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所有周刊都热衷于搞总结，评选所谓十大知识分子。这种东西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市场？原因是这些期刊是些工具，可能作用于知识股市，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股东们（往往是些小股东，但在新闻或出版界能量很大）可利用这些工具设法让自己的股票升值。——布迪厄
皮埃尔•布厄迪尔(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任教于法兰西学院，当代批判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他早年学术生涯一直未能摆脱结构主义的阴影，试图以索绪尔为基点发展一种“普遍的文化理论”。在他批判性地重新思考了索绪尔的理论命题之后，尤其是思考了作为实践和言语对立面的文化和语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计划，并开始探索一种有关文化实践的理论。布尔迪厄几近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完全无视学科界线，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到历史学、语言学、政治科学、哲学、美学和文学研究，他都有所涉猎。布尔迪厄向当今的学科分类提出了多方位的挑战。他在涉及范围极广的不同领域中提出了很多专业性的质询：从对农民、艺术、失业、教育、法律、科学、文学的研究，到对亲属关系、阶级、宗教、政治、体育、语言、住房问题、知识分子、国家等的分析。布尔迪厄的主要著作包括：《反思与实践》，《关于电视》，《区分》，《学术人》等。他在理论上有三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布尔迪厄的影响跨越领域边界由学术圈蔓延至媒体乃至一般大众，《关于电视》这本书就是一个范例。
《关于电视》是根据布尔迪厄1996年在巴黎电视一台两次讲座的内容修改、整理而成的，是一本在电视上批判电视的演讲录。这本除去附录不足5万字的小册子刚一面世，便在法国传媒界和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持续论争数月之久，在此期间该书一直名列最佳畅销书排行榜。
一、《关于电视》的概述《关于电视》一书的编排结构由两部分组成：“正文”和“附录”。正文部分根据1996年3月18日布尔迪厄所作的两次电视讲座的内容整理而成，由《台前幕后》与《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两篇文章组成，这两篇文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附录部分由《新闻的影响》、《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提纲》、《新闻与政治》三篇短文组成。布尔迪厄认为，电视正在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和法律等文化生产形成巨大的危险，揭露电视的象征（或符号）暴力，使这一切大白于天下，进而唤起人们自由表达自己观点的自觉意识，是一个社会学家不可推诿的责任。于是，他采用极具破坏性的“颠覆观察研究者与研究的世界之间的自然关系，使那些通俗常见的变得不同寻常”的“参与性对象化”方法，①利用电视来为电视解魅，从内部揭露了媒介体制鲜为人知或人所忽略的那一面。正文第一部分《台前幕后》，揭示了小小荧屏运作奥秘，幕后预先的审查、筛选及电视图像、电视话语的炮制工艺；第二部分《无形的机构及其影响力》则具体阐释了电视是如何控制传媒又同时受收视率的掣肘，它的社会功用又是怎样受到经济效益的异化，致使批判性沦丧而助长了“象征”的暴力。布尔迪厄对电视的批判，跨越了阿多诺文化工业批判和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阿多诺早就发现，文化工业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操纵大众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服从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逻辑的，总而言之，是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②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中指出，大众传播的商业化会促使曾经作为理性批判论争私人场所的公共领域逐渐蜕变未一个文化消费的领域，报纸的内容由于商业化必然走向非政治化、个人化和煽情，并以此为促销的手段。布尔迪厄在这两个方向上进一步追问，他以犀利的分析有力地揭露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两个基本功能：反民主的象征暴力和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这就构成了《关于电视》一书的两个基本主题。其一，本应成为民主工具的电视蜕变为象征的（symbolique）压迫工具。其二，商业逻辑对电视进而通过新闻场对社会各方面的侵蚀。
二、电视的“台前幕后” 布尔迪厄说，电视的“台前幕后”隐含着许多秘密，希望“与记者联合起来，去思考、去探寻共同克服工具化威胁的途径”。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看不见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因为主体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除了政治审查外，还有不可避免的经济审查，这些审查遮掩着匿名的、看不见的机制，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秩序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从社会新闻入手来解密电视幕后的机制。首先，社会新闻向来是追求轰动效应的传媒最钟爱的东西，为了抓住公众电视新闻会把血和性、惨剧和罪行作为头条。这种“公共汽车”式的新闻不会触犯所有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不会产生意见分析。然而，对于把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消息唯一来源的观众，这些空洞无聊的新闻占据和垄断了他们的头脑，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该掌握的重要消息。其次，电视求助于双重意义上的戏剧化，它将某一事件搬上荧屏，制成影像，同时夸大其重要性、严重性、悲剧性的特征，这种做法必然产生政治危害。这是因为电视影像的特殊性可以制造出类似真实的效果，让人目睹并相信影像展现的一切。普通的社会新闻、日常的事件或事故可以因此而具有政治的、伦理的意义，足以激起人们强烈的但往往是负面的感情，如种族歧视，排外主义，对异邦异族的恐惧与仇视，能造成动员性的社会效果。电视观众很容易被戴上强加给他们的有色眼镜，根据某些区分来看待世界，从而在政治斗争中成为工具。布尔迪厄没有停留在这一浅表的层面，而是通过更为深入地挖掘来揭示电视幕后的秘密机制。他发现新闻同业之间的竞争并没有导致新闻的多样化，同样的民意测验，同样的广告客户反而迫使不同媒体机构的新闻趋于一致。《解放报》对某一事件作了头版报道，《世界报》就不能无动于衷，哪怕是故意置之不理。这种“照镜子”游戏最终营造出一种可怕的封闭现象，一种精神上的幽禁。反应在电视上就是“收视率心理”。透过收视率，看到的是置入文化生产的经济逻辑。收视率的压力，让电视在内容上迎合公众趣味，在时间上表现的紧急而又焦虑。由于争抢时间性，电视培养了一批fast-thinkers（快思手）并赋予他们特权，提供观众接受时早已认可的，平庸的和约定的思想。当你道出一个“固有的思想” 时，看上去好像是在发问，但问题实际早已解决，交流只是一瞬间的，某种意义上说，交流并不存在。电视“台前幕后”的秘密机制还表现在虚假民主的讨论会节目中，这种节目有着种种民主的表象，但其中隐藏着一系列的审查行动。第一层面是主持人通过分配发言权和提问方式和语气对讨论的干涉和限制；第二层面是演播台参加讨论人员的组成本身就导致了新闻含意的变化；第三层面是事先策划好的演播程序和制定好的脚本根本没有位置留给即席的、自由的发言。柏拉图曾说过，我们都是上帝操纵的木偶。在电视这个领域，那些社会活动分子看似举足轻重，自由独立，有时甚至闪烁着非凡的光环，但实际上只是必然性和结构所操纵的木偶而已，他们与电视之间更多的是利益共谋的关系。在布尔迪厄看来，电视是一种形式特别有害的象征暴力，这种暴力是通过施行者与承受者的默契合谋而达成的，通常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施行或是在承受。“今天，电视已经把所有文化生产领域所遭遇到的矛盾推向了极端的境地。”④人们越来越早地发现干电视这一行所经受的可怕的压力，尤其是与收视率等因素有关的种种束缚。新闻业是惶惶不安的人、贪得无厌的人、叛逆造反的人或无耻屈服的人最多的行业之一。
三、“新闻场”的影响所谓“新闻场”，来源于布尔迪厄庞大学术系统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场域”——“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这大致有三层意思：场域这个社会空间是有结构的；场域中有冲突的力量并存，而且构成了不平等的关系；这些力量并非静止的，而是处在不停歇的争斗中。⑤比如，五十年代电视在新闻业中远不如报纸有力量，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关系已经彻底改变了，电视在新闻场的经济实力和象征力上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报业的危机就是一个显要的标志。随着电视在传播工具领域的相对力量不断扩大和商业因素对占有统治地位的电视的控制不断加强，造成了另外一个更加难以控制的后果，那就是电视从它五十年代所采取的一种追求文化品位德文化行动策略转向了尽可能找徕最广大的观众而竭力应合公众趣味的立场。电视提供了过分粗俗的产品，用于满足某种偷窥癖和暴露癖。这与公众真正民主地利用大规模的传播工具是背道而驰的。在电视业一场由收视率裁决胜负的斗争早已打响，斗争的目的在于改变或维持力量的对比。人们必须透过表面现象，透过在演播台上看到的一切，甚至要透过新闻场内部的竞争，才能看到各新闻机构相互作用的形式。为争夺市场份额，各电视台越来越求助于轰动性报刊使用过的老掉牙的手段，虽不是把整个位置，但是把首先位置让给了社会新闻和体育消息。新闻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整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⑥“纯粹”与“商业化”的选择在所有场中都可以看到，但在新闻场中，这两者的冲突尤为激烈，商业化一极的力量特别强大。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布尔迪厄认为，在目前阶段所有的文化生产场都受制于新闻场的结构，而不是受制于某某记者，某某电视台的台长，因为这些人本身也被场的力量所控制。这一控制力在所有场中都施加着极为相似的系统影响。换句话说，一个越来越受制于商业逻辑的场，在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其他的天地。通过收视率这一压力，经济在向电视施加影响，而通过电视对新闻场的影响，经济又向其他报纸、包括最“纯粹的”报纸，向渐渐地被电视问题所控制的记者施加影响。同样，借助整个新闻场的作用，经济又以自己的影响控制着所有的文化生产场。传媒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充当仲裁，下达判决的角色。所有的周刊都乐于此道，热衷于搞十年的总结，评选所谓“十大知识分子”。这种东西为何有那么大的市场？原因是这些期刊是些工具，可能作用于知识股市，而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股东们可以利用这些工具设法让自己的股票升值。这严重地干扰了科学场和艺术场的固有的内在的游戏规则，并欺骗了大多数外行。于是便形成了一种误导，好像电视邀请某个学者或艺术家，就代表了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回到布尔迪厄的一贯思想上来看，电视所扮演的角色恰恰就是他在别处强调的一种“命名权”，通过广泛命名来获得好处，排除异己，取得自身的合法化。⑦由于电视扮演的特殊角色，导致科学场和艺术场内的混乱。一些人误以为成功与否取决于传媒的承认和好评，取决于在传媒上所获得的知名度，而不是科学界和艺术界内部同行的评价。这就必然使得一些专家学者向媒体投降和献媚，热衷于在科学场和艺术场之外去寻找认可和象征资本。凭借对信息生产和大规模传播工具的垄断，新闻场破坏了一切：不仅控制着普通公民，还控制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艺生产者，因为它掌握着大众进入公共空间的通道。至此，布尔迪厄论证了《关于电视》一书的第二个主题，即商业逻辑通过新闻场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电视已经从民主的工具沦为商业的工具和象征的暴力，这个严峻的事实让人丧气。面对如此困境，布尔迪厄超越了阿多诺和哈贝马斯，一方面他强调科学场和艺术场应该是一个非常自主的场，应该向数学场一样，除了与自己竞争的同行，生产者就没有别的顾客。最为理想的是，要获得自主性必须建筑一种“象牙塔”，人们在塔内互相评判，互相批评，甚至互相斗争，但相互都知根知底，明明白白；在塔内尽可以对阵，但用的武器应该是科学工具、技术和方法。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他大声疾呼：“人们能够并且应该以民主地名义与收视率作斗争。……应该给人们评判、选择的自由！” 这本由电视演讲形成的小册子，鲜明地体现了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的精髓，那就是试图整合社会学乃至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二元对立。他试图从实践的纬度消解这种对立，创造具有“建构主义”倾向的社会学。⑧正是遵照“建构中的结构”和“结构中的建构”的思路，他使新闻场中政治、经济等结构性因素以及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活动特征得以动态而不是静止、现实而不是概念式地展现，从而成为传媒文化研究者的经典之作。
[注释] ① 布尔迪厄等：《实践与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99页。 ② 霍克海姆、阿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 ③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页。 ④ 同上，第40页。 ⑤ 孙玮、王丽好：《新闻场解密》，原载《新闻记者》， 年，第 期。 ⑥ 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钧 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⑦ 《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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