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必要品质
——《程恩富选集》评论与感悟
郑彪
（本文发表于《经济纵横》2011年第9期）
今年5月是《程恩富选集》（以下简称《选集》）出版一周年。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正在加速。适应形势需要，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以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程恩富等人的个人选集形式郑重推出其研究成果，无论其内容还是形式，都不同寻常。众所周知，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一个重要文献，2005年12月26日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是中央的一项重大举措，该院承担着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堡垒的重大使命。这里把三件事相提并论，是为说明三者间有内在的联系。实际上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未来仍将继续发生的变化，都与各方面贯彻落实中央的《意见》有直接关系。长期以来程恩富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卓有建树，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影响，且是一位在学术创新、理论宣传和对策研究方面齐头并进的学者和领军人物。《选集》内容丰富，研究领域宽广，概括起来则是学术创新、理论宣传、对策研究三类文章“三项全能”，难能可贵，正符合了《意见》要求哲学社会科学界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努力建设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体系”。对于这样的领军人物，通过一部理论上厚重的《选集》，对其具体观点加以评论已经远远不够。《选集》涉及领域宽广，拥有全球视角，既反映出长期以来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创新而进行的卓有价值的探索，也包括近年来对贯彻落实中央《意见》进行的卓有价值的努力，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前沿，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前沿的一部颇具引领性的优秀著作。对此，《选集》有许多鲜明和突出的特点。本文试图从总体上加以把握，着重从学术创新和学者风范角度做一评论。
一、 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职责和担当
按照中国传统，士为四民之首，学术乃天下公器，故学者职分所在，要有担当。宋大儒张横渠有名言，：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是，后世有书生报国一支笔的说法。古往今来，中国读书人为救国报国做出种种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近代以来更是如此，更以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先生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现在的中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隐忧，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同志在2011年春季的讲话中重提“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精神，正是有的放矢。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面对西方各种思潮汹涌而来，在我国思想理论战线，一直有一批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继承和发扬着李大钊精神。
纵观程恩富走过的学术道路，从一个普通教授到言动中外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学术领军人物，从一个地方院校荣登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个中国社会科学的顶尖科研单位，而且取得相当突出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这是有其必然性的。我曾经说，程恩富教授是理应如此，名至实归。这是一句过来人的实话实说。他自己很谦虚，在《走在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中程恩富教授说，治学成功先要有兴趣，有了兴趣以后，还要有远大的抱负，“这是其二”。这个问题是见仁见智的。实际上，兴趣和志向固然缺一不可，但是离开抱负，兴趣难以持久，而且抱负也有大小之分。在远大抱负的背后，更有一个叫做价值观、人生观的东西在支撑，否则根本飞不高，走不远；或者飞高了又掉下来。由此方信前贤“惟宁静可以致远”所言不虚。不“宁静”，有时候也可以“致‘高’”，但未必真能“致远”。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却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现象，使得坚持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件不仅有困难而且有风险的事业，因此，要发展马克思主义事业，就不仅要有理想，还要有担当，甚至仍需要“铁肩担道义”的李大钊精神。程恩富教授说：“思想是治学的灵魂。”信哉斯言，他不愧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惟士为能”，近年来中国的西化论者倡言私有化，据说是“有恒产才有恒心”，反映出内心无理想也就无担当。所以，西化论者难以为改革开放担纲。
二、 建设马克思主义坚强堡垒和超拔过人的胆识
改革开放时代，国际国内风云变幻，或者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其实这并不是绝对的。有了马克思主义，国际风云可测，会当凌绝顶，以大观小，观察各国包括中国国内风云，也就有了方向和依据。有道是“不谋全局不足以谋一域”，这种理论工具，非马克思主义不可，因为西方主流理论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维护的是国际垄断资本和霸权利益，中国学者拿来观察世界不适用，得出的结论在某些“中性”问题上或许有可取之处，但是在涉及价值判断的基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方向、道路、模式问题上，许多西化论者几乎一张嘴就错。在历史转折关头或有重大事件发生，例如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上，更是如此。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思想学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激烈，而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更加巩固。这主要由于中央和有关方面的正确领导，而学术界一批领军人物一直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坚强堡垒，同样功不可没。就政治经济学界来说，是刘国光同志挂帅，中国人民大学已故教授高鸿业称其“是我国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师，一面旗帜”，此外就是程恩富教授等一批奋战和活跃在学术前沿的领军人物。思想理论界历来称为战线，而且现在是中西“文明冲突”激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球博弈，情况异常激烈，所以能够领军，必有胆识。在理论界能掀起“刘国光旋风”，而且表现出“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的凛然气概，还没有胆识？胆，来自上文所说的担当，但必须有识为基础。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的识已不够用，必须超拔过人。否则历史转折时，大道晦盲，必然抓不到方向。程恩富教授由于追求真理，又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对西方理论和实际生活也有透彻深入的了解，所以在学术工作中不仅能够自觉地、一贯地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仅旗帜鲜明地坚持，非常自信地坚持，而且做起学问来包括研究方法、理论和对策也都能够得心应手。近年来，他更能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言人之不敢言、不能言，表现出超拔过人的胆识，这一点特别不容易，令人由衷地敬佩。
正确健康的思想导向和学术导向，对于任何国家和社会，任何时候的生存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多年来“理性经济人”理论在中国泛滥的过程，布热津斯基坦率地说，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构不成任何坚实的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主张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这是关系到大是大非的问题，必须要有人站出来阻止。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说，在当代世界，连文化如何定义都成为战场。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早已硝烟弥漫，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其中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在这场实际上关乎国家民族命运，也关乎每个人命运的思想斗争中，每个有良知的学者，确实需要有所抉择，有所趋赴。
三、 勇于学术创新
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学术生命的关键在创新，而当代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根本问题，在于经济学重建。1994年程恩富教授就发表专文讨论，近年来这个问题更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2000年，他在系统梳理和分析中国经济学演进脉络以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超越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的重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思路和原则。2009年又与何干强教授合作发表了《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一文，探讨了“马学”、“西学”和“国学”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的重要思路，颇具针对性，也透出某种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也由于理论上达到的高度，所以该文能够鸟瞰全局，从总体上提出思路。重建中国经济学，关键是守住“中字诀”，突破前苏联经济学的框框，还要跳出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的圈圈，才能走出中国自己的道路。程恩富教授较早提出了中国经济学创新要以“国学为根”的原则，切中时弊，卓有见地。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学这棵树苗之所以至今尚未长成参天大树，主要由于历史原因，即没有来得及很好地继承历史遗产。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现代化从根本上说还得扎根于自己这块热土，就经济学而言，真的是任重道远。
四、 敢为天下先，探索创建中国学派，努力攀登世界社会科学高峰
2004年中央的《意见》发表以后，程恩富教授发表了《注重原创 繁荣学派 推动中国学术发展》一文，回答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处于世界上什么地位的问题。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学界，追随西方成为潮流甚至时尚，而西化论者对于追求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地位问题想都不敢想，如果说有地位，似乎也是对美国附庸的地位。问题的关键是被西方理论的“纸老虎”吓住了，唬住了。能被吓住唬住，主要原因是一些人的崇洋思想作怪，怎么看都是人家高。正如程恩富教授批评的那样，“比如（中国）产权经济学，在世界上就排不上号，讲来讲去就是科斯啊、诺斯啊。我把这种现象称为‘殖民地经济学’，有些人在经济学‘殖民地’范围里可能很有名，但放到世界上就轮不到你了。因为你无非是用现代西方理论来研究中国问题，并无真正的学术原创和中国学派。”这话讲得切中时弊和要害，既一针见血，又高屋建瓴，很有说服力。他进而指出，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那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在国际上处于一流的学术和理论地位”。这在西化论者听起来，一定是振聋发聩，却也是一些人不了解、也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当然，这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随着多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世界格局的演进，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处于全球地缘政治的核心地带，中国思潮也是国际思潮之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最有发言权，也就最有条件走在世界前列。不只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随着中华复兴的推进，整个哲学社会科学都有条件实现跳跃式和跨越式发展，而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又必然进一步推进中华复兴。
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必将不断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中华儿女、各种代表人物，包括各领域的文化和学术大师。现在恰恰是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制度、机制，特别是人才和成果的选拔评价制度，不够合理，作茧自缚。时代潮流将冲破一切束缚特别是来自西方及其思想的束缚，重审乃至重写两百年来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世界学术史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个伟大的事业在20世纪曾经由苏联学派做过，但仍然是在西方中心论的框架内），中华学术发展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时代呼唤造就一支头脑冷静、方向正确、学术过硬、学风严谨、品格端正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去推进和实现中华复兴伟业，去攀登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峰。作为“海派经济学”即“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学派”的创始人，程恩富教授是个有心人、有志者，正自觉地这样做着。2005年他调入中国社科院后，更加自觉，这一点从阅读其著作中不难体察。
五、结语
书评实为人评，就是评论。而评书和评人都是为了推进学术发展，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和中华复兴。程恩富教授代表了这一时代学术发展和思想斗争的大潮中脱颖而出的一大批优秀学者。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大潮的冲击，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过来，走到今天，很不容易，其中马克思主义者功不可没。马克思主义者理当成为战略社会科学家。现在世界和中国历史都已经进入一个极其关键的时期，时代赋予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极其重大，赶上这个时代是一切有志者的人生幸事。世界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经崩解式微，马克思主义正在复兴和繁荣，社会主义仍是历史潮流，中华复兴是全球地缘政治趋势，这些都不可逆转。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学者，在这个创建中国学派、推进中国崛起、改变世界格局的伟大时代和伟大事业中，都应当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出自己的贡献。《当代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发表了笔者《改进西方经济研究，顺应和推进世界格局变动》一文，将个人学术研究与推进世界格局挂钩，是否太过夸张？不是。信息时代的重要意义在于，信息以超音速无障碍传播，上庙堂之高，达五洲之远，个人意见转眼之间即影响国际国内舆论，传播思想，鼓动人心，成为推进形势、格局演进的因子。在当代，毫不起眼的学术岗位也可以起到以往难以想象的作用。一个独立研究者与一个占有学术重镇地位的学者，差别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大，人们大可不必妄自菲薄。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指出：“要按照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要求，造就一批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和理论家，造就一批理论功底扎实、勇于开拓创新的学科带头人，造就一批年富力强、政治和业务素质良好、锐意进取的青年理论骨干。”希望永远都在青年人身上。而青年学者成功的关键，在励志。程恩富教授说：“我们要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方面有所造诣，有所创新，没有‘下地狱’的勇气，没有严谨治学的态度，不付出艰辛的劳动，是绝无可能的。学风问题，说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这是实话，也是的切身体会。“算事业须由人做”，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又有不同，它需要有远大理想的人，马克思主义者也食人间烟火，但人太俗了肯定干不了这件事，所以励志包括某种脱俗，就是成为毛泽东在著名的《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说的那样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人做到这种程度，无论职位高低，笔者理解，就是《大学》开宗明义所指出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至善的境界，一般人虽不能至，但近朱者赤，见贤思齐，心向往之，身追随之，生命就无比充实，没工夫郁闷。汉语朱字，指大红，转义指贤者，故历来称马克思主义是赤色，马克思主义者也乐得接受。作为世界政治经济学会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会长，主编《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和《国际思想评论》两个英文国际刊物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等，程恩富教授是蜚声国内国际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笔者被引为同道，是近朱者赤，与有荣焉。
为时贤做书评，特别是为《选集》这样厚重的学术大作做书评，笔者自忖水平和分量均欠火候，但是将书评写成体会，又不免有做作和矫情之嫌，所以写了这样一篇既是书评也是感悟的文字，敷衍成篇，聊以塞责，兼与读者共勉。
（责任编辑：杜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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