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最重要的史学大师，1917年出生于埃及。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78年成为该校经济及社会史荣誉教授。霍布斯鲍姆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普通读者中。他的代表作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等。霍布斯鲍姆现居伦敦。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快94岁了，还在思考，还在写书，《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下称《如何改变世界》）是他最近的一部思想史著作。这个出生于“十月革命”那年的犹太左派史学大师，幸运躲过纳粹大屠杀，终其一生都在为马克思辩护。
“要在公和私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
《如何改变世界》不是一本回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书，也不是对马克思本人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做再评价。该书是霍布斯鲍姆从1957年至2010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评论集结而成的。霍布斯鲍姆从未对共产主义失去过信心，但他也常被指责“选择性失明”，故意忽视了共产主义在20世纪的挫折。在这本书里依然如此。霍布斯鲍姆为“老友”马克思辩护，他竭力证明马克思被误解了，要还他清白。不过霍布斯鲍姆刻意回避了某些论题。
在《如何改变世界》里，霍布斯鲍姆希望在这个资本主义充满危机的时代，重新发现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1848年预言了现代世界和其他事务。”在接受采访时，霍布斯鲍姆说，工人阶级对国家施加压力，伴随着全球化，国家有能力对这一压力作出有效回应并将之减轻，“所以左派退缩了，他们说：‘瞧，资本家们干得不错，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他们赚更多钱，我们来分杯羹。’与此同时，福利国家兴起，但是从1970年代开始，这一机制开始失灵，这就是布莱尔和布朗所干的：让人民赚尽可能多的钱，这样他们才能过得更好。”不过在他看来，随着经济增长乏力甚至萧条，改革的问题迫在眉睫。
霍布斯鲍姆重述了19世纪至20世纪初那些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话题——这些话题已被忘却。霍布斯鲍姆这是在向海格特公墓——马克思和恩格斯埋葬在那里——朝圣吗？其实通过这部新作，霍布斯鲍姆想要表达的是：“21世纪的那些最基本问题如果能解决，肯定不是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做的。”而解决问题的途径，霍布斯鲍姆认为肯定不是资本主义，“肯定不是我们在英国或者美国所能描述的。”他认为，“要在公和私之间，在国家行动和控制、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契合点。”
霍布斯鲍姆想要在西方逆转人们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和误解吗？这也许可以用他在自传《趣味横生的时光》中举的一个例子来解释。他在自传中提到了一位东德戏剧家在柏林墙倒塌前写了一部戏剧《圆桌武士》，剧本里说：“外面的人们已经不想知道关于圣杯和圆桌的事情……他们再也不相信我们的正义与我们的梦想……对于人民而言，圆桌武士只是一帮笨蛋、白痴和罪犯。”对这部戏，霍布斯鲍姆解读说，“他们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圣杯。但亚瑟王的说法——重要的不是圣杯，而是坚持寻觅圣杯的态度——不是很正确吗？因为，‘如果我们放弃圣杯，就等于放弃了我们自己。’”而在这里，对他而言，圣杯无疑隐喻着一种理想。在他看来，在活着的记忆中，遗忘这些理想，遗忘这些为理想献身的人，就是正当吗？
“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改变20世纪历史的年份，那时一战还打得火热，离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不过20多年。
霍布斯鲍姆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1919年全家移居维也纳，1931年移居柏林，1933年在纳粹掌权后移居剑桥，幸运躲过了之后的纳粹大屠杀。霍布斯鲍姆参加过二战，1946年退伍，不过他并不对自己的军旅生涯感到自豪。他说：“总结我二战个人经验的最佳方法，就是战争夺走了我生命中的六年半光阴，其中六年待在英国陆军。那场仗我打得既不‘漂亮’也不‘难看’，只是打了一场空仗。我毫无建树，而且没有人期待我有所建树。反正那是我一生中最窝囊的日子。”从剑桥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伦敦大学并步入学术界。霍布斯鲍姆是著名的左派史学家，1952年冷战最紧张的时候，他和友人创办了新左史学杂志《过去与现在》。他的著述非常多，最知名的包括《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极端的年代》四部曲。
对于20世纪，霍布斯鲍姆说：“这是一个充满着死亡和新生的时代，邪恶的力量越是要毁灭人类，希望的冀盼也愈发在罪恶行径的最狂暴处闪烁光亮。这是因为，只有经历最剧烈的痛苦，新的事物才能来到世界，一种要认识自己本质的渴望，让每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弯腰曲背，即便是在经历最剧烈的痛苦和涅槃，也能在自觉和不自觉中促进新生，愈发接近把自己解放出来的力量。善良，即全人类的爱，必须帮助他们，而这就是最高的任务，最原始的冲动，最真实不过的世人责任。”在这里，对世间万物抱着超然态度的历史学家遭遇挑战：“当他或她面临一些对自身和世界具有强烈情感意义的事件时，是否能够表现得宛如报道遥远过去事物的记者一般，坦然针对那些事件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是‘假若……将会如何’之类的问题——尽管他们并非局外人，而是深陷其中者。”
这是一个快94岁的世纪老人，霍布斯鲍姆终其一生毕竟是个历史学家，一个有着半个多世纪教龄的历史学家，他总是用文学语言表达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观点，这也是他的作品吸引那么多普通读者的原因。他的观点是：“历史学家们不应该只是为其他的历史学家著书立说而已。”就算是回忆自己的历史学术生涯，他随便捡起一段记忆，都可能将那些历史名人拖入其中。比如我们都知道他因为共产主义信仰，一度被拒绝获得教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后来终于在自传里提到了这段故事，他说他敬仰的反共历史学家波斯坦“出卖”了他，“在冷战时期，当我仰赖他以博士指导教授的身份为我写推荐函时，他却向每一位相关人士指出我是共产党员，让我无法获得职位。”
霍布斯鲍姆本人并不避讳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过他对这一学术阵营在1960年代后的衰弱也进行过反思，他说后继无人“是由于1960年代以后的左派一代多半想要不一样的东西。”
总结自己一生的历史学术研究生涯，霍布斯鲍姆借用了他已故好友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说法：“我把学术生涯看成比较接近艺术家的生活，而非学院内的例行公事……社会学家这个行业无疑为我带来快乐，而且那种快乐符合了‘快乐’一词的一切定义。”霍布斯鲍姆说，只需把“社会学家”改成“历史学家”，就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
“站在‘左边’总比只想着进证券交易所谋个职好”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是这个世界上几个为共产主义辩护的思想家之一，更何况他是一位拥有数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当他的同志和朋友们纷纷离开当初的理想之时，霍布斯鲍姆依然信仰马克思主义。对于这段辉煌“党史”，他曾在传记中说：“我在193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却一直要等到1936年秋季，进入剑桥就读之后才正式入党。我在党内待了50年。它能够留住我这么久的理由显然属于自传范畴，并不具有一般历史意义。”
为何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矢志不渝？这是霍布斯鲍姆一生都在回答的问题，其实对他来说答案早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后就已得出，他在当时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纵使是最老于世故的革命志士，也认同那种乌托邦主义或‘不可能主义’。这甚至使得现代革命家于体认一项事实之后也感觉到切肤之痛，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来临并无法抚平所有的烦恼和悲痛、不快乐的爱情关系或哀伤，也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或者让问题变得可以解决。”他的结论是：“各种革命运动……看来仿佛证明了，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会发生在革命本身的范围之外。”
在他一生的学术和政治生涯中，霍布斯鲍姆不时要为自己的信仰辩护，尤其是在苏联时期。尽管有些辩护在他的敌人看来不值得推敲，但为信仰辩护有时又需要多少理性呢？比如霍布斯鲍姆说：“尽管冷战时代有些论述极力指称，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间具有相似性，但此种存有政治偏见的社会心理分析不值得我们多花时间讨论。无论如何，自由派对此的看法没有太多根据。”对于发生的灾难，自由派指责左派隐瞒的事实，但霍布斯鲍姆辩护说：“若有人认为我们是因为昧于事实或掩耳盗铃之故，所以否认自己曾做过的不人道行为，那是由于他们不了解这都是时代背景所造成的结果。”
对于他的“同志”，比如齐泽克，他说：“我认为对齐泽克最准确的描述是，他其实是个演员。他身上拥有所有挑衅的元素，这有助于吸引更多人注意。但是我不确定那些去读他书的人是否会真的重新思考左翼的问题。”
“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让年轻人和妇女站在‘左边’总比让他们只想着进证券交易所谋个职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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