，无论移植任何地方都能有效地运转，特别是存在美国蓄意利诱和误导的情况下，许多人思想简单难以理解经济规律复杂性，更容易落入美国隐蔽经济战设置的陷阱。因此，我们为了避免改革开放中的潜伏风险，除了提高对美国隐蔽经济战的警惕之外，还必须改善我们经济工作的思想方法，提高辩证地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
由于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我们进行理论研究必然遇到很大困难，有时建立了成功解释某种经济现象的理论，但是却难以用来解释另外一种经济现象，某种理论在特定范围内获得了充分事实证明，但是，在不同的环境、地点和客观条件下就失效了。对于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似乎不仅是知道自己掌握的理论，还有知道这些理论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也就是说，知道自己的“无知”与“知”是同样重要。社会经济现象是如此的复杂多变，无论多么深奥的理论也无法比拟。斯蒂格利茨先生长期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他认为没有统一适用的理论模型，只能根据具体国情建立不同模型，西方经济理论虽有教学和认识价值，但不适合于作为设计改革方案的依据。这就仿佛是侦探破不同案子的时候，虽可借鉴却无法照搬以前案子的经验，无论为了以前案子建立的假说，曾经是多么的完满无瑕和准确无误，仍必须根据新案情建立新的假说，还必须重新求证假设和推理的正确性，否则随时都可能抓错凶手和冤枉好人。
显然，我们设计改革方案不能从理论出发，而必须从人民利益和具体国情出发。早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陈云同志总结工作经验时，就曾提出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也就是说我们作工作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单凭书本理论和看领导脸色行事。今天当我们面临着美国的隐蔽经济战威胁，也许还应该加上一条“不唯洋”，以纠正盲目崇拜西方理论的错误倾向。新中国成立后，陈云同志曾长期领导经济工作，一贯坚持这种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因而总是以较少失误出色完成党的任务。难能可贵的是，当举国上下都头脑发热，多次出现“左倾”冒进错误时，陈云同志仍坚持自己的正确看法，还为纠正“左倾”错误作了大量工作。解放后前３０年，尽管有“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但是，新中国仍取得了辉煌的建设成就，因此，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的时期，就显得更加成绩突出和功不可没。
今天我们面临更为复杂的改革重任，仍应继承陈云同志的科学严谨工作方法，以更好认识客观规律和避免改革风险。其实，当年的“左”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错误，同简单的思想方法也有很大关系。回想一下，人们犯错误往往不是在困难时期，而恰恰是取得了很大工作成绩，简单、片面地总结成功的经验，出现盲目乐观和头脑发热之时。社会经济现象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而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的思维方式，往往具有简单、片面、直线的缺点，特别是在尝到一些好处甜头之后，就容易自满乐观和急于求成，放弃谨慎求实态度和必要的警惕性。例如，新中国刚成立之时面临着重重困难，既有旧中国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还有抗美援朝战争和美国封锁遏制的压力，但是，由于陈云同志稳妥求实地指导了经济工作，却取得了“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的辉煌成就，反而恰恰就在大好经济形势下，领导人和群众头脑发热犯了“大跃进”的错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种种社会痛苦，也不是发生在谨慎探索的改革初期，而恰恰是发生在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人们采取简单的直线或惯性思维方式，忽视了市场经济调节的盲目性的时期。
陈云同志重视“全面”的客观思维方式，他说，“我们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唯物辩证法，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的关键是，从片面的实际出发，还是从全面的实际出发？有些同志不花时间弄清全面情况，弄清事物的本质，而是看到一些现象，就想当然，发议论，作结论，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实际看完全，把情况弄清楚，其次是决定政策，解决问题”。在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挫折之后，陈云同志重新阐述和发挥了这一观点，指出急于求成的片面思维的危害，还批评许多领导不深入思考盲目跟风的陋习。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陈云主持经济工作的时期，提出了“全面”、“比较”、“反复”的方法，１９６２年调整时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六个字的认识方法。陈云同志说，“全面。我们犯错误，就是因为不根据客观事实办事。但犯错误的人，并不都是没有一点事实根据的，而是把片面当成了全面”，他还说，看问题容易产生片面性，比如这个茶杯放在桌子上，两边的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两人只有都不固执己见，相互虚心地交换意见，才能将问题看得更全面。
陈云同志强调要多听不同意见，通过相互磋商和交换不同意见，消除意见分歧和使看法全面起来，他还说即使没有反对意见，也不妨多作些假设，从反面和各个侧面来考虑问题，并且研究各种条件和可能性。陈云同志还指出了片面的危害性，如打仗、看病或经济工作，可能导致战争失败或将病人治死，经济工作则会造成巨大损失。
陈云同志还说，“比较。研究问题，制订政策，决定计划，要把各种方案拿来比较。在比较的时候，不但要和现行的作比较，和过去的作比较，还要和外国的作比较。这样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可以把情况弄得更清楚，判断得更准确。多比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陈云同志还说，“反复。作了比较之后，不要马上决定问题，还要进行反复考虑。对于有些问题的决定，当时看来是正确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就可能发现不正确，或者不完全正确。因此，决定问题不要太匆忙，要留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最好过一个时候再看看，然后再作决定”。由于陈云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期，采取了上述科学严谨的思想方法，因此，经济决策中很少失误成绩突出。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决策的制订，都是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我们更应该继承陈云同志的宝贵经验，继承他谨慎求实和细致周密的工作方法。［４０］
当前，我们进行改革和防范美国“攻心战”，都应采取陈云同志的全面分析方法。有些人盲目地相信西方规范经济理论，还理所当然地将其作为改革的依据，很大程度上是误以为西方巨大财富，已无庸置疑地证明了西方模式的优越性，但是，倘若我们采取陈云同志的全面分析方法，就会发现事情远远没有那么简单。不错，中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经济差距，但是，一旦进行动态的和全方位的分析比较，我们恰恰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大大缩小了中西方之间的历史差距。倘若我们仅仅将眼睛盯着西方发达国家，似乎会觉得资本主义制度就意味着富裕，但是，一旦深入地考察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差距悬殊，还有大批极端贫困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而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拥有的巨大财富，恰恰是建立在新老殖民主义的掠夺基础上的。倘若我们陶醉于西方的热情邀请款待，无疑会觉得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本质变化，但是，一旦深入研究西方“缓和”战略著作，看一看《胜利》一书的坦率表白，回想一下当年中国留学生的不同遭遇，就会体会到西方热情款待并非免费午餐，正常文化经济交流背后藏有深谋远虑。倘若广大干部群众都养成全面比较的习惯，就会自觉地珍惜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克服急于求富盲目效仿西方的冲动，避免重蹈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覆辙。
美国推荐的规范改革药方特别能迷惑人，原因之一在于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蓄意强调某种片面的合理性，包括市场机制、竞争和对外开放等等，殊不知具有合理性的东西强调过了头，也就巧妙地被改造成了害人的暗器。识破和防范美国这类暗器的重要方法，是提高警惕运用全面的辩证分析方法。譬如，国际货币基金向俄罗斯、东南亚提供改革药方，都规定推行严厉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据说是为了不惜代价控制通货膨胀，还声称物价稳定和社会就业不可兼得。但是，陈云同志曾运用全面统筹兼顾的方法，很好处理了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矛盾。当年新中国曾面临恶性通货膨胀，还有高达３０％的严重社会失业，私营工商业尚未改造国家控制力弱，特别是建国不久又爆发抗美援朝战争，但就是在这种困难的形势下，陈云同志负责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不仅成功地治理了通货膨胀和失业，还促进了恢复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这充分说明陈云同志的全面统筹兼顾方法，是防范西方理论蓄意强调片面合理性，暗中锻造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解毒良药。
解放初，存在着旧中国遗留的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政府实行货币改革压缩了货币供应量，虽然物价上涨势头趋于缓和，却出现了工商业萧条和失业增长。陈云同志认为，通货膨胀和失业都危害了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都不能漠然视之，“现在我们管理国家，人民有无饭吃就成了我们的责任”。陈云同志深入调查实际经济情况，非常关心私营工商业和工人的困难，还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供求的变化，反复地调整货币政策的‘松紧’力度，一旦发现物资供应紧张和物价趋升，就及时地适度‘紧缩银根’，一旦发现市场疲软和物资滞销，又及时适度‘放松银根’，增加贷款收购滞销物资，用于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基础，两年中货币信贷政策就有‘三紧三松’，结果同时克服了严重通货膨胀和失业。这种作法体现了全面统筹兼顾的思想，就仿佛驾驶汽车只偏向道路的一边，虽然能避开了汽车撞到山上的危险，却会增加汽车翻到山沟里的危险，因此司机需要不停地左右摆动着方向盘。一位曾获诺贝尔奖金的美国经济学家，了解到中国曾经在解放初和改革初期，成功地同时战胜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称赞说“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确，陈云同志的全面辩证兼顾方法，虽然没有深奥理论和抽象数学模型，实践效果却远远超过了西方规范理论。
我们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袭击，必须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辩证思维能力，揭露其用片面合理性掩盖破坏性的伪装。美国推荐的规范经济理论和改革药方，仿佛是主张市场、竞争、开放等等，但却仅仅强调其合理性而忽视弊病，蓄意将其‘绝对化’和‘教条化’，这样塑造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神话，就将本来具有辩证合理性的东西，巧妙地改造成了隐蔽经济战的暗器，具有很强的迷惑人能力和破坏威力。美国曾深受过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之害，饱尝过大萧条导致严重社会失业之苦，还上过英国“自由贸易”理论的当，如今却大肆鼓吹“新自由主义理论”，公开主张回归到亚当·斯密时代，目的正是利用市场机制的盲目力量，蓄意制造打击国际对手的经济危机，诱惑第三世界放弃保护敞开大门，任凭实力雄厚的西方跨国公司占领。
令人遗憾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往往容易产生片面性，容易忽视现实复杂性而将问题简单化，容易根据局部的或短期的实际体验，进行直线的或惯性的推理作出结论。许多人感到辩证地思考问题很吃力，往往为了摆脱内心的困惑和矛盾，趋向于接受一种简单明了的东西，特别是存在着一定利益好处诱惑时，更容易思想简单忽略潜在的风险。大家知道，骗子善于人们的心理和思维弱点，制造种种假象迷惑人们受骗上当。美国策划秘密战略的“攻心战”，也正是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弱点，制造表面假象和利诱来迷惑人们，吞下其自杀性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
中国曾在西方列强威逼下被迫开放门户，饱尝过依附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之苦，为了挽救国家危亡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解放初人们往往容易牢记旧社会之苦，而忽视了市场经济还存在许多合理的东西。特别是工业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后，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热情空前高涨，很容易产生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简单地认为“左”的就是社会主义的东西，甚至“文化革命”等左倾错误思潮中，否定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还误以为是在“反对复辟资本主义”。也许一百年来中国遭受的苦难过于深重，人们容易通过直线或惯性的思维方式，认为危险就是“吃二茬苦”和“受二茬罪”，结果反而受了大量“左倾”错误之罪。
现在有人为改革开放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仿佛这一切都是“市场加开放”带来的，模仿西方规范市场模式就能更快富裕起来，不自觉否定了本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甚至１９９２年的泡沫经济和盲目开放区热，造成了远远超过计划经济的数千亿元损失，还在责怪问题都是旧体制僵化造成的，仿佛市场经济就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忘记了资本主义数百年的频繁经济危机，忘记了旧中国也曾经有过开放的市场经济，股份制、公司制企业和跨国公司一应俱全，中国却始终未能实现工业化挽救国家命运，正是依靠公有制企业建立的现代大工业，才为我们赢得了平等扩大开放的国际地位，这些人认为加快改革开放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甚至看到出现大量“三个不利于”现象，看到俄罗斯私有化形成了寡头家族的统治，还认为这是改革中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就像当年认为危险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一样，再次认为惟一危险就是来自“左”的错误。殊不知，除了意识形态的不同外衣之外，上述两种人的思维方式何其相似，同样都犯了思想简单粗心大意，习惯于直线或惯性的思维的错误。
当年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许多同志，忘记了曾狠批过“价值规律的盲目性”，一转眼又主张同西方规范市场经济接轨。与此相比，陈云同志早在１９５６年就曾提出了“补充论”，指出在坚持政府计划和国有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无政府的市场和个体经济作补充，现在看来这种辩证思想确实难能可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陈云同志赞成扩大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但指出仍必须坚持“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还形象地比喻为“鸟与笼子的关系”，有人误认为陈云同志想限制市场作用，其实，陈云同志强调的是计划与市场的辩证关系，他认为“笼子”应大小适当经常调整，既让鸟儿有自由又保证它不飞走，因为鸟儿和市场本身都并不是目的，关键是要保证鸟儿和市场为人民服务。换言之，许多鸟儿有灵性养熟了就不飞走，不要笼子也是完全可以的，但对许多种鸟儿就必须有笼子才行。有人相信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也跟着宣传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的神话，殊不知，这仿佛是猛兽主张的野蛮丛林竞争，目的是保证豺狼享有充分的吃人自由，显然只有把猛兽关在笼子或保护区里，才能保证人类自己不被猛兽吃掉。倘若我们不辩证看待市场经济的利弊，也很可能成为被猛兽吞食的牺牲品。［４１］
对于“计划与市场”、“开放与保护”、“紧缩与放松”、“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我们不应该采取片面思维方式，将任何一面绝对化对立起来，而应采取全面辩证兼顾的方法，相互取长补短形成统一和谐关系，因为，对立双方都各有优缺点和局限性，全面兼顾远远优越于片面强调一面，这样才能兼得双赢而避免风险，才能更好地全面维护人民的利益。当然，我们在处理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出现一些偏差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应该善于总结经验教训，采取谨慎求实的辩证思维方式，避免简单片面或直线惯性的思维，及时地进行双向的辩证调整，就仿佛像善于驾车的熟练司机一样，及时地左右灵活调整汽车方向盘，而不要像缺乏经验的汽车司机一样，总是过于偏向一边吃苦头之后，又重犯过于偏向另一边的错误。
人们的片面、简单和惯性的思维方式，还导致了改革开放的一些其它误区。例如，过去有些人简单地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私营企业甚至个体企业也必须取消，现在一看到西方富裕就忘记了掠夺史，还相信了西方宣扬的科斯产权定律，简单地认为公有产权实际上是无人关心，产权界定不明晰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公开主张寄希望于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忘记了无数人曾为公有制舍生忘死奋斗，解放后创造的工业化和社会保障奇迹，曾极大激发了人民的社会主义热情，甚至还是当年人们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思想简单不作深入细致的科学分析，犯文化大革命等荒唐错误的原因之一。
过去有人甚至将进口西方机器视为“洋奴”，仿佛一切都自己制造才是自力更生，现在仍然不懂“开放与保护”的辩证关系，还惯性地认为“越开放就必然好处越大”，将“扩大开放”重新变成了僵化的教条，无视外国对民族工业冲击造成的种种恶果，也忘记了旧中国融入西方全球化体系的痛苦，还将前３０年在美国冷战封锁遏制下，自力更生的成就也贬低为“闭关自守”，忘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开放与保护”的辩证结合，才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真正成功经验，不懂得西方国家保护民族工业的历史经验，不知道第三世界落入全球化陷阱的悲惨遭遇，不区分加强经济联系与全球化的区别，主张中国积极融入美国倡导的全球化潮流。
过去有人将陈云同志的谨慎稳妥斥为保守，支持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大跃进”，现在却忘记了市场经济盲目调节弊病，无视建设规模小于实际国力的危害，反对政府扩大基础建设的干预措施。过去有人指责陈云同志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应该将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将他积极使用资方人员视为搞资本主义，否定他为和平赎卖民族资本阶级所作贡献，这些人还曾犯过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惯性地认为惟一危险就是再“吃二茬苦”，否定解放后犯过“大跃进”等错误，还将调整时期纠正错误视为“复辟资本主义”，后来文化革命中当造反派或也受过些苦，现在却又否定前３０年取得的辉煌成就，忘记了扭转中国命运的工业化丰功伟绩，仿佛大家所作的一切除了“整人还是整人”，又惯性地认为“左倾”仍是惟一危险，还“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将坚持社会主义也斥责为左倾思潮，等等。
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政府官员和学者享有很高威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改革成就的承认，许多干部学者也产生了盲目乐观情绪，特别是随着西方规范经济理论的流行，许多学者觉得已掌握了市场经济规律，认为应依据西方规范理论搞系统改革，还将本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成功经验，贬低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就在他们认为信心大为增强之时，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接近西方规范理论，改革开放中却面临着越来越多难题，出现了许多“三个不利于”的现象，造成了越来越多的种种社会痛苦，这一切恰恰不符合中国改革的成功历程，反而同俄罗斯爆发经济危机前的症状，出现了越来越多令人不安的相似。倘若这些痛苦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毫不疑问会遭到党内外的强烈反对，改革开放大业也许早已“胎死腹中”。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先生所说，现在该是我们反思一下改革药方的时候了。倘若我们仍对这一切丝毫不作认真反省，中国经济学家享有的很高社会声望，可能会“大打折扣”或“半途夭折”。我们不应忘记当年盖达尔、丘拜斯等人，曾因主张全盘效仿西方国家的改革，迎合民众急于求富心理获得过广泛支持，如今却变得名誉扫地遭到了万人唾骂。俄罗斯报纸曾刊载一条有趣的报道，有个长像颇为相似盖达尔的年轻人，上街时突然遭到了民众的围攻痛打，他开始不知所措后来却骤然醒悟过来，大声呼叫“我不是盖达尔、我不是盖达尔”。盖达尔、丘拜斯盲目崇拜西方规范理论，无意中竟成了美国帮凶和民族罪人。中国经济学家必须正视的是，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倘若他们不能继续造福于民众，反而让民众承受越来越多痛苦，盖达尔成为“过街老鼠的日子”，很可能也有一天降临到自己身上。
其实，中国经济学家具有非常远大的前程，他们曾经在更为困难的经济形势下，创造过举世瞩目的辉煌改革业绩，只要他们善于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改善辩证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的能力，吸取俄罗斯上当受骗误入歧途的教训，提高识别美国隐蔽经济战暗器的能力，他们非但不会重新步“盖达尔的后尘”，还会成为保卫祖国的“软战争”卫士。毫无疑问，中国经济学家具备这样的良知和魄力，他们作为“孙子兵法”伟大谋略的后代传人，虽然没有谋求霸权的“害人之心”，也不乏祖先创造保家卫国的谋略之道，还有挺身而出捍卫祖国的光荣传统。他们今天应作的不只是“纸上谈兵”，还应承担起保卫国家安全的神圣责任，因为，正像昔日反抗帝国主义的“硬战争”中，知识分子也曾投笔从戎奔赴疆场一样，在今日的对抗美国谋求霸权的“软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理应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成为“软战争”疆场上厮杀的主力军。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