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写书讲述父亲的故事，其中自然倾注着对尊亲的感情，所以，该书基本上是从儿子所认同的父亲的视角来讲述历史的，不过，这个讲述大致符合目前可见的资料所展现的历史框架，至于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判，自然需要读者的冷静客观的辨思。总的看来，这是一本很有可读性的书，从中能读到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历史事件的细节。
张爱萍由书生经过十几年血火拼杀成长为战将，在新中国之初那浩若星海的将军中他算不得战功最显赫者，实际上，由于受重伤而未参与三年解放战争，他的战场建树主要是在土地革命期间和抗日战争期间的游击战中。然而，他又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历史上功绩最显著的将军：建国初他领导组建华东海军，是新中国海军的缔造者之一；西元1955年1月，他作为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具体组织指挥一江山岛战役并大获全胜，成为解放军中指挥实施过大规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的唯一一位战役级别的高级将领；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他自西元1959年起成为周恩来总理和几位元帅之下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最高具体领导者，组织领导了“两弹一星”大会战，像什么原子弹、氢弹、战略导弹、人造地球卫星乃至航天工程等等都是在他任内完成或打下基础的。因此，说他是新中国“现代国防科技建设的领导人之一”，可谓实至名归。
作为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立下殊勋的领导人，张爱萍在“文革”中曾被囚禁，左腿致残。应该说，这种遭际固然是由于如今众所周知的当时党内政治生态，但与他的性格也不无关系。张爱萍为人刚直，或者说是有点儿桀骜，在与周围的人尤其是上级相处时显得有些“好犯上”，比如抗日战争初期不顾直接上级的决定力主开辟皖东北敌后根据地，一江山岛战役前否定华东军区负责人的推迟战役发起时间的要求，乃至到西元1980年代初当了副总理还曾在会议上对着国务院主要领导拍桌子——当然现在看来，他的这些“犯上”之举都是正确的。从书中可以看出，由于“文革”中遭际坎坷，张爱萍对晚年的毛泽东很有点儿不屑，对革命历史也有所反思。但是，与某些曾经的革命参与者不同，张爱萍并没有因此而否定革命历史并皈依西方理论，他至终坚守着社会主义信念——这个信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实现人类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张爱萍是个有操守的人。
张爱萍是改革开放的推动发起者之一。与当时某些领导人不同，张爱萍对改革开放有自己的理念，大致来说就是既要改革、要开放，又必须坚持独立自主。有一个事例：当时中国准备发展核电，国务院主要领导人赵某倾向于购买法国全套设备，而张爱萍则力主既要引进又不能放弃依靠自己、立足国内的方针，双方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争执不下，当张爱萍说到成套进口核电站“核燃料还要买人家的，就必然会受制于人”时，赵某“突然站起来，说：就这样定了！说我卖国主义就卖国主义吧。”现在看来，当然不能说赵某就是“卖国”，但可以说是只着眼于眼前效益，缺乏长远的国家利益考虑，乃至多少有了“西方的就是好的”之类的思维苗头，其人在后来那场动乱中的表现其来有自。事实证明，张爱萍的主张更有远见，更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
改革开放后，高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此要求“军队忍耐”，但在实际中却成了放慢乃至停滞国防建设。想来，“韬光养晦”的政策就是从这儿来的。应该说，事实证明这个策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也造成了不少隐患。比如，在一段时期中曾经允许军队经商，一时搞得很有点儿乌烟瘴气，对军队的战斗力损害很大。张爱萍支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反对“暂时忍耐等富了再去买武器”的观念，他认为国防建设不能等到“富了”以后再去发展，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富国”不一定就能“强兵”，对军队经商的做法他更是直言痛斥、极力扭转。现在看来，在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之间关系的认识方面，张爱萍的看法胜出许多高层人士。近年来国家大力增加国防投入，显然是在“强兵”方面补课，但过去二十多年在军队装备和思想上形成的隐患是否完全弥补了，还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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