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前看完听听借阅的《毛泽东传》最新版全译本（插图本），美国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著，胡为雄、郑玉臣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第一版。这个罗斯·特里尔，名头可不小：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大西洋月刊》编委、美国政治学协会会员。到2008年3月，第一版已经开印了14次，到今天又过了将近4年，想想这印数真是可怕，不知道会有多少中国普通读者被这本书夹带的众多私货所迷惑和蒙蔽。
首先是行文笔法的轻佻、考据考证的荒诞。
这本书在封面右上角的醒目位置告示：本书经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是什么所在，稍有常识的读者不难认定此书的分量。作为由石仲泉、萧延中主编的《国外毛泽东研究译丛》系列图书，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中国政治研究课题”的一个子项目。在译丛《总序》中，两位主编写下了这样的话：
——“我们选择的基本原则是：站在21世纪全球化的历史视野上，严格遵奉学术理据和研究逻辑，精选经过历史检验，具有较强理论价值和持久性影响，持论较为公允客观，论说严谨缜密的名著。对于那些具有严肃治学精神和审慎推理论证的作品，即使与我们的学术观点不尽一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观念冲突，也在选择范围之内。”
——“对书中出现的引文，编译者采取如下的文献处理原则：凡国内有对应的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著，均已按中文版本原文进行了核校；凡确属毛泽东文稿，但未公开发表者，按相关文献进行了核校，如凡引用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和《毛泽东集》补卷者，按该书进行核校；凡属不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著作的引文，则尊重原的引文，未加处理，如凡引用《毛泽东思想万岁》和国外报刊报道的文献，一律按外文原文译出。”
如果按照两位主编所言，那本书应该是少有谬误、基本客观的了。但事实如何呢？让我们按照全书目录顺序，稍微摘一些无需高深的学术水平、复杂的考究过程、激烈的质证答辩就能显见的常识性错误。实际上，从洋洋洒洒51万4千言的哈佛大作的第一章——少年时代（1893-1910）开始，特里尔笔下的各种荒诞滑稽的谬误就俯拾皆是。比如第14页，第三段一开始：“在韶山东边不远的地方，有另外一个少年张国焘，他和毛泽东是同时成长起来的，......”——而实际上，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跟湖南湘潭县韶山冲风马牛不相及。在后面，读者会发现，由于特里尔这样的美国人先天受到的洗脑教育所产生的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莫名其妙的天然敌视，他大量引用了中共叛徒张国焘的回忆录，将其当作“历史真相”的圣经，尤其是把其中与中共、中共领导下的军队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史实截然不同的敌对和污蔑观点，兴奋地当作被自己考证出来昭告世人的“隐秘真相”和“真的历史”。这种根据立场选择性地“编辑”历史、“考证”历史、“渲染”历史的春秋笔法，说白了，不过是近30年来西方和蒋遗们企图拿“历史”当枪使，反攻倒算社会主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写作模板罢了。
言归正传，在第二章——为何求知（1910-1918）第21页第四段，特里尔写道：“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战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很显然，这个自诩的汉学家将“三国时期”混同成为“战国时期”了。在中国，就算是小学高年级的孩子都知道，三国演义的年代和战国时期中间还隔着短暂的秦王朝和漫长的东汉、西汉王朝。第22页，“1911年9月，毛泽东挑着行李离开了湘乡。......他们步行到湘潭，毛泽东想在那里申请进一所高小读书，因年龄太大、个头太高而被拒绝了。”——而实际上，毛泽东是在湘潭求学不成之后，才到湘乡东山求学的。
二十八画生，是毛泽东的一个广为人知的著名笔名。毛泽东自己都曾经解释过起这个笔名的原因，那就是繁体字“毛泽东”三个字的笔画总数为28画。但香港港英殖民地时期的《明报月刊》在1968年10月刊登一个名叫萧瑜的所谓进一步解释：“二十八画生的喻意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廿八合在一起，有点像汉语中的‘共’字”。这种拍脑袋想当然牵强附会的“进一步解释”，只能用哗众取宠、狗屁不通、狗尾续貂来解释。可“汉学家”特里尔呢，居然对此深信不疑。显然，“资本”附身的特里尔，更愿意相信一个带有“共产”字眼的“解释”。
在第三章——京沪天地（1918-1921）第42页，特里尔再次造假：“他所结识的人，其中有张国焘。这是来自韶山以东一个地主家庭的青年，......”。在第62页的最后一段：“有迹象表明，湖南代表问题似乎成了会议的关注点。会议认定毛泽东的伙伴何叔衡不是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资格充当代表。毛泽东不愿伤害湖南老乡的自尊心，于是找了个借口让何返回长沙，说长沙有紧急的事情需要何去亲自处理。”——这一所谓的资料，又来自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而实际上，何叔衡作为中共一大的湖南代表，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同为一大代表的包惠僧也说过：“记得开会时，何叔衡与毛主席坐在一起，在我的对面。”作为一个背叛共产主义信仰和共产党组织的著名叛徒，张国焘晚年为糊口和面子而写的所谓回忆录，其抹黑党内同志、粉饰叛徒经历、诡辩背叛史实的立论立场和论证逻辑，可谓路人皆知、不堪一驳。特里尔将其回忆录作为某种“新发现”、“新认识”、“新突破”想要达到何种目的，同样路人皆知，根本无需此地无银三百两。
在本章的第52页，特里尔继续造假：“1919年12月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事件被张镇压之后，毛泽东决定离开湖南......重返北京。......毛泽东到达北京一个月之后，杨教授去世，这似乎为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结合开辟了道路，这对情侣开始了他们的‘试婚’......”——实际上，毛泽东、杨开慧是于1920年冬在长沙正式结婚的，婚礼极简。长子毛岸英生于1922年10月24日。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严肃历史学家”们非常喜欢使用似乎、仿佛、好像、也许、大概、差不多这种被中国严肃史学界在至少司马迁时代就唾弃和鄙视的字眼，来轻佻地勾勒他们想要的各种历史“浮世绘”，为出钱给他们“研究历史”的各位老板服务。
而本章第62页第四段，则反映了张国焘阴暗下作、不甘失败却又无可奈何的叛徒心理：“有人记得毛泽东在发言时不停在耸肩。他那好斗的特性给人留下印象。‘他在讲话时微笑着布下陷阱引诱对方上钩，使与之辩论的一方无意之中自相矛盾。然后，他发出一阵笑声。’这会惹火那些认为有重要问题要谈的人。”——这一绘声绘色的“描述”，显然是特里尔这样的反共“汉学家”最喜欢看到的，因为这样更有利于“把毛泽东赶下中国人民的神坛”。这些文字，仍是出自中共著名叛徒张国焘的回忆录第一卷第140、141页，在本书中，特里尔大量引用了这个叛徒自我翻案的所谓“回忆”，犹如《蒋介石日记》中地图开疆、日记强国一样，充满了滑稽感。
在本章第63页倒数第四段，特里尔再次引用谎言：“占统治地位的是共产国际的路线，且得到了富有才能的张国焘（他的故乡就在韶山的另一边）的支持......”张国焘为自己涂脂抹粉真可谓相当的卖力、相当的寡廉鲜耻！
在第四章——组织（1921-1927）第81页，“当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4月份在上海开会时，毛泽东因为某些原因没有出席。张国焘以不满的口吻说，毛泽东正忙于‘国民党的工作’。当时，毛泽东似乎正在回湖南的路上，中途在安源煤矿作了停留。与此同时，毛泽东绝口不提他心中的疑虑，国民党的工作吸引着他。毛泽东对国民党的事业是如此卖力，以至于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不出所料，特里尔引用的这些文字仍然来自于叛徒张国焘的回忆录第一卷第342页：《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在第82页，特里尔写道：“1924年，毛泽东到过香港一趟。他和张国焘因为劳动工会的事前往这个毗邻广东的英国管理的岛屿。他们从上海乘船经过碧波荡漾的南中国海时，一伙流氓把毛泽东和张国焘逼到甲板上的一个角落后，手中挥着刀子要钱。毛泽东不愿屈服而想较量一番（这表现了他的勇气和好斗的性格）。张国焘则劝说毛泽东不值得为几个小钱拼上一命，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别人劝解，张国焘才劝住了他火爆脾气的湖南同事。”——而据《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记载，毛泽东在1924年根本就没有去过香港。张国焘是在极力“塑造”毛泽东的“好斗性格”，以便为自己的背叛、为自己被历史大潮所淘汰，找到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吗？特里尔呢？是想为美国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侵略失败，找到一个自欺欺人的台阶可下么？
在第90页倒数第二段，对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二大，特里尔写道：“西山会议派在会上处于绝对劣势，他们违背纪律引起了争论。对他们反对统一战线该怎么处置呢？毛泽东站在宽容的一边。毛泽东的目的何在？在国民党的‘二大’上他似乎偏右，以后的许多事情更说明其立场。”——这无疑是公然颠倒历史的黑白！实际上，毛泽东不仅在《政治周报》上撰文猛烈抨击“北京右派”，而且还提议将“北京右派”即西山会议派开除出国民党。至于第98页“......在1927年的其余时间里，武汉成了毛泽东生活的一部分。武汉是湖北（湖的北方）的省会”这样的常识性谬误，到这里才仅仅是个开始。事实上，湖北二字中的湖，并非泛泛而谈，而是具体指洞庭湖。
第五章——奋斗（1927-1935）第114页第四段：在井冈山，“毛泽东......结识了两个声名远扬的土匪首领，他们给毛泽东600个人合伙120枝枪。毛泽东用游民和懒汉补充自己的队伍。两年中，红军扩充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无业游民。而这些人是工人和农民所鄙视的。毛泽东之所以招募这些无业游民，是因为几乎没有其他兵源。”——而实际上，特里尔笔下所谓的“土匪头子”袁文才和王佐均受过革命的影响，各自的队伍都自称“农民赤卫军”，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在三湾改编、上井冈山之后，曾亲自做袁文才的工作，送给他100多枝枪，以后更是将袁文才和王佐二人所率领的队伍改造成为根本有别于旧军队和历史上反封建起义军队的、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新型工农革命军。
从这段极尽渲染井冈山红军不过是被工人农民鄙视的——无业游民和懒汉的文字中，我们能想象一群由无业游民和懒汉组成的乌合之众，能完成4次反围剿的彻底胜利吗？！能想象由一群无业游民和懒汉组成的乌合之众，能血战乌江、突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跨越生命极限的自然禁区，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么？！能想象由一群无业游民和懒汉组成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能得到中国最底层、最贫困的受三座大山残酷压迫的黎民百姓衷心拥护和无私帮助，有小到大、由弱到强吗？能得到中国最广泛、最多数的社会各阶层工商士绅教授学生真心接受和积极支持，由乡入城、席卷全国么？我甚至更难想象，由留美博士宋子文、西点军校孙立人、留美博士胡适之这些军政文化精英和劳动模范们组成的蒋记党国，咋区区22年时间就被这群“共产党游民和懒汉”给撵到了台澎金马几个岛子去装君扮国了？明显不符合逻辑啊？
在第130页倒数第三段，特里尔写道：“毛泽东和朱德的目标是南昌。他们徒劳地占领江西省府24小时，工人没有起来，国民党没有垮台，军阀的军队损失也不大。”——而实际上，朱毛红军在历史上从未占领过南昌市，朱德和周恩来、贺龙等领导的是南昌起义，而毛泽东领导的则是秋收起义，朱毛会师是在井冈山而不是在南昌市。美国人特里尔是在自行创造中国的历史吗？
第六章——未来在握（1935-1936）第157页第三段，特里尔把长征路上同刘伯承元帅结拜为兄弟的彝族头领小叶丹臆写为女王，似乎这样才能让西方人产生某种可以边阅读边意淫的性欲，以提高销量。在第160页第四段，把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足两万人的朱毛红军故意写成4万5千人；把由7、8万战斗部队和几万非战斗人员的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故意缩写为5万人。似乎这样就能证明是毛泽东在威胁张国焘的领导权，而不是张国焘想害毛泽东的命、想夺中共中央的权。上述这些公然造假的来源在哪里呢？又是张国焘的阴魂在作祟——他的老婆杨子烈在张国焘死后撰写的《张国焘回忆录》第二卷。
......
第九章——成熟的桃子（1945-1949），是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实现全面逆转，最终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蒋家王朝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在华势力的宏大巨变时期。而作为美国人的特里尔，作为一个不得不面对胜利者——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及其人民军队的“历史小说家”，则对美国人卖力支持的蒋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全面崩溃和彻底失败，表现出强烈地失落和不服，于是，他用一种能省则省、轻描淡写的笔调，尽量委婉地描绘“文明的蒋介石、国民党”如何不是“好斗的毛泽东、共产党”的对手，并对这个事实上的美国殖民地伪政权给予极大的惋惜和遗憾；用一种似乎是好心被当成驴肝肺、当了好人没好报的哀怨笔调，浓墨重彩地描绘应该是咄咄逼人的苏联而不是乐善好施的美国才是毛泽东、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朋友，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却不识抬举，执意跟美国为敌；最后用一种贩夫走卒式的市井闲帮笔调，绘声绘色得描述毛泽东不过是一个外强中干、虚张声势、极好面子、指桑骂槐的土包子，其实心里对美国羡慕得要死。
基于这种羡慕嫉妒恨的前置立场，特里尔在本章第217页第三段将1945年11月14日刊登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国统区的《新民晚报》，蓄意篡改成共产党的《新华日报》，想达到何种隐晦的目的，就不言而喻了。
在第二十章——残梦（1973-1975）第457页第四段中，特里尔再次把把众所周知的解放军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蓄意篡改成11位军区司令员中的9个调动了工作。美国人特里尔什么时候当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家？调动几个解放军司令员，特里尔说了算？！
其次是立论申论的预设立场、因果倒置，反共反中的政治传教、狂热自觉。
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这里仅选一例：在第四章组织（1921-1927）第82页，特里尔写道：“在1923-1924年间，毛泽东写下的文章反映了他的生活道路。他在共产党的喉舌刊物《向导》上发表过几篇谈论时政的短文。文章言辞犀利，但缺少理论分析。在1923年的文章中，有两点很突出。毛泽东把商人看作是国民革命的关键所在。人们会问，他在湖南工团联合会工作的弟弟对此不知有何感想？他一直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论纸烟税》这篇文章中，他嘲笑北京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发抖，摇尾乞怜于外国势力。‘如果我们的外国主子放个屁，那也是非常香的。’他在文章中讥讽道。但是这些文章没有挖掘出历史根源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他也没有涉及解放的主题，机关工作使他越来越注意细节问题，而不是如何成为一名解放者。”
而紧紧在这一段之后，特里尔就自相矛盾地写道：“然而，这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毛泽东一直认为人民是最为重要的力量，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商人才有资格成为革命的力量（此乃毛泽东希望之所系）。”——显然，特里尔首先无知甚至曲解了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的统一战线本质，因此，他洋洋得意地把来自张国焘回忆录中《中国共产党的兴起》里有关毛泽东如何热衷于上国民党的班、坐国民党的机关的段子，当成嘲讽毛泽东也不过是个机会主义分子的“有利证据”——“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立三等人嘲笑毛泽东过分关心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成了胡汉民的秘书，当孙中山处于肝癌晚期时，风暴乍起。明眼人不难看出，派系复杂、暗怀戒心的国民党已在策划反共。然而，毛泽东的眼睛只盯着统一战线，‘一切工作都打着国民党的招牌’。在1924年夏他仍然这样坚持。共产党中很少有人同意他的意见”——很巧合，这一段文字恰恰又是特里尔从张国焘回忆录《中国共产党的兴起》第一卷第380页上找到的“栩栩如生的证据”。这样的讽毛段子，本质上和之前张国焘编造出来的1924年毛张香港之行的捧张段子一样，可信度为零。可是，“严肃的著名汉学家”特里尔为何又信以为真了呢？
在第83页，特里尔继续写道：“毛泽东已在城市度过了14年，他一直在学生和工人中间活动。作为新生活的一部分，他差不多已经抹去了身上的乡村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内部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激励毛泽东去考虑农民问题。”但特里尔立刻又笔风一转，把毛泽东描绘成为一个中国农民以及农民对中国革命巨大作用的先知先觉、忽然“农运”的人——“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产生的第一个迹象是毛泽东开始从政治上考虑农民问题。他督促那些仍然持怀疑态度的同事把农民作为革命的必然组成部分。他甚至引用中国历史来说明农民起义的光荣传统，而不是谈论苏联的革命。”
接下来，为了表现毛泽东喜欢打国民党的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这明明是共产党最高领导人陈独秀的政治主张，特里尔在第84页哗众取宠、绘声绘色地写道：“毛泽东精疲力竭，陷入了困境。他在自传中掩饰了这种紧张，甚至连第四次代表大会都不提。他这样淡淡地对斯诺说：‘那年冬天，我回到湖南去修养——我在上海生了病。’”——这，依然是出自于张国焘的回忆录第159页。巨大的问题出来了：毛泽东什么时候写过自传？毛泽东是专门为一个叫做特里尔的美国人写的自传吗？这本毛泽东自传在哪里？莫非是搁在特里尔家的抽屉里？
早在第五章奋斗（1927-1935）所描写的井冈山时期，特里尔就在第119页赤裸裸地写道：“我们能说毛泽东是民主主义者吗？他的新中国所建立的政治制度与民主相去甚远。但是在夺取政权的道路上，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因为他相信决定性的力量存在与民众之中。”——特里尔这种春秋笔法是西方“汉学家”和CNN 等事实上的官办宣传部擅长的一种常用笔法。表面上，他是在夸奖毛泽东在革命时期讲民主，实际上，他更想隐晦地引导读者作出这样一个对比：毛泽东在夺权时期搞的所谓民主，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大权到手，毛泽东就开始实行独裁了。更滑稽的是，究竟是什么，让特里尔们对美国的两党合谋、驴象分赃的所谓“美式民主”如此自信呢？美国建国快300年了，美国人看过第三个党在美国当权过吗？！换言之，从两个烂苹果中不得不选一个来统治特里尔们，特里尔们就因此而认定美国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民主的标准答案吗？特里尔们就认定自己因此而得到了真正的民主？
其实，特里尔这种对美式政体的偏执自恋，在全书的每一个章节中都能看到。大到一段评论，小到一个评论性的单词，特里尔都试图把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生涯暗喻为唐吉珂德跟风车的决斗，都试图把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奋斗嘲讽为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尽管生活在当代的特里尔至今也没看到他的队友们预测过无数遍的中国崩溃场景。
更离谱的是，在第13章——疑虑（1956-1957）第304页倒数第二段中，特里尔居然把“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翻译成：“毛泽东禁不住将自己与孔子比较，似乎不仅要显示自己身体的强健，而且要显示他政治的强盛。”；在第20章——残梦（1973-1975）第459页第三段中，特里尔居然把韩非子当成中国古代的君王——《水调歌头·游泳》是毛泽东一篇著名的词。在中国，中学生都知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的正确含义。至于韩非子，中国的初中教科书里就有清楚、准确而浅显易读的名词解释，我甚至假设司徒雷登和费正清也大致不会搞错，唯独这位“著名的汉学家”特里尔，是个例外。
在第十八章——峣峣者易折（1969-1971）第418页第二段，特里尔耸人听闻地写道：“林彪垮台后，中国政府又揭发出其它许多暗杀毛泽东的企图。据说，毛泽东的食物中被投过毒药。1971年秋，毛泽东在上海的官邸遭战斗机‘扫射’，当时，他正住在那里。毛泽东在结束南巡之后，准备返北京与林彪决一雌雄时，有人企图在其专列上安放炸弹（但刺客惊慌失措，被毛泽东的随行人员发现，毛泽东便下火车换乘汽车回到北京）。......”——很显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矛盾和斗争让美国人特里尔非常兴奋，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兴奋劲儿，让“严肃的著名汉学家”特里尔根本不打算去考证一下战斗机扫射毛泽东官邸的真实性，更无视毛泽东是一路乘的火车抵达的北京站。这种唯恐找不到抹黑共产党毛泽东机会的嗅觉，让“严肃的著名汉学家”特里尔更像是一位好莱坞的编剧——要的就是轰动效应，哪怕是“莫须有”。
还是让我用《人民日报》四驳一个自称为“人权观察”的美国政府外围组织《全球年度报告（2012）》中的一段话，来为特里尔的这51万4千言“宏篇巨献”画个休止符吧——只是休止，反正特里尔们还是会继续“研究”的：
“人权的政治化蕴涵着一条西方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认可的思维逻辑，这一逻辑的起点是把人权与中国对立起来，首先臆断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每况愈下”的，然后按图索骥地从种种传言、推测乃至臆造中寻找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证据，最后达到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在这一逻辑链条下，人权已经与人类的价值和尊严无关，中国的人权是否取得进步是不重要的，中国政府是否尊重和保障人权也是不重要的，唯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在政治上受到批评，中国不能选择走与自身国情相适应的道路，甚至不能正常行使一个主权国家合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权利。在这样政治化和工具化的人权思维下，《报告》不仅把自己放到了一个道德审判者的地位，更虚妄地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要求中国按照他们的意志来治理国家。”
本来，行文到此，读者已经能明白这本被美国《休斯敦纪事报》封为“这是一部最翔实和最权威的关于毛泽东生平的传记，通过利用近年来在中国得到的大量最新的资料，全书得到了充实。特里尔是一个传记天才......他对毛泽东形象的真实刻画持续不断地、令人着魔地贯穿于全书的始终”，是如何“翔实与权威”了。更幽默的是，当看到《基督教箴言报》给出的“特里尔的杰出天赋在于他能够将学者的研究与新闻记者的绚丽多彩而又优美自如的笔法很好地结合起来”这一“崇高评价”时，我就立即想起了同样笔法绚烂的中东学者兼记者老榕坐在北京的电脑面前写“微小说”的场景，想起了在硝烟弥漫的利比亚前线陪伴老榕度过的一个个“人权战斗”不眠之夜的那只AK47、那辆满是弹洞的吉普。而尤其喜感的，则是我无意间在本书总序前面的编委会人员名单中，看到了这两个名字：高华、张鸣。
他俩就是那两个分别叫做“高华”和“张鸣”的人吗？就是我们曾经在新浪微博上天天见到的那两个人吗？一瞬间，我恍然大悟了。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