邋遢道人：重温新民主主义

重建历史文化观  重温新民主主义　　

张木生先生新作《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对传统史学观提出了挑战，最后提出中国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震动了中国思想界。主流纷纷找张木生“对话”。吴思先生认为“支持这套政策的理论本身说服力有问题，存在着问题，你得经得住人民问”。先摆出朱厚泽先生的三问，自己又加两问[1]。也有人呼吁张木生“听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主张吧”[2]。读完张木生的书和几次对话记录稿，深感不建立新的历史文化观，很多事情确实看不清楚。　　

文化历史观决定观察角度和结论　　

“中国向何处去”是1840年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问题。十月革命让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问题解决了，随着苏东和中国放弃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重新陷入迷惘。虽然如此，对一部分人来讲似乎从来不是问题：放着现成大国崛起的样板探讨“何处去”很愚昧。可对另一部分人来讲这一直是件麻烦事儿。张木生“重归新民主主义”，90%的篇章在探讨历史文化观，王小强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写到第四部分二十多万字了还在审视中外历史，不晓得到第几部分才能入正题。说不清是道理不够学问凑，东拉西扯，还是题目太大战战兢兢，过于谨慎。　　

学者不是算命仙，对于未来和未知没法靠生辰八字手纹黑痣就做出结论。有人说经济学不是理论，只能从读历史读出道道来。其实政治学和各种人文学科离开对历史文化的观察和判读也说不清楚。当注意到现成的解释与历史事实不断出现颠覆性的冲突后，不搞清楚历史还真说不清楚现实。　　

我理解张木生和王小强的难处。捡现成的，一个阶段论，一个终极论。联共党史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类历史分五个阶段步步高。这种看法一直是中国官方基本看法；另一个看法是西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普世价值，代表了人类发展基本方向，历史因全球西方化而终结。无论哪个都有理论有实践，都在昭示中国向何处去。只能二选一，顶多添个“初级阶段”或者变通为“民主社会主义”。可是，历史是一堆实实在在的事实和他们之间关系。仅凭起个名字或者外号就打算说清楚，看起来轻松，实际是轻率。无论徐倬云、赵刚、李零、张木生还是王小强都很早注意到从字面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在中国早就不存在，却没敢给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起个名字。在他们的描述中，2000年来的中国经济形态是小农加市场，社会形态是大一统，政治制度中央集权。究竟叫什么不重要。木生认为还叫封建社会也不妨是重实不重名的态度——因为名字要约定俗成。道理很简单：任一社会形态都是个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等各方面的描述，“一家之言”不是动一个词就说清楚的。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无论坚持阶段论还是终极论的，似乎都没有计划根据这些新观察搭建一个新的叙述体系。在评论张木生大篇幅论述时，要么说“我们在三十年前的时候基本已经达到这个水平了”、这“不算颠覆性的”、只在“对批评‘西方中心论’是有意义的”、这个矛盾与“今天下一步怎么发展关系并不大”……虚晃一枪；要么用“这里只讨论……”罔顾左右[3]。这让我想起王小强就这个问题明火执仗PK秦晖，整个主流学者群假装没看见时的尴尬。　　

简单总结一下这些年学者们对历史的新观察：如果封建社会是指分封建制，经济的主体是贵族庄园，君主赐予和褫夺决定地权变更，被分为贵族、农奴和自由民等基本不交叉的阶级，作为人群主体的农奴没有自由身份，政治上分权，君主与贵族协商处理公共事务，那么西方中世纪到18世纪符合封建社会的描述，但中国早在秦汉以来主体经济社会形态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自秦以后中国经济主体是小农经济（无论处于佃农、雇农、中农还是地主状态，家庭经济是独立的），主要生产资料自由买卖，所有人都是皇帝的编户齐民，政治上大一统的中央集权。　　

对于以上描述，目前多数学者都承认。但到此为止还不能影响对传统历史观有颠覆性冲击。秦晖、杨奎松教授能从中国历史上土地不像欧洲那样高度集中得出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矛盾是官民矛盾（这与吴思的官家主义有点接近）而不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往后分析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就有些缺少法理依据。同样的事实，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4]：市场经济自身就是个正反馈系统，两极分化、经济虚拟化趋势无法逆转，总是靠崩溃进行震荡调整。结论只有共产党闹土地革命是历史使命。两者的区别是究竟讲小道理还是讲大道理，究竟摆部分事实还是摆全部事实。　　

一些学者[5]进一步注意到：由于农业时期分工已经很发达，小农经济体过小无法涵盖社会分工，因此小农经济必然伴随大量的经济体之间交换。这可以在大量历史文献中得到证实，表明中国古代社会是发育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西方中世纪数百甚至数千人的庄园经济可以在经济体内部涵盖大部分分工，自给自足，因此经济体内部类似计划经济，外部交换很小，基本生产资料不能买卖，属于市场经济发育很低的所谓自然经济。两者的差异还可以从西方缺少小面值货币，度量衡混乱得到佐证。　　

进一步分析，同一性的社会组织越大对市场经济发育越有利，这构成了大一统和集权体制的逻辑条件[6]。也可以在欧盟、东南亚联盟包括全球化的成长中得到验证。而自给自足的贵族庄园不依赖这个条件，这成为分权和协商政治的基础。中国缺少统一的有权威的宗教，因为中国不靠它就有凝聚力。西方必须有统一有权威的宗教，因为少了它就缺少凝聚力。这也可以从民主改革前的西藏得到佐证。　　

如果这些叙述是真实的，那么首先会对阶段论造成冲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都是农业社会，生产力大致接近，中国小农加市场与西方庄园加计划的生产关系样式，中国大一统的集权政治与西方分权的协商政治就截然相反。　　

接着对终极论形成冲击：市场经济显然与民主政治不是天作之合的原配，反而与大一统和中央集权厮守数千年。　　

张木生通过李零变着法得强调这些逻辑，王小强引述大量史实来叙述这个过程。这些逻辑和叙述重点不是冲击“西方中心论”，而是想提醒大家思考这样两个问题：市场经济不见得与西式民主是天作之合的原配；西方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和维护的“国际惯例”和“普世价值”；中国两千年经济社会不断震荡崩溃在表明市场经济并不像经济学描绘的那样可以自洽、只存在周期性波动特性，而是有正反馈特性的体系。　　

历史和它揭示的道理恐怕不是“与今天下一步怎么发展关系并不大”。认识重归新民主主义，解答五个疑问，都离不开对历史的认识。甚至可以说，正是历史文化观的差别，决定了“中国向何处去”的不同主张和认识。　　

时代判断错了吗？　　

吴思先生说朱厚泽先生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基础的几问第一是“时代判断就有问题。时代判断是社会主义在兴起，资本主义在衰落？是吗，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至少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崩溃，而资本主义不断地解决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判断有问题。不正视世界历史这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就会禁不住一问”。　　

可以先用问句回答这一问：“毛泽东是这样论述时代性质的吗？”　　

毛泽东用了很大篇幅论证为什么中国革命已经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基本论述是：中国面临一个反帝、反封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国家的革命。十月革命后“世界资本主义阵线已在地球的一角崩溃”，世界资本主义维护殖民统治更加疯狂和坚决，而社会主义国家坚决支持和支援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由此这种革命的性质发生了改变，即新民主主义的，“为社会主义发展扫清更大道路”的革命。文章对时代性质判断的原话是：这是“尚存的资本主义部分非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不能活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建立并宣布它愿意为了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解放运动而斗争的时代”。并没有“社会主义在兴起，资本主义在衰落”的内容。逻辑重点不是谁兴起谁衰落（总共捎带了一句“一角崩塌”），而是世界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矛盾的内容和性质。　　

如果承认毛泽东关于时代性质是这样叙述的，那么还可以问一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非更加依赖”他们建立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秩序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思想、文化便“不能活”的性质变了吗？发展中国家努力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剥削、政治干预、军事威胁的斗争性质变了吗？　　

回到历史文化观，资本主义的外延和内涵也是需要重新讨论的。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7]制度，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社会财富借助雇佣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资本、劳动力、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市场里自由流通。自由竞争，市场人根据自己利益自由决定行为。　　

符合这种标准的显然包括古代中国小农加市场经济，中世纪欧洲则不符合这个标准。实际上，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和1500年以后的西方国家也不符合这个标准，而是更接近帝国主义的概念。帝国主义的核心不在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方式样式，而在于通过建立一套霸权体制从其他国家以非经济手段攫取财富，帝国主义经济是在一个包括通过霸权维护的整个经济圈构成的。这样古希腊、古罗马、蒙古帝国等才被称为帝国主义。从1500年到十九世纪初，西方列强的主要财富来自对殖民地的掠夺。早期的贸易利润的源头是掠夺拉美殖民地白银，中后期来自对非洲黑人的贩卖和美洲奴隶劳动，这都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标准。大工业出现时期，国内无产者剩余价值确实是主要财富来源，但同样离开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也“便不能活”。　　

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是不是一个基本符合资本主义性质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呢？其实不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建立一套以暴力威胁、政治干涉、军事干预、文化渗透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体系，依然明显地以非经济手段掠夺发展中国家财富。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主要制造业产品还是发达国家生产的。到现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是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除汽车、飞机、发电量外的绝大部分工业品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当然，究竟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建立的“国际惯例”是怎样把财富攫取到自己手中，还没有人专门论述。但总能看出些猫腻：　　

中国人这十几年应该是全球干劲儿最大，经济成就最大的国家。2000年，符合劳动条件的人中，中国有77.8%的人愿意参加社会劳动，比世界平均值高出18.6%，比发达国家高出27.5%。其中妇女比发达国家高出42.0%。真是“人人都动两只手，不愿在家吃闲饭”。不要以为中国这些就业人都是农民，创造不了多少物质财富。2006年中国从事第二产业的劳动者多达12754万人，比G7国家的9350万高出36.4%。[8]最主要的是，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每周劳动时间超过55小时，总劳动时间接近西方七国二产业劳动时间的两倍。进入新世纪，中国大部分制造业所用的技术装备与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劳动生产率并不比西方国家工人低到那里。到目前，中国人均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注意：是“人均”）绝大多数高于发达国家，这可以从全世界超市里大部分产品都是中国制造得到印证。研讨会上多数发言者也承认“中国制造能力世界第一”。　　

但明摆着的是：中国人与发达国家普通人生活水平差得不是一点点，而且差距并没有因为上面原因而缩小多少。购买力平价法是世界银行根据各国货币实际购买力的经济分析数字。按购买力平价法“国际元”计算的人均国民收入接近不同国家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1997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 3220国际元，相当于美国29080国际元的11.1%。10年后的2007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人均国民收入5370国际元。但制造业份额已经不足国内生产总值14%的美国人均国民收入45850国际元，中国相当于美国的11.8%。辉煌10年差距缩小6.3%。（而这些年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0.6%，发达国家0.7%）[9] 最终形成的“中-美国”是这个世界是缩影：中国人生产，美国人消费。这基本是古代美塞尼亚人与斯巴达人之间关系的翻版。　　

看清楚的是美元霸权，美国人通过印钞票借钱买幸福生活的道理连美国人都看出来了。但这仅仅是一小部分。　　

为什么西方对知识产权放在国际惯例的第一位？因为技术专利和名牌商品和服务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手里。专利规则和品牌规则能获取高额利润，是按正反馈运行：利润越高吸引人才能力越强，投入眼球经济的能力越强，于是技术优势更高，品牌价值越大。每年通过知识产权规则获取的财富是发达国家财富重要来源。　　

很难看出赌博经济（也叫虚拟经济）会给西方人带来什么额外收入。愿赌服输嘛。但看看下面数字就会有些疑惑：　　

1970年，美国人均工薪收入5515美元。其中来自金融保险业994美元，占18.0%。个人股息和利息收入915美元。来自金融业务收入总计1909美元，占个人收入的23.0%。到1998年，美国人来自金融业收入占工薪收入比重达到36.0%，扩大整整一倍。加上利息股息收入，来自金融收入占个人总收入份额为35.4%。[10]赌博-虚拟经济是美国个人收入增长基本带动力量，已经是美国人须臾不可离的收入来源。这是实实在在的美元霸权的作用。　　

所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性质没有变，区别只是由领土占领变为“没有帝国的帝国主义”而已。　　

资本主义国家当然要“不断解决自己的问题”。但解决方案全部是加大政府干预分配的力度，缓解国内矛盾。没有，也一点没打算解决毛泽东所提出的问题，甚至更加变本加厉。只是掠夺压迫的对象从原来叫“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改为“第三世界”或“发展中国家”罢了。　　

讨论时代性质还离不开这个出发点：资本主义衰落了也罢，正在兴盛也罢，讨论的出发点是“中国强国战略”而不是“美国霸权战略”。就算资本主义阵营还没衰落，甚至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依然处于强势，作为被这个阵营所掠夺和欺凌的对象，只能促进他们的衰落而不是赞叹他们的兴盛。　　

打算“战”才需要“战略”，为了“战”才产生“战略”。　　

除了冷战期间西方阵营的前沿部分小国在西方资助下实现了经济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大国，根本没希望迈进那个门槛。上世纪60-80年代，墨西哥曾经为世界第十三经济大国。巴西1960-1980年GDP翻了4番成为世界第七经济大国，人均国民收入超过原宗主国葡萄牙。而阿根廷更是在八十年代初人均国民收入达到7000美元，比宗主国西班牙还高。眼看这他们一只脚就要踏进发达国家门槛里了，全球经济学家一起惊呼经济奇迹。九十年代初和新世纪之交前后这些国家两次发生严重金融、经济危机，从此社会震荡，经济破败，大量民族企业破产，金融等大部分命脉产业被西方彻底控制。整个九十年代这些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从以前的两位数下降到2-4%，到新世纪更是下降到2%左右[11]。国内农民起义都镇压不下去，黑社会禁不住，社会动荡不已，再也不做什么跨入发达国家门槛的梦了。拉美大国如此，亚洲的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也如此。　　

1980-2000年是发展中国家高速工业化时期，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含中国）工业化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发达国家。那么，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有可能“长入”发达国家呢？看看世界银行数字就知道了。（见表一）　　

1980-2000年各类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美元）[12]　　

20年中，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0.64%，其中九十年代是负增长，完全被这个世界边缘化。包括新兴市场国家在内的中等收入国家年均增长1.12%。高收入国家年均增长4.48%。兴致冲冲的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距离。1980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发达国家的10.27%，1990年只占到6.59%，2000年继续缩小到5.34%。新兴市场国家国家经过20年努力，一个个兴奋不已，但回头一看数字，竟然比20年前差距扩大近1倍！金融风暴期间虽然有些逆转，但大的趋势没有变化。　　

投入全球化的新兴市场国家面临的尴尬是：本币升值，出口困难；本币贬值，价值流失。美元贬值，外汇储备缩水；美元升值，国内财富缩水。怎么也讨不到好。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按本币计算的GDP比美国增长快几倍，却在美元不断从印钞机中印出来的过程中拉大了以美元计算人均GDP的差距。　　

中国最辉煌的10年中从实际收入相当于美国的11.1%扩大到11.8%。照这个速度中国要150年才能达到美国人生活水平，这还没说所有新兴市场国家都遭受过一次以上的金融洗劫，中国肯定免疫？！　　

张木生对这个形势本来就讲清楚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没有了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没法存在。13亿中国人变成发达国家，全世界人民都笑了。　　

苏东反水，中国改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增强了优势。今天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国家能够不生产财富而享受财富，把精力都用在打造利器维持“世界秩序”和“全球共识”上，虽然已经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大格局没有变。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讲演到现在，无论叫改革还是叫革命，时代的性质也没变。这个时代已然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手段掠夺、压迫、奴化、威胁发展中国家的时代，发展中国家努力摆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掠夺、政治压迫和军事威胁的时代。出发点不同当然结论不同，作为一个不断被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军事威胁的对象，只能这样判断。难道我们的理论界能得出与此相反的判断？　　

西方资本主义会不会万古长青，全球化市场经济是不是能解决所有问题，看短线是看不出来的。　　

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来自哪里　　

张木生提出重归新民主主义，市场经济、私人资本、开放搞活都有，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言论自由，参加讨论的人纷纷表示可以接受，不少人还认为与谢涛、陈志忠的主张接近。甚至对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共产党获取执政的正当性也取得接近的共识。但是有一点似乎很难一致，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　　

吴思的第二个问题是：“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依据有问题。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自己的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对不对？”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实际就是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力量的政治格局。核心问题是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由于问题敏感，无论朱厚泽还是吴思都无法把道理说透。但高寒直指要害：“新民主主义论的要害，乃是共产党的天然领导权”。[13]　　

说实话，现在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如果共产党自己都讨论“告别革命”，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那么为什么非共产党执政不可就不能理直气壮。　　

说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推翻帝官封三座大山，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完成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顺应天理民意，不是“打天下坐天下”的强盗理论。　　

说解放初只有国有化、集体化、集中体制才能实现中国人快速工业化的百年梦想，社会主义道路被写入宪法。由于只有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要搞社会主义，因此只能共产党执政，也是一个说得通的道理。　　

但是，假如中国要与西方经济制度接轨，无论是接美国的还是接瑞典的，那么政治制度一直不接轨就说不通了。愿意与西方经济制度接轨的阶级、阶层和政治团体多了去了，并非“无产阶级政党”一家。要做执政党，就要有党派法，就得与所有主张市场经济、政治民主的政党竞争上岗。凭什么只有共产党够执政资格？　　

说自己这些年领导的好，经济成长取得傲视全球的成绩也不算数：日本自民党领导得一直很好，也创造经济奇迹，怎么也会下台？李家父子把新加坡治理得那么好，人民行动党照样要面临多党竞争。如果到了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出现动荡的时期，这个理由说不出来了怎么办？　　

六十年大庆、九十年诞辰，电影电视都在展示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蒋介石独裁的伟大成绩。但说来说去，无非是牺牲了几千万，付出了多大代价，整个一个打天下坐天下的道理。这个道理与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道理并没本质区别。大不了一个：你有本事你再夺下来的逻辑。可人家不见得非要动刀动枪，让你自己易帜有现成的一大堆例子。　　

我的看法是：如果单就执政“合法”性来讲，现在共产党执政不存在问题。因为宪法第一章第一条就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执政合法性来自中国宪法，不是美国宪法或其他国家宪法。由于宪法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那么纵观中国现在所有政治势力，只有中国共产党党章里明确宣布赞同这个内容，其他政治势力都不完全赞同甚至反对这个内容。因此，中国只能共产党执政。　　

这并不是一个让人口服心服的理由。真正说清楚还很费口舌。因为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凭什么中国非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可”；另一个是“凭什么要把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写在宪法中，让共产党成为唯一可以执政的政党”。　　

我的看法是，首先，中国不可能实行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其次，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所谓“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局都不好。也可以说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早已没有了生存空间（这一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已经阐述）。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结局是一种经济上接受帝国主义剥削，军事上忍受帝国主义威胁，政治、文化上依附帝国主义的新型“半殖民地制度”，一种“永世不得翻身”的制度。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例证。　　

中国只有做到政治上不依附于帝国主义，经济上降低直至隔绝国际资本的剥削，文化上减弱帝国主义奴化，军事上不怕帝国主义威胁，才能打破现有“一球两治”的格局，使中国走向繁荣富强。这样的道路，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性质，也就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实现真正的独立，节制资本，维护劳动者利益。从长远看，这条道路会逐步增加社会主义性质。因此，把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中国宪法内容时代特性决定的。　　

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的主流精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表现出政治上倾向于依附帝国主义，经济上依赖西方经济，反对节制资本而主张放任资本，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军事上主张软弱退让。他们这些主张只能让中国掉进万劫不复的拉美化泥潭。　　

上面提出一个“已经没有纯粹资本主义的生存空间”的判断。这个判断真实吗？起码对大国来讲是真实的。　　

从历史看，19世纪初西方列强完成初步全球化，其他大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个是自己变成帝国主义国家，一个是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但是成功跻身帝国主义的大国只有日本和美国，其他的都成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没有一个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独立，依然两条路：一个是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是所谓发展中国家。但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一个是典型资本主义制度，经济上要么完全依附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经济上受发达国家掠夺，其他的即使不依附，经济上也受帝国主义国家掠夺，没有一个通过走资本主义经济上靠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走资本主义的结局都将回归新型殖民地”甚至可看做是个全称判断。　　

有些人会说，还有四小龙。四小龙的产生是冷战结果。就像张木生说的一块硬币，他们是钱币边缘部分，是美国为了冷战可以让出一部分利益。但是作为原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国，美国就是想割掉一块利益也割不起。占人口20%的发达国家如果让中国、印度两国任一进入他们的圈子，世界就不是二八开而是四六开，得两个地球的资源才能维持。两个都挤入，倒六四加三个地球。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在1940年就看出这样一个世界格局，只能说是天才判断。　　

新民主主义必须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理由是这样的：　　

时代没有根本变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剥削、政治上压迫、军事上威胁、文化上奴化中国的基本规则没变，发的资本主义国家还在各方面处于强势。二战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选择了市场经济加所谓西式民主，这些国家无论经济高速发展还是完全停滞，多数形成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精英集团越来越依附和靠拢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与发达国家距离越拉越远。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证明，全身心投入全球化，搞彻头彻尾的市场经济，也导致经济上受到严重非经济剥削，国内贫富分化日趋严重，精英集团越来越依附和靠拢美国等发达国家，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摆脱掠夺，两头在内，节制资本，共享经济成果是中国摆脱大多数发展国家悲惨命运的最低标准。　　

从这些年情况看，中国私有资本和他们的精英代表并没有这样的主张。他们连孙中山的国家掌握金融、能源、交通、通讯等命脉行业的节制资本主张都反对，一直不停的督促国企让出命脉产业，就连温州动车追尾，主流第一个反应就是攻击国企垄断。从来不讲这些垄断性产业国企退出后，他们是不是也只能垄断，甚至不告诉大家最大可能是外资垄断。资本家一点没表现出希望的那种“道德血液”而是充分展现了无度的贪婪和无尽的疯狂，使中国资本收益占国民收入比重达到了惊人的份额。中国严重贫富分化，收入分配不均，他们的逻辑是国企高额利润造成的，甚至归结为国企职工工资太高。无视国企仅占经济30%的比重，而且所谓国有垄断的工业行业中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低于工业平均值的事实。也不对消减国企职工工资后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必然下降的逻辑结果。他们政治上靠拢和依附美国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思想上接受他们的奴化教育。因此，代表官资学媒的主流精英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富强。　　

由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代表工农利益的共产党有这个主张，代表其他阶级的政治团体没有这个主张，因此，无论新民主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阶段都只能共产党领导。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因为自西方列强第一次实现全球化后就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机会。中国要复辟，只能复辟成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经济上外资、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占主体，一个依附美国的政府。甚至连这都不可能，而是掉进混乱、分裂的泥潭中。　　

一些知识精英包括“真正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中国应该走北欧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所谓民主社会主义制度，经济上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政府通过二次分配减少收入差距，政治上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经济社会模式。这些国家基尼系数偏低，虽然经济也不断出现问题，但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富裕。　　

严格来讲，用“民主社会主义”定义这些国家并不准确，如果还有个“帝国主义”概念，他们应该叫“民主资本主义”更合适。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导一次分配，应该属于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目前国内主流学者甚至政府也认为通过二次分配，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可以消除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不动所有制能否实现“共同富裕”是需要下功夫分析的。　　

首先我们必须注意高福利的瑞典、挪威、丹麦、芬兰等北欧四国都是人口不足千万小国寡民，四国总计约2500万人口。同时，这些国家除了早年海盗生涯名誉不好，已经很长时间不依赖帝国方式生存，同时也从没有成为殖民地。这些国家自身没有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在整个欧洲社会分工中在很多行业上技术处于顶端。他们虽然不靠金融霸权生存，但通过知识产权规则，是“国际惯例”的受益者。他们在政治、军事、文化上是美国的忠实盟友并得到庇护。　　

小跳蚤能跳自己身高的100倍，但假如这个节肢动物同比例放大与人一样，跳不到自己身高一倍腿就断了。加强自己的节肢，体重又让它难以克服地球吸引力。大与小不仅是比例问题，也是结构问题。　　

造成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核心因素是城乡差距。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3比100，接近八十年代中期的两倍。其中按五等份分法偏低的近6亿农民年均收入只有3158元，是城镇居民平均17169元的18.4%，比城镇10%最低收入群体还低四分之一，甚至低于困难户（按王小鲁的研究，这个差距还要大[14]）。而且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呈扩大趋势。基尼系数低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基本接近。不解决农民收入增长过慢中国就成不了瑞典。　　

如果要让这6亿多农民纯收入水平与其余6亿多人通过二次分配拉平（仅解决城乡差距，这是前提）。以2009年数字，就要从市民平均每人拿走7000元补给农民。这就涉及4.2万亿，占当年34万亿GDP的12.4%，占当年6.8万亿财政收入的62%。如果考虑到城镇低收入群体的问题，这个数字不会低于6万亿。要命的是，由于农林牧渔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空间小于二、三产业，因此现有差距会不断扩大，这已经与体制无关，因为全世界都面临这个问题。　　

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贫富分化不断扩大，究竟主要与二次分配有关，还是与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份额扩大而劳动者报酬份额缩小有关。看看数字就知道了。1999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份额为52.0%，资本收益（折旧加营业盈余）占35.7%。劳动与资本之比为147比100。2007年劳动者报酬份额下降到39.7%，资本收益上升到45.4%，两者比例变成88比100。虽然同期财政收入占GDP份额和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份额都明显上升，但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竟然只有35%[15]（世界各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都小于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大量财富用于资本形成（主要是高收入群体买房）。这个趋势持续下去，用二次分配解决收入差距难度不断加大。世界上所有基尼系数低的国家，首先是劳动者报酬份额大于资本收益份额，美国如此，瑞典也如此。欧盟劳动者报酬与资本收益之比为118比100，日本为132比100，美国155比100，与中国九十年代147比100接近，与中国2007年的88比100明显相反。发达国家二次分配建立在一次分配已经是劳高资低基础上实施的。中国做反向调整，在一次分配中扩大劳动者报酬份额，压缩资本收益份额，本身就是“节制资本”。而且难度不小：如果调整到1999年水平，按今后40万亿GDP算，要从资本收益里挖出4.7万亿调给劳动者报酬。占资本收益的25.8%，占其中营业利润一半。给二三产业就业者每人每年平均增加12000元劳动报酬。这么大动作，差不多相当于一次“革命”！　　

主流也承认资本分配过多，不过认为这都是国企闹的。但这种判断要得到数字支持才行。　　

在经营性行业中，国有资本在农业中基本为零，第二产业中，国企仅完成2007年建筑业总产值的20.8%。工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的34%。第三产业中国企在铁路、通讯、金融占主导，但这三个部门总计占三产比重的25.7%，其中还包含私营占比重很大的公路运输。国有经济大约占全部生产性行业GDP比重30%左右。私企和外企占70%左右。　　

那么是不是国企比重虽然低，但其垄断经营，获利水平高。实际上，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所有者权益利润率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为15.7%，外企为18.3%，私企达到22.8%。[16]　　

因此，数字表明是私人和外国资本造成了资本收益扩张过快，劳动者报酬下降多。一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显然是没有节制资本而是放任资本造成的。如果继续放任资本，仅靠扩大二次分配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等于不补船底窟窿只往外舀水。　　

而节制资本的任何做法，都是私人资本、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权贵资本？）所不乐意的，也是他们的代言人这些年来极力反对的，更不要说要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主张了。　　

因此，北欧模式在北欧四国可能有效，放在当今中国治不了病。　　

节制资本、共享成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即使这个纲领，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全球政治经济中也属于“革命”事项，中国没有其他政治派别同意这条道路，没有这样的政治主张。在中国，只有共产党主张社会主义，主张公有制。共产党始终要扮演一个“执政的革命党”的角色。　　

正是因为中国必须走最终目标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民主主义才能富强，因此宪法就要写清楚这些内容。如果其他党派遵守宪法，“合法执政”，党纲就必须明确写上“主张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竞选纲领就要提出如何按社会主义原则解决当前问题的主张。　　

接着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按公民社会原则办，非要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公民政治地位分出个顺序差别呢？　　

问题在于，公民身份的政治经济地位在私有制存在情况下，会不会有实际上的差别呢？这些年政策上没差别了，可工人、农民成了“弱势群体”，经济地位低不说，政治地位简直说不上。按胡润说的，现在两会“126个代表是10亿以上的富翁，农民工代表一共才3个”。按胡润公布中国超过10亿富翁2600人计算，富翁每21个人一个代表，农民工每66666667个人一个代表。新民主主义社会保留私有制和资本家，富人肯定强势。加上在全球帝国主义文化强势下，知识分子根子里向西方价值观倾斜，工人和农民必然逐渐趋于弱势。政府官员要负责发展，自然要与资本亲近。当年没有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制度，一个县长一年起码要与普通工农吃一个月饭。现在除了陪老板，从上任到卸职一次都不会。　　

实际公平是靠程序公平实现的，只要存在私有制，程序上大家摆一排，结果肯定工农成弱势群体。工农摆前面程序上不公平，但实际趋向公平。当然，在当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是否大家摆一排更合理，可以探讨。无论按现在的实际状况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恰好都要把工农摆前面。只有实现社会主义这样摆才不合适。　　

客观评价社会主义实践是讨论新民主主义的基础　　

按照《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后面是社会主义。张木生没有特意强调，但属“题内应有之义”。吴思先生用朱厚泽先生的话问：“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假定是人类最后走向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搞了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主义还要再来一遍吗？这样的未来是值得争取的吗？”　　

吴思先生这句话包含两个内容。一个是1956年以后到改革前的经济社会制度是坏制度。这与一些与会者[17]：毛泽东“没有提供一个好的工业化的道路”、“选择社会模式的失败”、“农民打不下粮食来，工业这么严重亏损，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又受到了大影响”、“历史横向比较，文革期间降到了民国以下”的基本判断一致。一个是所谓社会主义就是“三大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在抗战期间提出新民主主义，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联合政府、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新民主主义政策，直到解放初还说资本主义要保留几十年。到1956年突然不算了，走三大改造、计划经济、人民公社。与斯大林在1928年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实行国有化和集体农庄性质接近。对于共产党做这个选择的理由，大部分评价是负面的：出尔反尔，最终失败。如果这个理由被张木生接受，去掉社会主义方向，重归的“新民主主义”，对很多人来讲自然有益无害。　　

可是历史终归是历史，斯大林和毛泽东面对同样落后的农业大国都选择了国有化加计划经济和高度集中体制，不能说是历史的偶然。二战后相当多新独立的国家模仿这个体制，总该有点历史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原理。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斯大林也由衷赞同。按杜运生老的回忆，毛泽东说他“也想搞呢”。但原理并不包治百病。但究竟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多少是遵循原理、主义使之然，多少是面临困境的探索，我觉得更可能是后者。　　

除了张木生讲的当时国际环境压力外还有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是全民共识。对后起工业化国家，尤其是遭受百年工业国欺凌的大国，快速完成工业化是全民共识，无论左右，哪怕勒紧裤腰带。可以说，什么主张和方法能让该国工业化速度最快，什么主张就是好主张，符合人民愿望的主张。哪个党能完成这个任务，哪个党执政就合情合理又合法。　　

农业国穷，积累率低。积累率低投入工业化资本就少，于是更穷。发展经济学将后起工业化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必然面临的问题称之为“低水平均衡陷阱”。打破这种“陷阱”两条路：一是外资投入，一是反市场规则政府强制投入。那时并不存在发达国家产业资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上只有一条路可走，尤其对大国。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还有这样的“诱惑”：新民主主义的提出，与判断中国近现代产业中私人资本会占主导有关。1920年民营4.5亿资产，接近公营的4倍。国民党统治时期，政府主要通过参股银行扩大了公营资本。抗战前夕除了西方资本外，在国民党统治区民营资本为18.89亿元，官营5.71亿元，官营约为民营三分之一。抗战爆发，600家民营西迁，但损失惨重，而且国民党发“国难财”，官僚资本上升。留在日占区的，均被日本强制合资。日本投降，蒋介石“下山摘桃子”，将沦陷区产业均冠以“日伪资产”，大量被没收。到1948年全部交通、工业中，外国资本占11.2%，官僚资本占64.1%，民族资本占24.7%。如果算上金融资本基本被四大家族控制，民族资本占近现代产业不足20%。到1950年除了跑掉部分外国资本外，共产党顺手牵羊，国有资产占到75%以上。苏联援建项目可都是给国有的，到1955年社会主义改造前，国有资本在近现代产业85%以上，私有资本也就剩下个尾巴。这么大的国有经济必须有计划。把残存的私人资本全部纳入国有经济诱惑很大，难度却很小。至于保留“资本主义尾巴”是不是更有利另说，但当时大势已定。　　

比较选择这种体制与选择其他体制的最终发展结果，是评价这种体制的唯一标准。　　

1928年，新经济政策实施的第7年，苏联工业产值仍不到德国一半，美国八分之一。5年后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苏联变成工业国，再过五年工业产值世界第二，欧洲第一，成为世界工业强国。　　

中国工业化进程也一样，1952-1955年，中国第二产业产值占GDP从20.9%上升到24.4%，份额年均上升1.16个百分点。工业化目标远得很。仅仅过了3年，二产业产值比重达到37%并超过农业。大跃进的失误造成工业增长走了个马鞍形，但1965年开始一直超过农业，并在整个七十年代保持在42%-48%。[18]按1955-1965年计算，二产业占GDP份额每年增长1.8个百分点，比计划经济前速度高出55%。　　

是不是“好的工业化道路”与条件接近但未采取中国模式的国家做比较更为准确，印度是最合适对象。1949年印度工业化水平高于中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印度，50年后的1999年，二产业比重才达到24.2%并超过农业，[19]实现初步工业化，相当于中国的1958年。就部类齐全这个标准看，印度至今还没达到中国六十年代水平。　　

当然，现代化不仅是工业化，除了包括农业等，还包括教育、人文、卫生的现代化。集体经济确实会影响“积极性”，但强有力的组织和集体投资主体却彻底把混沌数千年的农村社会翻腾个底朝天，直接把农民推导现代化大潮中。1975中国年初中毛入学率88%，而同期印度和巴西为26%，韩国为56%；1957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下降到109‰，印度1980年还未达到这个水平（中国1980年39‰）。1970年中国人文发展指数超过0.5（印度在1950年高于中国），从此进入自然增长率下降通道，印度到新世纪才达到这个水平。[20]　　

就算农业也没想象的那么差。实际上中国自上世纪后50年粮食总产一直在一个高速增长的通道中。1949-1999年粮食年均增长3.05%（1999-2009仅为0.43%）其中前30年年均增长3.65%，后20年为2.15%。都说刚一实行承包中国人就吃饱了。把1982-1983年的人均粮食364公斤折合成5个烧饼。1949年209公斤是3个烧饼，1970年289公斤4个烧饼，1979年承包制开始前的340公斤就折合4又3/4个烧饼。总不是最后一口烧饼吃饱的吧。[21]粮食增长率高，人口增长率下降，八十年代初本来就是要吃饱的年代。　　

无论苏联还是中国，甚至包括一些附庸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速度和农村现代化速度远远高于同期发展中国家是历史事实。　　

真扒一下统计年鉴，会知道前三十年多数产品年增长率均高于后三十年。当然，这与工业化初期增长率偏高有关。有人问过我：“计划经济好还是现在好”。我回答说：“这就像你生下来吃奶，现在吃牛排。你不能因为牛排吃着香就责备你妈生你后为什么只让你吃奶，也不能因为吃奶期间长得最快现在还嚷着要吃奶”。　　

现在看来，1955年前后国有经济在近现代产业中比重已经占优势，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苏联援建项目完成后，国有经济会占绝对优势。这种预期下，在轻工、零售、服务业等领域里保留私有经济也许是更好的选择。这些保留部分会加大计划制定难度，干扰计划实施。但也会保留一个竞争态势。把资本主义尾巴彻底割掉。计划经济绝对权力，就会忘乎所以。这应该是大跃进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合作化建立在保存小农家庭经济，承认小农占有土地的基础上。既然认识到“小生产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就该知道农村家庭经济的顽固性和合理性。合作经营保留小农家庭经济，附加一个合作经济，既能发挥小农积极性，又缩小了小农成为地主资本家的空间，应该到此为止。人民公社把小农生产资料收归集体，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经营积极性。人民公社初期连生活资料收归集体，是发生那次灾难的根本原因。如果当时农村现代制度停在1956年的高级社阶段（部分退回到初级社都可以），也不会有后来激烈的反复。这都是马后炮。　　

重归新民主主义不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段弯路”，是因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种种问题让我们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改革开放取得了伟大成绩也不是靠抹黑和羞辱前三十年证明的，而是与其他国家发展对比证实的。还不能忘记没有一个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没有数亿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农民，不见得是中国成为西方产业资本的主要转移目标。把1956-1979年的中国社会叫什么不重要，赞扬或者斥责也没用，因为没有人能把中国拉回那一时期，计划经济加集中制当时的中国在当时的世界环境中一种最优选择，但不见得是今天的最优选择。　　

重提新民主主义的原因也不是根据“主义”理论推演来的，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是烫理论剩饭，而是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环境，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问题提出的。　　

新民主主义的往前走会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也只能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矛盾来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一定不是“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如果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矛盾没有本质变化，中国面临的问题从长期看总要通过消除私有制来解决，社会主义依然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　　

中国社会性质的判断　　

在介绍了朱厚泽先生的三问后，吴思先生自己提出两问。第一问是“中国是半封建社会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封建吗？”吴思先生也注意到历史学者都质疑中国古代早已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他这一问与其是质疑新民主主义论，到不如说是介绍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官家主义’是对秦汉以来中国社会更确切的命名”。理由是“秦汉之后，在第一线‘主义’ 的，当家做主、立法定规的，除皇帝外，还有各级衙门和大小官吏。他们各有各的地盘。皇帝有王法，各级衙门有部门法规、地方法规和‘土政策’，官吏个人也能倚仗他们代理的皇权建立潜规则。”　　

吴思先生的这一问和一答有自己的道理，但都有些勉强。　　

首先，无论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当时的学者，对古代中国通用“封建社会”。但从来找不到他们认为古代和当时的中国用分封制、庄园经济、诸侯割据政治的描述。封建这个名目下，他们都是用小农经济、宗法社会、中央集权等词语来描述，都认为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贫农的矛盾，焦点是土地问题。只要这些描述和判断不错，用什么词并不重要。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耕者有其田都是解决中国基本矛盾的主张。所谓反封建，就是反地主富农过度兼并土地，造成大量农民生活无着的社会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孙中山还是毛泽东都没说错。　　

那么吴思先生这一答怎么样呢？我看有些跑题。新民主主义论反的是封建“制度”，不是封建“主义”（大概只有李斯和秦始皇反过“封建主义”）。而且“主义”不等于“当家作主”，不是谁在“立法定规”，而是主导事物的意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包含很多内容，是一个制度系统，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其中经济制度是根本。封建一词也不仅指封藩建卫，还包含土地制度、各阶级身份、分配规则、邦国与中央的行政管辖关系、文化取向等一系列内容。不仅仅是中央地方关系。秦以后中国，包括土地自由买卖、小农自由身份、市场经济、中央集权和独尊儒术等内容。仅仅用“官家主义”一言以蔽之并不确切。　　

张木生说所有国家都是官家主义，意思是指国家成立后，代表国家的政府总是拥有最高权力。吴思先生辩解“西方中世纪就不是”，有些绕圈子。欧洲中世纪确实王权没有中国强，但分封贵族也属于“官家”，行使行政权利，他们不是“民家”。中国古代与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别不在于是否官家主导，是中世纪西方不是现代社会制度，缺少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而中国是。　　

一个社会究竟“官家主义”是常态还是“民家主义”是常态，或者究竟哪个更先进。恐怕还是官家主义是常态，更先进。苏联解体后一段时间，俄罗斯确实是“民家主义”。8个寡头拥有国家资源的一半，控制国家主要媒体，他们说什么政府只好听什么。结果俄罗斯不是“崩溃边缘”，而是基本崩溃。普京上台大打出手，把“民家主义”给打下去恢复了“官家主义”，俄罗斯才有戏。如果非要扯上主义，批判官家主义的立场恐怕更接近无政府主义。　　

那么中国古代社会更接近什么“主义”呢？是什么制度呢？如果严格按照各种现存“主义”和制度的定义看，中国古代社会更接近“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制度”。　　

百度百科上解释说资本主义是一种制度，“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并借助雇佣劳动的手段以生产工具创造利润。在这种制度里，商品和服务借助货币在自由市场里流通。投资的决定由私人进行，生产和销售主要由公司和工商业控制并互相竞争，依照各自的利益采取行动。”按照这个定义，中国古代社会比任何社会都更符合标准。　　

秦汉以后，中国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归个人所有，自由买卖。中世纪欧洲不是这样。中国地主、富农、商业和作坊按照市场经济规则雇佣劳动，或者租赁生产资料（佃租）获取利润。一批小农和手工业者也是市场参与者。“利润”完全来自以上渠道，这与1500年以来的西方资本主义不同，后者相当一部分利润来自对其他民族的非经济剥夺。古代中国主要行业的投资、商品和服务交换是私人决定，以货币为媒介按市场规则完成。政府只在少数关系国家财政的行业领域（盐铁铜专卖）施行不定期的垄断经营，但这并不妨碍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国家至今也干这些。　　

以上判断都能通过丰富的史料得到证实。[22]　　

有人会说：这样的判断有什么意义吗？不就是咬文嚼字嘛。其实做这样的判断对今天的世界有很大的意义。假如数千年来只有中国经历过两千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两千年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古代史就为认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规律提供了唯一具备观察价值的史料。西方真正摆脱中世纪形态进入所谓“资本主义社会”和市场经济至今不过200年（许多国家才100多年），连中国一个270年左右的标准朝代周期都不够。可以说一个轮回都没走完，哪里具备“实验条件”？不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规律”，妄论市场经济。这就像看到蚕由子成虫，由虫做茧，以为这就是蚕。但没见过破茧成蛾，由蛾生子，所有论证都苍白无力。　　

当然，本文去完整叙述中国古代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以及对今天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趋势的启发显得局促。王小强博士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前4部分用20万字尚未说完。可惜现在主流学者以震耳欲聋的沉默对待这些研究。　　

说说权利制约　　

顺着官家主义的思路，吴思先生判断现在中国依然是官家主义，应该“把君主或官主改为民主”。　　

“民主”这个词现在成了个热门词汇，是普世价值最推崇的概念，也是中国主流精英挂在嘴上的武器。有意思的是这个词在上世纪60年代前还是现秩序的造反者的主要旗帜，而今天倡导民主的当时最讨厌的就是这个词。今天，就算最讨厌美国的人也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好，别的学不学再说，美国民主总不能不学。　　

民主在今天是个含义非常混乱的政治词语。它经常在被应用在不同范畴里。说“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时，民主是普通老百姓笼统的“政治愿景”。说“民主就是普选制”时，民主被限定在政治生活中的“确定领导人的方法”。说“民主就是票决重大公共事务”时，民主就成为确定重大公共事务决策选项的规则。正是民主这样被滥用在各种范畴中，才方便论证“民主是个好东西”。　　

如果认真讨论这个概念，民主只能在政治制度范畴讨论。第一种民主无法讨论，第二种民主范畴太窄。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离不开历史，因此什么是民主，只能从人类社会存在过的政治制度及其关系来认识。否则民主就容易成打人的“棍子”。　　

如果说人类政治史是从集权专制走向民主，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那就必须解释为什么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公民社会、票决民主就已经存在，雅典公民几乎每周对各种公共事务用全民公决，还有500人的议员分几拨准备议题，体制设计实用高效。为了避免作弊和干扰，斯巴达人甚至用抓阄在全体公民中推举监察官。这比今天的西方民主更能体现“民意”。历史没有发展，自然说不上终结。　　

批判西方民主的人一般用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本的民主，受资本左右做论据。但有人注意到这样的历史现象：　　

西方的“民主祖宗”生存方式有些怪：按照当时10个奴隶的剩余价值才能供养一个雅典人悠闲生活的生产力状况，雅典10万奴隶显然不能满足15万雅典公民和他们家属过上悠闲富裕的生活。5万雅典公民中有四分之一在控制整个地中海霸权贸易的雅典海军中通过做桨手、水手、水兵和当殖民地驻军“就业”。同时有6000个人民陪审法庭的陪审员，500名议员和1300名官员等就业岗位，每天能领到两个奥波尔（一个奥波尔大约可以让一个家庭生活一天，或者嫖一次娼[23]）的薪水。也就是大约40%的雅典人在为国家服务中就业。雅典人每周数次观看的戏剧、音乐和各种比赛不仅不要票，而且也发补助。雅典人劳动，但前述收入不会小于他们收入的40%。雅典国家怎么有这么多钱呢？5万雅典人直接统治色雷斯等200万人口的5个殖民地，军力控制整个地中海、黑海涵盖2000万人口。阿里斯托芬告诉我们，数百万希腊城邦要给雅典上缴“贡金”。当然还有海上霸权贸易。一个雅典贵族写到：“雅典人阻止对手将商品转运到除阿提卡以外任何其他国家，否则她就威胁将对手完全从海洋上驱逐出去”。没有这些，雅典人就既无能力又无兴趣过民主生活。不足1万斯巴达公民按军营方式生活，以国家名义奴役15倍的美塞尼亚黑劳士和5倍的皮里阿西人给他们供应粮食、服装和武器。这是他们成为公民社会，发明拒绝作弊的抓阄民主的前提。取代雅典霸权后，雅典人的生存方式就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24]　　

古罗马公民什么劳动也不参加，主要从事锻炼身体，军事训练、打仗、看戏、泡澡。他们的公民社会和共和制度靠通过暴力维护一个奴役整个地中海沿岸和大半个欧洲的世界秩序存在。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这样概括罗马人生存逻辑的：“对人民来说战争几乎永远是一件快意的事，因为战利品的合理分配事使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　　

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与他们这种生存方式有联系吗？　　

从逻辑上讲，如果公民分为生产资料占有者和无产者，那么完善的票决民主结局一定是“多数人暴政”。因为穷人总是占多数。如果议案属于博弈性质，一方所得一定是另一方所失，这个结果是一定的。这可以从美国独立后邦联时期的政治生活得到佐证。只有附加一个条件：全体公民都可以从国家力量从其他国家或民族攫取大量财富冲淡议案的博弈性质，使无产者也乐于维护这个虽然是富人当家的国家制度。当然，财富多到实现“中产阶级化”最方便。也就是说，曾经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以用国家力量攫取其他民族财富，使国内公民趋于中产阶级化为基本条件。　　

古希腊和古罗马显然是这种情况。雅典人、斯巴达人、罗马人都是公民社会，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基本平等。但是，他们的公民权很吝啬，只给极少数人，自己的女人和孩子也不算，不要说其他城邦或民族了。这些曾经实行过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真正的公民从来没有超过境内人口的5%，如果把他们奴役的地区全加上，恐怕百分之一都不到。也就是历史上的公民社会享受民主权利的人只占实际经济系统总人口的极少部分。　　

同时，掠夺财富的分配一定不能是贵族等少数人占有，不能打仗靠我拼命，分钱却没我份儿。因此无论雅典还是罗马民主制的建立都与平民拒绝为国服务有关。雅典的重装步兵拒绝参战和罗马平民数次“撤离运动”促进了民主共和体制的产生。夏秋放牧冬春抢劫的草原民族大都实行军事民主制度并有公平的赃物分配制度。抢了的东西都归皇帝、贵族的亚述帝国就不长命。由此看历史上的民主制度是靠掠夺其他民族财富生存的民族最优政治制度选项。　　

那么再看现在存在着的民主制度，我们会发现标准的自由民主国家大都符合这三个条件：必须从其他国家攫取财富实现中产阶级化；享受公民权利者占他们生存所必要的经济系统总人口的很少部分；如果不实行票决民主制度国内矛盾会加剧。美国最典型。　　

这是实实在在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民主制度及其与经济、文化的联系。研究民主制度只能以此为对象，否则就是唠叨“政治愿景”。　　

与民主对立的制度是专制制度，也就是没有全体公民通过票决决定重大公共事务，而是由少数人内部决定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也有丰富的历史例证。其中中国就是典型。　　

思考古代中国为什么一直大一统，中央集权，还不如先问一下它为什么没产生过民主制。其实一条就够了，就是在私有制情况下，如果财富来源是本民族创造的，那么少数拥有资本的人必然多得，多数人必然少得。这种情况下如果票决重大公共事务，比如说究竟地租该多少，利息该多少，最低工资该多少，肯定形成“多数人暴政”，坚决侵害少数富人权益。更不要说谁提出个“重新分配生产资料”的议案了，那不动刀子才怪呢。因此，类似古代中国那样的经济体制，民主政治是最差选项。　　

美国政治史对此提供了典型例证：美国独立后的邦联时期各州一院制的议会最符合民主的本义。当13个州中有7个州按照“人民的意愿”通过了发行了纸币，帮助负债累累的穷人“赖账”的议案时，富人们惊呼“倘使民主分子多分得一些立法权，即让他们在立法机构中起支配作用或占优势……他们就会通过表决剥夺你们的财产”（霍夫施塔特《美国政治传统及其缔造者》）。这种民主制度显然不适应尚未能剥削其他民族财富的美国人的生存方式。对此，汉密尔顿说得很明白：“所有的社会都分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少数派包括富人和出身名门的人士，多数派包括人民大众……应该使少数阶级在政治上享受特殊永久的地位。他们可以组织多数阶级的骚动……人民！人民是一个大野兽！”麦迪逊的看法也是这样：“一般生活艰苦……人的数目，一定会超过与贫穷绝缘的人。根据平等选举的原则，政权必然会落入前一种人的手中……应该组织这样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25]　　

一个相对独立，私有制，贫富分化明显的经济系统中，政治制度一定是专制，即代表少数富人利益，即使表面上有议会制度，有选举，在实际操作上一定会实现“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这个道理，美国伟大的联邦宪法制定者早已不加掩饰地告诉了我们。只有理解了已经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民主政治的条件、原因，才会对中国究竟能够实行什么政治制度有点感觉。　　

我们回过头来思考一下吴思先生提出的问题。吴思认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没有脱离“官家主义”，不是“民主主义”，“民主革命的任务，无论新旧，主要是把君主或官主改为民主”。“民”主的民究竟该是谁呢？他指出“这个社会仍然由官家即权贵主导，而不是资本主导”。[26]吴思先生这句话是不是包含“资本”就代表“民”，“资本主导”就是民主主义呢？不知道，但倒是很直白，没违反美国联邦宪法起草者的原则。如果能引用麦迪逊“应该组织这样的政府，使富裕的少数人得到保护，不受多数人的侵犯”原话，告诉大家官主导就是资本主导，就更周延了。　　

吴思先生介绍了姚立文先生的看法，说“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通过党内高层运作，取代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党的信仰和人民意愿出现矛盾的时候，信仰本位压倒了人民本位。”[27]　　

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信仰社会主义，这不仅仅是毛泽东，而是整个共产党。共产党是个有信仰的党。信仰是对超验认识（或者叫假说）的选择和持有。信仰是个双刃剑。没有信仰找不到方向，混乱踟蹰心里慌，尤其在“我们在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时候；信仰明确坚定，走对路了皆大欢喜，走错路了更加危险。因此，一般性地批判或褒扬信仰很难说明什么。　　

自从有了国家，政府就凌驾于所有百姓之上，掌握老百姓都不许掌握的公权。古今中外无不如此。所谓制约权利，就是不能让政府用公权为自己谋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私人资本、外国资本，国有资本也有“权贵化”趋势，这些都是强势力量。在这个过程中工农逐渐成为弱势。假如存在政府公权异化，也都是与这些强势力量交易。这是这种社会形态的基本政治格局。任何制约政府权利的主张都不能空泛，都是对着具体政治格局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民”理解为“资本”，或者每次出现公权异化只指责官而不指责“民”，不把工农缺少表达意愿能力，缺少行使权利手段的实情说出来。这样不仅不会降低公权异化，反而会助长公权异化。制约公权异化，前提条件是给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群众以表达意愿的渠道，行使权利的手段。　　

这是吴思先生没有说清楚的。　　

对重提新民主主义的看法　　

读《改造我们的历史文化观》，全篇基本是对中西历史文化的重新叙述，500页的书最后50页才涉及到今天的中国，其中大部分还是摆阻碍中国可持续发展那些问题以及看法，没有注意到有什么“重归新民主主义”的主张。看到围绕这本书的视频和一些研讨会在讨论新民主主义还觉得很奇怪。重新翻一下书才发现，也就是全书最后一句有“为什么在社会、政治改革上，不试一试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提出，刘少奇实践的新民主主义？”一段文字。像我这种读书不求甚解的还真注意不到。真没想到还有这么认真读书的人，更没想到就这一句话能让这么多知识精英这样亢奋。　　

说心里话，我并不看好被重提起的新民主主义主张的最后结果。因为已经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提法，新民主主义似乎是“烫剩饭”，更像是“倒退”——都社会主义了，哪怕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也比新民主主义更高端呀——这会是多数人第一个想法。也料到肯定会有人出来“商榷”，因为新民主主义毕竟主张“节制资本”，“共产党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但是没想到争论会这么激烈。这场争论倒让我重新读了70年前共产党的这个主张，对照今天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觉得这个主张最后叫不叫新民主主义不重要，但确实是很有价值的主张。　　

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个重大难题很明显：从国内看，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绷紧，虚拟经济加重，腐败屡禁不止。从国际看，虚拟经济面临信用崩溃威胁，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加紧围堵中国。两者作用的结果造成中国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受阻，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威胁。　　

从共产党领导下中国62年发展经验看，没有过不去的坎。中国共产党总能认清形势，理清思路，调整方针路线，带领全国人民取得新的胜利。我对此并不担忧。所忧虑的只有一个：“不争论”20年了，党内和社会上思想路线已经有些混乱。虽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但思想界无论左右都在绕开这个理论提出自己的主张。主流媒体和思想界精英的大部分人倾向于在经济上与西方接轨后，要求在政治制度上，价值观上与西方接轨，并不买“四个坚持”的账。一些老理论家坚持用传统马克思理论解读当前现象。一些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的思想主张也很明显。尤其是体制内的学者和官员在阐述一些问题时也很难用特色理论实现自洽。其中最典型的有以下几点。　　

首先，包含初级阶段理论的特色论都没有包含对中国经济制度变更后的阶级状态和性质进行描述，以“人”或“民”一言以蔽之。实际上，既然允许私有经济的存在，总要产生资产阶级，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理论一定意义上就是解决名与实的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不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实的“资”就只能名以“民”。于是有“国进民退”、“与民争利”的指责，而官员也只好小媳妇似地解释“实际上没有国进民退”。理论连宪法总纲第七章里“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党章总纲里“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的内容都无法照应。“开发商”虽然也是“按行业分类的人”，但本质是资本家。资本家怎么会流有钱不赚的道德血液？名民实资的“民”恨不得主导一切，好像达不到苏联解体初期那个“民家主义”地位不算完。不给各阶层以名副其实的名，既认识不清也说不清经济社会问题，更化解不了理论纷争。　　

第二，虽然起点高，但是方向含糊。十三大报告比较完整叙述了初级阶段理论。开篇第一句是“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起点很高。后面论述五个特性，四个与以前提法没明显差别，一个“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是方向。谁的“商品经济高度发达”是很明白的，于是有了“接轨”之说。到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算再也达不到了，无论市场化走得怎么快，都指责“市场经济倒退”。于是所有“改革深化”的方向就只有比照西方一条路。现在一般人都认为经济制度方向就是西方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往西方体制走理论上说不通，只能用“中国不走西方民主”的宣言方式来解决。　　

第三，对邓小平理论涵盖不全。邓选对改革开放的结果指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一种是“如果导致两级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如果意识到确实有两个可能性，就该在初级阶段理论里把这点说到位。目前两极分化加剧与没说第二个可能性不无关系。　　

第四，缺少对全球基本矛盾的阐述。初级阶段论和特色理论主要是讲述国内问题，对外只讲了对外政策，缺少对全球基本矛盾的阐述。对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国家，或者原来讲的三个世界的性质，矛盾，它们之间关系，都没有阐述。“和平与发展”，“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和平崛起”都不是性质判断而是策略表述。缺少这部分内容，对外经济，外交政策就没有理论指导，变成就事论事。对“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就无法论述。最主要的是，中国已经深入全球化进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搅在一起，“中-美国”了。连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特点都说不清楚，调整国内政策都没有着力点。　　

从以上分析看，初级阶段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需要进一步完善。只有进一步完善，才能在理论上指导党员干部认清问题的本质，找到正确解决矛盾的办法。好在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在关键时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引导全国人民的旗帜。　　

从这个角度看，张木生的重归新民主主义主张提的很及时准确。这样说并不是非要打出一个新旗帜，估计张木生也不是这个意思。新民主主义论所描述的社会状态、矛盾性质、政策主张倒真是与当前面临的问题很贴近，而且新民主主义本身是个相对完善的主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善的最佳范本。　　

至今飘扬在上空的五星红旗，大星共产党，四个小星依次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毫不含糊地给了民族资产阶级以合法政治地位，名正言顺。明确了资产阶级属于人民一部分，与其他公民权利一致，受宪法保护，不仅理论上可以自洽，而且会让资产阶级安心扮演他们该扮演的角色。　　

新民主主义虽然也搞市场经济，但主张节制资本，并提出了社会主义方向。节制资本是三民主义主张，国民党二大主张“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此则节制资本之要旨也”。新民主主义论更把这个内容提升到民权主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高度，与此后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提供了出口。虽然照搬新民主主义论内容与现在情况不符，但这个精神还是需要坚持的。提出节制资本的思想，才会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让改革开放只有成功的可能性而没有失败的可能性。节制资本，方向是社会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才有依据。这样理论才自洽。如果理论一直混乱下去，西化先锋本来就是媒体宠儿，粉丝成群，出现大的动荡捂都捂不住。　　

新民主主义论有大段关于世界矛盾性质的论述，这些论述到现在虽然词语有些老，但对时代性质的基本判断依然适用，而且用现代话语体系照样能说清楚。中国已经深入全球化体系，认清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基本矛盾和走势，才能制定保障中国利益的政策。　　

 用“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概括新民主主义并不准确，重提新民主主义也不是为了给共产党继续执政找合法性，而是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用新民主主义的主张更能有效解决，同时新民主主义作为最低纲领有明确的方向性，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完善的范本。　　

在研讨会上，张木生对新民主主义在制约公权异化、增强国有经济的全民共享措施等进行了简单介绍，但未全面展开。　　

关于这场pk，总的印象是很新奇：2004年的郎顾之争使争论公开化之初，此前一直占上风的主流学者一时有些紧张，但很快就对左翼思想不怎么在乎了，似乎找到了办法：自说自话，死不接招，用震耳欲聋的沉默就足以应付。可这次不同，张木生几十万字书最后一句说的话，竟然惊动了体制内外的高阶精英，纷纷要求“对话”。原因其实很清楚：用新民主主义基本精神能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理论自洽。这比用资本论原著论述现实问题，用联共党史的教条做未来主张，要可怕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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