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半吊子工程
彼得-塔弗（Pete Taaffe）发表于2011年7月/8月期《今日社会主义》杂志（Socialism Today）
严肃的资产阶级代表和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共享对事件的分析。他们的不同之处是他们从这些事件中得出的截然相反的阶级结论。这本关于中国的重要的书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着几十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金融和资本主义核心部门生活和工作的优势。他们强烈地热衷于鼓吹中国唯一可行的制度是建立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
然而，他们证明了这远非今天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同意《今日社会主义》有关中国经济和它的国家政制仍处于转型期的混合现实的结论。其转化方向——变成一个“正常”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显而易见的，但仍然尚未完全完成。他们提供了大量实证表明，自从2008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崩溃以来，这个过程已经全面停顿下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倒退。他们充分认识到——这怎么可能否认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资本主义部门，看起来好像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很可能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但是，还不是这个样子。
我们读了书的第二页：“在短暂的30年里，中国抛弃了共产主义，创造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品牌，正如大家认同的那样，它似乎准备超越其杰出的榜样，既称为“美丽之国”的美利坚合众国“。但在序言中说：“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中国的金融体系和其股票、债券和贷款市场只是服务于国有部门，其中“全国性的优胜者”都是那些红之又红的企业。这些企业，中国的国有经济的核心，是“体制内的”。民营经济不管多么充满活力，是“体制外的”，事实上，民营经济是服务于该体制的意志的。他们继续道：“如果不出意外，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事件]加强了党[中国共产党]决心维持封闭和严格控制的经济。‘不要给我展示任何失败的模式’，这是当前中国官僚的口头禅。”
体制内
在他们整部著作中，沃尔特（Walter）和豪伊（Howie）展现了与其他中国问题观察家的相同的对该政权看似矛盾的定义。例如，《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和《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形容中国为具有“统治阶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认识是鉴于在中国的显著经济增长中起到引擎作用的资本主义部门的存在。但随后我们发现似乎是针锋相对的定义。这本书说“到2008年，近80％的外国投资是独资企业结构。最终通商口岸制度似乎成为了过去的事情，因为外国公司可以选择在何处以及如何投资。在过去几年，他们无可否认地利用他们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并学会了如何与中国的勤劳聪明的工人一起工作以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创造就业机会和出口的机器”。
但一个重要方面需要补充说：“可是他们只是在中国两个地区，广东地区和由上海和江苏省南部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了这点。外国投资者和私人公司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几乎没有留下国有部门。这些地区一直以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70％，在中国的出口中贡献超过70％的份额”。 （第8页—第9页）
这反过来又创造了巨大的的外汇储备，达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与此同时，在“地理以及政治策略 “上存在在一个平行的经济体。这被称为“体制内经济，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它是真正的政治经济。所有国家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资源，包括国家对外国投资的开放政策，已经并将继续用于该‘体制’。改善和加强这个体制已经成为共产党自1978年以来开展的每一项改革努力的目标”。（第9页）
表明这一直是中国精英包括所谓的“改革派”的目的。大部分已在过去存在的证券交易所、债券市场中做了，但是从一开始的1993年，“北京...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名义下上市的特权限于国有企业。在香港、上海和其他地方的股票市场上市的公司是属于中国共产党彻底控制的公司，只有少数股权售出”。（第 14页）市场提供资本包括贷款、债券和股票少于全部资本的30%。
确实有许多评论家——不是《今日社会主义》——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看作代表着最终实质性地转向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举措。确实，在世界贸易组织（WTO）下，商品和债券市场将从政府控制中解脱出来。但这并没有完成而使得中国经济模式目前处于半吊子的状态。
直言不讳地说：“全球金融危机打消了人们自1992年以来形成的对西方金融模式支持的政治共识。这使得改革前的平等主义者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的重新浮现。在党和政府有许多人一开始就从来没有支持过红色资本主义”。（第213页）
认为面对着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国精英准备走回头路，或者能够走向“计划经济”的想法显然也是夸张的想法。外国外交官和商界领袖正在密切观察着这些冲突，中国是否走向放缓甚至完全逆转使其成为经济强国的市场化改革。
薄熙来，是中国西部重镇重庆的市委书记，他开始鼓吹所谓的 “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毛式的宣传和方法。看起来“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居民会收到来自薄熙来的“红色短信”——“发送到手机上的毛泽东语录”。当地国家电视台已经用“红色节目”既讲述革命历史的肥皂剧取代所有的商业性广告。公务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和学生都被组织起来唱“红歌”——赞美党和共和国国父。其中一首是《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我们还了解到，“一些保守团体”对30多年的经济改革所产生的赤裸裸的资本主义长期不满，纷纷接受【重庆】模式”。 (中国：毛泽东和下一代，《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6月3日）
国家政制的混合特点
此外，简单地把中国的特点描述为“资本主义”是片面的，而且也不能为工人阶级最近已在中国看到的这种发展做好思想准备。有一些人，有些已经出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他们可能倾向于这种分析。但他们的方法和结论不能让我们预示到随着中国的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的实施而发生的最近的事态发展。
中国不是计划经济，甚至没有过去存在的由斯大林主义精英从上而下进行的官僚管理的计划经济。但正如这本书表明的，中国无论从经济或国家层面看都尚未完成向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的全面转型过渡。《今日社会主义》（例如，在《中国的未来？》（China’s Future?）《今日社会主义》，108号，2007年4月）认为，今天中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与许多新殖民主义国家的起到波拿巴主义作用——在不同的团体和相反力量之间实现平衡并没有能够巩固一个清晰的稳定的政权——的国家政权类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新殖民世界，许多国家实现很大程度的工业的国有化在，某多数情况下是通过波拿巴主义政权实现的。比如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就是如此。
然而，这并没有导致我们匆匆地把这些国家定性为“工人国家”，甚至不是托洛茨基对斯大林主义的分析中所说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在无休止的内部冲突中，在消蚀着这些社会的矛盾的蹂躏撕扯下，国家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以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取得阶级力量之间的平衡并发展“国家”。它们固有地不稳定，在改变的环境下容易向相反的方向转向私有化和市场经济。我们过去评论道：“目前的中国显示出了一些这样的特性，不只是中国经济，而且包括中国国家本身是一个“混合物”，毛主义国家机器的残余很大程度上保留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完全不同的国家机器，它与从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大崩溃”后迎来的国家机器是完全不同的，支持斯大林主义官僚的残余被彻底清除，无约束的前官僚的的制御着俄罗斯通向资本主义，并已完成这个制度转变“。（《今日社会主义》（Financial Times），2007年4月）
的确如此，假如如朱镕基这样的改革者寻求的金融措施全面和一贯地方式得到实施，中国将已经与过去彻底决裂并通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指出：“不能全面实施也许是不可避免的... ...考虑到国家政治制度分散的结构，特殊利益集团共存于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实体中国共产党中。使得该结构运转的不是市场经济及其供需规律，而是围绕着构成政治精英的革命家族的特殊利益建立起来的精心取得平衡的社会机制。中国是家族运作的生意场。统治集团改变时，必将导致各方利益天平的不可避免的变化，但这些家庭有一个高于一切其他东西的共同利益：体制的稳定性。社会稳定使他们能够追求特殊利益。这就是“和谐社会”诉求的实质内核。“（第24页）
确实在过去30年里，中国的国有部门伪装成西方式公司已在外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并且采用起会计师、律师和投资银行家等相关职业人士。但以前吱吱作响的国有部门，国有企业（SOEs），进行了修复，并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他们的步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由高盛和摩根士丹利促成的。他们使得中国的国有企业部门成为现在的样子。没有他们的金融知识，中国的企业家们早就使得国有企业所剩无几和丧失竞争力，正如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那样”。（第10页）
中共的保护人制度
指出，中国的现实是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系谱下的“各种保护人组成的系统”。这些庞大的国有企业应用了国际竞争对手的金融技术并赢得数十亿美元资金，其成长在经济规模上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这些企业都不是自主的企业，他们根本上很难说是企业。事实上，他们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本身的命运确实完全取决于其政治保护人。中国的国有经济是一个家族生意场而这些家庭的忠诚是冲突的，在保持政治权力和热衷于生意之间有一种张力。迄今为止，前者一直是赢家“。
继续道：“ ‘党’ ——即既得利益集团 ——可以以任何方便的理由干涉，改换首席执行官，投资新项目或调整兼并...鉴于国家在关键部门的规模，以及政府巨大权力，这个保护人体制的影响遍及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它不可避免地破坏了其表面上的国际化机构的内在。 （第23页）
尽管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外资银行一直占国内金融资产总额的不到 2％，党把银行看作基本的工具“以提供无限制的资本给宠爱的国有企业，银行的所有方面都处于党的控制之下，风险被认为是可控的”。（第25页）然而，在这一制度下，许多的银行已经在技术上破产。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因为他们拥有和控制中国的金融资产总额的43％。但是，鉴于上面所述，政府“对该部门不可动摇的控制”，这给中国国家政权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政府制度更大的杠杆 —— 例如，在严重的经济危机的情况下。
它允许国家在2008 年金融危机后通过世界上最大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干预经济。面对2000万新失业人员和所有的社会后果，正如该杂志预见，中国政府进行了一项开支计划，多数是通过地方政府进行的，拼命企图保持涡的出口机器的动力和进一步扩张并创造就业岗位。但是，这需要相当大的成本。如此大规模的开支计划和以前的经济周期出现后对策基本相同，但规模大大扩展了；——其包括基础设施项目、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正如中国新闻媒体提到的——它们现在堪比1958年至1961年毛泽东的“大跃进”。这意味着巨大的银行债务积累，估计至少达到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70%。这在金融领域造成了很多泡沫，特别是在资产方面，并在今后一个时期会破裂。
与此同时，对美国模式的排斥剧增。一名政府部长宣布，中国不应该把“美国的东西拿过来... ...它应该建立自己的银行体系”。（第74页），这就发生在2008年雷曼兄弟危机后。写道：随后一年标志着自1998年以来推行的银行改革的结束。相继而来的东西开始看起来像一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旧苏联的指令模式的更为浮华的版本。（第76页）实际上，这些银行和经营公用事业一样，正如再次感叹道：“这是党，而不是市场在运行着中国及其资本的分配过程... [这使得如此的想法可信：银行在中国只是银行并且有价值，如果不是作为单独的机构，那么作为该国经济的代理。这就是关键点：他们确实是体制内的经济代理。”（第78页-第79页）。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难以归类，但是，中国可以在一定意义上描述为“国家资本主义”的独特形式。国家关心的主要不是推进资本主义的一切通常的属性：剩余价值的实现，不顾社会后果驱动私有化“一切”等，对资本主义的开放被认为为了确保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如果它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它也可以停止。这不是恩格斯所描述的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类型，恩格斯描述的国家资本主义类型是国家插手以救援和国有化少数行业。它也不适用于已故的托尼-克利夫（Tony Cliff）和社会主义工人党中他的继任者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学派的错误概念。他们把斯大林主义下的俄罗斯说成是国家资本主义。俄罗斯是一个一党专制的极权主义政权下的国有化的计划经济，一个“畸形工人国家”。目前，中国处在中途，是一个混合物，还是不能肯定它会否或者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
把债券市场描述为令人难以置信的薄弱，因为“中国是一个党拥有一切的国家，而没有私有财产的传统”。（第85页）他们以最为图解化和详细的方式展示其如何影响债券市场，“国有控股的实体持有债券市场投资总额的92％”，政府以此来进行精心的控制。而这一切的后果是更多的资产泡沫，股市繁荣，有问题的贷款，这就是这个既不是计划经济也没有建立稳固的资本主义的半吊子工程所产生的难以避免的必然产物。尽管它确实有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虚饰。但是，几乎从“改革和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开始，执政精英经由党通过确保只有少数股份在私人利益的手中，确保权力仍然掌握在他们手中。
日益增长的群众的不满
在这个控制局面的精心谋划的企图背后，精英对他们是否应该满足所有外资要求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回应的社会后果的病态性的担心。在目前情况下，既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灾难性的背景下尤其如此。原来的国有企业“改革”造成人人自危，成千万上百万的人丧失了工作、土地和家，虽然在中国技术上土地仍然归国有。在血汗工厂中为实现“资本原始积累”而产生的极不人道的工作条件，换言之，就是引进了资本主义不人道的工作条件。所有这一切都激起了巨大的不满并导致“群体性事件”的风起。它甚至导致愤怒的工人采取恐怖主义的行为。有一个这样的事件的报道是一个50岁的工人因为他的房子遭强制拆迁而在检察院的办公室外放置了汽车炸弹。（译者注：江西抚州钱明奇案，钱明奇是小商人，而非工人）去年年底在中国最流行的在线游戏之一被称为反拆迁队的钉子户战斗。
通货膨胀率的上升也使得中国政权雪上加霜，由于历史经验——恶性通胀是1944年至1949年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使当局特别害怕。在工厂和工业基础设施上的大规模投资是巨大的产业化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变化的经济情况下，可能由于全球经济增长和“需求”开始减缓而使中国经济反转。当局庞大的投资计划加剧了全球许多工业部门的产能过剩，而且加剧了中国出口产能与国际市场需求和竞争间的矛盾。
同时，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一直依靠的投资继续发展，投资的比重远远超过由于低工资和薄弱的社会保障性开支而抑制的国内需求。甚至由于工资的涨幅一直落后于急剧增长的价格，从而使流入外来劳动力在城市收入难以维持城市中巨大的生活成本，这导致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涌入城市的速度减缓。新一代中许多人也拒绝中国的外资工厂中的非人条件。
充满活力的社会媒体反映了群众日益增长的不满。一个博客宣称：“价格像我们的血压一样上涨，而找一份工作比找到一只三条腿的青蛙还要难”。对增强着的审查评论道：“社会就像是一个化装舞会——在面具下你不能看到我们的愤怒、悲伤即或幸福”。另一个对生活的抱怨是“我们拿着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却面对着发达国家的价格”。这还得到如下评论的补充：粮价已达到如此的地步，即使服用维生素药丸也要更便宜和更有效。 （《泰晤士报》（The Timess），5月2日）
与此同时，对贪污成风的巨大不满已经显露。根据中国央行发布的一份报告，超过15年的时间内(20世纪90 年代中期到2008年期间)，有17000名中共干部、警察、司法人员和国有企业高管外逃。估计他们通过盗拿国家资产携款达1236亿美元。根据6月16 日的《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报道，北京当局现在估计，作为罢工、抗议和暴动委婉说法的“群体性事件”去年达180,000起，是五年前的数字的两倍。（译者注：这并非是北京政府的官方说法，是社科院教授孙立平在演讲中推算的数字）。由此可以算出平均每天发生493起群体性事件。
尽管政权的压制，警察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和事件在中国不可避免地出现，并且被公众公开评论。在一个南方城市，因为政府代表对怀孕的女农民工动粗，导致了大量人群参与的与防暴警察的街头巷战。（译者注：指广州增城发生的治安队殴打怀孕小贩引发的新塘骚乱）我们必会想起今年早些时候就是因为一个类似的事件触发了突尼斯的“茉莉花” 革命。
甚至《金融时报》（6月20日）的评论说：“目前，在地方和国家一级的中国政府的第一本能是使用武力。镇压可以起效一时。但如果根本原因得不到解决，中国就有可能爆炸”。由于拖欠工资的问题，在另一个城市的警察和农民工之间发生了类似的争斗。（译者注：广东潮州古巷社区发生的骚乱事件）正如去年的罢工所表明的，不只是不安全的“农民工”，工人阶级中的其他阶层也卷入冲突。上海集卡司机也举行了罢工，尽管当局试图阻止，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工人中所出现的这种觉悟。
悲观的前景
对于该书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强调了他们的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的仍处中途的状态会威胁和破坏过去20至30年的巨大工业增长。他们的解决方案是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这将保证中国的美好未来。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似乎劲力十足的时候，这个论点还有些站得住脚。但是，像之前的日本，即使伴随着经济大发展，中国仍然很有可能受到冲击，遭受停滞和下降。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创造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的过程中，至少在数量上是如此。
这将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头脑中提出独立工会以及为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建立所需的群众性工人政党以挑战野蛮的资本主义的问题。这将反映为，在国有部门内出现反对猖獗的腐败和反对恶性反民主的极权管理方式的运动。而这更为当前世界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现实放大一千倍，因为西方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会找到一条简单的出路。
此外，欧洲的动荡的事件，例如在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能激发中国最优秀的工人和青年介入反对中国野蛮政权的群众斗争。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放缓被巨大的刺激计划暂时掩盖，该计划也有助于新殖民世界初级产品生产者的利益。但是，这即将在经济“过热”的警告中结束，尤其是地产价格的巨大膨胀使得新一代年轻人哪怕获得最普通的住房的希望也化为泡影。
从他们非常详细的研究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无论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整体而言，对中国现在的资产阶级分子而言，或者是对假定存在的资产阶级而言，都是完全不乐观的。首先，当局正在开始面临世界范围内所有资本主义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中国的狭义债务存量似乎要赶上一些比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几倍的发达国家的水平”。（第203页）这图表化地说明了中国现在是依赖债务推动经济向前发展。
此外，可预见的未来将没有进一步的“有实质意义的利率、汇率改革或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不会有实质性的的外资参与。也不会有任何进一步的有实质意义的对主要银行的改革或将之国际化，虽然未来资本化将不可避免地发生”。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提供了一个额外的封印：“‘不要告诉我任何失败的模式’是当前中国官员的口头禅。但其自身的金融制度能成为世界学习的模式吗？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以这样的制度中国能否被看作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第210页）
不是经典的资本主义
对自己的问题回答说，在中国只有不被国家捆住手脚的资本主义可以取得成功。但他们也对是否有可能实现这种资本主义的问题持负面的回答：在全国性的垄断，在最坏的情况下的寡头垄断下，这些企业集团不希望改变，他们也不认为需要外资参入。当党拥有垄断权的情况下，中国如何使用其反垄断法？...如果朱镕基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意图是打开国外竞争的大门；那么，在2008年经济变革后这个目标似乎从视线中慢慢消失了”。（第212页）
各种事件，特别是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为代表的决定性的变化，已对精英的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言不讳地说：“就金融部门而言，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倒闭，损害了党内的那些寻求更开放和更多国际参与的人士的影响力。全球金融危机瓦解了自1992年以来支持西方金融模式的政治共识。（第212页-第213 页）
沃尔特和豪伊通过他们的分析已经确定现在中国是不可能构建一个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的”或“正常”模式的经济体或国家。为什么这很重要？今天的中国国家的确切特征对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有政治影响呢？不理解中国的复杂特征，是无法预见事件发展的可能进程，而这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对未来的展望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今日社会主义》一直认为今天中国还没有而且可能无法完全过渡到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正如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看到的。因此，以前政权因素的保留，大规模国有经济及其在国家统治上的反映，将给予中国当局一定的回旋余地，而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所没有的。上面提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例子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当然，对他们或其他而言，这并不提供一个彻底的经济生命线，但在其范围内，至少在短期内，其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制度相比，其效果是无与伦比的。这只是一个例子证明认真分析将如何产生效果。
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的主要特点，马克思主义纲领，并没有因我们对中国的特征的描述而改变。国有部门的工人仍然需要实现自己任务，将亲资本主义分子赶走，撇开榨取国有部门的官僚和资本家。有必要形应用工人民主控制和管理的纲领将国有部门至于真正的社会主义生产计划下进行运作。在纯粹的资本主义部门，我们争取建立独立工会，工人控制和考虑把这一部门国有化，同时不管工人们在什么部门工作，要把他们的斗争与社会主义的民主中国的思想联系起来。这本书使我们进一步深化我们的分析和为即将发生的动荡事件做准备。
《红色资本主义：中国非凡崛起之脆弱的金融基础》
（Red Capitalism: The Fragile Financial Foundation of China’s Extraordinary Rise）
： 卡尔-E-沃尔特 （Carl E Walter）和弗雷泽-JT-豪伊(Fraser JT Howie)
John Wiley & Son (Asia)出版社，2011年，19-99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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