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思想世界：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观点，认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可以在资产阶级法制的基础上进行，但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进入最后的阶段，要导致面对面的搏斗，要面临最后的抉择：或者是“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或者是自己被粉碎、被扼杀。另一方面是改良主义者、小资产者的观点，他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虚有其表的立宪法制，不见残酷的阶级斗争，呆在某个小国的穷乡僻壤，忘记了当代伟大的历史问题。
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现实的政治家、政府要人，是从事有益工作的人，是治国之才。让无产阶级保持这些幼稚的幻想，对资产阶级社会的主宰者是有利的，但是社会民主党人必须无情地粉碎这些幻想。
列宁：《两个世界》
（1910年11月16日〔29日〕发表）
列宁全集16卷305-306页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长足进步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使资产阶级过去对无产阶级的态度起了很大的变化。过去，欧美资产阶级为了维护私有制的绝对不可侵犯和竞争自由，总是通过自己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对社会主义的一切基本原理进行公开的直接的原则斗争，而现在却往往主张用所谓社会改良来反对社会革命的思想。不是用自由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而是用改良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现代“先进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公式。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越发展，资产阶级的统治越纯粹，政治自由越多，则运用“最新的”资产阶级口号的范围就越广，这个口号就是：用改良来反对革命，用局部修缮行将灭亡的制度来反对用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以分化和削弱工人阶级，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权。
从社会主义的世界范围的发展来看，不能不认为这个变化是一大进步。起初，社会主义是为存在而斗争，当时反对它的是相信自己的力量、大胆地和坚决地维护自由主义这一套经济政治观点的资产阶级。后来，社会主义成长了，在整个文明世界已经保住了存在的权利，它现在是为争取政权而斗争了；而资产阶级日益腐朽，看到自己必然要灭亡，于是，就极力用不彻底的虚伪的让步来延缓这种灭亡，以求在新的条件下能保持住自己的政权。
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同革命社会民主主义的斗争的尖锐化，是世界各文明国家的整个经济政治环境中发生的上述变化的完全必然的结果。工人运动的发展，必然把一定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工人运动的拥护者的队伍中来，他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奴役，正在艰难地摆脱这种思想，但又经常重新受这种思想的束缚。没有工人运动内部的这种斗争，没有社会主义“山岳派”和社会主义“吉伦特派”[157]在这场革命来临之前明确地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没有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分子同代表新的历史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分子在这个革命时期彻底决裂，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不能设想的。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改良主义》(1911年9月1日〔14日〕)。《列宁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版，第二一二－－二一三页。
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列宁选集》第2卷，第479页。）
所谓改良，就是不从旧的统治阶级手中夺取国家政权的变革。而性质相反的变革就叫作“急风暴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阶级利益要求只实行改良，因为资产阶级害怕“急风暴雨”更甚于害怕反动势力，资产阶级企图保持旧的农奴制的机构（官僚制度、两院制等等）来抵御工人。在世界上无一例外的所有国家，包括俄国在内，农民在资产阶级民主改造时期都是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这种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农民既是地主和农奴制的敌人，同时自己又是小业主即小资产者。
至于无产阶级，它的利益同极大多数居民、同所有被剥削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它所走的不是改良主义的道路，而是在俄国以人所共知的“三条鲸鱼”为标志的那条道路。
如果大多数农民和居民跟着自由派走，那将是最坏的一条“道路”，对工人和被剥削者最不利，对他们最痛苦的一条道路。如果大多数农民和居民跟着工人走，情况就会相反。
列宁：《论两条道路》
改良主义的变革，就是不破坏统治阶级的政权基础，只是统治阶级在保持其统治的条件下作的一些让步。革命的变革却要破坏政权基础。民族纲领中改良主义的变革不废除统治民族的一切特权，并不造成完全平等，并不消灭任何民族压迫。
列宁：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
改良主义无非是要统治阶级让步而不是推翻统治阶级，无非是在保持统治阶级的政权的条件下要统治阶级让步。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09]
（1917年9月底—10月1日〔14日〕）
20世纪在人人都识字的国家中出现的这种情况，使人们再也不能提出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旧的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已被战争所埋葬。谈论用各种改良办法来改造这个把几千亿卢布投入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谈论不通过革命政权和暴力、不经过一些极大的动荡来改造这个社会，现在已经不行了。这样说和这样想的人，再也不能发生影响了。
在莫斯科苏维埃庆祝第三国际成立一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20年3月6日）
《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0卷第203—211页
《列宁全集》俄文第30卷第391页
在确定某个政党是革命的政党还是改良主义的政党的时候，起决定作用的不应当认为是“革命行动”本身，而应当认为是党采取和利用“革命行动”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和政治任务。大家知道，在一九○六年第一届杜马解散以后，俄国的孟什维克曾经提议组织“总罢工”，甚至提议组织“武装起义”。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仍然是孟什维克。他们当时提议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摧毁沙皇制度和组织革命的彻底胜利，而是为了对沙皇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实行改良，扩大“宪法”的范围，召集“改善了的”杜马。在保留统治阶级政权的情况下，为了改良旧制度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一回事，这是立宪的道路。为了摧毁旧制度，为了推翻统治阶级而采取“革命行动”，这是另一回事，这是革命的道路，这是取得革命彻底胜利的道路。这里是有根本的差别的。
斯大林：《再论民族问题》(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八一一一一八二页。
工联作为抵抗资本进攻的中心，行动得颇有成效。它们遭到失败，部分是由于不正确地使用自己的力量。然而一般说来，它们遭到失败则是因为它们只限于进行游击式的斗争以反对现存制度所产生的结果，而不同时力求改变这个制度，不运用自己有组织的力量作为杠杆来最终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
马克思：《工资、价格和利润》（1865年5月底—6月27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04页
工联活动的结果是：工资规律违反雇主的意志而得到了实现，任何组织完善的行业的工人，都能获得至少接近于他们被雇主雇佣的劳动力的全部价值；在国家法令的帮助下，工作时间至少不过分地超出最大限度，不至于使劳动力过早地耗尽。但是，这是工联在目前的组织情形下能够希望达到的极限，就是这些也只有经常地斗争、大量地消耗人力和物力才能达到。而且十年至少有一次的营业波动，可以一下子把已经争取到的一切破坏，于是斗争又得重新开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这里面是找不到出路的。工人阶级还是照旧，还是我们的先辈宪章派直言不讳的雇佣奴隶阶级。难道这一切努力、自我牺牲和苦难的最后结局应该是这样的吗？难道这将永远是不列颠工人的最高目的吗？还是英国工人阶级最后应当努力突破这个恶性循环，从彻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的运动中找出路呢？
恩格斯：《工联》（1881年5月20日左右）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283页
要记住这样一条老规矩，不要只看到运动和斗争的现状，而忘记运动的未来。而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5年5月15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6卷310页
社会民主党应当从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党。伯恩施坦提出了一大套颇为头头是道的“新”论据和“新”理由，来为这个政治要求辩护。他否认有可能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和根据唯物史观证明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否认大众日益贫困、日益无产阶级化以及资本主义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事实；他宣布“最终目的”这个概念根本不能成立，并绝对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否认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原则上的对立；他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这个理论好象不适用于按照多数人的意志进行管理的真正民主的社会，等等。
于是，人们在要求由革命的社会民主运动坚决转向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运动的时候，也同样坚决地转向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既然很久以来，无论在政治讲台上或在大学讲坛上，无论在很多小册子中或在许多学术著作里，都已经进行了这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既然几十年来，一切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青年，都有系统地受到了这种批评的教育；所以社会民主党中的“新的批评”派一出世就非常完备，好象密纳发从丘必特脑袋里钻出来一样，这是毫不奇怪的。这个派别，按其内容来说，并不需要什么发展和形成：它是直接从资产阶级的刊物上搬到社会主义的刊物上来的。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25页
任何改良之所以为改良（而不是反动的或保守的措施），完全是因为它是好转的一步、一个“阶段”。但是任何改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都有两重性。改良是统治阶级的让步，其目的是阻止、削弱或扑灭革命斗争，分散革命阶级的力量和精力，模糊他们的觉悟，等等。
因此，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一方面决不拒绝利用改良来发展革命的阶级斗争（恩格斯说：“我们当作分期偿付的债款来接受”（wir nehmen auch Abschlagszahlung）［注:见《马克思恩格全集》第22卷第516页。——编者注］），另一方面决不能把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口号“变成自己的”［注: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生活报》上说：“……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革命的利益，不能不把上述要求〈组织“责任内阁”〉变成自己的要求……”］口号。
列宁：《不应当怎样写决议》1907年3月19日〔4月1日〕
《列宁全集》第12卷第222页
“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进的基本特点，为了实际的或假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
《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罗斯福和“进步党人”的全部纲领、全部鼓动工作都是围绕着这样一点：怎样通过……资产阶级的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
……
这个党说：我们要用改良来拯救资本主义。我们要制定最先进的工厂法。我们要对全部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在美国，这就是对全部工业实行监督！）。我们要对托拉斯实行国家监督，是为了消灭贫困，使大家都得到“相当不错的”工资。我们要确定“社会公平和工业公平”。我们发誓实行一切改良……我们不愿意实行的只有一种“改良”——剥夺资本家！
在美国，现在全部国民财富是1200亿美元。将近合2400亿卢布。其中将近三分之一即800亿卢布属于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家托拉斯，或者受这两家托拉斯控制！组成这两家托拉斯的不到4万个家庭，却主宰着8000万名雇佣奴隶。
显然，只要这些现代奴隶主存在，一切“改良”都是无聊的骗局。罗斯福分明是被狡猾的亿万富翁雇来宣传这种骗局的。他所许诺的“国家监督”，在资本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情况下，只会成为反对罢工和镇压罢工的手段。
列宁：《美国总统选举的结果和意义》（1912年11月9日）
《列宁全集》第18卷第398-399页
伯恩施坦和其他一些机会主义者说：你们看看实际情形吧，鼓起勇气来谈谈实际情况吧，我们在德国都为争取改良而斗争，我们实际上都是改良主义者，我们是改良的党。而在屡次发生危机的情形下消灭雇佣奴隶制，这只是一句空话，是空洞的乌托邦。
直到现在，机会主义者的这种手法，还被他们千百次地重复着，整个资产阶级报刊(首先是我们立宪民主党的“言论报”①)经常用这种机会主义者的论调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谁真正关心工人运动的命运，谁就应当十分熟悉无产阶级的真敌人和假朋友的这个陈腐手法。
……
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同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割裂开来，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说教实际上将导致的结果。
把争取改善状况、结社自由等等的斗争，同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向割裂开来，这就是唐·以及其他取消派分子的说教实际上将导致的结果。
他们想把自由派自身的盲目无知（看不见同过去的联系，看不见过去的方向，看不见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强加给工人阶级。但是，正象8月25日五金工人大会一再证明的，先进工人已经看透了唐·及其小集团的自由派本性。
列宁：《政论家的短评》( 一九一三年九月十三日 )
《列宁全集》第19卷第383-385页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是前进，去进一步加剧和加深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批评的根本问题。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由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引起的全面的反动和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20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显得这样天真，“郑重其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第672页◎者、所谓社会党人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不过是抱着一种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想撇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
《列宁选集》第2卷第828-830页
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不去领导自发运动，不把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想灌输到群众中去，不把群众引向我们的最终目的，反而成了运动本身的盲目工具；他们盲目地跟着一部分不够开展的工人走，只限于表达当时工人群众所意识到的那些需要和要求。一句话，他们是站在那里敲着敞开的大门，不敢走进屋子里面去。他们竟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运动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甚至没有能力向工人群众说明当前的目标是推翻专制制度，更可悲的是他们认为这一切不但无益，而且是有害的。他们把俄国工人看成了小孩子，唯恐这种大胆的思想吓坏了他们。不仅如此，依照社会民主派另一些人的看法，实现社会主义并不需要任何革命斗争：所需要的只是经济斗争，只要有罢工和工会、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社会主义就算成功了。他们认为老一辈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学说是错误的，因为这些人说，当政权尚未转入无产阶级手中(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改变现存制度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彻底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其实它和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没有区别；据他们说，把社会主义容纳到现存制度中去是很容易的，每一个工会，甚至每一个消费合作社零售处或生产合作社，都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了。他们就想用这种补缀旧衣的荒唐办法来给受苦受难的人类缝制新衣！但最令人痛心而且为革命者所无法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这部分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把他们西欧的老师(伯恩施坦及其同伙)的学说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居然恬不知耻地宣称：政治自由(即罢工、结社、言论等等自由)是和沙皇制度可以相容的，因而特别的政治斗争，即推翻专制制度的斗争，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单是经济斗争就足以达到目的，只要不顾政府禁令，更频繁地举行罢工，政府就会疲于惩治罢工者，罢工和集会的自由也就自然而然地来了。
可见这些所谓“社会民主主义者”要想证明的是：俄国工人只应当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和精神用在经济斗争上，而不应当追求各种“渺茫的理想”。
斯大林：《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一九○一年十一月、十二月)。《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6页。
革命的策略和改良主义的策略有什么区别呢？
……
在改良主义者看来，改良就是一切，而革命工作不过是拿来做谈话资料、借以转移视线的小事情。所以，改良主义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必然要变为巩固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瓦解革命的工具。
相反地，在革命者看来，主要的是革命工作，而不是改良，－－在革命者看来，改良是革命的副产品。所以，革命策略下的改良，在资产阶级政权存在的条件下，自然会变为瓦解资产阶级政权的工具，变为巩固革命的工具，变为向前发展革命运动的据点。
革命者采用改良，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挂钩来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联结起来，是为了利用它作为掩蔽物来加强秘密工作，以便用革命精神准备群众去推翻资产阶级。
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按革命精神利用改良和妥协的实质就在这里。
相反地，改良主义者采用改良，是为了拒绝任何秘密工作，破坏准备群众去进行革命的事业，在“恩赐的”改良的福荫下高枕而卧。
改良主义策略的实质就在这里。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九二四年四－－五月)。《斯大林选集》上卷，第258－258页。
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中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447]，在欧洲罗曼语区显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在各个地方的德国人中间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们当时就在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象过去那样舒服而悠闲地进行宣传，偶尔坐上六个星期到六个月的牢，这种情况在德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现在的状态如何结束，新的运动正在一个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因此它应当比已经过去的运动第一阶段坚决得多。和平达到目的的说法，或者是再没有必要了，或者是毕竟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俾斯麦使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于宣传工作受到压制而造成的一点点损失。
另一方面，在帝国国会中的这种温顺态度，使那些善于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们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瓦解党。
……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刊登了十足的奇谈怪论：党宣称自己为工人党是错误的，并由于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必要的攻击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长期的和平发展等等。[注：见本卷第101—102页。——编者注]这种怯懦的无稽之谈显然是为莫斯特帮忙，而莫斯特当然一定会加以利用，这一点你从最近几期《自由》上就可以看出。[177] 莱比锡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为新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撰稿的建议，我们曾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将由谁掌握直接的领导以后，我们又拒绝了。[注：见本卷第90、92、95—96、101—102和104—105页。——编者注]在上述《年鉴》出版后，我们就同那些企图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和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即同赫希柏格一伙完全断绝了任何来往。莱比锡人很快会明白，他们所搜罗的是怎样的同盟者。总之，反对那些带着博爱主义倾向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大学生和博士们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些人正在钻进德国党内，并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溶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而这个时候，人们想使我们与之结成兄弟同盟的资产者，正在宣布我们为非法，取消我们的报刊，驱散我们的集会，对我们实行赤裸裸的警察专制。德国工人未必会同意参加这样的运动。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7月1日《马恩全集》第34卷第356-365页）
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就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铁路一样！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4-5月）
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217]、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边注》（1880年1-3月）《马恩全集》第3卷第435-436页）
国家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种幼稚病，十二年以前，在非常法[113]制度下曾流行于德国，当时它是政府许可（甚至鼓励）的唯一形式。虽然如此，党内只有很少人一度上了圈套；维登代表大会[204]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消失了。
前激进派会对你们说，是啊，但是在法国我们有共和国！我们这里是另一回事；我们可以利用政府来实现社会主义措施！
对无产阶级来说，共和国和君主国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共和国是无产阶级将来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你们比我们优越的地方就是，你们已经有了它；而我们则需要花费二十四小时去建立它。但是，象其他任何政体一样，共和国取决于它的内容；当它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形式时，它就和任何君主国一样地敌视我们（撇开敌视的方式不谈）。因此，把它看成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的形式，或者当它还为资产阶级所掌握时，就把社会主义的使命委托给它，都是毫无根据的幻想。我们可以迫使它作某些让步，但是永远不能把我们自己的工作委托它去完成；即使我们能够通过一个强大得一天之内就能使自己变为多数派的少数派去监督它，也不能那样做。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94年3月6日）《马恩全集》39卷209-210页
《工人思想报》的编辑们只是把用和平的方法能够得到的算作工人社会主义，而排除了革命的方法。这种缩小社会主义和把它变成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做法，又是背弃俄国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和绝大多数欧洲社会民主党人的观点而倒退了一大步。当然，工人阶级但愿和平地取得政权（我们早就说过，只有受过阶级斗争锻炼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才能这样取得政权），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从政治实践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放弃用革命的方法夺取政权，就是轻率的行为，就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有产阶级的可耻让步。资产阶级不会对无产阶级实行和平的让步，一到紧要关头，他们就会用暴力保卫自己的特权，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极其可能的。那时，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目的，除了革命就别无出路。正因为如此，“工人社会主义”的纲领只是一般地谈夺取政权，而不确定夺取政权的方法，因为选择哪一种方法取决于将来的情况，而将来情况如何我们还不能肯定。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把和平的“民主化”作为无产阶级唯一的活动方式，那么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任意缩小工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把这一概念庸俗化。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现象》（1899年底）《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第230-231页
废除武装这种社会思想，是从一定社会环境中产生的并能影响一定社会阶层的思想，而不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是在个别小国的狭小的、分外的“安宁”的生活条件下产生的，这些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想一直站在一旁。
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1916年9月）《列宁选集》第二卷880页
同志们，那些考察过欧洲社会发展的人早就不怀疑，资本主义决不会和平地自行灭亡，最后不是直接引起广大群众起义推翻资本的压迫，就是经过更艰难、更痛苦的流血战争而得到同样的结局。
列宁：《关于同饥荒作斗争的报告》（1918年4月）《列宁全集》第27卷395-396页
假使社会主义会以和平方式产生，资本家先生们也是不愿意让它这样产生的。这样说还有点不够。假使连战争也没有，资本家老爷们也还是会采取种种办法制止这种和平发展的。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这个社会主义不是从那些迷恋于和平方式的、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傻瓜的幻想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现实中，从激烈的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列宁：《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3卷第842-844页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曾经试验过是否可以采用和平手段对待资本家并在这个基础上着手实行社会改革。他们好心地想在俄国实行社会改革，只是不要得罪了资本家。他们忘记了，资本家先生们终究是资本家，我们只能去战胜他们。他们说，布尔什维克使俄国在国内战争中血流成河。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难道你们不曾试验过8个月吗？难道从1917年2月至10月你们不曾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掌政权，并得到所有立宪民主党人、整个协约国和世界上一切最富有的国家的帮助吗？那时候，你们的纲领是不经过国内战争而实行社会改造。如果你们真的开始实行了社会改革，世界上还会有哪一个傻瓜去进行革命吗？为什么你们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因为你们的纲领是空洞的纲领，是荒诞的幻想。因为要跟资本家取得谅解，要用和平的方式使他们就范是决不可能的，尤其是在四年帝国主义战争之后。
列宁：《在全俄哥萨克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0年3月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358-359页
在全世界首先是在最先进、最强大、最文明、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目前这种由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弱小国家的压迫、全世界的帝国主义大厮杀、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具体形势下，凡是认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被剥削的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都不仅是市侩的极端愚蠢的想法，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欺骗，对资本主义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实情况的隐瞒。现在的真实情况是：最文明最民主的资产阶级，也已经不惜采取任何欺骗和犯罪的手段，不惜屠杀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来挽救生产资料私有制。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没收他们的财产，彻底破坏全部资产阶级国家机构即议会、司法、军事、官僚、行政、地方自治等等机构，一直到驱逐和关押全部最危险最顽固的剥削者，严格地监视他们，以便同他们必然进行反抗和恢复资本主义奴隶制的尝试作斗争，只有这种措施才能使整个剥削阶级真正服从我们。
列宁：《关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任务的提纲》（1920年7月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294页
没有暴力革命，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能不能对资产阶级的制度进行根本改造呢？
显然是不能的。如果以为可以在适合于资产阶级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制范围内，用和平方式来进行这样的革命，那不是精神错乱、神经失常，就是公然无耻地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 1926-1-25 ，《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05页。）
“实行人民代议制的改革了的中央政权”——这是多么好的武器啊！它可以用来对付疯狂的波拿巴主义和被弄得绝望了的，由于国内遭到了威胁而被迫在德国土地上争取自己生存的沙皇制度。我觉得，在1848年和1849年我们已经充分领略了这二者的滋味，因此我们懂得，把自己的革命力量耗费在高谈立宪的人民代议制上面的任何人民运动，都是注定要灭亡的。
马克思《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1859年7月9日左右）《马恩全集》第13卷第464-465页
要知道，拉萨尔曾把“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选举权”当作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唯一的和绝对正确的手段来加以鼓吹……而现在情况怎样呢？“普遍的、直接的、平等的选举权”已经存在了两年。已经进行了两次国会的选举。工人没有能够执掌政权并按照拉萨尔的方案颁布关于“国家帮助”的命令，而是勉勉强强地把半打左右的代表选进国会。俾斯麦当了联邦首相，而全德工人联合会被解散了。
恩格斯：《论拉萨尔派工人联合会的解散》（1868年9月底）《马恩全集》第13卷第369页
伯恩施坦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把马克思主义直接革命的一面除外的。他们不是把议会斗争看作专门适用于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斗争手段，而是看作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斗争形式，因而也就不需要‘暴力’、‘夺取’、‘专政’了。
（列宁：《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二百一十九页。）
近50年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法制，建立了最优秀的无产阶级组织，创办了卓越的刊物，把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程度和团结精神提到了最高的水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
现在，德国历史上的这个时代（近50年），由于客观原因很快就要被另外一个时代所代替。利用资产阶级建立的法制的时代将由伟大的革命斗争的时代所代替，而且这些革命斗争在实际上将摧毁全部资产阶级法制，摧毁整个资产阶级制度，而在形式上将以资产阶级企图摆脱法制的慌张挣扎而开始（现在已经开始）。法制为资产阶级所建立，如今却成为它所不能容忍的东西了！“资产阶级老爷们，你们先开枪吧！”——1892年恩格斯用这几个字说明了形势的特点和无产阶级策略任务的特点。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时时刻刻都要记住，它所面临的，必然会面临的是一场群众性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将捣毁注定要灭亡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法制。党过去极好地利用了资产阶级的50多年的法制来反对资产阶级，现在，当敌人被自己的法制捆住，不得不“先开枪”，不得不撕破自己的法制的时候，党页没有任何理由放弃斗争中的这种便利条件，放弃搏斗中的这种有利地位。
这就是现时德国革命前的形势的特点。这就是经验丰富的倍倍尔如此慎重的原因。他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面临的伟大斗争上，他用自己的巨大天才、自己的经验、自己的威信的全部力量来抨击没有远见的和没有气节的机会主义者。机会主义者不了解这种斗争的意义，在这场革命斗争中，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
列宁：《两个世界》（1910年11月16日）《列宁全集》第16卷第309-310页
俄国革命揭开了全亚洲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现在有8亿人参加了整个文明世界的民主主义运动。而在欧洲，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所谓和平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统治时代即将结束，代之而起的是有组织、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时代；这样的无产阶级一定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
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保尔·拉法格的葬礼上发表的演说》（1911年11月20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7页
考茨基继续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问题上让步，或用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视无产阶级的政府……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无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都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因此，我们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议会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议会变成政府的主宰。”（第726、727、732 页）
这已经是最纯粹最庸俗的机会主义，是口头上承认革命而实际上背弃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 年《共产党宣言》宣告“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 卷第489 页。——编者注]比较起来，是倒退到了庸人思想的地步。
考茨基只得去同谢德曼、普列汉诺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统一” 了，因为他们都赞成为争取一个“同情无产阶级的”政府而斗争。
我们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斗争，使武装的无产阶级自己成为政府。这二者有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只得成为列金和大卫之流，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的亲密伙伴了，因为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这是一个极为崇高的目的，在这个目的下，一切都可以为机会主义者接受，一切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框子。
我们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无产阶级将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不是去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去推翻资产阶级，破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建立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1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第273-274页
布尔什维克在革命的（不是“立宪的”）紧要关头，对议会活动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
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是很明显的：由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历史发生了一个非常急剧的转变。党在这一转变中没有跟上历史飞快的发展速度，使自己一时陷入了可耻的清谈馆的圈套。
本来应当把百分之一的人力用于这个清谈馆，而把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力用于群众。
……
十个觉悟了的士兵或者落后工厂的十个觉悟了的工人，要比李伯尔唐恩之流所伪造的各代表团的一百个代表重要一千倍。利用议会活动（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决不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腐败的代表身上，而是拿腐败的事例去教育群众。
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1917年10月7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31-33页
当然，谁认为可以一下子从资本主义跳到社会主义，谁认为可以使大多数居民相信，经过立宪会议可以达到社会主义，谁如果相信这种资产阶级民主的神话，那就让他安然自得地去继续相信吧，可是，当实际生活粉碎这种神话的时候，希望他不要责怪实际生活。
列宁：《关于人民委员会工作的报告》（1918年1月11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423页
喜欢幻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曾经认为也许现在还认为还幻想用说服的办法可以实现社会主义。他们以为大多数人是可以说服的只要说服大多数人少数人就会顺从然后再由大多数人投票表决社会主义就会实现。鼓掌不世界上的事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剥削者残暴的地主资本家阶级是说不服的。社会主义革命证实了大家所见到的事情——剥削者进行激烈的反抗。被压迫阶级受的压迫愈大他们愈是接近于推翻一切压迫和一切剥削被压迫的农民和被压迫的工人愈是坚决地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剥削者的反抗就愈是疯狂。
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1918年6月27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35页
机会主义者老爷们，包括考茨基分子在内，嘲弄马克思的学说，“教导”人民说：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普选权争取多数，然后根据这种多数投票表决取得国家政权，最后在‘彻底’（有些人说：‘纯粹’）民主制的基础上组织社会主义。
而我们却根据马克思学说和俄国革命经验说：
无产阶级应该首先推翻资产阶级并把国家政权夺归己有，然后利用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作为自己阶级的工具来取得大多数劳动群众的同情。”（《十月革命及其意义》）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127页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要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要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要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虽然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十月革命夺取了资产阶级手里的政权，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构，并把政权交给了苏维埃，因而把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民主制同资产阶级议会制度这一资本主义民主制对立起来。……
这样，十月革命就揭穿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所谓现在有可能通过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套骗人鬼话。
斯大林：《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1927年11月6-7日）。《斯大林选集》上卷第618页
事实证明,调和革命和反革命是不可能的;杜马一开始就走上了调和他们的道路，但它做不出什么来；这样的杜马永远不会成为国家的政治中心，永远不能把人民团结在自己周围而不得不变成反动势力的附属品——所以，党的任务就是打破对杜马的幻想，纠正人民的政治错觉，并对全世界宣告：革命的主要场所是街头而不是杜马；能给人民带来胜利的主要是街头，是街头的斗争，而不是杜马，不是杜马的空谈。
斯大林：《目前的形势和工人党统一代表大会》（1906年1月发表）。《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233页
5，只要资产阶级的官僚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实际上都是这个政府的装饰和屏风，是这个政府欺骗人民的工具
无论在哪一种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内阁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诚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政府的装饰和屏风，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愤怒的避雷针，是这个政府欺骗人民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这样，后来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十次参加内阁也是这样，1917年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参加内阁也是这样。只要资产阶级制度存在，只要旧的、资产阶级的、官僚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列宁：《革命的一个根本问题》（1917年9月27日）《列宁全集》第25卷第360页
可能派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政府党——内阁社会主义者，并且享有这个地位的一切好处。当波尔多代表大会被当局禁止、受到警察局的迫害、并且只是由于它在一个市长有革命情绪的临近小城的市政厅里给自己找到容身之地才能举行的时候，当警察局向特鲁瓦代表大会进行了几次袭击，制止悬挂红旗的时候，--这些事实可能派的报纸既没有谴责，甚至也没有提到--这些“非常正派的”社会主义者却正在同巴黎的查理·沃伦之流非常和谐地合唱。当巴黎当局禁止了独立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会筹划的要求八小时工作日的示威游行的时候，他们不仅不表示抗议，反而公开欢迎这个步骤。
《１８８９年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这篇文章是伯恩施坦根据恩格斯的倡议写成的，原文经恩格斯修改，1889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85页
在共同的胜利以后，人家也许在新政府中给我们几个席位——然而总是要我们居于少数。这是最大的危险。在1848年二月革命后，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改革报》派的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弗洛孔等）就犯了接受这种席位的错误。346作为由纯粹的共和派组成的政府中的少数派，他们心甘情愿地在政府内为多数派投票通过和作出的、针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无耻行为和叛卖勾当分担责任，与此同时，这些先生们加入政府就瘫痪了他们声称自己代表着的工人阶级。
恩格斯：《致菲·屠拉梯》（1894年1月26日）《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2-523页
这段回顾首先教导我们，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代表同小资产阶级一道参加革命政府，在原则上是完全可以的，在一定条件下简直是必须的。
列宁：《巴黎公社和民主专政的任务一文的结尾》（1905年7月17日）《列宁全集》第9卷第126页
法国的米勒兰主义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4月3日以前）《列宁选集》第2卷第7页
，路易·勃朗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于1848年参加政府，1871年也同样名声不好。路易·勃朗以“劳动民主派”或“社会主义民主派”（民主派这个词1848年在法国是常用的，正如1917年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书刊上常用一样）的领袖自居，而实际上却是资产阶级的尾巴，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
从那时以来将近70年中，西方资产阶级一再玩弄这种现在使俄国感到新奇的手法。这种手法的实质，就是使“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派”领袖在资产阶级政府中充当对资产阶级无害的附属品，靠准社会党人部长们的帮助使人民看不清这个政府的真面目，用“社会党人”参加内阁这块光辉夺目的漂亮招牌来掩盖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
资产阶级的这套手法，在法国经过精心炮制，在盎格鲁撒克逊各国、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以及许多罗曼语国家中试用过多次。1917年5月6日在俄国玩弄的也正是这种手法。
“我们的”准社会党人部长们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资产阶级借他们的手火中取栗，通过他们来做那些没有他们就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列宁：《大撤退》（1917年6月21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5卷第44-45页
6，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而是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承认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改良主义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过去和现在都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包括到自己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它利用“经济”鼓动，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政府实行种种措施，而且是（并且首先是）要求政府不再成为专制政府。此外，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认为它不仅应当根据经济斗争，而且应当根据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一切现象来向政府提出这个要求。总之，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使争取改良的局部斗争服从于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整个革命斗争。
列宁：《怎么办？》（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选集》第1卷第277页
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对当前实际任务的提法正是有着这样两个根本的区别：一方面是采取不彻底的改良的办法来消除农奴制残余，抹杀“现代”社会的阶级矛盾，另一方面，是用革命的办法来消除旧制度的残余，以便在新社会的基础上，来扩大、发展和加深阶级斗争。当然，发展着的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这种根本区别、在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形式是完全不同的。
列宁：《民粹派化的资产阶级和惊慌失措的民粹派》（1903年11月5日）《列宁全集》第7卷第94页
……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最不能保证实施和实现改良。革命的阶级斗争策略则最能保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正是革命的阶级斗争，这种斗争的独立性、群众力量和顽强精神才迫使人实行改良。只有这种斗争是强有力的，改良才能实现。但这种改良从来是骗人的、表里不一的、充满祖巴托夫精神的。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口号同改良主义资产阶级的口号混淆起来，那就会削弱革命事业，从而也就会削弱改良事业，因为我们那样做会削弱歌迷接机的独立性、坚定性和实力。
列宁：《再论杜马内阁》（1906年6月28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58页
社会民主党应当怎样切实促进一般的改良，包括俄国的立宪改良，特别是杜马内阁及其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后果的实现呢？是社会民主党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还是坚决拒绝把这样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坚持自己完成的、不折不扣的口号，始终不渝地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的阶级斗争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
我们如果把资产阶级改良的那种总是暧昧不明的、总是打点折扣的、总是口是心非的的口号“变成自己的口号”，这在实际上不是增加，而是减少现实改良的或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因为产生改良的实际力量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它在斗争中的自觉性、团结一致和不屈不挠。
如果我们在群众中宣传资产阶级改良的口号，那就会使群众运动的上述这些品质减弱甚至丧失。常常听到这样一种资产阶级诡辩：在自己的革命的要求和口号方面作某些让步（倒是提出“杜马内阁”来代替“人民专制”和立宪会议，把它当做一个“阶段”等等），我们就能增加实现这种减弱了的措施的可能性，因为据说，无产阶级和一部分资产阶级都将支持这种措施。
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告诉我们，这是资产阶级的诡辩。相反，我们这样做只会减少实现改良的可能性，因为我们一味要博得资产阶级的同情（他们永远不会自愿让步的），结果就削弱了群众的革命意识，腐蚀和模糊了他们的革命意识。我们这样做就是迁就资产阶级，迁就他们同君主制度的勾结，因而妨害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发展。于是，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实行这种策略，结果改了不是根本化为乌有，就是完全成为骗局。改良的唯一可靠支柱，使改良不致成为一纸空文而能真正有利与人民的唯一可靠保证，就是无产阶级不降低自己的口号，进行独立的革命斗争。
孟什维克从1906年6月起，就在群众宣传支持杜马内阁的要求的口号。这样他们就削弱和模糊了群众的革命意识，缩小了鼓动的规模，减少了实现这种改良和利用这种改良的可能性。
应当在群众中加强革命鼓动，更广泛地传播、更清楚地阐明我们的完整的、不折不扣的口号——这样，我们在最好的情况下就能促使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争取到一些不彻底的让步（例如杜马内阁，普遍的、倒数非直接的选举等）并使自己有可能把这些让步变成革命的工具。改良——这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副产品。把取得副产品变成“自己的”任务，那就是陷入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
列宁：《不应当怎样写决议》（1907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12卷第223-224页
革命的敌人，有点忿恨而咬牙切齿地承认，有的悲伤而垂头丧气地承认，1961年和1907—1910年的“改革”是失败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够防止革命。社会民主党，当代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代表针对这种承认回答说：革命者在社会斗争中和在一切社会危机中，甚至在这些危机只是直接导向不彻底的改革的时候，都起了极重要的历史作用。革命者是进行一切改造的社会力量的领袖；改革是革命斗争的副产品。
列宁：《“农民改革”和无产阶级农民革命》（1911年3月19日）《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8-109页
历史科学告诉我们，一般说来，某一项政治制度的改良主义的变革和非改良主义的变革的差别在于：实行前一种变革，政权仍然留在以前的统治阶级手中；实行后一种变革，政权从以前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中……
……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的国家内，有过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但也有过不满足于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工人阶级从不认为通过改良就能实现根本的变革，但是也决不拒绝在一定条件下提出改良式的当前要求。
列宁：《日益增长的矛盾》（1913年2月6-9日）《列宁全集》第18卷第564-565页
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不同，它承认争取改良的斗争，即承认在统治阶级仍然掌握政权的情况下，为争取改善劳动者状况的斗争。但同时，马克思主义者又坚决反对直接间接地把工人阶级的意向和活动局限于改良范围内的改良主义者。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
列宁：《马克思主义和改良主义》（1913年9月12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72页
社会主义者并不放弃改良的斗争，比如，他们现在也应当在议会内投票赞成对群众处境的任何改善，哪怕是不大的改善；赞成增加被破坏地区居民的抚恤金；赞成减轻民族压迫等等。但是，如果鼓吹用改良来解决历史和实际政治状况革命式地提出的问题，那简直是资产阶级的欺骗手段。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主义者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1916年2-3月）《列宁全集》第22卷第164页
假定有人认为，我们为了进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斗争，似乎可以或者应当放弃争取改良的斗争，这种看法页是完全错误的。时期决不是这样。我们无法知道，这种革命什么时候能够取得胜利, 客观条件什么时候能够允许这种革命到来。我们应当支持任何的改善，支持群众状况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真正改善。我们同改良主义者（即瑞士的格留特利派）的区别，并不在于我们反对改良，他们赞成改良。完全不是这样。他们只是限于改良，因此用《Schweizerische Metallarbeiterzeitung》（第40号）的一个（少有的！）革命的撰稿人的中肯的话来说，他们已经堕落到充当普通的“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 我们向工人说：你们投票赞成比例制等等的选举吧，但是不要把自己的活动只限于这一点，而是要把有步骤地传播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提到首要地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在各方面，在党的一切活动中做相应的根本改变。资产阶级民主的条件常常逼着我们对于许多小的、非常小的改良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但是应当善于或学会这样来采取争取改良的立场，就是要使我们——为了更加清楚起见，说得简单一些，——在每半个小时的演说中，用5分钟讲改良，而用25分钟讲即将到来的革命。
列宁《关于战争问题的根本原则》（1916年12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58-159页
社会主义者应当在自己的工作中把同改良主义的斗争放在首位，因为改良主义经常用资产阶级思想来腐蚀工人革命运动，而且它现在已经多少具有一些特殊形式，所谓特殊形式就是改良主义可以拿资产阶级在战后一定会实行改良这一点作“依靠”！改良主义者把问题说成这样，好像我们光是鼓吹、宣传和准备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忽略了”实际的东西”，“失去了”改良的机会。
……
只有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者（实际上考茨基、屠拉梯和梅尔黑姆已经转到这种立场上去了)才会这样提出问题：要末放弃革命，实行改良；要末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以及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正好与此相反：要末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改良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要末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世界历史的全部经验以及一九○五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所教导我们的正好与此相反：要末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改良始终是阶级斗争的副产品)，要末任何改良都不能实行。
因为只有群众的革命毅力，不是第二国际过去仅仅在纸面上谈论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而是由走在革命前头而不做革命尾巴的政党本身进行全面的革命宣传鼓动并且把群众组织起来的那种群众的革命毅力，才是唯一的真正能够改变现状的力量。
社会民主党只有公开宣传革命，把一切异己分子或“怀疑”分子从党内清洗出去，只有用革命精神来进行党的全部工作，才能在世界历史上目前这种“危机”时代向群众保证：或者在广大群众支持革命的情况下使他们的事业取得完全的胜利，或者在革命没有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实行改良，也就是说向资产阶级让步。
否则，在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的政策下，丝毫不能保证改良不会落空，即使实行一些改良那也要受到反动警察的种种限制，这种限制会使无产阶级不可能依靠这些改良重新掀起争取革命的斗争。
列宁：《告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1916年12月25日〔1917年1月7日以前〕）《列宁全集》第23卷第215-217页
我们进行斗争，不是要使自己失败，而是要成为胜利者，至少取得的部分的成功。即使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一定会取得部分的成功。那就是实行改良。改良是阶级斗争的辅助手段。
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的总结发言》〔1917年4月24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361页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精确地正确地规定了改良同革命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只能从一方面，即只能从无产阶级还没有在一个国家取得稍微巩固、稍微持久的初次胜利的情况下看到这种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关系的基础就是把改良看作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对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来说，这种关系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起码常识，而第二国际卖身求荣的领袖以及第二半国际的半迂腐、半狡猾的骑士们却歪曲和抹杀这种起码常识。无产阶级即使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以后，改良同革命的关系也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内容。在原则上虽然和从前一样，但在形式上却已发生变化。这种变化马克思本人当时是遇见不到的。这种变化只有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才能认识到。为什么我们能够正确地采取布勒斯特和约的退却办法呢？因为我们前进得很远，所以我们有退却的余地。从1917年10月25日到签订布勒斯特和约为止，我们以惊人的速度在几个星期以内建立了苏维埃国家，用革命的办法摆脱了帝国主义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使做了这个大倒退（签订布勒斯特和约），我们还是保留了充分广阔的阵地，能够利用“喘息时机”来胜利地前进，去反击高尔察克、邓妮金、尤登尼奇、皮尔苏茨基、弗兰格尔。
无产阶级取得胜利以前，改良是革命的阶级斗争副产品。取得胜利以后，如果取得胜利的国家经过极度紧张的斗争，其实力显然不够用革命手段来实行某种过渡，那么改良（在国际范围内仍然是副产品）还是一种必要的合理的喘息时机。
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1921年11月5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80-581页
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些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的时候，认为这些让步是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须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做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使一种制度悄悄滴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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