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大传（第一卷——横空出世）

 总   目   录

再版前言

第一版自序

第一卷   横空出世     1893……1918.6

第二卷   倚天抽剑     1918.6 ……1927.8.5

第三卷   战地黄花     1927.8.7……1935.10

第四卷   风流人物     1935.11……1945.8.14

第五卷   谁主沉浮     1945.8.14……1949.9

第六卷   五洋捉鳖     1949.10.1……1953.

第七卷   九天揽月     1954……1959.8.16

第八卷   乱云飞渡     1959.8.18……1966.5

第九卷   风雷磅礴     1966.5.16……1968.11

第十卷   只争朝夕     1968.12……1976.9.9

部分参考书目  

第一卷

横空出世

引子

词曰：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这一首世人公认的著名词章《沁园春.长沙》，出自世界上一位最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手。词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填写这首词时，还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者。那时的他，独自站在橘子洲的一端，眼望着滔滔的湘江水，日夜不息地向北流去，面对着湘江上美丽动人的自然秋景，并不能使他忘怀他所面对的严峻的革命形势。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方面是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一方面是反动势力为了维护他们的反革命统治对革命力量进行疯狂的反扑。忧国忧民的年轻革命者，自然是思绪激荡，心潮澎湃，禁不住发出了一个惊天之语：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个问题，当然无需他人作答，在年轻人的心目中，早已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呼唤：

我们！只有我们！才是未来的主宰者！

此时的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那些年轻的革命伙伴们。曾几何时，大家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如今，革命更需要大家携手前进，勇往直前，到中流去击水，冲破遏舟之浪！                                 

这位年轻人在他的一生中果然成就了一番亘古未有的大事业。

此前，他早已走出学校大门，步入社会，积极地投身到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和孙中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共商国事；接着又在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位置上，与那些新老右派们唇枪舌战了一番。

后来他戎马22年，打破了蒋介石的多次军事围剿，驱逐了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倾覆了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统一了华夏大地。

再后来他治国27年，继列宁、斯大林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开天劈地第一遭废除了几千年的私有制，建立起一座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的理想的政治大厦；并且巧妙地成功地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使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他一生料事如神。在他的青年时代直至暮年，凡数十年间，作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家，为大事者曾经预言多多，结果也是言中者多多，几乎无一出乎意料之外，岂不是神乎其神。

他一生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所以，我们无须把他看作是英雄。可是他凭什么能够做出这么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呢？说白了，除了他个人具有良好的素质和崇高的理想之外，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他一生广交学友、朋友、同志，发动和依靠人民战争。

尽管在他的身后，对于他一生的功过是非，数十年来人们褒贬不一，但他一生的行事为人，应该说是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伟大赤子这一光荣的称号。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读一读他的故事，无论是对于我们现在，还是将来；也无论是对于我们个人，还是国家，无疑都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读者诸公休嫌在下话语絮烦，不是笔者饶舌，您若心存疑虑，请稍安勿躁，耐心读完此书，自然就会心领神会，决非是笔者妄言了。

敬呈剥曹雪芹诗一首，赠读者诸公：

满纸真人事，一把心酸泪。莫道东方痴，请解其中味。

第1章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书呢？”

话说湘中丘陵地带有一座山，名叫韶山。韶山的顶峰就是著名的韶峰，又称仙女峰，它是南岳衡山72峰之中的第71峰，也是韶山八景之一。韶峰海拔500多米，山高陡峭，气势雄伟。站在韶峰之上，给人的感觉是：“绝顶才宽三五尺，此身如在九重天。”有诗赞曰：

绕岫岚光凝欲滴，长风轻袅云烟侧。山涵五月六月寒，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就在这韶峰下，群山环抱着一块不大的谷地，走向是由南向北，长5公里，宽3.5公里。地形明显分为东西两部，西部山峦环绕，东部丘岗起伏，大致构成“六山一水二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格局。这个山谷就叫“韶山冲”。

小小的韶山冲，隶属湖南省湘潭县管辖，在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处。它东北距湖南省城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县城35公里，是个偏僻的小地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这里既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更没有通航的河道。

韶山冲里居住着毛、李、钟、周、邹、彭、庞几姓人家，他们都是忠厚、朴实、勤劳、善良的农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家家都遭受着深重的灾难，过着贫困的生活。在韶山冲的农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

其一：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其二：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其三：农民头上三把刀，税多、租重、利息高；

农民眼前路三条，逃荒、讨米、坐监牢。

韶山冲里潺潺地流淌着一条小溪，终年不断。在小溪上游的南岸，有一栋依山傍水的半瓦半茅的房屋，叫上屋场。这是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住宅，当地人称作“一担柴”式的房子。这栋房子从堂屋正中分界，两边各住着一户人家，东边瓦房里的这一户人家是毛氏家族。

说起韶山冲毛氏家族的历史，可以往上追溯到14世纪中叶。当时元朝末年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天下大乱。在这王朝更迭的年代，家住江西省吉州府龙城县，也就是现在的江西省吉水县，有一个名叫毛太华的青年农民，不甘老死蓬蒿，寂寞一生，毅然弃农从戎，投奔到朱元璋的农民起义军中。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毛太华做了一个百夫长之类的下级军官，并随从明朝大将傅友德和蓝玉，远征云南。在云南归入大明的版图后，毛太华被留了下来，成为一名戍滇军官。

云南边陲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当时很少有汉族居住。在云南澜沧，毛太华同许多戍滇军人一样，娶了一位当地少数民族姑娘为妻，生育了4个儿子，依次取名为：毛清一、毛清二、毛清三、毛清四。

毛太华渐渐地衰老了，他念念不忘内地的故乡，于是就告老还乡。因为他立有边功，就被准许迁回内地。明朝洪武13年，毛太华偕妻子王氏及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回到了湖南，居住在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地方政府就分给他田产几十亩。

数年后，毛清一、毛清四迁移到了湘潭县七都七甲韶山定居，自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青水秀的韶山东茅塘一带繁衍生息，毛太华便成为韶山毛氏家族的第1代祖先。

毛太华随着儿子毛清一、毛清四在韶山冲生活若干年后就去世了。毛氏家族从毛太华这第1代以至到后来的第6代，都没有固定的谱系。到了清朝乾隆二年，毛氏家族从第7代才开始修族谱，他们定下的谱系是：

立显荣朝士，文方运际祥；

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在毛氏族谱中，记载着颇为严格的家训：培植心田、品行端正、孝养父母、友爱兄弟、和睦乡邻、教训子孙、矜怜孤寡、婚姻随宜、奋志芸窗、勤劳本业。

族谱中规定的家戒是：“戒游荡”、“戒赌博”。

清朝光绪七年，毛氏族谱再一次修订，又续订的谱系为：

孝友传家本，忠良报国光；

启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

毛氏家族第17代传人叫毛祖人，又名毛四端。毛祖人出生于1823年，他是一个沉默寡言、勤劳忠厚的农民，没有读过书，主要靠种田、出卖劳动力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毛祖人生育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毛德臣，次子叫毛翼臣。

毛德臣，谱名恩农；生育有3个儿子，长子毛菊生，次子毛梅生，三子毛献生。

毛翼臣，谱名恩普，字寅宾，生于1846年5月22日，死于1904年11月23日。毛翼臣娶妻刘氏，生有一子，取名毛贻昌；他还有两个女儿，成人后分别嫁到了张家和贺家。

1878年，毛翼臣与哥哥毛德臣分家，他从祖居地韶山东茅塘搬到了韶山冲南岸的上屋场。毛翼臣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一生清贫，为了生活，不得不将祖传的部分田产典当出去。

毛翼臣的儿子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10月15日，在族兄弟中排行老大，他读过几年私塾，懂得一些算术。后来他终身务农经商，而且生财有道。

毛顺生10岁那年，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四都唐家圫也就是被后人改称为棠佳阁的文芝仪之女、13岁的文七妹订了婚。

唐家圫文家是一个大家族，共有兄弟文芝兰、文芝仪、文芝祥3大房。

文芝仪和妻子贺氏，生育有3子3女。

文芝仪的长子文玉瑞在族兄弟中排行第七，生有长子早夭；次子文涧泉，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一；三子文梅清，在族兄弟中排行十七。

文芝仪的次子文玉钦在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有一个继室，两个姨太。他生有长子文泮香，排行第十；次子文运昌，排行十六；三子文南松，排行二十；女儿文静纯，就是文运昌的三姐。

文芝仪的三子毛玉材，幼年早夭，留一遗孀。

文芝仪的长女嫁给了钟姓人家。次女嫁给了王姓人家，就是后来将要说到的王季范的母亲；三女则许给了毛顺生，她就是1867年2月12日出生的文七妹。

文七妹同当时许多农村妇女一样，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由于她在文家同辈姊妹中排行第七，所以，家里人都叫她“七妹”，外姓人便称为“文七妹”。                   

文家也是以务农为业，家境小康。其家所在的唐家圫距韶山冲有10余公里。由于文七妹的曾祖父逝世后葬在韶山冲龙眼塘，所以后代每年都要到韶山扫墓，祭拜。为了扫墓时在韶山有个落脚的地方，文家才将文七妹许给了韶山冲的毛顺生。

毛顺生15岁那年和18岁的文七妹完了婚。此时的文七妹，生得是中等身材，清秀、端庄，宽前额，长圆脸庞，浓眉大眼，也是一位勤劳、善良、品德高尚的农村妇女。

文七妹初到毛家时，很不习惯，经常回娘家哭脸。因为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她嫌在毛家太冷清。在家作女时，只做一些家务事，田间劳动都是由男人们去干。她嫁到韶山后，毛家男劳力少，里里外外的活都得干。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毛顺生16岁时，为了偿还父亲欠下的债务，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他把军队发的饷银积攒起来，终于在退伍回家后还清了债务。

毛顺生在17岁时开始当家理事。那时，他家只有六七亩地，家底微薄，一家人终年为温饱而操劳。但此时的毛顺生已经成长为一个魁梧高大、精明能干，善于经营的农民，他把自家省吃俭用节余下来的稻谷进行了加工，将白米挑到银田寺赶集出售，有时也零售给附近的穷苦樵夫和手工业者；而那些米糠则用来喂养猪仔出售。   

毛顺生治家严谨，是个好当家。他常说：“吃不穷、用不穷，人无计算一世穷。谁会盘算，谁就能过上好日子；不会盘算的人，你给他明晃晃的金山银山，也是空的。”再加上毛顺生有一个勤俭持家的贤内助文七妹，所以，这个贫困的家庭就逐渐富裕起来。渐渐地积攒了一笔钱，赎回了父亲典当出去的田产，算上原有的共有耕地15亩，年收60担谷。

公元1893年12月26日（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卯时，太阳即将跃上山岗，就在此时，一个伟大的生命在上屋场东边这户姓毛的人家诞生了，他就是毛氏家族第20代传人、毛翼臣的孙子、毛顺生和文七妹的第3个儿子。毛顺生按照族谱中的“泽”字辈为儿子取名叫做毛泽东。

文七妹一生生育了7个孩子，长子、次子均在襁褓中夭亡，第三胎生下了毛泽东。后来又生下两男两女，四子毛泽民，又名毛泽铭，字咏莲、润莲，1896年4月3日出生。五子毛泽覃，又名毛泽淋，字咏菊、润菊，1905年9月25日出生。文七妹的两个女儿却都又先后早殁了。

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先后出生后，毛顺生的家里有父亲，有妻子文七妹和两个儿子，共5口人，每年除去口粮35担外，尚有25担左右的剩余粮食，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文七妹成为毛家最忙碌、最辛苦的人了，她既要抚育孩子，又要操持家务，还要养鸡喂猪、锄园种菜，样样活都得干，样样都要安排得有条不紊。

特别是毛泽东的出世，给毛家带来了喜庆。母亲文氏唯恐第3个儿子又遇不幸，便多方烧香拜佛，祈求神灵保佑，还开始吃起了“观音斋”。

毛泽东出世两个月后，就被母亲带回了唐家圫的外婆家，由外婆抚养。外婆让毛泽东拜七舅父文玉瑞、七舅母赵氏为干爹干娘，意在托福。因为七舅母子女众多，被认为是命中多子多福。

在唐家圫的后山，有个龙潭坳，坳内有一股清泉，四季流水不断。在龙潭坳旁边矗立着一块巨石，高2.8丈，宽2丈。传说这里曾出过妖怪，经常兴风作浪，后来有个能人为民除害，用巨石将妖怪降服了，所以人们就称这块巨石为“石观音”，并经常来此祷告。

外婆贺氏生怕小外孙“根基不稳”，为了让这个小外孙能长大成人，便要女儿文七妹抱着小外孙来到“石观音”前烧香叩头，拜这块巨石为“干娘”，寄名叫石头，取容易抚养之意。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所以又有了一个“石三伢子”的乳名。

自此以后，每逢从巨石前经过，大人们都要说一声：“石头，给干娘磕个头。”石三伢子就会乖巧地朝着“石观音”拜一拜。

毛泽东童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唐家圫的外婆家渡过的。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全家大小20余口人，生活也比较富裕。在一大群孙男孙女中，多了个“根基不稳”的小外孙，外婆自然是对他格外宠爱。毛泽东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群体生活，他同表兄弟表姐妹们一块儿嬉戏，一道去拔草、捡柴、拾豆子、放牛、打猪草。

毛泽东每次放牛，就把小伙伴们邀集在一起，做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有时，他把小伙伴分成3组，一组看牛，一组割牛草，一组上山摘野果。临了，大家把牛栓到树上，每人分得1份牛草，然后坐在树下吃野果，讲故事，还要做游戏，最后尽兴而归。

在毛泽东8岁那一年的正月，他跟着母亲看耍狮子，心里一高兴，脱口念道：“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烧，肉放烂些煮。”逗得外婆家的人都笑了起来。

1902年，毛泽东9岁了，元宵节过后，父亲毛顺生便把他从唐家圫接了回来，送到离家不到200米的南岸私塾读书，接受启蒙教育。

毛泽东上学了，父亲就给他取字叫咏芝。后来，毛泽东学富五车，知识渊博，通晓姓名之学，他常常将他的字写作润之或者润芝。再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还在不同时期分别用过润、泳之、二十八画生、久滋、子任、润子任、杨子任、石山、学任等等名、字和号，还曾经用过与任、自任、事任、赵东、李德胜、李得生、得胜、国彬、杨先生等笔名和别名。

毛顺生一心想把孩子培养成能继承祖业的人，他不但把儿子送进私塾读书，还亲自教儿子记帐，训练儿子双手打算盘，要儿子学会经商的本领。

毛泽东的第一个老师是塾师邹春培，50多岁。刚入私塾那天，邹春培身着长衫，把毛泽东引领到私塾东墙下摆放着的神龛前面，严肃地说道：

“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给孔夫子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作揖行礼。邹先生见状，高兴地对毛顺生说：

“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

毛顺生则有自己的打算，连忙说：

“种田人家的子弟，不希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

毛泽东的母亲和韶山的大多数人一样，只字不识；同时她也和许多人一样，是个信佛的人。毛泽东在上私塾以前和在私塾念书的时候，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的寺庙里求神拜佛。

毛顺生从不信佛，这使毛泽东大伤脑筋。毛泽东9岁时，和母亲讨论过父亲的不信佛以及如何帮助父亲的问题。

后来毛泽东曾对斯诺说：

“我父亲早年和中年都不信神。当时和以后，我们想过好多办法想让他信佛，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咒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所压倒，只好退让，另想新的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信神。”

可是有一次，毛顺生外出要帐，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受惊逃掉了，毛顺生死里逃生。从此，他比较地信佛了，还不时地烧烧香。

“人之初，性本善……”。毛泽东同旧时代所有私塾学生一样，先是从《三字经》读起，接着点读《论语》、《孟子》、《诗经》。

毛泽东天资聪明，读书很用心，塾师教过的书，他都能背得下来。由于他自己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一些先生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读懂。在学习上，他不需要先生太劳神。因此，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读书上不用父亲操心，但是他常常会做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事，倒使父亲大伤脑筋。

在南岸私塾后边，住着一户人家，女主人叫邹四阿婆。她家屋旁有枇杷树、柚子树、桃子树。到了果子成熟时，毛泽东和他的小伙伴们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勾住了，恨不得变成枝头的黄莺和八哥，飞上去一口一个。只是邹四阿婆看守得严，手里还常常拿着个长竹竿，随时准备教训偷果子的小孩。那个小孩偶尔偷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嚷，又是追打，还要向家长和私塾里的先生告状。小孩们在背后都骂她是“小气鬼”、“背时婆”，于是也就存心跟她作对。

有一次，毛泽东和小伙伴们以为邹四阿婆失去警惕，就发出信号，猴子一般爬上树去，冷不防一声吓人的叫骂突然传来：“好呀！”也不知在那儿猫着的邹四阿婆拱了出来：“哼，这回看你们‘小泥鳅’往哪里钻！”邹四阿婆冷笑着，挥动竹竿就打。

“跑！”毛泽东一声令下，指挥着伙伴们躲闪。邹四阿婆看到毛泽东比一般孩子长得高大，又是个“头儿”，便把竹竿转向他，呵斥道：“石三伢子，我先逮住你！”

毛泽东和小伙伴纵身翻过一道沟，爬上两棵大枞树。等邹四阿婆跌跌撞撞地追来，他们已经高踞树杈，笑着、喘着气做鬼脸。

邹四阿婆还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一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的手一摆弄，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辣的“山珍”美味了。每当她把做的干果晾晒在外面时，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总要想方设法去偷吃。

精明的邹四阿婆，为防止小孩们偷吃，她架起梯子，把干果晾晒在屋顶上。毛泽东和小伙伴们可犯难了，搬动梯子会被发现，用竹竿挑拨，要弄出响声。毛泽东正想办法，忽然看见几只飞起的蚱蜢，他心里一亮，这不是“天兵天将” 吗？于是，他们马上捉了几只蚱蜢，用细长的绳子栓着蚱蜢锯齿形的长腿，顺风把它抛到房子上的果子里。这办法果然有效。毛泽东他们牵动绳子，待蚱蜢正要起飞，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那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干果弹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捡着抢着吃果子。

傍晚，邹四阿婆收干果时，发现干果稀少了，既没有起大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下也不见痕迹，她越想越糊涂：“想必是给背时的喜鹊、乌鸦吃了？”

在1903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上午，塾师邹春培外出，让塾生们在课堂上温习功课。书读完后，毛泽东就提议大家去池塘游泳。这个池塘就在门口不远处，碧波粼粼，是毛泽东经常游泳玩耍的地方。

邹春培回来后，看见学生们赤身裸体在游泳，以为不雅，便责备他们不该玩水。毛泽东拿出《论语》，引用上面的话说：

“子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泳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洗冷水澡的”。

邹先生听了，知道《论语》上确实有这么一段话，但一时又感到自己下不了台，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学生们对对子。他出了一个上联：

“濯足；”

毛泽东见同学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对不出来，于是他就对了一个下联：

“修身。”

邹春培又出了一个上联：

“牛皮菜；”

毛泽东对了一个下联：

“马齿苋。”

邹春培见难不住毛泽东，就要在背书上找茬惩戒他的学生们。轮到毛泽东背书了，先生叫着他的名字，要他到前边去背书，毛泽东却坐在座位上纹丝不动。

按照私塾里的礼节，学生在课堂上背书，要先站起来走到先生的讲桌前站好，面向旁边，不能正视先生，然后开始背书。毛泽东对这一套繁文缛节早就不耐烦了。

邹先生一看毛泽东一动不动，气得脸色煞白，命令他到前边去，按老规矩背书。毛泽东搬着自己的凳子走到先生跟前，然后坐在凳子上，以平静的、挑战的目光望着先生，他对着快被他气晕的邹先生说：

“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为什么非要我站起来背呢书？”

怒不可遏的邹先生用力拉毛泽东，要让他站起来，毛泽东用力挣脱了。

邹先生只好带着气来到上屋场，向毛泽东的父亲告状。邹春培说：

“你家咏芝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毛家的家教历来很严，父亲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和先生顶嘴，格外恼火。他顺手在路上捡了一根楠竹丫子，立刻跑到南岸私塾，见到儿子不由分说就劈头盖脸地打下来。

毛泽东知道父亲的性子，脾气一上来，准是一顿死打，于是急忙躲避，夺路而逃，一溜烟似的跑了。父亲怎么也追不上毛泽东，急得他跺着脚直骂：

“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毛泽东心里明白，这时候回家，肯定还要挨一顿打，恐怕连母亲也劝不住。所以，他决定暂时不回家，想跑到县城去。他这时候还不到10岁，在山里走了许久，只是围着韶山打转，转了3天，也没有走出韶山冲，实际离家只有4公里远，他还是不敢回家。

父亲托人四处寻找，最后还是毛氏家族的一个砍柴的老人在山里发现了他，毛泽东才多少有点不情愿地回了家。

后来毛泽东回忆这件事说：

“我回到家里以后，想不到情形有点改善。我父亲比以前稍微体谅一些了，老师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一些。我抗议的效果，给了我深刻的印象：这次‘罢课’胜利了。”

毛泽东反对父亲的刻薄、自私和专横。一有争端，总是公开辩驳。有一次，父亲请了一些生意场上的人到家里做客，谈生意，母亲很快就准备好了酒菜，殷勤招待客人。父亲想让客人见见自己的长子，同时也想让儿子接触一下生意场面，结识生意中人，以后好接自己的班，便大声喊道：

“石三，快来给客人斟酒！”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他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嘴里还不耐烦地嘟囔着说：

“我讨厌那些财迷心窍的买卖人，要斟，你自己斟！”

父亲见儿子不听话，觉得很没面子，顿时火了，放下筷子起身就要去打毛泽东。母亲急忙过来劝道：

“石三已经长大了，做事情有他自己的主意，不要让他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说罢，又笑容满面地给客人们一一斟了酒。父亲却依然怒气不息，当着满屋子客人的面，骂儿子懒而无用。毛泽东被激怒了，顶撞了父亲，他说：

“年纪大的人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做事，父亲的年龄比我大两倍多，所以，应该做更多的事。等我到了你那年纪，会比你干的还要多。”

父亲又骂他不孝。毛泽东已经学会了引经据典，他说：

“经书上讲‘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为父不慈，哪来子孝？”

说完赌气跑出家门。母亲追出来劝他回去，父亲也了赶来。客人们也都跟了出来。父亲一边骂一边责令他回去。毛泽东就跑到一个池塘边，恫吓父亲说：

“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和解，各自提出了“条件”。父亲坚持要他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父亲如果答应不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因为另一条腿是属于母亲的。父亲许诺说不再打他了，于是，毛泽东就向父亲道了歉，磕了半个头。就这样，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了。

毛泽东从这件事情认识到，在压力面前决不能示弱，“唯有反抗才有出路”。

有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去外婆家唐家圫，行到石砚冲的山边，突然有一个人双手叉腰挡住了去路。这个人是富家的子弟赵某，平时欺侮贫弱，经常在穷人面前卖弄文墨，附庸风雅。他早已听说毛泽东聪明机智，这次要故意难为毛泽东。赵某说：

“我知道你是文家外甥，今天我要考考你，若能答出题，我让你过去，若答不出题，别怪我赵某不客气，你得大方框关小方框。”

“什么意思？”

毛泽东质问道，赵某神气地说：

“若答不出来，就是让你从我胯下爬过去。”

毛泽东不慌不忙，也来了一个双手叉腰，说：

“你爱问就问吧！”

赵某说：

“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怎么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

“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龟孙的孙，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

毛泽东不仅按要求回答了赵某的刁难，而且巧妙地骂他是“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人听后，满脸怒气，但又挑不出毛病，也不好发作，只好让毛泽东过去了。

这正是：韶峰石头多棱锷，为柱长天不折琢！

欲知毛泽东后来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便知。

东方翁曰；反抗压迫、追求平等，不唯少年毛泽东，人人如此，天性使然也。童年的毛泽东也像其他孩子一样，不过是一个“顽童”。可是一般孩童在经过长期的社会“历练”后，基本上都已经被琢磨得没有棱角了，圆滑了。而毛泽东的不同于常人之处就在于，他以他那叛逆的个性，对父亲的打骂实行反抗；对老师的指责据理力争；对邪恶势力的压迫进行反击；在强大的陈旧的习惯势力和影响面前，始终没有被驯服，没有被琢磨得像大多数人一样，反而是把他那种可贵的理性的倔犟性格，即天生的斗争思想萌芽，随着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一步一步地升华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并且将这种斗争哲学作为座右铭，终生实践，至死不悔。

第2章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话说在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了关公桥私塾，塾师叫毛咏生。

毛泽东在这个私塾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他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到私塾，到下午放学了回到家再吃晚饭。毛泽东很同情他这位同学，就常常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

母亲看到毛泽东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毛泽东告诉母亲说，她精心准备的午饭，是和同学分着吃了。从此，善良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上两份午饭去上学。

1904年这一年，毛顺生手头的钱增多了，他买进了家境十分贫苦的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毛泽东和母亲同情毛菊生的苦楚，一起反对父亲这样做。毛顺生则认为，这没什么不应该的，他说：

“管他兄弟不兄弟，我这是用钱买来的田。”

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多年以后他还在思考这件事情。就这样，毛顺生的田产就增加到了22亩，每年收稻谷80担。

1905年春，毛泽东又先后转入桥头湾和钟家湾私塾就读，塾师叫周少希。

这一年，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多方护理调养下，才慢慢地好转了，只是他的身体更加瘦弱了。由此毛泽东想到，如果身体长久不好，将来什么事也不能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5里外的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叫毛宇居。

毛宇居生于清朝光绪七年，与毛泽东同一太祖，谱名毛泽启，字宇居，又叫禹居，别号韶麓散人。其父毛福生系前清国子监。毛宇居博学强记，还从过军，曾经跟随蔡锷的部队转战到云南、四川等地。此人见多识广，在韶山冲也算得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乡亲们称他是“纯儒”，又因他擅长诗文和书法，乡亲们还送给他一个“韶山一支笔”的雅号。

毛泽东在井里湾私塾，继续读四书五经，他不喜欢这些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练习书法。在书法方面，毛泽东初学唐初的欧阳询，后来改学书体刚劲开放的清代书法家钱南园。

毛泽东在这里喜欢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更喜欢的是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毛宇居曾经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压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后来，毛泽东说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思想活跃的毛泽东不愿受封闭式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尤其是对呆板的、死记硬背的学习内容深感不满。

有一次，塾师毛宇居先生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学生们要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读书，不许私自走出私塾。但毛宇居先生走后，毛泽东就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到屋后的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包，回到课堂，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怪他说：

“你怎么敢私自跑出去玩呢？”

毛泽东回答说：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

毛泽东见先生真的生了气，只好说：

“那你叫我背书好了。”

毛宇居指着院子里的天井，气冲冲地说：

“这回既不打你板子，也不罚你背书，你给我赞一赞这天井！”

毛泽东将天井观察了一下，略加思索，便脱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闻听，很是赞赏，也就不再惩罚他了。

1907年，毛泽东14岁，他的大弟弟毛泽民11岁，小弟弟毛泽覃才只有2岁。家里还雇了长工、短工，年已40的母亲操持家务，其劳苦可想而知。

此时，一生精明的父亲毛顺生，与其说需要一个得力帮手，不如说急需一个好的劳动力。于是，他按照湖南“亲上加亲”的传统习惯，给毛泽东和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长女罗氏定下了娃娃亲。

罗氏，名叫罗一姑，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两个月零6天。毛、罗两家原是世交，上两辈人就有亲戚关系。罗一姑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妹。更重要的是，罗家有田产，比较富裕，也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在毛顺生看来，毛、罗两家做亲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未成年的毛泽东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为了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在成亲那一天，衣着整齐的小新郎忍受着那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向每一位来宾叩拜。

年方18岁的罗一姑生性温顺善良，生得是脸庞圆润、体态丰满，是一位能够操持家务的好手。毛泽东的父母看在眼里，自然是十分满意。但是，毛泽东始终不承认罗一姑是他的妻子，坚决拒绝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圆房，也从未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弄得父亲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毛泽东是按传统的虚岁计算——笔者注）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后来这位罗氏女子，于1910年2月11日因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年仅21岁，被葬于韶山冲南岸的土地冲。多少年后，湘潭的毛氏族人依然按照旧传统、旧习惯，把罗一姑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载入《毛氏族谱》。更为荒唐的是，族人们因罗一姑无嗣，还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作为罗一姑的儿子载入族谱。《毛氏族谱》上写道：“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再说毛顺生在持家方面克勤克俭，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一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长大一些了就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加上他经营有方，所以他的家业日益发达。到了1907年，他家的土地就增加到24亩了。

毛泽东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大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以出售。此时，毛顺生开始精明地做起了贩运粮食和生猪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还放出了高利贷。家里不得不开始雇工，起初是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在运输上，也逐步由肩挑改为用车运送，以后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去出售。

毛顺生在攒了一笔本钱后，就不再买进土地了，而是典当别人的田地，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不用操心农事，便可以取息。他又开始贩卖耕牛了。他们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一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

毛顺生继续聚积财富，他有了资本，也算得是一个财东了。他就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票子，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

“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是“富农”。

与父亲一心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做法相反，母亲则是为毛泽东的长大成人费尽了一片苦心，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她那种高尚的品德。文七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且乐于助人。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寓于循循诱导之中。每逢荒年旱月，文七妹就悄悄地送一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每逢灾荒，一些穷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对穷苦人非常同情。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至今，在韶山还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助人和同情穷人的故事。

八月的一个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他看见一位挑着一担盐的老汉在艰难地移步。毛泽东赶上去问：

“老伯，你挑这么多的盐到哪里去？”

“我到凤音四都！”

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说：

“我也去凤音四都，帮你背一点吧！”

老汉感谢地说：

“那太好了。”

毛泽东便把裤脚扎好，装了满满一裤子盐扛着，绕道走了十多里，把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连饭也不吃就走了。他回到唐家圫已是晚上掌灯时分了。

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毛泽东和母亲主张接济贫困的毛菊生，每到年关时，他们背着毛顺生送去白米、腊肉。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后，毛泽东说：

“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当然，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父亲的反对，连他的母亲也不赞成。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日，毛泽东到学校去读书，路上遇见一个衣服单薄破烂的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毛泽东亲切地问明他的情况，了解到他家境贫苦，就非常同情他，便脱下自己身上一件衣服送给他。

第二年，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衣服，问起儿子，毛泽东才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

毛泽东最讨厌的是去为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帐。

在一个旧历年关，父亲要他去收一笔卖猪的帐，毛泽东去了，帐也收了。可是，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群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全部的收入都分给了他们。回到家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有一回，毛泽东买了一个老阿婆的一头猪，讲好价付了定金。没过几天，父亲让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此时，猪价又涨了几元钱，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就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金。父亲见他没有把猪赶回来，就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只好如实讲了，父亲非常生气地骂他说：

“你呀！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

一天下午，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毛泽东正要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突然看见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一个妇女毛四阿婆在手忙脚乱地忙活，他立即赶去帮忙。结果，邻居的谷子收拾好了，自家的谷子反而被雨水冲到水沟里去了。父亲见毛泽东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非常生气，骂道：

“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

说罢，扬手就要打。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

“人家家里很苦，是佃的田，还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些自然也不大要紧的。”

父亲听了更加冒火，说：

“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毛泽东笑着说：

“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就这样，毛泽东在和父亲发生矛盾时，常常用温和而又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贪婪的守财奴狼狈不堪。

1907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读了5年的私塾，因为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就辍学在家，一直到1908年，就在家务农。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随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帐先生。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全在这吃的上面。晚上他很快记完帐，便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书，而且常常读到深夜。

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毛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或者是《西游记》。毛泽东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说：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他起床后看到毛泽东还在看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毛泽东的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西游记》，就更生气了。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毛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于是，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毛顺生说着扫了一眼毛泽东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他责备毛泽东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当毛顺生发现毛泽东一下午至少送了15担粪肥时，本来不高兴的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毛泽东两年。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书中颂扬的全是武将、文臣这些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控制，而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毛泽东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唐家圫，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毛泽东到外婆家，往返要跑二十来里崎岖的山路，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时都要打借条。他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还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读了这本书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

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父亲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有理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09年，毛泽东已经15岁了，因为母亲生病许了愿，他便专程为母亲治病去南岳朝拜上香。他手里拿着小凳，走十来步就要跪下去一次，嘴里还唱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这样，往来要走上100多里路。

后来，毛泽东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籍的影响，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所以，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她的母亲感到很不安。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堂伯父毛麓钟自办的私塾里读书。毛麓钟，谱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毛麓钟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类话对毛泽东具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后来在辛亥革命后，毛麓钟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转战云南、四川两省，不久引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再说在1910年，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

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并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向他借书看。毛泽东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他推荐新书。他还劝说毛顺生，让儿子多读些书。

就在这时，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煊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后来，官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饥民暴动最后遭到了野蛮地镇压，许多人被斩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私塾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毛泽东和同学们也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和家乡人一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后来，这件事情一直影响了他一生。

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嬴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彭铁匠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韶山地区。

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在毛泽东17岁那年，由于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也不能幸免，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

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的父亲，毛泽东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

“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

“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毛泽东又说：

“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这可能是毛泽东受了《水浒传》的影响，认为村民们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是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1910年农历三月，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愤怒地指责他，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毛泽东慷慨陈词，指出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正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也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泽东因为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稻谷的事情，闹了毛家祠堂，父亲怕他惹出事来，决定让毛泽东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他来到东茅塘私塾里，向先生说明了原委，又对毛泽东说：

“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

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跟随父亲离开了私塾。父亲在路上对他说：

“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裕盛米粮行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领！”

这家“裕盛米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毛顺生的远房兄弟，关系甚为密切。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就在毛槐林的米粮行干了几个月。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但见书中将和相，为何不见种田人？

欲知毛泽东学徒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眼见得农民的艰辛劳作，却得不到温饱。而在他所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却见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都是吃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的劳动成果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就有了后来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他就有了文化部“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而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统治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第3章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

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

话说正当毛泽东在米粮行学徒的时候，他的表兄文运昌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放假回家，来到韶山看望姑父姑母。文运昌同毛泽东谈起学校的情况，他告诉表弟说，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在那里可以学到许多新的东西。这是韶山所学不到的。

毛泽东听了很动心，当即表示要跟表哥去那里读书。文运昌深表赞同，愿意做他的担保人。

后来，毛泽东悄悄地很有礼貌地向父亲说了自己的想法，可是毛顺生听后，只是哑然失笑。父亲的态度伤害了他，在这之后，毛泽东和父亲有一段时间，相互之间谁也不理睬谁。

毛泽东在母亲娘家那边一些亲戚的帮助下，在湘潭一个失业的法科学生家里自学了半年。尽管他迫于父亲的压力，不得不重新回到韶山，但是，这半年的读书和与别人的争辩，以及在湘潭的见闻，使毛泽东已不再是父亲所期待的宝贝儿子了。

毛泽东决心不顾父亲的反对，要到湘乡去就学。他为自己制定了稳妥可行的计划，从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们和自己家的朋友们哪里，东借5块钱，西借10块钱，为自己的行动做准备。

毛泽东还同母亲商定，邀请了在家开馆授徒的八舅父文玉钦，比自己大9岁的表哥文运昌，在长沙读书的二姨家二表哥王季范和同族的长辈以及老师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来到家里劝说父亲。

这一天，毛泽东起得特别早，请来了厨师，办了一席饭菜，招待客人。毛泽东请来的这些说客，都是读书人，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那一套，对他们影响很深。因之，客人们在席间你一言我一语，纷纷劝说毛顺生：

“咏芝天资聪颖，记忆力过人，读书必有大成。”

“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

“满朝皆紫贵，尽是读书人。”

“书中自有千鈡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他们还告诉毛顺生说：

“如果让咏芝去上洋学堂，将来不仅前程远大，也可以赚大钱。”

在众亲友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动了心，他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去求学。客人们见毛顺生答应让儿子继续读书，已经完成了使命，便纷纷告辞。

八舅文玉钦、表兄文运昌、王季范等人要走了，毛泽东依依不舍地一直把他们送上路，一再感谢他们帮助自己说服了父亲。

毛泽东在快到入学前的一天晚上，边吃饭边告诉父亲说：

“我要到东山高小去读书了。”

毛顺生虽然答应了让儿子去读书，但当他听儿子说已为他自己上学借了一些钱，有些生气了，忍不住大声说：

“如果你要到湘乡去读书，必须要弄到一笔钱来，好开支雇来顶替你的长工的工钱。”

父亲的态度，与其说是他那贪婪的面目的再一次暴露，倒不如说是他对儿子故意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毛泽东没有办法，只好又从母亲娘家那边一位尊重学问资助过族人上学的亲戚那儿，借了一些钱来。当他重新提起这件事时，对父亲就不客气了，他打断老人自怜的抱怨，问道：

“雇一名长工一年需要多少钱？”

可怜的父亲说，要12块钱。毛泽东把一个纸袋子放在父亲粗糙的手上，说：

“这里是12块钱，我明天早上就去东山。”

在1910年秋天的一个黎明时分，还不满17岁的毛泽东，开始起床收拾自己的行装。母亲文七妹担忧地看着忙活的儿子，除了问问儿子要不要再多带一点什么东西外，几乎不说什么话。最后，母亲问道：

“你要去跟你爹道个别吗？”

毛泽东倔强地说：

“不，我不去。”

在这一个凉爽的金秋的早晨，毛泽东把他那根早已用惯了的扁担，挑在了肩上。但这一次他挑的不再是两个粪筐，而是他的行李，一头是一个书包，里面装着一件长袍、两条床单和一顶蚊帐；另一头是装有《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课外书。那顶蚊帐还是表兄文运昌的夫人、表嫂杨达昌赠给他的娘家陪嫁的一床青色素纱蚊帐。

就这样，对韶山以外的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毛泽东，离开了非常闭塞的湘潭县韶山冲，他要和在东山读书的表兄文运昌一起，去报考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自此，他再也不回到这里生活了。

毛泽东在湘乡境内，遇到了一个姓王的邻居，王姓邻居看到这个穿着新衣、新鞋、新袜的小伙子，感到很新鲜，在韶山，人们平日里可不是这副打扮。

“石三伢子，你穿上新鞋子真精神。”

“我要去上学了。”

毛泽东自豪地答道。他向这位邻居诉说他那神圣的抱负，王姓邻居听后大笑起来，他嘲笑这个小伙子要去“洋学堂”读书的念头，还问毛泽东这个愚蠢的行为，是否已征得父亲的同意。毛泽东火了，冲着他喊道：
    “你简直是个老古董！你过时了！”

毛泽东挑着行李，走了25公里，终于走进了东山高等小学堂的黑漆大门。这里的砖瓦结构的建筑物，被护城河和高高的院墙围着，毛泽东感觉好像是走进了一座大寺庙。学校的规模使他吃惊，长这么大，还从未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

毛泽东在表哥文运昌陪同下，报了名。

毛泽东在肃穆的考场上，面对试题《言志》，直抒胸臆，一气呵成，他把个人的志向与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几个主考教师，不约而同地把毛泽东的文章判为第一。然而，也有人提出毛泽东不能到东山读书。毛泽东找到了校长办公室。

“先生，你会让我在你的学校里读书吗？”

毛泽东以乡下人憨直的方式问道。校长李元甫手里握着一根长长的镶铜竹烟袋，沉默了片刻，问这位神情庄重的青年叫什么名字。

“先生，我叫毛泽东。”

毛泽东的镇定让校长扬了一下眉毛，但他还是举出了几个不准毛泽东入学的理由。一是毛泽东年龄过大，二是毛泽东没有学过算术和地理，更重要的是东山是湘乡县立小学堂，这里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食费都有相当的津贴。毛泽东既不是本县人，又没有特殊关系，湘乡少数士绅出于地方观念，不同意录取他。

国文教师谭咏春是极力推崇毛泽东文章的主考老师之一，出于爱才之心，他立即出面相助。他让儿子谭世瑛先安排毛泽东在学堂西学斋住下，然后自己去找校长李元甫和其他教员，一面向大家推荐毛泽东的文才，夸毛泽东具有“建国之大用”，一面据理反驳说：

“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留学，湘潭人为什么不能到湘乡读书？”

一位姓张的学校董事、经学教员，仍然固执己见，谭咏春愤然起身道：

“学校当以培养人才为重任，如张先生诸人故意作梗，我只好自请辞退！”

李元甫校长也指着毛泽东的文章，大加赞赏说：

“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才！”

这样，在校长和谭咏春等教师的支持下，学校终于录取毛泽东入学。毛泽东交了140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食费和学杂费。文运昌帮表弟办好了入校注册手续，并做了他的入学担保人。

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毛泽东与谭世瑛同在戊班学习。

这所学堂，实行“新法教育”，除教经书外，还教授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其它新学科，并且倡导改革。早点名时，老师都要讲述中国在外国列强的压迫下所受的苦难，以唤醒和培养学生的民族感情。毛泽东到了这里以后才知道，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两年前就死了。毛泽东感觉到，他由偏僻的韶山来到东山，要弥补的差距实在太大了。

学校里有一名曾经留学日本的萧老师教音乐和英文。许多学生因为他戴着一根假辫子而讨厌他，背地里都叫他“假洋鬼子”。毛泽东却喜欢听萧老师所讲的日本的一些情况。萧老师教的歌曲中有一首日本歌曲，叫做《黄海之战》，歌词是：

“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

毛泽东在1936年对斯诺说：“我还记得里面的一些迷人的歌词。”并当场背诵了这一段歌词。毛泽东又说：

“我当时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她的骄傲和强大。我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野蛮的日本——今天我们所认识的日本。”

那时候，东山学校的学生多是富家子弟，都是一些衣着讲究的小绅士。由于毛泽东穿一身农家裤褂，他的手比邻桌同学的粗糙；因为太阳晒的缘故，他的脸也比大部分同学都要黑的多。他的个头按他的年龄段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在那些比他小四五岁的同学们中间，他看起来像小塔一般。他的身材瘦长，走起路来大步流星。他讲话慢条斯理，而他周围那些伶俐的孩子们讲起话来，简直像机关枪。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梳着辫子，但他的头发还是显得长长的，有些蓬乱，他那不修边幅的样子倒显得有些潇洒。在体质和气质上，他已具备了自己的特征。加上毛泽东的外县口音，颇受一般纨绔子弟的嘲笑和冷遇。

毛泽东对斯诺说：

“我以前没有见过那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数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很少农民供得起上这样的学堂。我的穿着比别人都寒酸。我只有一套像样的短衫裤……我平常总是穿一身破旧的衫裤，许多阔学生因此看不起我。”“人家不喜欢我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堂，是不是湘乡本地人非常重要，而且还要看是湘乡哪一乡的。湘乡有上、中、下三里，而上、下两里，纯粹出于地域观念而殴斗不休，彼此势不两立。我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不是本地人。结果，三派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到很压抑。”

有一天，毛泽东从书上看到了清末湖北英山县名士郑正鹄的一则故事，说的是郑正鹄初授天水县令，一些官吏巨富见他五短身材，其貌不扬，有意奚落他一番，便请画工画了一幅《青蛙图》送给他。郑正鹄一看便知其意，稍加思索，当众挥笔在图上题了一首七绝诗《咏蛙》，他写道：

小小青蛙似虎形，河边大树好遮荫。明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毛泽东看罢，很受感染，提笔稍稍改了几字，抄写在作业本上：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国文老师谭咏春先生看了这一首诗，他非常兴奋，也未辨是毛泽东的“活剥”诗还是自做诗，就大笔一挥，赞扬道：

“诗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当然，毛泽东在东山也有他的好朋友。他的同班同学毛森品和他一样，因为个头太高，就一同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他们俩关系甚为密切，而且还时常开开玩笑逗乐子。

毛森品原名毛生炳，有一次，毛泽东跟他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毛泽东见国文教员在毛森品的作文卷子上，将“毛生炳”的炳字误写成“柄”，他便在旁边写了 “毛内生出柄来”几个字。由此，毛森品就被同学取笑为“毛生把”。毛森品非常生气，他在同校学习的哥哥毛钦明闻知此事，也为弟弟抱不平，责备毛泽东不该开这样的玩笑。毛泽东觉得自己错了，就向毛钦明作了解释，说其本意是想嘲笑老师随意把学生的名字写错，不料反成了嘲笑同学的把柄，真是该死。他当即向毛钦明和毛森品表示了歉意，还向老师提议将“生炳”改名为“森品”，从而得到了毛钦明兄弟的谅解。

毛泽东对于同学们的歧视并不在乎，他只顾埋头读书。东山学校有一个藏书楼，毛泽东经常在那里借阅中国历史、地理方面的书籍，了解了中国古代尧、舜、禹、秦始皇、汉武帝等人物故事，对这些古人非常仰慕。他在藏书楼如鱼得水，进步很快，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

国文教员贺岚岗看到毛泽东如饥似渴地读历史书，很是欣赏，就特地买了一本《了凡纲鉴》送给他。这本书是明朝人袁黄仿照朱熹《通鉴纲目》体例编写的一种通史。

毛泽东在课余时间，还是对古典小说津津乐道。同学们都很钦佩他对《三国演义》等小说的熟悉程度，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可是毛泽东坚持认为《三国演义》描绘的故事，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为此，他曾经用椅子打了一位讽刺他的同学。他也和历史老师争辩这一问题，还极力驳斥那些同意那位老师观点的同学。

毛泽东是一个秉性刚直的人，他不会通过变通来保护自己。为了这事，他又找到校长那儿去辩理，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毛泽东生气极了，就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申辩书，还让一些同学在上面签了名。

尽管如此，因为毛泽东写得一手好古文，很快在就全校出了名，受到校长和教员们特别是国文教员的喜欢。

毛泽东写的《立志》、《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作文，全校闻名，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称赞。其中他的《宋襄公论》一文是用“康梁体”写成的，有一位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谭咏春先生看了以后，拍案叫绝，他说：

“毛咏芝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志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

谭咏春老师竟破例给毛泽东打了个105分。

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作为同学们学习的范本。因此，许多同学又乐意和毛泽东接近交往了，其中就有萧子升和萧三兄弟俩。

萧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一个书香门第，原名萧植蕃，号子暲，谱名克森，排行第三，所以后来就用萧三为笔名。

萧子升，又名瑜，字旭东，1894年8月22日出生，排行第二，是萧三的二哥。

一天黄昏，学生们刚刚做完运动，听到晚自修的铃声就进了教室。毛泽东和同学萧子璋一起向着学校第二道大门走，他看到萧子璋手里拿着一本书，想知道他手里拿的什么书，就问道：

“你那是什么书？”

“《世界英雄豪杰传》。”

由于书籍对于毛泽东有着极强的吸引力，他就问萧子璋是否可以借读此书。萧子璋笑嘻嘻地说：

“我借书给别人，向来是有点讲究的。”

“小弟愿闻其详。”

“我的书，有三种人不能借。”

“不知是哪三种人？”

“无真才实学者不借；庸庸小人者不借；三嘛，嘿嘿，我出上联，而不能对出下联者不借。毛君自然不在前两条之列，但你想读此书，须对出我的上联方可。”

毛泽东不闻此言便罢，一听萧子璋如此说，便微微一笑，说道：

“小弟不敢自命才高博学，但阅书心切，请仁兄出上联如何？”

萧子璋说：

“我这书里讲的可都是英雄豪杰呀，请毛君听好了，我的上联是：‘目旁是贵，瞶眼不会识贵人；’快对，快对！”

萧子璋的上联，是一句拆、析、合字的联语，用这种方法对出下联，自然难不倒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心里想的却是：借你一本书这等啰唣还不说，这上联不明明是把书中的人物说成是贵人，而讥讽借书者不识英雄豪杰么？于是，他就想以：“口边有亚，哑嘴岂能呼亚圣”来对他的上联，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对有伤同学，诙谐有余，庄重不足，于是就说：

“我就冒昧对下联，赠与仁兄。请听：‘门内有才，闭门岂能纳才子？’”

萧子璋听了，已知毛泽东下联的讽谏之意，更没有想到毛泽东才思如此敏捷，就诚恳地说：

“请恕小弟无礼，贤兄大才，愿为知己。”

说罢，他立即把《世界英雄豪杰传》心甘情愿地借给了毛泽东，毛泽东连声道谢。

在以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手不释卷地读完了这本书。他读到了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的事迹，他对这些人物的历史功绩深表钦佩。盼望中国也有类似的人物出现，以拯救民族危亡。从此，毛泽东开始注意西方了。后来，他曾经对萧子升这样说：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重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他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不是经过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吗？我们也要准备长期的奋斗。”

且说毛泽东读完了《世界英雄豪杰传》，在还书时，他抱歉地对萧子璋说：

“很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

萧子璋翻开书本一看，在整本书里，毛泽东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圈点最密的是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特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传记。他感叹道：

“咏芝兄，但愿将来能望兄之项背。”

在东山学校，毛泽东还读了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来的一些关于康、梁变法的书报。他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还有康有为撰写的《戊戌变法》。他很喜欢这些书报，就反复阅读，有的甚至可以背诵出来。

毛泽东崇拜康有为、梁启超。他在阅读梁启超写的《新民说》一文时，写了一些批语。在“论国家思想”一节旁，他写到：

当今有两种君主制国家：“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窍得国之列朝也。”

这时期，毛泽东并不反对君主制度，认为皇帝像大多数官吏一样，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只是需要由康有为、梁启超那样的维新派帮助他变法改革。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期间，除了努力学习，还坚持锻炼身体。每天早晨，他一起床就在围墙外的环校跑道上练习长跑。环绕学校有一条河，水深且宽。毛泽东坚持在河中游泳，搏击风浪。学校南面有一座海拔500米的东台山，毛泽东经常攀缘着一条崎岖陡峭的小路，登上顶峰，在山上的八角亭里休息一会儿，然后再跑步下山。

转眼间，一个学期将要结束了，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胸怀大志，为了让他更好的成长，与李元甫校长、贺岚岗先生商量，推荐毛泽东到长沙驻省湘乡中学学习。谭咏春将此意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家里无钱供应的苦恼，谭咏春忙说：

“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吃公费。”

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道谢。

后来在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对斯诺说：

“我开始向往到长沙。长沙是一个大城市，是湖南省的省会，离我家120里。听说这个城市很大，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少的学堂，抚台衙门也在那里。总之，那是个繁华的地方。”

毛泽东在春节前回到了韶山，父亲毛顺生温和多了，他问儿子说：

“你什么时间才能完成学业当上先生，回来光宗耀祖？”

毛泽东寒假期间到了外婆家，把他买的笔杆糖平均分给表兄弟们，最小的表弟吵着还想要，毛泽东说：

“农民领袖李自成起义，与昏庸的官府作斗争，为的是使天下人均田均富。我们兄弟之间也要按均田均富的原则来分糖，谁也不能多分。”

毛泽东一说，小表弟也就不闹了。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二姑家表弟贺晓秋相约一块儿去长沙读书。贺晓秋与毛泽东一块儿长大，且同在一个私塾读过书，同练一种字体，十分相投。可二姑不同意贺晓秋去长沙读书，她说：

“还是留在家中吧，现在形势是一天一变，三天风四天雨，不能指望着读书来糊口，不能指望着把文章放进锅里煮了当饭吃。”

贺晓秋只好作罢。后来毛泽东在离开家乡时，改写了前人的一首诗，他将这一首修改后的诗，夹在父亲常看的账本里，以表达他一心向学志在四方的抱负和志向。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的老师李漱清读了毛泽东的留诗后，竖起大拇指称赞道：

“好诗，好诗。石三伢子硬是有志气。”

据徐涛考证，毛泽东改写的原诗出自中国宋代以后一位叫月性的和尚所写的《题壁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不成死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而据逄先知以及高菊村等人说，这一首原诗出自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西乡隆盛：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另据郑松生考证，原诗出自与西乡隆盛同时代的日本和尚释月性，他在27岁离开家乡时写的《题壁》：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读书甚多，他所看到的修改的原诗究竟是哪一首，目前尚难以断定，只有留待于以后新史料的发现了。

这种用改写别人原诗的创作手法所作的诗，在文学上被称之为“剥体诗”。后来，毛泽东在他一生60多年的诗词创作中，常常使用这种创作手法。

这正是：身入异乡为异客，伯乐誉为建国才。

一识中外豪杰范，雏凤清声凌空来。

欲知毛泽东到长沙如何发展，请看下一章叙述便知。

东方翁曰：我在上世纪90年代第一次看到《中国青年报》上有一篇文章说，《咏蛙》一诗为毛泽东所作。隔了没几天，我又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位专家则举证说，此

诗乃是清人郑正鹄所作。可是后来还有一些相互传抄的资料，依然说《咏蛙》是毛泽东的诗作。因此我在开始写作此书时，一直都不敢采用这首诗。其原因一是还没有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二是一些人正在议论毛泽东如何如何的专制，甚至还在挖掘他专制的根源。如果我贸然采用了这首诗，不正好给那些持这种观点的人提供了依据吗？待到后来，我终于知道了，这首诗原是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对郑正鹄《咏蛙》诗的活剥之作，这才敢于采信了。斯时斯地斯人，如此活剥，是合乎毛泽东的性格的。

第4章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

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话说在1911年春天，毛泽东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离开了东山高等小学堂，跟着赴长沙任教的老师贺岚岗一起，来到省城长沙，考入了驻省湘乡中学。开始了他人生中至关重要的历程。

毛泽东在驻省湘乡中学，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仍然以极大的热情关注着社会动态。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创办的《民立报》。从此，读报成了毛泽东终生的爱好。

《民立报》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从这份报纸上，毛泽东了解到他来长沙不久，黄兴在4月27日领导了广州武装起义；知道了在这次起义中英勇殉难的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从这份报纸上，他还知道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开始拥护孙中山等革命党人。

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的政策，强行把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改为官办。并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四川、湖北、广东也都立即发动了保路运动。

毛泽东和他那些驻省湘乡中学的同学们一起投入了这场斗争，他倡议并和另一同学带头剪掉自己的辫子，用剪辫子的行动来表达他们的反清情绪。原先“相约剪辫子” 而又后悔的十几个人没有守约，毛泽东和他的朋友对这十几个人突然袭击，强行剪掉了他们的辫子，以此表示对清王朝的强烈不满。

毛泽东在剪辫子的问题上，还和一个政法学堂里的朋友发生了争论。这位政法学堂学生引用经书来为自己的论点找根据，认为身体发肤是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毛泽东和反对留辫子的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上，提出相反的理论，驳得他哑口无言。

此时全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清王朝四面楚歌，很难照旧统治下去了。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激动，激奋之下，他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这是他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出要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离武昌不远的长沙受到了强烈地震动，形势变得异常紧张，湖南巡抚宣布全城戒严。

但是革命党人从未停止他们的活动。有一天，一个革命党的宣传家，得到驻省湘乡中学校长的许可，来校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介绍了武昌起义的经过和武汉三镇的形势，鼓动大家立即行动起来，为了国家，为了革命，参军救援湖北起义军。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政府，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

毛泽东也非常激动，他用了四五天时间规划自己的未来，决心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于是，他和几位同学商量说：

“武昌起义是成功了，可是离革命的胜利还远得很哩。我想，革命不能光靠嘴巴讲，要靠实际行动。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实际行动来帮助湖北起义军呢？我已经想好了，当兵去！”

“当兵？”同学们都惊奇地望着毛泽东，毛泽东坚定地说：“对！当兵。到湖北去，当革命军！现在，武汉三镇的形势很危急，袁世凯的北洋兵，分两路南下，采取包抄战术，企图钳住武汉。革命党人势单力薄，困难一定不小。我们既然要革命，就不能空手讲白话。光喊口号，是打不倒宣统皇帝的。要革命，就要到战场上去，真刀真枪的干！”

在毛泽东的鼓动下，有4个同学决定和他一道投笔从戎，到汉口去。毛泽东听说汉口的街道潮湿，需要穿雨鞋，就想到驻扎在城外的一个在军队里干事的朋友那里借一双雨鞋。

10月22日，毛泽东从小吴门出城，向协操坪走去，来到兵营门口，他被驻防的卫兵拦住了。那卫兵指指门口挂起的“禁止通行”的牌子，告诉毛泽东说：

“你不能进去了，赶快回去吧！我们马上就要起义。你看，已经补发了子弹。”

毛泽东心头一震，只好转身回城，还没刚走几步，就听见兵营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哨子声，回头一看，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在操坪上紧急集合。毛泽东不敢久留，快步离去，到了经武门，见城门已经关闭了，他只好沿着护城河向前走，到了云阳门，哪想城门也早已关闭了。

此时的毛泽东还不知道，在长沙城里面配合新军行动的暴动也发生了，各个城门都已经被暴动者所占领。于是，毛泽东便跑上留芳岭，站在一个高地上观望。不多时，噼噼啪啪的枪声不时传来，城外的起义军正向云阳门猛扑过来。城内的接应者打开城门，城外的新军潮水般的涌了进去。就这样，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率领下，在长沙起义成功。起义军攻占了巡抚衙门，升起来“汉”字白布旗子。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回到学校，这时学校里也挂起了汉字白旗，门口还站了几个士兵。

10月22日深夜，在焦达峰、陈作新领导下，起义军建立了“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长沙城里一片欢乐的气氛。许多学生投入到起义军中，很快，一支学生军就组织起来了。毛泽东不必到汉口去了，可是他不喜欢这支学生军，他认为这支学生军的成分太混杂了，他决定参加正规军。因为正规军里的士兵，都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出身，他愿意和这些人战斗在一起。

10月底，毛泽东和他的两个同学参了军，他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毛泽东在这支部队里，同排长和大多数士兵交上了朋友，他尤其喜欢湖南籍的一个矿工和一个铁匠。

由于毛泽东能写字会写文章，可以帮助别人写信。而且在别人看来，他很有些书本知识，因此，大家都敬佩他有“大学问”。

毛泽东在新军中认真地接受军事训练，并且仍然十分重视研究时事和一些社会问题。他每月7元饷银，除了用于伙食2元和买水花去一点外，剩下的大都用在购买报纸上。每天操练以后，毛泽东就坐下来看报，他成了军营里一个好读报的人。

毛泽东看报纸时全神贯注，将报纸奉为至宝。他买的都是一些左翼报纸。他从当时鼓吹革命并正在讨论社会主义的《湘江新闻》上，他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湖南人，创立了一个“社会主义”党，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到“社会主义”这个新名词。他还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及其原理的小册子，对社会主义问题产生了浓厚地兴趣。他热情洋溢地写信给他以前的同班同学，讨论这个问题，向他们介绍社会主义这个颇有吸引力的新概念；同时也和士兵展开讨论。

革命形势正在急剧地发展变化。

1912年2月，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逼迫清政府取消皇族内阁，由他自己担任内阁总理大臣，组织内阁。袁世凯用革命来吓唬清政府，更以暴力压制革命。他玩弄“拉”的一手，对革命党上层诱和；同时使出“打”的一手，用武力直接进行威胁。但是，中下层革命党人坚决反对妥协投降。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反对清政府、反对袁世凯的时候，在南京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与袁世凯达成了妥协的协议。袁世凯逼迫皇室接受优待条件，溥仪退位；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3月间，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

此时的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了，他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连长、排长和好朋友们都劝他留下来。毛泽东之所以当兵，是因为他认为军队在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中会起重要作用，现在，他认为军队不再是时代的先锋了，丝毫也不留恋军队的生活了。所以，他就谢绝了长官和战友们的挽留，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兵营，结束了他半年的军旅生涯。

毛泽东回到长沙城，住进了很便宜的新安巷的“湘乡会馆”，他不断地查阅《湘汉新闻》和其它报纸上的招生广告。此时长沙城内有许多学校，各个学校都通过报纸广播招徕新生。既然革命已经完成了，那么革命以后应该选择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继续深造呢？这时的毛泽东，对自己将来究竟想做什么，还没有明确的主见。所以，他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犹豫再三。也就在这个时候，韶山家里捎来信说，以后不再从经济上支持他了。事到如今，毛泽东已经没有了退路，他必须要谋一份差事了。

毛泽东最先看到一个警察学堂的广告，说将来可以当警官，他就花了1元钱去报了名。但在考试之前，他又被一所肥皂制造学校的广告所打动。这则广告说，该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并有津贴。还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

毛泽东改变了投考警察学堂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于是，他又花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了肥皂制造学校。

后来，一个在法政学堂学习的朋友，不断地劝他进法政学堂。这所学堂也在广告上许下诺言说，只要学生在3年内学完全部法律课程，保证期满之后马上可以当官。于是，毛泽东第3次付了1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政学堂。

毛泽东给家里写信，重述了广告上许诺的一切，并且描绘了“将来当法律学家和做官的美好图景”，要求家里寄学费来。

毛泽东正在等候父母的回音的时候，受到另一位朋友的劝告，朋友劝他报考商业学校。朋友说，现在国家正处于经济战争之中，当前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毛泽东动心了，又付了1元报名费，这是毛泽东报考的第4所学校，他参加考试，并被录取注了册。

可是，毛泽东并没有专心下来，还是继续注意广告。

一则把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说得天花乱坠的广告，吸引了毛泽东，广告上说这所学校是政府主办的，设有很多课程，而且，教员都是很有才能的人，毛泽东想，如果在那里能够学成一个商业专家是最好的了。于是，他又写信把这一决定告诉了父亲，父亲着实高兴了一场，同意支付学费。因为父亲是最了解善于经商的好处的。毛泽东又交了1元报名费，投考了这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并在这里学习了一个月。

由于这所学校的课程大多数是用英语讲授，毛泽东的英语程度并不好，只是在东山高小时学了点入门的知识；而且，学校也缺乏英语教师，所以他很快又退学了。毛泽东回忆说：

“这种情况使我不满，到了月底，我就退学了，并且继续留心报上的广告。”

此时毛泽东的身上已经一文不名了，他邋里邋遢，在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瞪大眼睛盯着报纸。即便如此窘迫，他却还是以嘲弄的态度对待周围的生活，俯瞰着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我即宇宙！”

毛泽东以道家的冥想得出结论。

湖南省政府军的火药库爆炸，烈焰熊熊，毛泽东和他朋友们一道去观赏。一年前，他曾激情满怀地参加了这支军队，但是现在，他却以旁观者取乐的口吻说：

“这比放爆竹要好看多了。”

有一天，毛泽东的3个学友在天心阁的顶楼上碰见了他。毛泽东正独自平静地在城墙的这个七层高塔上俯瞰长沙。于是，4个人相约一起去喝茶、吃瓜子。

这三位同学在社会地位上都比毛泽东高一等，其中一个常常借钱给他，一位姓谭的同学是大官的儿子。姓谭的同学说：

“君主制的废除，就意味着我们都可能当总统。”

另一个同学用一些俏皮话，来揶揄那位姓谭的同学。毛泽东激动地说：

“让他说，我很感兴趣，让他说罢！”

姓谭的同学继续解释，他说：“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学问是次要的，而重要的是斗争意志。”毛泽东被他这种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

不久，毛泽东报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毛泽东以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理论为依据，下笔滔滔，主张教育为主说。张榜结果，他名列第一。

比毛泽东年长16岁的校长符定一，很想知道夺得头名的青年人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毛泽东被人带到了校长办公室。符定一看着眼前这个高高的个子而显得有些瘦弱的学生，身着一件旧长衫，脚穿一双圆口旧布鞋，虽是农家子弟打扮，而他那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举止稳重又大方，说起话来还慢条斯理的，就非常满意。

这所学校在秋季更名为省立第一中学，学校很大，学生也很多，校长符定一还亲自授课，毛泽东聆听了符定一有关古典文学、历史、伦理等方面的教导。在一次作文竞赛中，毛泽东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理，获得比赛第一名。符定一没有想到，这位来自湘潭乡村的沉静的后生，竟能夺魁，便要面试毛泽东。他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叫毛泽东写一篇作文。毛泽东见先生如此器重自己，顷刻间文思泉涌，一挥而就。符定一拿过来一看，果然是妙笔惊人，文采斐然，心中大喜，决心认真栽培这位弟子。

毛泽东是这所学校的高材生，由于他爱好历史和文学，符定一很喜欢他。毛泽东在这里写了不少作文，其中《商鞅徙木立信论》是著名的一篇，受到符定一的高度赞赏。

《商鞅徙木立信论》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护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国民政府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年之记载，而求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嗷舌而讥矣。呜呼！吾欲无言。

符定一看罢毛泽东的作文，禁不住拍案叫绝，给这篇作文打了个满分。他还在这篇571字的短文中写下了150个字的眉批和总评：

“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

“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

“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力能扛鼎。积理宏富。”

“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末了，符定一又在毛泽东这篇作文的题目上方写了“传观”二字。

符定一知道毛泽东喜欢读课外书籍，就热心地帮助他，主动借给他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阅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是一部上自远古下至明朝、一共166卷的中国历代编年史。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不喜欢这所学校。因为学校的课程太多太繁，校规也非常烦琐呆板。

毛泽东对《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部书具有浓厚的兴趣，由此，他产生了研究历史的想法，产生了由课堂读书转为自由读书独自研究学问的念头。毛泽东得出结论，在学校学习不如自学更好一些。

1912年，毛泽东在这所学校学习了半年之后，决心退学。符定一极力劝阻，毛泽东谢绝了先生的好意，毅然离开了省立第一中学，寄居在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开始了在定王台的自修生活。

定王台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相传西汉的时候，有一个长沙定王，为了怀念他死去的母亲，在这里修筑了一个土台子，经常登台向北方的长安眺望。后来长沙人就把这个土台子叫做定王台。

清朝末年，土台子已经荡然无存。有人在这里盖起了一栋两层楼的洋房。辛亥革命后，省政府当局接受一些学者的建议，利用这栋房子办起了湖南图书馆，购置了不少新书，藏书量居全省之首。这个地方比较偏僻，周围树木葱笼，环境幽静，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好场所。

毛泽东到定王台图书馆来阅读学习，他还专门制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图书馆一开门，他总是第一个进去；中午仅仅休息片刻，只到街上买两块米糕当午饭吃；他总是一动不动地在书桌旁埋头苦读，好像一尊低着头的雕塑一般。晚上闭馆时，他又是最后一个出来。

毛泽东在这里广泛涉猎18、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他读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还认真研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同时，他也阅读一些诗歌、小说和古代希腊、罗马的故事。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还第一次看到了一幅世界地图，叫做《世界坤舆大地图》，他怀着极大的兴趣，认真地研究了一番，惊叹道：“原来世界这么大！”

毛泽东每天经过世界地图前，都要停下脚步细细地看上一阵。他原来以为，湘潭县就很大，湖南省大的了不得，中国更是大得被称为天下。谁知从这个地图上看，中国只有这么小一部分，与其它几十个国家排列在一起，模糊的边境线把中国和外国分开，中国在这上面不是一个“中央帝国”。而湖南省则更小，湘潭县呢？一个标示也没有，韶山呢？连个鬼影儿都没有那是更不用说的了。世界既然这样大，人口就一定特别多，人多问题就多。这么多的人生活其间，有多少事情值得去研究呀！

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和几个同学说起他在定王台看世界大地图后的思想状况，他说：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省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特别多。这么多的人怎么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眼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潭。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毛泽东评价他在省立图书馆这一段的学习生活的时候，曾笑着对萧子璋说：

“我就像一头牛闯进了菜园子，见到遍地青菜，拼命地大嚼大吃，嚼个不停。”

毛泽东在定王台图书馆的自修生活也只有半年时间，他每晚都回到“湘乡会馆”里住。这里住着许多学生，还住着一些当过兵的人、过路客和流浪汉。那些当过兵的人，都是退伍或者被遣散的士兵。他们既没有工作，又没有钱，经常和学生吵架。有一天晚上，住在湘乡会馆里的士兵和学生再次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了一场血腥的武斗。毛泽东躲到厕所里，直到殴斗结束以后才出来。结果，“湘乡会馆”被士兵占去了。

也就在这时，父亲来了信，不赞成他自修，认为这是不务正业，拒绝提供费用，除非他继续进学校读书。就这样，毛泽东被迫结束了自己认为“极有价值”的自修生活。

这正是：才看大地惊春雷，又闻故都起阴霾。

方入菜园饥如牛，立有乱兵扰梦来。

欲知毛泽东如何脱出困境，且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第一次的人生抉择，第一次的社会革命实践，仅仅半年就结束了。可谓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他又三番五次的报考各类学校，在人生坐标的再选择上，彷徨复彷徨。不独毛泽东，恐怕有不少人在年轻时候都会有如此这般的经历罢。

第5章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

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话说毛泽东被迫离开定王台后，他又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在费用已无保障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去查阅广告栏，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登出一则不收学费、膳食费用低廉的招生广告，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毛泽东认为自己的职业是最适合于教书的了。这时，他的两个朋友也来鼓励他，他们是指望毛泽东在入学考试时帮帮他们。毛泽东答应了，于是，他便写了3篇文章备考。毛泽东并不认为自己捉刀替朋友写文章，是不道德的行为，他说，他只是把这这种小活动看做是事关友谊的不得已为之的小事情而已。于是，20岁的毛泽东报考了第四师范学校并顺利地被录取了。他的那两个朋友也顺利地进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校长看到毛泽东的作文考卷后，大加赞许，他对同事们说：

“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能够做得出来？”

毛泽东的父亲也同意了他的这一选择，就又给他寄来了钱。从此以后，毛泽东抵制了一切吹嘘未来前途的广告的诱惑，在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学习了一年。

毛泽东在这里结识了不少良师益友，其中一个是他的同班同学周世钊，他们两人关系非常好。另一个也最重要的一个是他在第四师范结识了他的恩师杨昌济。毛泽东在第四师范所做的课堂笔记《讲堂录》中所记录的修身课，即是杨昌济所教。 杨昌济看到农家出身的毛泽东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毛泽东对杨先生的渊博学识和诲人不倦也非常敬佩。

周世钊，1897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字惇元，又名敦元、东园。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6月8日（清同治十年四月二十一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乡隐储山下板仓冲下屋的一个书香门第，高祖父、曾祖父都是“太学生”，祖父杨万英是一个“邑庠生”，父亲杨书祥捐过一个“例贡生”。他自幼受到中国正统文化的熏陶，1889年参加长沙县学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1893年两试“举人”不第，1898年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了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1903年3月，他同陈天华、刘揆一、李傥、石醉六等一起留学日本，启程前改名为杨怀中，表示自己虽然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他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09年赴英国进修，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先后在德国、瑞士考察了9个月。

杨怀中在考察活动结束后，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这位具有过激精神的绅士，因为提倡寡妇改嫁而震动了整个长沙。在长沙，他谢绝了湖南都督谭延闿聘请他为湖南省教育司长的邀请，立志于教育救国的事业。他当时写的一幅对联是：

自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

1913年，杨怀中成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又应第四师范之邀，兼任该校修身课和心理课。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杨怀中把全家从乡下迁到长沙，住在天鹅塘。他在自己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1尺来长、3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3个大字，在长沙5年多时间里，这块铜牌跟随他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里，都有一批青年学子寻踪而来，登门求教。

在天鹅塘杨宅，毛泽东认识了杨怀中的爱女杨开慧。毛泽东第一次到杨怀中老师家，一进屋看见天真文静的杨开慧对着自己微笑，便不由自主地说：“你就是小霞？”他们之间似乎是早已认识了一般。

杨开慧，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板仓，乳名霞，字云锦。父亲希望她像朝霞一样灿烂、火红、美丽。在父亲怀着救国救民的抱负，远涉重洋留学日本时，杨开慧还不满3岁。在母亲向振熙的抚养下，杨开慧在板仓乡下度过了童年。稍长，杨开慧便帮助妈妈干些家务，或跟着哥哥上山扒柴。

杨开慧7岁那年，杨怀中从国外来信，嘱咐向振熙，让杨开慧上学读书。于是，杨开慧进入与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官立第40初级小学读书。山冲里本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杨开慧和另外6个女孩子办了一个班，首开板仓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先河。

杨开慧在杨公庙只读了3个学期，便转到离板仓5里多路的隐储学校。隐储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

辛亥革命后，杨开慧根据父亲来信的要求，和妈妈向振熙一起到离家20多里的衡粹实业女校读书，母女俩同校学习。妈妈读实习班，她读附设小学班。后来，她们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杨开慧聪颖好学，10岁时，已读了许多诗歌小说，她最喜爱的是古文诗歌《木兰辞》。后来她又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字功底，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1912年深秋，她曾写过这样一封信，可见她的文字功底之一斑：

我最爱之姐姐鉴：

许久未晤，甚以为念。近维起居多祜，学业日增为颂！妹现发头昏，且生痱子，请医诊治，总难见效。校中的课堆积，偶一思及，颇为之焦灼也。妹与吾姊至好，素承规劝，有暇望赐教行，以慰系念。天气将寒，惟珍重不一。此问大安

愚妹 杨开慧 书上

杨开慧随父母迁入长沙城后，就没有再进入学校，而是在父亲的辅导下进行自学了。

1914年2月，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毛泽东、周世钊和其他三四百名身穿蓝色毛纺制服的学生，跟随着恩师杨怀中及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等人一起，转入了第一师范学校。

杨怀中除了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一师授课外，还在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湖南商业专门学校任过教。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座落在湖南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的书院坪。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基地，历史上叫做城南书院，是南宋理学家张南轩讲学的地方，与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湘江相望。1903年，在城南书院的基础上，创办了湖南师范馆，辛亥革命以后，湖南师范馆改称为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面对滚滚北上的湘江水，隔江放眼，西岸便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校园内树木葱郁，环境十分优雅。校舍是清一色的两层楼房，圆柱、拱顶，完全仿照西式建筑风格。学校正中一座大楼的顶端，镌刻着“湖南第一师范”几个醒目的大字。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免费的公立中等学校，主要培养小学教师。它也和中国的一切高等学府一样，一师是一所比较民主的开明的新式学校，它的条件和设备也都不错。

第一师范的外墙上书写的校训是“实事求是”。一师的教育方针是包括“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活动”在内的“三育并重”；学校还规定了校歌、校旗、制服。每当集会的时候，雄浑的校歌声总是在校园的上空激荡：

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

多才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

此时的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可谓是人才荟萃，不仅拥有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而且，招收了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在湖南,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一师同四师的春季招生不同，是秋季招生。因此，毛泽东和四师转来的同学一样，须要重读半年预科，被编入了预科第3班。到了1914年秋，毛泽东和周世钊才被一同编入了本科第8班。

毛泽东在这里，受到了杨怀中、徐特立、袁仲谦、黎锦熙、方维夏、王季范、王正枢等教员非常大的影响。杨怀中、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几位老师的住处，是毛泽东常去求学问教的地方。

王季范，1884年出生于一个小康家庭。父亲王文生，曾在东北任过小官吏，母亲文氏，乃文芝仪的次女，排行六，是毛泽东母亲的同胞姐姐、毛泽东的二姨妈。

王季范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九，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王季范从小熟读经书，打下了良好的古典文学基础，他在长沙优级师范毕业后被聘到第一师范任教。毛泽东来到一师，他们俩既是亲表兄弟，又是师生关系。王季范对毛泽东不仅在经济上经常给予帮助，在学业上认真教诲。

王季范辅导毛泽东阅读了《楚辞》、《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资治通鉴》以及曾国藩《家书》等经典书籍，为他不断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打下了基础。

黎锦熙，字劭西，亦作邵西，号鹏庵；1890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晓霞山下一个书香世家，人称“长塘黎氏”。1906年黎锦熙在长沙组织“德育会”，辛亥革命前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长沙办过《湖南公报》、《公言》等报刊。他曾师从于齐白石，在湘省人士中有“湘潭之东，秀毓钟灵，周围十里，代出三英。白石艺术，邵西语文；平子（湖南《大公报》社长张平子——笔者注）办报，《大公》风行”之赞誉。

毛泽东和黎锦熙常在一起谈论历史，臧否古今人物。二人真诚相交，情同挚友，形成了一种介乎师友之间的友谊。

在第一师范的老师中，尤其是杨怀中对他的影响最深。杨怀中的口才并不很好，但人品高尚，学识渊博，有比较注重实际，所以他授课受到学生的欢喜和尊重。

此时的毛泽东仍然很瘦，一双大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的发式、手掌和鞋子都表明他是一位年轻的知识分子，一件灰色的长袍取代了肥大的粗布衫。他的言谈举止还是慢条斯理，他不是那种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指手画脚的学生，尤其是在师生或同学们聚会时，他更是很少说话。

毛泽东非常喜欢杨怀中的课，他在上课时，静心听讲，认真做笔记；课余时间或是进图书馆或是进阅览室阅读，或是找同学、老师交谈学问，他经常和同学蔡和森、萧子升、陈昌、罗学瓒等同学，一起到天鹅塘杨宅向老师请教各种问题。

毛泽东与同窗学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罗学瓒、萧子升、萧子璋、周世钊等交往密切，志趣相投。这些人大多是从农村来的比较贫苦的青年，了解人民的疾苦。他们经常聚在一起，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问题。

罗学瓒，号荣熙，189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马家河南岸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在长沙明德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南第四师范，不久，转入第一师范，和毛泽东在第八班。

1911年，萧子升从东山考入湖南省立一师；1912年，萧子璋也从东山考入了湖南省立一师。毛泽东在长沙湘乡省中学时，已经先到长沙的萧子璋曾去看望过他。毛泽东由四师转入一师后，三人又同在一个学校学习。

蔡和森，原来复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湖南湘乡县永丰镇人，生于上海。1913年秋考入湖南省立一师，被编入第6班。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长于作文，而且词高意远，有独特见解。

张昆弟，1894年出生于湖南省桃江县板溪乡一个农民家庭。1913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和蔡和森同在第6班。

杨怀中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好学的青年，特别是毛泽东这位农民出身的学生。两代人之间没有任何隔阂，纵论天下大事，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其乐融融。

徐特立也曾深深影响过毛泽东。

徐特立，名懋恂，又名立华，字师陶，1877年2月1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农家庭，只读过6年私塾，又读了4个月的“宁乡师范”，尔后在长沙城东创办了“梨江学校”，后应好友朱剑凡邀请，到长沙周南女校教书，1910年赴日本考察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不久辞职，在长沙创办了两个高小，一个初小，一个男子师范学校，一个女子师范学校，被誉为教育界的“长沙王”。从1913年10月到1919年8月，徐特立一直在一师任教。

长沙中等学校的教师，多数保持着绅士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到学校上课要坐轿子。而徐特立总是夹着讲义，从荷花池到书院坪，徒步往返10余里，就是遇到风雨，也从不以轿代步。徐特立给毛泽东所在的一八班上课，以创办长沙师范的经历，作艰苦奋斗的例证，有人因此而讥笑他傻，说他是“徐二镥锅”。

下课后，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毛泽东说：

“徐先生办长沙师范，不顾利害，不怕困难，牺牲自己的一切，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这是那些自命聪明，善于计算的人所不肯做的，所以笑他傻。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能创办出一个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有镥锅的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有一次课后，徐特立在休息室看书，毛泽东走了进来，问道：

“徐先生，要想知识渊博，就得博览群书，要博览群书，主要是一个快字，而快了，又不能吃透内容，理解不了，等于白读。有什么方法才能快读书，读好书呢？您读书的经验，可以谈一些出来让我们仿效吗？”

徐特立亲切地回答说：

“润之，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懂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考，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笔标记书中的要点，要在书眉上写出自己的意见和感想，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的结果，虽然进程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可以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效果自然比贪多图快好。”

毛泽东点头称赏，把徐特立的话牢牢地记在心上。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老师袁仲谦，又名袁吉六，人称袁大胡子。袁吉六先生是湖南宝靖县人，清末考中进士，写得一手好字，做得一手好古文。在第一师范教书多年，也连续教了几年毛泽东所在班的国文。

袁吉六的教风甚严，作文限令学生写桐城派的古文。毛泽东原来推崇梁启超的文体，因袁吉六反对梁启超的那种半文半白的文体，毛泽东才不得不改变文风，开始熟读韩愈的文章，改作古文。毛泽东从旧书店买来《韩昌黎全集》，因纸张不好，错字很多，又借来好版本，一一校正，将书补充好。

毛泽东称赞袁吉六先生的“四多”，即多谈、多写、多想、多问，也赞赏他“文章妙来无过熟”的读书方法。袁吉六先生也最喜欢他的这个学生，夸奖他的文章“大有孔融之意”，周末还找毛泽东到自己的书房谈话。

毛泽东原来还比较听从袁吉六的话，后来，对他守旧而专制的作风越来越反感。有一次刚开学，袁吉六在教室监督作文，毛泽东在题目下面写了一句：“某年某月某日第一次作文”。袁吉六先生看了极不赞成，他说，我没有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命毛泽东重抄一页。经过两次催问，毛泽东都没理会。袁吉六气冲冲地跑过来，将毛泽东的这一页撕掉了。毛泽东站起来，质问袁先生，并要同他一起到校长那里去讲理。袁吉六无言以对。毛泽东重写了一遍，仍然保留了那一句。

尽管如此，由于毛泽东的古文写得好，袁吉六对他还是很器重，认为他是一个有才华、有胆识的“特殊学生”，经常辅导毛泽东作文，并借书给这位特殊学生阅读。建国后，袁家还保留着毛泽东当年借书的两张便条。

毛泽东学习十分认真、刻苦。他听课时做有大量的课堂笔记，课后自修时写有读书录，还全文抄录过一些他喜爱的书籍。这些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累积下来有几网篮之多。

后来，毛泽东把它们送回了韶山。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要抄毛泽东的家，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搬到后山焚毁。一位曾教过毛泽东的私塾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了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了下来。《讲堂录》就是抢出来的那本笔记，是现存下来的毛泽东唯一的课堂笔记。

《讲堂录》共47页，后36页主要是听课笔记，也有一些读书札记，内容涉及哲学、史地、古文、数理等；对古今名人治学、处世、治国和有关伦理道德的言行记录则较多。如：

“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中之。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惟明而后可断，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高尚其理想，其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心之所谓志”，

 “为学之道不得不重现在。”“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为流欲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

毛泽东在学习上对于他喜欢的课程，如撰写文学或伦理主题的文章和社会科学课程，他学得津津有味，而且有独到见解，常得100分。但他也有一些很丢面子的事，因为他对于那些他不喜欢的课程，如静物写生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很少去学习，所以经常得零分或接近零分。当然完全放弃枯燥的静物写生课，也不是毛泽东的做事风格，他不得不硬着头皮应付一下。在绘画考试时，他在试卷上潦草地画了一个椭圆，题名“鸡蛋”，然后就离开了教室。还有一次，他在上课时，一个简洁的构思使他得以提前离开了教室。那是他先画了一条水平线，又在水平线上面画了个半圆，还将李白的一句诗题写在上面：“半壁见海日”。结果，他的绘画成绩不及格。

除了在学习上，毛泽东在生活上也有一些丢面子的事。有一次，他读书读到深夜，被子离油灯太近，引起了一场小火灾，烧坏了几张床铺。还有一次，一位同学因父母包办婚姻而苦恼，毛泽东深表同情，就到这位同学家里，劝说他的父母放弃这种安排。可想而知，他是一位不受欢迎的人。

毛泽东喜欢和友人一起游览山河、论诗文，有时还联句做诗。1914年深秋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和肖瑜在湘江畔散步，他们欣赏着黄昏时分的风景，突然来了诗兴。

肖瑜首先吟道：晚霭峰间起，归人江上行。 云流千里远，

毛泽东接道：人对一帆轻。落日荒林暗，

肖瑜也接道：寒钟古寺生。深林归倦鸟，

毛泽东结句道：高阁倚佳人。

1915年春节前，毛泽东从第一师范放寒假回到韶山。一天傍晚，毛泽东满面笑容地问菊妹子：

“你认得字吗？”

这个叫菊妹子的小姑娘，是毛泽东的母亲收养的一个女儿。菊妹子摇摇头，不解地说：

“三哥，大家都讲，女人家读书有啥子用。”

“那你取了大名没有？”毛泽东又问。菊妹子不好意思地摇摇头。毛泽东思索了一会儿，在桌子上写下“毛泽建”3个字。说：“菊妹子，今后，你就叫‘毛泽建’吧！”

菊妹子瞪大眼睛，好奇地望着毛泽东。

“‘毛’是我们的姓，‘泽’是排辈，‘建’是你的名，是设立和建筑的意思。”毛泽东耐心地解释着，然后又语重心长地说：“你可要为穷苦人建功立业啊！”

“毛泽建，多好听的名字呀！”

菊妹子从心底里感激三哥，为她取了正式的名字，但是，她毕竟还只是一个不到10岁的乡下小姑娘，对毛泽东讲的道理似懂非懂，瞪大眼睛点了点头，然后兴冲冲地跑了出去，口里喊道：

“我有大名了，以后我就叫毛泽建了！”

这天夜里，毛泽建兴奋地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觉，她想起了自己的身世。

菊妹子，是毛泽东的堂叔毛尉生的女儿。1905年10月出生于韶山冲东茅塘，比毛泽覃小将近一个月。因为，她是在金风送爽、菊花飘香的季节里降临人世的，所以，父母就给她取了个“菊妹子”的乳名。毛尉生是个佃农，年轻时，因为劳累过度，得了肺病，经常咳血；菊妹子的母亲毛陈氏也有眼疾，一家人的生活贫困不堪。毛尉生由于劳累过度，39岁就去世了。1912年，韶山冲发大水，庄稼颗粒无收。毛陈氏只好带着仅有七岁的菊妹子和菊妹子的3个小弟弟，沿街乞讨。善良的文七妹看到他们一家如此艰辛，就把菊妹子从东茅塘接到上场屋，作为自己的女儿收养。毛泽东的父母把菊妹子视作亲生一般，疼爱有加。毛泽东兄弟3人也把这个苦命的堂妹，当作亲妹妹一样看待。菊妹子特别敬重毛泽东，亲热地叫他“三哥”。

毛泽建这天夜里，心里一直在念着“毛泽建”三个字，并用手指一遍又一遍地模仿着毛泽东写的这三个字。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笑着问：

“菊妹子，你的名字还记得不？”

“当然记得了，我叫毛泽建。”

“哦，不错。”

毛泽东夸奖道。

 “三哥，我还会写了呢。”

菊妹子兴奋地说。

“是吗？那你写给我看看。”

毛泽东颇感意外。只见菊妹子拿起一个小木棍，在地上歪歪斜斜地写出了“毛泽建”3个字，居然一字不差。毛泽东高兴地笑了，说：

“菊妹子真有出息，以后，我们就叫你毛泽建了。”

1915年2月24日。毛泽东由湖南第一师范回家过春节，来到外婆家，他在给七舅父、八舅父拜年时，顺便归还了借文运昌表哥的、他已经读过无数遍、在手里放了整整5年的《盛世危言》、《新民丛报》及其它书籍，还留下一张写给表哥的“还书便条”。毛泽东写道：

咏昌先生：

书11本，内《盛世危言》失布匣，《新民丛报》损去首页，抱歉之至，尚希原谅。

泽东 敬白

正月十一日

又国文教科2本，信一封。

在这一时期（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杨怀中倡导同事黎锦熙和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璋、陈昌等人在自己的住处浏正街李氏芋园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就到杨先生家中，由先生介绍和推荐读物，大家一起讨论有关读书心得和哲学。萧子璋回忆说：

“杨先生并不善于辞令，也不装腔作势，但他能得听讲者很大注意与尊敬，大家都佩服他的道德学问。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每逢星期日，便相率到杨先生家里去讲学问道，杨先生也很器重毛、蔡、陈等学生。”

通过与这些学生的接触，杨怀中对他们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和品德学问都十分了解。

1915年4月5日，毛泽东在杨怀中家谈起了自己的家世和经历。杨怀中问：

“韶山，就是南岳72峰之一呀，距湘乡不远吧？”

毛泽东说：

“对，我的家离湘乡一山之隔，我外婆家就在湘乡。”

杨怀中微笑着说：

“难怪你的语音里带有湘乡口音。”

“是的。”

毛泽东笑着点了点头，说：

“我们那里语言差别很大，当地有句俗话叫做：‘隔山不懂话，隔江难辨音’。”

杨怀中鼓励毛泽东努力学习，寄于期望。

当天，杨怀中在日记中记载：

“毛生泽东，其言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然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黎锦熙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毛泽东和他的交往：“4月4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4月11日星期日，上午萧子升、润之及焜甫至，讲读书法。4月18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等相继至，共话宏文书社事。4月25日星期日，上午游园，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毛泽东在学习上广泛而虚心地向他人请教，共同探讨问题。他认为，“学问”两个字组成一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人交谈讨论。这样才能真正取得学问。

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忧国忧民。因此他的学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学习掌握救国救民的本领。他说：

“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而言，本为变革应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此无它，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己之本领何在，此应自知也。以欂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如此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为了认识真理和追求真理，毛泽东决心学习“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的精神，“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探讨。”

他提出“文明其精神”，要刻苦学习，不断地充实自己。他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谈论大事，即“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为此，罗学瓒作诗云：

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陈。

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

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

欲知毛泽东如何忧国忧民，请看下章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不仅以德报恩，而且对于曾经教育过他并且还要开除他学籍的老校长如张干者，也曾经以德报怨。此事载于本书第6卷，诸君不可不读。古人云：“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胸怀博大如毛泽东者，自不可与“中山狼”之类人物同日而语也。

第6章

“日人诚我国劲敌。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

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

话说世界上爆发了以欧洲为主要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分裂成为两大阵营，争战不休。就是在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无暇顾及也不能倾其全力掠夺中国了，于是东方的日本帝国主义就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915年5月7日下午3时，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9日下午6时前答复1月18日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

这是日本以解决中日“悬案”为名，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的旨在独霸中国的“二十一条”。

袁世凯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于5月9日接受了除个别条款外的一切要求。

消息传到湖南，一师师生义愤填膺。为了揭露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修正案，学生们集资编印了有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几篇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这些文章和资料，他在封面上写道：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毛泽东在《明耻篇》卷首《感言》篇里批注道：

“此文为第一师范学校教习石润山先生作。先生名广权，宝庆人。当中日交涉之倾，举校愤激，先生尤痛慨，至辍寝忘食，同学等爰集资刊印此篇，先生则为序其端而编次之，云云。”

他还在《明耻篇》那些文章和资料中许多地方加了圈点和着重号，并作了批注。他在不少地方写道：“此文作得好！”“说得痛快！”。

1915年5月23日，由一师校长张干、学监王季范、教员杨怀中发起，为第一师范的学生易昌陶召开了一个追悼会。

易昌陶又名易永畦，湖南衡阳人，品学兼优，是毛泽东的同班同学和挚友。易昌陶于3月份病逝于衡山县家中。

杨怀中先生为易昌陶题写了一幅挽联：

遗书箧满，铁笔痕留。积瘁损年华，深悲未遂平生志；

湖水长流，岳云依旧。英灵怀故国，没世宁灰壮士心。

此时的毛泽东，既痛失一位交往密切的良友，也感到国家命运艰难，生者责任重大。他悲痛交织，题写了一幅挽联：

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湔，独令我来何济世；

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

毛泽东还写了一首悼念亡友的五言古诗：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煞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腮。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毛泽东的悲痛之情跃然纸上，抒发了他对亡友的怀念之情和爱国之情，可谓是文理真挚动人，令人垂泪，催人上进。

毛泽东的挽联和挽诗被收录在一师的《易君永畦追悼录》中。

毛泽东接触了进步思想，积极组织和领导革命活动，但他也常常惹出一些祸来。

1915年春期，湖南省议会发布了一项决定：从下学期开始，师范学校的每个学生须交纳10元学杂费。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自然是忠于当局的，对这一决定坚决执行，首先遭到了家境贫寒、或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们纷纷传言，这个“增费”的决定是张干为了讨好当局向省政府提出来的，便纷纷罢课，在校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

张干其人，原是数学教师，为人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且善于与上司结交，不到30岁就当上了校长。

一天傍晚，毛泽东和萧子璋看到同学们在布告栏里贴了不少传单，揭发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劣绩”。他说：

“子璋，我看这些传单没有击中张干的要害。”

“为什么？”

萧子璋不解地问。毛泽东说：

“因为我们现在并非反对张干当我们的家长，而是反对张干当我们的校长。”

“依你之见呢？”

“要赶走这位校长，就要制造舆论说他如何未将我们一师办好。走，到君子亭去。”

两人来到君子亭，毛泽东拿出纸和笔，不一会儿就草成了一份《驱张宣言》。萧子璋拿过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张干自到我们一师任校长以来，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连连称好。毛泽东说：

“马上派人进城去印，今晚一定要印好。”

第二天清晨，《驱张宣言》撒遍了一师校园，整个学校沸腾起来了，“驱除张干”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此事惊动了湖南省教育厅，很快就派来了一名督学，他向学生训话说：

“胡闹，立即给我复课！”

毛泽东让同学们传递给讲台上的督学一个纸条，督学见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请督学马上给我们答复！”他怕事情闹大，就换了一种口气说：

“诸位，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吧，下个学期张干不来了。”

一个学监向张干告密说，《驱张宣言》是毛泽东写的。张干大怒道：

“反了！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开除老师，这是第一次。”

他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17名带头闹事的学生。身为学监和数学教员的王季范非常着急，他找到杨怀中、徐特立、方维夏、袁吉六、符定一、王正枢等教员商量对策，尔后一同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不得不收回成命，改为记大过处分。

袁吉六与同事们评价毛泽东时说：

“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

此后，杨怀中辞去了一师的教学，整整一年没有到校上课。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的回信中写道；

“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同学易昌陶君已病死。昌陶君工书善文，与弟甚厚，死殊可惜。校中追悼，吾挽以诗，乞为斧正。”

毛泽东还在信中说到了关于学习方面的问题，他写道：

“今闻于师友，且齿已长，而识稍进。于是决定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从前拿错主意，为学无头绪，而于学堂科学，尤厌其繁碎。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其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适得高等师范信，下期设招文史两科，皆为矫近时学绝道丧之弊。其制大要与书院相似，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处也。”

毛泽东十分赞赏康有为、梁启超的治学方法，他说：

“康尝言：‘吾40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盖文学为百学之源，吾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足下有志于此乎？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屠沽贾衒之中，必有非常之人……人非圣贤，不能孑然有所成就，亲师而外，取友为急。”

1915年暑假，毛泽东因手头拮据，就没有回家，居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怀中等指导自学。

1915年6月末的一天，毛泽东来到校园后山上的君子亭。这是一座四柱八角琉璃瓦小凉亭，四边有坐凳。毛泽东坐在亭子里，起草了一个约二三百字的《征友启事》，末尾借用《诗经》上的两句诗“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说：“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并强调要结交对救国感兴趣的青年，特别要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他以自己名字的繁体字是28划，就署名为“二十八画生”，用蜡板刻好油印好，向长沙各主要学校都发出了一份。并标明“来信由第一师范附属小学陈章甫转交”，他还在寄出的信封上写道：“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此时的陈昌已经从一师毕业了，被聘请到一师附属小学校任教。

《征友启事》张贴出去以后，一般人都很难理解，认为“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甚至有的人还认为这种征友是不怀好意的。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姓马的女校长就认为这个启事是在找女学生谈恋爱。她按照启事上写的通信处，找到了陈章甫，还找到了一师校长那里。陈昌告诉马校长说，“二十八画生”的真实姓名叫毛泽东，是一个品学兼优、胸怀大志的学生。马校长这才消除了疑虑。

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这次征友活动，最初“只得到3个半人的响应。”在这3个半人中，一个是罗章龙，另两个后来变成了极端反动分子，而那半个人则是李立三。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1899年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1915年就读于长沙长郡联立中学。

据罗章龙回忆说：1915年5月中旬（应为农历五月中，即公历6月底，毛泽东在11月9日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是在“夏假后”，二者是吻合的。）的一天，我赴司马里第一中学访友，在该校会客室门外墙上，偶然发现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启事是用八裁湘纸油印的，古典文体，书法挺秀。启事引句为《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词语典丽可诵，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我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我将信寄出去三天后，果然得到了毛泽东的回信，略云：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庄子》语——笔者注），愿趋前晤教云云。

罗章龙经浏阳籍学友陈昌、陈绍休（赞周）联络约定，邀同好友李立三在下一个星期日（当在7月4日——笔者注）上午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与毛泽东见面，手持报纸为记。“同学陈圣皋也欣然前往。”

这一天，天气晴和。毛泽东和罗章龙、陈圣皋、李立三在图书馆见了面。罗章龙回忆说：“上午9时左右，我们到达定王台省立图书馆。”“在走廊处有一少年仪表端庄，气宇轩昂，心知即所欲晤见之人。我们乃趋前为礼，彼此互通姓名，方知少年姓毛名泽东，字润之。二十八画生乃其名字的笔画数。略谈数语后，圣皋去阅览室看书，润之建议到院内觅一僻静处倾谈。进得院内，寂静无哗，我们就坐在一长条石上。”“谈话内容涉及很广，包括国内外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

李立三没有发表意见就告辞了。毛泽东和罗章龙却整整谈了3个小时，直到图书馆中午休息时方止。他们“谈到音韵改革问题，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与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关于治学问题，润之认为，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均属茫然！主张在学问方面用全副力量向宇宙、国家、社会做穷源竟委的探讨，研究有得，便可解释一切。关于生活方面所涉及较少。”

临别，毛泽东表示：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并嘱以后要常见面。

第二天，罗章龙和同学黄昆吾及一师的彭道良谈及此事，彭道良笑道：

“昨日之事可称三奇会。”

罗章龙不解地问道：

“何为三奇会？”

彭道良说：

“圣皋与兄为联中二奇，益以毛奇，岂非三奇？”

黄昆吾问起毛奇之名的原由，彭道良从容解释说：

“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特立独行之性格。他常语人：‘男子要为天下奇（此乃宋代王庭珪送胡邦衡诗句——笔者注），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做个奇男子。’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

罗章龙以彭道良所语又求证于他的同乡陈绍休（赞周，亦陈圣皋之弟——笔者注），陈绍休说：

“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但他择友甚严，居恒鹜高远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视之慨。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直谅多闻，堪称益友。”

自此以后每到周末，罗章龙和毛泽东常常约定到天心阁，绕着旧垒城堞散步，或到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杨怀中寓所晤谈；有时又相约去郊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猴子石、东南渡等处远足游览。他们每次晤面多是检讨所思所学，析疑问难，究所未知。

再说7月5日，杨怀中全家迁往湘江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在家里专门辟了一间客房。师生们在一起无所不谈，社会、政治、学术、理想、人生，有时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大家坐在一起，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毛泽东在杨怀中搬家后，应数学老师王正枢之邀，来到他在长沙高正街19号的居所住了一个假期，给老师家添了不少麻烦。

从高正街19号可以直通长沙的古城墙，毛泽东时常带着王正枢的儿子王人路兄弟几人登城到天心阁观光游玩，他还曾为王家兄弟吟诵了不久前写的悼念学友易昌陶的诗，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怀，并以此激励王氏兄弟。

1915年7月，黎锦熙在记载他和毛泽东的第8次接触时的日记中写道：

“7月31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黎锦熙所说的章甫就是陈昌。

陈昌，又名章甫，1894年7月14日出生于广西梧州，1902年随父回到故乡湖南省浏阳县陈家大屋。他是毛泽东一师的同学和好朋友。陈昌学习刻苦，自强不息。课堂之外，不是在阅报室读报，就是在自习室读书。他好学深思，读书思考有所得，必记笔记，并写进日记，深得杨怀中老师的厚爱。

黎锦熙1915年日记中还记载：4月4日始至8月29日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星期六和星期日，到芋园黎锦熙住处拜访求教近20次，内容包括“读书方法”、“研究科学之术”、“改造社会事”、“学与政”等。毛泽东从黎锦熙那里受益匪浅。

毛泽东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和无所畏惧的进取精神，博览群书、独立思考的治学态度，和他那超凡的胆略和才华，使陈昌无限钦佩。他们志同道合，朝夕相处，交往甚密，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正是：群贤毕集是名苑，谈书论道赴洞天。

胸有半壁见海日，开口便是三不谈。

1915年从夏季开始，毛泽东参与组织了第一师范进步师生开展反日、反袁斗争。

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写文章，和帝制派劝进的丑恶行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杨怀中、徐特立等先生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参加了反袁斗争。先生们一起写信，斥责了一位鼓吹帝制的教师，扫除了在校内宣传帝制的邪气。

中国社会也正处在激烈地动荡之中。张勋复辟，军阀各据一方，混战连绵不断；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掀起了一场尊孔复古的逆流。专制与共和、复辟与反复辟、民主与法制、尊孔与反孔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 

在这样一个新的方生、旧的未死的充满矛盾的年代里，毛泽东怀着一颗强烈的爱国心，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思索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毛泽东主要依靠报刊杂志，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晚上，成了一师校园内闻名的“时事通”。

一师有一个可容纳几十人的阅览室，是毛泽东天天要去的地方，那里面有湖南、北京、上海等地出版的报刊。他常在图书馆全神贯注地读长沙和上海的报纸，直至深夜。如果有人要找毛泽东，别人就会告诉他： “可能在报纸阅览室。”其他同学也喜欢听毛泽东讲一周的动荡局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新动向。

毛泽东曾回忆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我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读报刊非常认真，常常随身带着中国和世界地图、字典、和笔记本。凡是不熟悉的地名，他就对着地图，找出位置；凡是重要的消息、文章、资料，不论长短，他总是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并做摘记，写出心得。

毛泽东还把自己订的报纸中的重要资料，剪辑成册。他有时还在报纸的空白边上，写出报纸中提到的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等地理名词，并写出英文。他说，这样既了解了时事，又熟悉了道理，还学习了英文，是一举三得。

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同学们经常议论纷纷，对一些问题也常常困惑不解，而毛泽东则看得清楚，而且能讲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萧子璋说：

“我也是天天看报，每次到阅览室，差不多都会遇见毛泽东也正在那里看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同他相遇。返校途中，我们边走边谈，他给我详细分析了奥国皇太子为什么在塞尔维亚被刺杀；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为什么出兵；德俄、德法、德英为什么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讲的有时间、有地点，有根有据。使我听了又钦佩，又惭愧。”

随着时局的发展和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思索，毛泽东逐渐感觉到，要实现救国救民的愿望，还需要更广泛地结纳有志救国青年，联合更多的同志。

1915年8月，萧子升从一师毕业后，到长沙楚恰学校任教。毛泽东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人获一珠，家藏半璧，欲不互质参观，安由博征而广识哉？”“不先有言，何以知失？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

因此，他主张充分交换意见，“互质参观”，提倡说话，反对讳言。通过交流讨论，取得“真知”、“真理”。在讨论中，既要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又要坚持自己正确的观点。他说：

“夫人之生所遭不齐，惟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不强人以合吾之轨，亦不迁己轨以合人之型，以诚至公彻理之谈也。”

（1915年8月）毛泽东还给萧子升的信中抄录了他最近写的一篇名曰《自讼》的日记：“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其匏瓜乎？”

1915年夏，毛泽东准备从一师退学，报考长沙高等师范。他认为这个学校设文史两种，而且“重自习，不数上讲堂，真研古好去处也。”

1915年9月，黎锦熙调北京教育部任编纂处编纂员，毛泽东与先生仍时有书信往来。

1915年9月6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说到了黎锦熙，他写道：

“闻黎君邵西好学，乃往询之，其言若合，而条理加详密焉，入手之法，又甚备而完。吾于黎君，感之最深，盖自有生至今，能如是道者，一焉而已。”“仆问邵西，学乌科求？学校浊败，舍之以就深山幽泉，读古坟籍，以建基础，效康氏、梁任公之所为，然后下山而涉其新。”

毛泽东在信中又说，黎锦熙在回信中批评他这种先古后新的次序是“先后倒置”，黎锦熙说：“盖通为专之基，新为旧之基，若政家、事功家之学，犹贵肆应曲当。”

毛泽东还说，他认识到不能舍通识而专攻，乃“系其心于学校，惟通识之是求”。但他仍然认为：“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唤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点燃了追求真理的火焰，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谱名同庆，学名乾生，字仲甫，1879年出生于安徽省怀宁县。

杨怀中自己出钱，订阅了几份《新青年》，除了自己阅读外，分赠给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等人。一向对新鲜事物极为敏感和不断追求真理的毛泽东一开始就认真地阅读它，并热心地宣传介绍它。在毛泽东的思想上，《新青年》取代了《新民丛报》；陈独秀和胡适取代了康有为与梁启超，成为他心目中的崇拜对象。毛泽东曾经说过：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泽东还曾经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说：

“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说：

“此日如金，甚可爱惜！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

“近以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仆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得，未尝敢不告示与人；有人善，虽千里吾求之。所以，效嘤鳴而求其声。至今数日，应者尚寡。兹附上一纸，贵校有贤者，可为介绍。”

毛泽东也经常到楚恰学校萧子升处，通过萧子升认识了曾经先后两次同校同学而不相识的何叔衡。

何叔衡，字玉衡，号琥璜，学名瞻岵，1876年出生于湖南宁乡县杓子冲，成年后考中晚清最后一批秀才。1913年春，37岁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与比他小17岁的毛泽东同校，后来他们又一起转入一师。1914年7月，何叔衡在一师只读了半年就退学了，受聘于长沙楚恰学校任主任教员，教高年级国文课。

毛泽东认识何叔衡后，没多少时间便对他产生了敬意，特别为他的办事热情、感情热烈所吸引。毛泽东常说“何胡子”是一头牛，是“感情一堆”。何叔衡对毛泽东的学识也非常钦佩，常向人介绍，“毛润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是后起之秀”。毛泽东曾当面评价何叔衡：“不能谋则能断”；何叔衡心悦诚服地说：“润之说我不能谋则能断，这话是道着了。”

1915年11月9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邵西仁兄足下：

前月从熊君传来足下一书，教诲良多。兹有欲为足下言者：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如足下之事，乃至崇之业。然彼方以术愚人，今反进以智人之术，其可合邪？收揽名士政策，日起日巧，有自欲用天下之志者，乃反为人所用欤！元凯臣舜，服善也；扬刘臣莽，附势也。辨夫今之为舜欤抑莽欤者，则所以自处明矣！北京如冶炉，所过必化。弟闻人言，辄用心悸。来书言速归讲学，并言北京臭腐，不可久居，至今不见征轺之返；又闻将有所为，于此久居不去。窃大惑不可解，故不敢不言，望察焉，急归无恋也。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孽孽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催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 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生平不见良师友，得吾兄恨晚，甚愿日日趋前请教。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夏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情稍快惟此耳。岁将晏，气候日寒，起居注意，道路珍摄。不复一一。

润之弟毛泽东顿首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毛泽东长期访求和多方通信联系，在他的周围终于逐渐地聚积了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有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张昆弟、罗学瓒、陈昌、陈书农、罗章龙等十余人。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少数是长沙市中小学的青年教师。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到，他就是邓中夏。蔡和森在1915年秋考入湖南高等师范，与毛泽东等同学经常来往。毛泽东在杨怀中先生家里，经蔡和森介绍，认识了邓中夏。

邓中夏，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1915年考入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与蔡和森同班。蔡和森沉默寡言，终日伏案用功；邓中夏性情豪爽，喜交游，善谈论，温和中带一种刚毅之气。三人志同道合，很快都成了真挚的朋友。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道：

“我逐渐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毛泽东和这一批志向远大的青年经常在岳麓山、桔子洲、平浪宫等处聚会，臧否人物，畅谈国事。

毛泽东除了广泛结友外，还积极地参与学校的学友会活动。

1915年11月，毛泽东被选为学友会文赎，负责起草报告、造具表册和会议速记。这一职务他一连任了四届。

第一师范的学友会始创于1913年9月，初名“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为宗旨。1914年改名为自进会。1915年秋正式定名为学友会。学友会的宗旨是：

“砒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

学友会的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演讲、竞技等15个部。会中设有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理一切事务；总务一人，由学校学监兼任，主持日常会务；各部部长各一人，另有庶务、会计、文牍各一人。

1915年冬，毛泽东以学友会的名义，将昔日的保皇派中的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3人有关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言论编印成册。因为萧子升的书法好，毛泽东就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特急邀请萧子升为这本书题写书名，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近校中印发汤康梁三先生书文，封面当签署‘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十一字。大小真草，随兄为之。需此甚急，可否明天上午赐来？”

萧子升慨然应约，立即写好送来了。

毛泽东将小册子印成后，在校内外广泛散发，不但在校内而且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陈昌在日记上写道：

“上午8时，接润之兄书，并承赐《汤康梁三先生之时局痛言》一本。夫康氏素排议共和，今又出而讥帝制，其所谓时中之圣。斯人若出，民国亦云幸矣！”

毛泽东的课外活动，并没有影响他的学习。他每天总是在天色未明就起床，晚上熄灯后还借外面一点微弱的灯光苦读，持之以恒，从不稍怠。

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写信给萧子升，他说：

“经之类13种，史之类16种，子之类22种，集之类26种，合70有7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10年莫完，购之非200金莫办。昨承告以赠书，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不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二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191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国耻日”1周年追悼大会上，为吴竹圃题写了一幅挽联。

吴竹圃，湖南汨罗市桃林寺镇青山人，他是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各科成绩出类拔萃，而且关心国家大事，指斥时政，与毛泽东志同道合。吴竹圃于4月间一病不起，年方20岁便撒手人寰。

毛泽东在追悼大会上题写的挽联是：

吴夫子英气可穿虹，夭阙早知，胡不向边场战死？

贾长沙胜俦堪慰梦，永生何乐，须思道大肿方深！

1916年6月24日，毛泽东给萧子升写信说：

“话别之后，滞于雨，不得归；又以萑苻不靖，烽火四起，益不敢冒险行也。五六日来，阅报读书，亦云有所事事。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加之校中放假，同学相携归去，余子碌碌，无可与语。早起晚宿，三饭相叠。平居一日憎长，今如瞬息，寂历之景，对之惨然。……明日开霁，决行返舍。”

6月25日，毛泽东离开长沙，26日9时，到达湘潭，又步行70里，夜宿离韶山30里的银田寺。沿途的大好景色和战乱的景象，使毛泽东感慨不已。当晚，他忍不住“捉管为书”，给萧子升写了一封信，述说在途中的所见所闻。他写道：

“一路景色，弥望青碧，池水清涟，田苗秀蔚，日隐烟斜之际，清露下洒，暖气上蒸，岚采舒发，云霞掩映，极目遐迩，有如画图。”“近城之处，驻有桂军，招摇道涂，侧目而横睨，与诸无赖集博通衢大街，逻卒熟视不敢问。联手成群，猬居饭店，吃饭不偿值，无不怨之。细询其人，殊觉可怜，盖盼望给资遣散而不得者也。其官长亦居饭铺，榜其门曰某官，所张檄告，介乎通不通之间焉。”

6月27日上午，毛泽东回到故乡，回到母亲的病榻之旁，一颗“游子之心”得到了极大的宽慰。然而，他仍系念着中国的战局，尤其是湖南的局势，半月之后，便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母亲。

7月12日，毛泽东在返程中到了湘潭，又忍不住给萧子升写信，述说感受。

7月18日，毛泽东回到学校，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申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毛泽东对湖南走马灯似的军阀、都督更替，给人民造成的灾难，“愤愤不能平于心”。他激扬文字，针砭时弊，指点江山。他在信中写道：

“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芗铭）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更紊矣。何以云其冤也？汤在此3年，以严刑峻法为治，一洗从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任张树勋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市政之饬，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这一个时期，毛泽东不断看到《大公报》上所载的1916年7月日俄再次瓜分中国满蒙权益所签订协约的消息；而袁世凯急于称帝，却对日俄的强盗行径听之任之。同时，报端还披露：日本内阁行将改组，不少国人寄希望于炮制《二十一条》的罪魁祸首大隈重信下野后，日本对华关系可望趋于缓和。

1916年7月25日，毛泽东又给萧子升写了一封长信，他主张对附和帝制的罪魁祸首，严加惩治，“庶几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扫绝风霾腥秽之气。”毛泽东写道，新大总统黎元洪下令惩办洪宪帝制祸首杨度等8人，是“人心奇快”。“此衮衮诸公，昔日势焰熏灼，炙手可热，而今乃有此下场！”“故最愚者袁世凯，而8人者皆次也。”

毛泽东对新总统黎元洪也表示了不满，他写道：

“此次惩办，武人未及，如段芝贵、倪嗣冲、吴炳湘等，皆不与于罪人之数，舆论非之，即8人者，闻亦多逃矣。”

接着，毛泽东在信中分析和预见了中日之间的关系，他写道：

“此约业已成立。两国各尊重在满蒙之权利外，俄让长春滨江间铁路及松花江航权，而且助俄以枪械弹药战争之物。今所明布者犹轻，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见人也。”

“大隈阁有动摇之说，然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号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骎骎入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它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只有磨砺以待日本。吾之内情，彼尽知之，而吾人有不知者；彼之内状，吾人寡有知者焉。

吾在校颇有奋发踔励之慨，从早至晚，读书不休。”“吾愿足下看书报，注意东事，祈共勉之。谓可乎？”

这正是：忧国忧民开慧眼，未卜先知超先贤。

交友结党小试手，道义未担练铁肩。

欲知毛泽东如何将自身历练，请看下章内容。

东方翁曰：中日两国之间斯时关系之发展，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发生了，而他那“20年内，非一战不足于图存！”的预言，后来也不幸发生了。此时尚不足23岁的青年毛泽东，岂不是料事如神么？请看：15年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其结果是日本占领了中国的东三省；21年之后，日本又挑起了卢沟桥“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但是，毛泽东可能没有想到，在20年之后动员全国的老百姓奋起抗战、统帅千军万马运筹帷幄于抗日疆场之上的领袖，竟然是他自己。

第7章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

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

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

话说在1916年暑假，毛泽东并没有回家休息，他在杨怀中先生介绍下，和其他同学一起寓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内学习。

有一天，毛泽东步行120里来到板仓杨先生家中。这是他第一次来板仓看望先生。

杨怀中先生的老家板仓，在长沙城北约50公里处，那里有一个丘陵地带，青山环抱，山势峻拔，隐珠和飘峰两座山遥遥相对，板仓就是夹在这两山之间的一个偏僻山冲。这板仓并不是一个山村，它实际上还分上下板仓，杨怀中先生的家就在下板仓屋。

毛泽东在板仓期间，以极大的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特别是杨先生订阅的那些新书报刊。毛泽东一边看，还一边和杨先生在一块儿探讨一些学术问题。

有一次，杨先生在闲谈中，他跟毛泽东谈到了距离板仓20多公里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他还说，柳午亭先生是一位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

说起来这位柳午亭先生不是别人，他就是后来人们熟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柳直荀的父亲。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悉心研究体育问题，他一听说附近竟有这等体育方面的高人，于是就按耐不住了，第二天他就让一位农民带路，去拜访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两个人就体育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谈。

毛泽东一回到板仓，就同杨怀中先生谈起了他此行的印象，他称赞柳午亭先生在体育研究和实践上有很高的造诣，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效法的。

此后，凡是杨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或是在长沙的“板仓杨寓”，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学瓒等人总要登门拜访他，或请他解答疑难，或共同探讨人生哲理，或纵论天下大势，或畅谈相契政见，谋事今天，计虑将来，就这样，他们之间形成了一个以杨怀中为核心的无形的思想学术团体。

毛泽东非但结交长者和同龄朋友，他还善于结交比他年龄小的朋友，任弼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1916年，毛泽东在学生阅报室里首次认识了任弼时。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1916年考入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读书。他曾经在第一师范学生自治会组织的讲演会上，聆听过毛泽东所作的题为《反对列强瓜分中国》的演讲，这使他对毛泽东产生了好奇和敬仰之情。

这一次相识，毛泽东向任弼时介绍了学生自治会的情况，勉励他好好学习，锻炼身体，要能文能武，为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任弼时此后更加勤奋学习，经常到阅报室和图书室读严复、李大钊等人的著作，参加毛泽东等人组织的学习和讨论。

1916年冬的一天，毛泽东约罗章龙去游麓山。二人自清晨8时启程出南门，冒着严寒，准备从朱张渡过湘江。

朱张渡，因朱熹和张南轩而得名。朱熹、张南轩具是宋代有名的学者和诗人，在长沙讲过学。湖南知识青年对他们都很熟悉。

毛泽东和罗章龙在朱张渡口的茶亭停留下来，他们讨论了朱熹、张南轩在湖南所留下来的思想影响。之后，他们又去攀登岳麓山的麓宫，傍晚时分才下山。

他们在过赫曦台时，看到了朱熹和张南轩的联句，毛泽东忽有所感，吟成了《五律》一首，诗云：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

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

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非常重视体育锻炼。

191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邵西仁兄大人阁下：

去冬曾上一函，所言多不是，得书解责，中心服之。前之所言，诚自知其不当。袁氏笼络名士，如王、梁、章、樊诸人，均坠其术中，以此联想及兄。其实兄尚非今所谓名士也。事务之官，固不同乘权借势之选，而兄之所处，不过编书，犹是书生事业，并事务官而无之，于进退之义何有？此弟之甚妄言也。辱教：学宜自造，不必因人；心情求全而去偏。此诸义者，皆书诸绅矣。又嘱以常常通信，心中无所见，有之矣，又以为不足质诸左右，增笔墨裁答之劳。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于此道并无研究，一隅之间，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今乃有进者：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言。诚以德智所寄，不外于身；智仁体也，非勇无以为用。且观自来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短也，或以其身体之弱然也。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33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矣！夫人之一生，所乐所事，夫曰实现。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此其言固也。然苟身之不全，则先已不足自乐于心，本实先拔矣。反观世事，何者可欣？观卢升之集，而知其痛心之极矣。昔者圣人之自卫其生也，鱼馁肉败不食，《乡党》一篇载之详矣。孟子曰：知命者不立夫岩之下。有身而不能自强，可以自强而故暴弃之，此食馁败而立岩墙也，可惜孰甚焉！兄之德智美矣，惟身体健康一层，不免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心身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余不多言，敬请

教安！

小弟 泽东谨上

毛泽东主张“身心并完”，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因此，他为了强壮身体，磨励意志，同时也为了保持学习时旺盛的精力，就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并且持之以恒。

在第一师范学校前面宽阔的湘江，成了毛泽东常去游泳的地方。他为了结伴游泳，曾经贴出了一张启事，上面写道：

铁路之旁兮，水面汪汪。深浅合度兮，生命无妨。凡我同志兮，携手同行。晚餐之后兮，游泳一场……

同学们看了毛泽东这则启事，纷纷报名，很快就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游泳队伍。其中尤其是蔡和森、张昆弟、罗学瓒等人更是经常和毛泽东一起来到湘江边游泳、畅谈。杨开慧也总是跟着。

毛泽东不但可以横渡湘江，还常常从猴子石游到相距几华里的牌楼口。深秋时节，万山红遍，岳麓山下的枫林披上了嫣红的新装。湘江的碧波，更加清澈晶莹。江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这正是毛泽东游泳的大好时节，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时而向前劈波斩浪，时而仰卧在水面上，仰视长空，注视着天空中那展翅飞翔、搏击苍穹的雄鹰。此时的毛泽东，身心充满了力量和信心。冬天，寒风刺骨，毛泽东毅然坚持到江中击水。这时，他磨砺的是意志。

毛泽东对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是外地来长沙讲学的名流学者，一旦探知他们的消息和住址，也总是千方百计地去登门拜访、求教。

1917年3月，曾经积极支持和帮助孙中山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与黄兴等人有很深交往的日本友人宫峙寅藏来到长沙城，专程参加黄兴的葬礼。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就邀约1916年已经毕业、在外地教小学的同学萧子璋一起联名写信给宫峙寅藏，请求当面赐教。宫峙寅藏自号白浪滔天，所以毛泽东就执笔写道：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恸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睹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  萧植蕃 毛泽东 上

萧植蕃就是后来的萧三。毛泽东执笔的这一件书迹，被日本友人一直收藏至今。

毛泽东在刻苦地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还对体育理论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写了一篇长达7000余字的《体育之研究》。经杨怀中推荐，毛泽东寄给了陈独秀，陈独秀将其发表在1917年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3卷第2号上。

《体育之研究》共8节，开头还有一个前言。8节分别是：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

毛泽东在前言中写道：

“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

“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也；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精神随之。意志者也，因人生事业之先驱也；运动而有恒，第一能生兴味，第二能生快乐。”

根据这样的道理，毛泽东对当时学校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提出了批评：

“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残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

毛泽东还进一步认为，体育关系着卫国力量的强弱：“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之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之也。”

关于体育的作用。毛泽东列举道：

“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武勇之目，若猛烈，若不畏，若敢为，若耐久，皆意志之事。取例明之，如冷水浴足以练习猛烈与不畏，又足以练习敢为。凡各种之运动持续不改，皆有练习耐久之益，若长距离之赛跑，于耐久之练习尤著。夫力拔山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化家为国，敢为面已；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要皆可于日常体育之小基之。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毛泽东写道：

“三育并重，然昔之学者详德而略于体。”其结果是“偻身府首，纤纤素手，登山则气迫，涉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

毛泽东分析了“今之学者多不好运动”的原因，认为有四：

一是“无自觉心”。今日不为，他日将无以谋生。二是“积习难返”。“我国历来重文，动有‘好汉不当兵’之语。”三是“提倡不力”。四是“以运动为可羞”。忽尔张膊露足，伸肢屈体，此何为者邪？宁非大可怪者邪？深知身体不可不运动，且甚思实行，竟不能实行者；有群行群止能运动，单独行动则不能者；有燕居私室能运动，稠人广众则不能者。

毛泽东总结了自己从事体育运动的经验，认为体育运动“不重言谈，重在实行。”他提出“运动所宜注意者三：有恒，一也；注全力，二也；蛮拙，三也。”“运动既久，成效大著，发生自己价值之念。以之为学则胜任愉快，以之修德则日起有功，心中无限快乐。”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一节“运动之一得之商榷”中，介绍了他自己创造的“六段运动”。这种体操共有6段：手部、足部、躯干部、头部、打击运动，调和运动。段中有节。

有一次，杨开慧在作文中写道：

“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

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在杨怀中的学生中，毛泽东年龄较大，思想也比较激烈、深刻。因此，他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杨开慧尤其钦佩毛泽东的伟大抱负和深刻见解。

毛泽东的学问品行，也同样深深地吸引着杨开慧。每当毛泽东等人来家向父亲请教，杨开慧总是搬一条小凳，静静地坐在一边，成为一名沉默而热心的忠实听众。

一开始，杨开慧只是默默地听，听他们谈论治学、做人之道，研讨朝代兴衰，探寻救国救民真理。后来，逐渐加入了他们的讨论。

杨怀中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议论时事，抨击时政，并相互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在长时间的接触中，杨开慧除了向毛泽东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也不断接受他的生活方式。坚持洗冷水浴，进行深呼吸，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

杨开慧秀外慧中，举止温文而雅，性格坚强，喜沉思，有理想，有追求。频繁的接触，杨开慧情不自禁地萌发了对毛泽东深深地倾心爱慕之情。毛泽东也象兄长一样喜欢比自己小八岁的师妹。

 1917年4月16日，黎锦熙自北京回到长沙，在他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上午到社（指宏文图书社——笔者注）晤毛润之，谈学。”

1917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又来到杨怀中家，向老师请教。

客厅里，师生二人热烈地进行着交谈。这时，杨开慧悄悄走进来，默默坐在一角的藤椅里倾听，一双秀丽的大眼睛紧紧盯着毛泽东。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体育之研究》。”

杨怀中话锋一转，随即瞟了女儿一眼。顿时，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衣襟。杨怀中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地道：

“我看了，‘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讲得好。促使国家富强的活力，蕴藏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只有激励个人的主动性，才能迸发出来。”

毛泽东谦虚地笑道：

“那是去年写的，是受先生的影响，还很幼稚。”

“‘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论断，这是你个人研究经历的结果。”杨怀中说罢，略一沉吟，转向杨开慧：“‘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

杨开慧略一思索，轻声细语道：

“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毛泽东赞许地点点头：

“正是此意。”

在第一师范，毛泽东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他的进步言论、高尚道德、过人胆识、进取精神和超群才智，无不受到同学们的钦佩和推崇。    

据1918年编印的第一师范校志记载，1917年6月，学校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考察学生的学业与操行，以促进学生向上，培养人才。评选的标准包括德育、智育、体育3个方面，其中德育又分敦品、自治、好学、克俭、俭朴、服务等项；智育又有文学、科学、美感、职业、才具、言语等项；体育又分胆识、卫生、体操、国技、竞技等项。评选的方法是规定每人只能投3票，每张票上只能写1个人，评选范围不以本班为限；投票采用双记名法，被选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上端之右，选举人的名字写在选票下端之左；选举人还要按照评选的标准，将对被选人的评语及其实事详注票内。

结果全校11个班有400余人参加了“人物互选”，当选者有34人。其中毛泽东在德、智、体三方面的六项中当选，即“敦品”11票，“自治”5票，“文学”9票，“言语”12票。“才具”6票，“胆识”6票，共49票，为全校之冠。周世钊以47票名列第二；张昆弟名列第四。而在当选的34人中，德、智、体三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仅有毛泽东一人。毛泽东成为第一师范最优秀、最受同学爱戴的人。

且说1917年盛夏，毛泽东和同学们一起在湘江中游泳。时江水大涨，几死者数。毛泽东在水中迎风劈浪，欢畅淋漓，豪气顿生，不禁吟道：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

罗学瓒在毛泽东的影响下，潜心学习游泳，并且逐步认识到了游泳的好处。

与一师隔湘江相望的岳麓山，是毛泽东常去锻炼的地方。除爬山外，还在这里进行过风浴、雪浴、雨浴、日光浴等活动。

即使在寒冷的冬天，毛泽东也常常脱去棉衣，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野外，或是跑到学校后面的高峰上，或是迎着寒风大声呼叫，做跑跳运动，任凭寒风侵袭，叫做 “风浴”。在大雪纷飞的日子里，一团团、一簇簇的白雪，铺天盖地，毛泽东站在雪地里，一任自己的思绪神驰遐想，这叫“雪浴”。在夏日，大雨倾盆，毛泽东脱去衣服，冒雨跑步，这叫“雨浴”。在烈日当空的夏天，毛泽东总是穿一条短裤，站在室外任凭阳光照射；有时他独自走到学校后面的山上，脱去衬衫，赤膊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有时在湘江里游泳后喜欢走上水陆洲、牛头洲，躺在沙滩上，让太阳晒遍全身，这叫“日光浴”。

有的同学对毛泽东的这些活动不理解，觉得他的行动有些怪异，就在背后批评议论。毛泽东不管这些，依然是我行我素。

长沙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是毛泽东和同学们聚会交流心得、讨论国家大事的场所。毛泽东到蔡家，就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一来就先到菜园拔草、浇水，然后，一起吃饭。有时讨论起来通宵达旦。

有一次，在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的晚上，毛泽东独自一人，顶风冒雨爬上岳麓山顶，然后又从山顶跑下，来到蔡和森家。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老人问他怎么回事，他回答说，是为了体验《诗经》上所说的“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意境，锻炼自己的意志和胆量。

葛健豪，原名兰英，1865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荷叶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她不顾族人反对，变卖了嫁妆，带领儿子蔡和森、女儿蔡畅外出求学。1913年，葛健豪高小毕业后，回乡创办一所简易小学，自任校长。不久，她又进入湖南女子教员养习所，1915年毕业后，创办了湘乡第2女子简易职业学校，自任校长。

毛泽东早晨很早就起床，做冷水浴或其它运动，然后进教室自习。

冷水浴是杨怀中老师常年进行的锻炼项目。开始时，毛泽东只是模仿杨先生进行，遵照老师的嘱咐，毛泽东先从夏天进行，使皮肤逐渐适应冷水的刺激，这样，从夏到冬，他一直坚持不断。当寒风凛冽或大雪纷飞时，毛泽东仍然坚持把冰冷的凉水浇到身上，这时，他的内心里充满的是猛烈和威严。因此，他从模仿到常年坚持不懈地进行。

一师学生宿舍旁边，有一口清凉的水井，每天清晨天蒙蒙亮，许多同学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就起了床，带着罗布浴巾，来到水井旁，在这里进行冷水浴。他脱光上身衣服，吊上一桶桶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擦，擦了又浇，浇了又擦，一遍遍地浇着，欢呼着，一遍遍地擦着，舒展着，这样反复一二十分钟，直到全身发红发热为止。冬季坚持冷水浴不容易，可毛泽东却很习惯自然。

同学们问毛泽东冷水浴有什么好处，他说：

“冷水浴好处可多哩，最主要它有两大好处：1、可以促进血液循球，增强身体抵抗力，并能强壮筋骨；2、可以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

有同学问毛泽东：冷水浴的好处虽多，但在冬天搞冷水浴实在太难受了，你是不是一开始就不感觉到难受呢？他回答说，最初是感觉难受的，但只要下定决心，突破了这个难关，也就不那么冷了。任何一项体育活动，要把它坚持到底，都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关键在于一个人有没有决心和毅力。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会由勉强到不太勉强，由不太勉强到不勉强，就会坚持到最后，就可以习惯成自然，不会感到有什么困难了。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持之以恒。

进行冷水浴锻炼，起初只有毛泽东、蔡和森几个人，后来，发展到20多人。大家光着膀子，只穿裤衩，各人从井里提一桶凉水，一声令下，从头淋遍全身。有时，他们还互相对着淋。欢声、笑语，伴着这泼水声，显示着青年人的勃勃生机。

杨开慧受父亲和毛泽东的影响，也常年坚持冷水浴。

罗学瓒在10月8日的日记中又写道：

“余前数日，因浴冷水，致身痛头昏。休养数日，少饮食，多运动，今日已痊愈，复与毛君泽东等往河边洗擦身体一番，大好快畅。”

毛泽东还进行露宿锻炼。一师校园里的君子亭和岳麓山的爱晚亭、白鹤泉以及桔子洲等地，是毛泽东经常露宿的地方。

在寒霜时节，当夜幕降临时，他就邀请一些同学来到这里高谈阔论，直到夜深人静，然后各自找个地方，露宿至天明。

有一天清晨，几个游人来到岳麓山，见庙旁露天底下的一张长板凳上睡着一个人，头脚都用报纸盖着，他们好奇地凑过去察看。那人听到游人的脚步声，翻身起来，收拾好报纸走了。这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有好长一段时间只吃一顿饭，有半年时间不再宿舍就寝，而在院子里睡觉。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对他在一师体育锻炼作了回忆：“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中，我们徒步穿村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迎着狂风朗读唐诗，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这正是：奔走呼号卧霜野，独立特行骇俗尘。

浪里击水发浩歌，练就惊天动地身。

欲知毛泽东还有何等样非常之举，请看下回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1916年在给他的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论述了德智体三者之间的关系，立意甚高。他旁证以“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使德智体三育并重的说服力愈发动人了。毛泽东之对于体育，研究既专，心得必多，于是乎，一篇由体育论及民族兴衰、国力强弱、教育积弊的洋洋洒洒的七千言《体育之研究》，便借《新青年》这一载体问世了；其文采其例征其深意，今日读来，亦令人觉得是中国体育史上殊为难得的一篇大作。

第8章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话说在1917年夏，萧子升请毛泽东为其学习笔记《一切入一》作序。毛泽东欣然命笔，写出了自己治学的经验：

“吾生也有涯，而智也无涯。今夫百丈之台，其始则一石耳，由是而二石焉，由是而三石、四石以至于万石焉。学问亦然。今日记一事，明日悟一理，积久而成学。台积面高，学积而博”云云。

这一时期，他还写有这样一幅对联：

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毛泽东不仅刻苦攻读死的书本，而且还善于读“活”的书本。他常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因为，“闭门求学，其学无用。

有一天，毛泽东从《民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有两名中国学生旅行全国，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他受到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想效法他们的榜样，但由于没有钱，他便决定采用“游学”的方式，先游湖南。

所谓游学，本是旧社会中一些有志读书的穷书生，用寻师访友的这种方式，借以达到求学的目的。但也有一些没有出路的读书人，他们既贫困又不愿意从事体力劳动，便只好利用“游学”的方式写字作对联送人，靠这种变相的行乞过活。

1917年7月中旬，暑假开始了。毛泽东邀同在楚恰小学教书的老同学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假的同学萧蔚然，在这稻谷吐金、山果溢彩的季节，开始了第一次游学。

毛泽东分文不带，穿着一件白色旧上衣，带着一把旧雨伞和一个布包，布包里装一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和墨盒，和萧子升一起从楚恰小学出发，经长沙小西门渡湘江，徒步经长沙白若铺，一直到宁乡县城。

他们在前往宁乡的路上，实在饥饿难忍了，打听到附近住着一位姓刘的老乡绅，是前清的翰林。萧子升高兴地首先嚷了起来：

“润之，刘先生今天就是我们要去见的主人了！我们首先向他进攻。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首诗给他，用象征的语言表示我们拜访他的目的。”

毛泽东闻言十分赞同，他说：

“好主意。让我们想想。第一句可以是：翻山渡水之名郡，”

萧子升赞赏说：

“很好！第2句：竹杖草履谒学尊。接下去可写：途见白云如晶海”，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他们3人的形象，笑着说：

“末句可是：沾衣晨露浸饿身。”

诗联成了，他们细细读了几遍，感到相当满意。毛泽东说：

“刘翰林应该佩服我们的勇气。我们马上就能看到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学者了。”

70多岁的刘姓老翰林看他们的诗写得好，书法也挺不错，不但款待了他们，还赠送他们40枚铜元。

毛泽东和萧子升、萧蔚然拜访过刘翰林老先生后，又欣赏了城郊玉潭河边的风景。玉潭河较宽，河上有一座精巧的小桥，桥附近聚集着许多小船。站在河边远远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小山岗，那就狮固山，山坡上种满了松树，生机勃勃，景致如画。

毛泽东和萧子升坐在河岸上，观赏着玉潭河和周围美丽的景色，诗兴顿起，二人赋诗一首：

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

很可惜，后来萧子升只记得以上两句，所以，此诗成了残篇。

毛泽东一行3人到了宁乡县城，在同班学友王熙家住了2天，走访了劝学所、玉潭高小，并到香山寺一游。毛泽东在离开王熙家时，留赠对联一幅：

“爱君东阁能延客，别后西湖赋予谁。”

毛泽东3人还来到宋家潭，找农民宋冬生了解了生产、生活情况。走访了一位老先生，共同讨论了经书。他们上了回龙山，给白山寺的和尚送了一幅对联。在黄材镇，了解了当时农村小市镇的贸易情况，为一些店铺书写了招牌。

他们经横山湾步行100多公里来到了杓子冲何叔衡的家。

前面已经说过，何叔衡曾是毛泽东在湖南公立第四师范学校和一师的同学，1914年7月提前毕业，受聘于长沙楚怡学校任主任教师，与萧子升为同事。

毛泽东和何叔衡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友谊。毛泽东等人的到来，受到了何家的热情款待。毛泽东看了他们的猪栏、牛栏、菜园和稻田，座谈了解了何家的经济收入、支出情况和家庭历史。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还走访了何叔衡的堂兄弟和附近的农民。在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的桐油灯下，主人告诉毛泽东，他是佃农，交的是“三七租”，一年累到头，生活苦得很，遇到灾荒，日子就更难过了。

在何家附近的宋家潭，毛泽东又访问了一位老农和一位青年农民。听了贫苦农民的诉说，对中国农民的状况，有了更深切的了解。

在此期间，毛泽东每天早起到野外做“六段操”，然后看书，追记笔记。何叔衡的父亲高兴地说：“毛先生能文能武，玉衡跟着他会有出头之日。”

毛泽东离别何家时，何家要送他们路费，毛泽东执意不收，他要在艰苦的环境里磨练自己。

他们向着沩山方向信步而行，经沙田到巷子口，一路上海阔天空的聊着，不知不觉来到一座不知名的小山上，山坡上有一棵古老的松树，长势茂盛，他们卸下包袱和雨伞，背倚古松，坐在岩石上，讨论着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说着说着，竟然不知不觉地睡了一觉。

肚子开始饿了，他们向山脚附近的一座房子走去，房主人拒绝给“叫花子”饭吃。他们无奈，只得继续向前走。走了约摸一里路，来到另一户人家，一对和善的老夫妇给了他们足够的饭菜。

老人姓王，问道：

“你们看上去并非乞丐，天气这么热，你们出来干什么？”

毛泽东回答说：

“我们的家境不好，都很穷，但我们想旅行，看看农村的情况，没有路费，只好游学。”

老人说：

“游学并不坏，游学的人往往是正直、诚实的。只有那些当官的人最不正直，多数当官的人都不廉洁。我曾经在衙门里当过门房，亲眼看到，谁想打赢官司，谁就得送钱送礼，谁送的多，谁就可以打赢官司。这就叫做“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如果输官司的一方告到省城，那就更没有打赢的希望了，因为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城里花费更大。在县城都没有足够的钱去行贿，哪有足够的钱去省府行贿更大的官哩。官官相护，谁人不晓。”

毛泽东说：

“这是什么世道！”

老人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等人的联想，深感世道不公平。告别老人后，毛泽东的心情依然沉重。一路上与萧子升，萧蔚然热烈地讨论着社会上那些不公平的事。

3人来到了宁乡县伪山，暮色已经降临。这里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的密印寺是自唐代起就很有名气的佛教寺院，里面住着一百五六十个和尚。毛泽东很想了解一下僧侣的生活状况。

在寺院山门前，两个和尚见毛泽东3人的装扮，还以为他们是远道而来的香客，便热情地接待了他们，陪着他们走进寺院。毛泽东见和尚如此热情，为免除误会，就告诉和尚说：

“我们本是为乞讨而来的”

和尚见他如此说，也就随口说道：

“拜佛和乞讨本就是一回事。”

毛泽东一行随着和尚穿过二门，来到后面的禅院。禅院里约有100多名僧人在踱步。毛泽东等被领进一间禅房，和尚叫他们放下包袱去沐浴。毛泽东3人高高兴兴地洗了一个澡，刚穿好衣服，和尚来了，说是让他们去进香。毛泽东说：

“我们并非为进香而来，而是为了见见方丈。”

和尚重新打量了他们一番，说道：

“方丈拒绝见任何人！在方丈讲经说法时，你们也许能够见他。”

毛泽东说：

“我们不但想见他，而且想和他谈谈，就在今晚！”

毛泽东说着递给和尚一张便条，让和尚交给方丈。大约10分钟后，和尚回来说：

“方丈现在就请你们过去。”

毛泽东3人随着和尚，进了方丈的禅房，只见那方丈50上下年纪，面目还算和善。他的禅房里四壁都摆满了书籍，除了佛教经典之外，还摆着老子和庄子的著作；禅房中央的桌子上摆着一高一矮两个花瓶，高的装着鲜花，矮些的装着兰草；此外别无它物。毛泽东3人与方丈谈论了一些中国古典经典著作，方丈显得很高兴，邀他们共进晚餐，无非是一些素食之类。

聚集在大殿里的许多僧人，见毛泽东3人从方丈的禅房里出来，也把他们当成了方丈的贵客，而且是很有文化的人，于是，不少僧人纷纷拿出扇子或经卷，请他们题字留念。毛泽东和萧子升本就练就了一手好字，也不客气，提起笔来着实忙活了好一阵子。

他们又参观了佛殿，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历代僧人的遗迹和遗物。

次日一早，毛泽东3人正要离去，和尚来说：

“方丈挽留各位施主在小住几日，下午还要再见见你们。”

毛泽东等人只得留下，在和尚的引领下，观看了寺里的菜园子、大厨房、斋堂等地方。

下午，毛泽东3人来到方丈的禅房，方丈和他们谈了一些佛教的善事，又谈到了毛泽东等人熟悉的孔子和老子。毛泽东想了解寺庙的情况，就问寺里有多少僧人？方丈说，大约有百余名是属于本寺的，其他的都是来自远方的游僧。平时寺里住有三四百人，前些年一度住过800余人，这是建寺以来最多的了。不过，这些游僧一般住上几天就又上路了。毛泽东又问：

“数千里之外的和尚，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呢？他们来这儿干什么呢？”

方丈说：

“他们是来听经和受戒的。本寺方丈素以说法著名，全国僧人大多知道本寺。这里寺产甚丰，招待他停留数日，是不成问题的。你们也知道，和尚是出家人，所有的寺院都是他们的家，云游四方，在寺内谈经论道，彼此都得到启示。”

毛泽东闻听此言，想到自己征友的目的，不也正是要和朋友“谈经论道”彼此启发吗，于是，频频点头称是。

萧子升问：“全国有多少和尚？”

“这没有确切的数字，”方丈解释道：“除蒙古和西藏之外，全国至少有几万和尚。蒙古和西藏的僧人比例极高，加上他们，就恐怕有几十万，甚至更多。”

萧子升问：

“全国有多少像沩山这样的讲经中心？”

方丈说：

“至少也有百余处。如果算上规模较小的地方，那大约有千余处左右。”

毛泽东问：

“有什么佛教方面的书籍出版吗？”

方丈说：

“有的，而且还很多，尤其是在上海、南京、杭州这样的讲经中心。”

萧子升说：

“我们打算探访一些大寺院，您是否可以给我们写一些介绍信？”

方丈说：

“这不必要。你们不需要任何介绍信，因为你们所到任何一处，都会受到像在这里同样的欢迎。”

毛泽东3人向方丈道了谢，说明日就要动身。方丈说，既然要走，也不便强留，但希望你们离去前，再见上一面。

毛泽东说：

“我们喜欢一早动身，就不再叨扰了。”

次日天刚破晓，毛泽东3人离开了密印寺，走出了宁乡县境，到达安化县的司徒铺。这是萧蔚然的家乡，萧蔚然回到了家里。

毛泽东和萧子升2人继续游学，来到伏口罗驭雄同学的家。在此吃过中饭，然后，上横坡仑去久泽坪，给当地秀才吴幼安送了一幅对联。以后，又经清塘铺、太平段，去安化山区的县城梅城。一路上，他们俩曾露宿河堤。毛泽东风趣地说：

“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

他还指着身边一棵大树说：

“还有衣柜。”

说着就把衣服和随身带的东西挂上树枝。睡前，萧子升要到河底洗脚，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要保持那绅士习惯。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哩！今晚试试不洗脚，能否睡得好。”

一路上，萧子升都放不下架子，向人问路，都要先整整衣服，干咳两声，然后开腔，还只愿进大户人家。

第二天途中，他们到一家小店吃饭，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的苦难遭遇。

他们听说附近有一座刘邦庙，便对刘邦的评价问题进行了讨论，边走边谈，不觉到了梅城。

毛泽东在梅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安化县梅城，始建于宋代，是一座古老的山城，洢水环抱，双塔对峙，风光十分秀丽。

毛泽东2人到东华山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还走访了一些贫苦农家；到安化县劝学所拜访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

夏默庵是安化县羊角乡大岩村人。他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贡院，学识渊博，经、史都好。晚年任安化县教育会长。他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说》、《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1917年，他64岁时、在安化县劝学所当所长。夏老先生善吟诗作对，性格高傲，一向不理游学先生。

毛泽东在学校时，就向安化同学罗驭雄打听，安化有些什么宿学？罗驭雄就向他介绍了夏默庵。因此，毛泽东到安化后，便慕名前往拜访。

毛泽东来到夏宅，求见夏所长。夏家门人通报主人说：有个年轻的游学先生求见，夏默庵不愿见客，他叫门人回复说他不在家。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夏宅，夏默庵又同样回避。两次都遭到夏默庵的拒绝，可毛泽东并不灰心，他第三次登门求见。夏老先生心想：平日的游学先生一次不理，就扬长而去，这位年轻的游学先生究竟与众不同，我倒要探探他的学问深浅。

夏默庵命门人开门相见，他还挥笔写下了半幅对联置于书案之上。毛泽东进门一看，只见书案上放置着半副对联，墨迹尚未干，上写着：

“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

毛泽东看过，已知其意，心中暗笑：原来是要考我呀！他略一思索，也不客气，挥起笔来写出了下联：

“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

夏老先生看着毛泽东书写完毕，大吃一惊，觉得对句胜过出句，而且还带有火辣辣的批评味道哩！自感有愧，连声称赞：

“写得好，写得好！”

夏默庵马上笑脸相迎，请毛泽东吃饭，留毛泽东住宿。是夜，两人谈话十分融洽，成了忘年之交。第二天，夏默庵还赠送了毛泽东8元银洋做旅费，亲自送到大门口，依依握别。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梅城，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

毛泽东在这里写了一首诗，只可惜留下来的缺失了5、6两句：

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

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

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

毛泽东二人还给城中的“鼎升泰”、“谦益吉”、“云祥吉”等店铺送了对联，对方就给几个钱，作为路上的费用。

他俩离开梅城后，经仙溪、山口、长塘、马迹塘、桃花江，到达洞庭湖畔的益阳县城。一路上渴了，就讨口水喝，或在路旁喝几捧冷水。累了，就到池塘里洗澡。有时，就在野外露宿。

毛泽东和萧子升在益阳县城，游览了市容，走访了一些学校和人士。后来找到了一家小客栈，吃了晚饭，就打算在这里过夜。客栈主人是一位20岁上下的漂亮女子，因为客栈里没有别的客人，过来收拾了碗筷，抹着桌子搭讪道：

“二位先生从哪里来呀？”

毛泽东说：

“我们从益阳来。”

“二位没有益阳口音呢。”

“我们是湘潭县和湘乡县人。”

“哎呀，那地方远着呢。”

毛泽东说，大概有1000里路。她又问，两位先生要到哪里去？毛泽东说，没有目的地。她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

“我们是乞丐，所以没有地方去。”

女子闻言一愣，显出很吃惊的样子，瞬间又开心地笑了起来，说：

“你们是乞丐？不可能！你们这样斯文，能是乞丐吗？”

萧子升说：

“我们并没有骗你，我们从长沙一路走过来，像乞丐一样。”

她还是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说：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的话呢？”

“因为你们一点也不像乞丐。”

萧子升说：

“乞丐有特别的样子吗？你怎么看我们不像呢？”

女子又仔仔细细地端详着两人，说：

“我知道二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知道一点看相术，也会测学可以预知吉凶。这是我爷爷教我的。我爷爷是个诗人，出过一本诗集，叫《桃园曲》。我父亲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们俩在3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了，只剩下我和母亲在这世上相依为命，为了活命，就开了这个小店。”

萧子升说：

“那你还没有出嫁吗？你能借我看一下你祖父的诗集吗？你无疑也是一位有学问的人。”

“我跟着父亲读了七八年的书正要开始学写诗的时候，他去世了，我祖父的《桃园曲》收藏在箱子里，明天我找出来。”

毛泽东问：

“你说你会相面，可以给我们看一看吗？”

女子犹豫了一下，说：

“可以是可以，不过说错了二位不要生气。”

此时，女子的母亲在屋里说道：

“茹英，不要胡闹，不怕得罪客人？谈点别的吧。”

毛泽东对那女子说：

“不，没有关系。请你直言，看到什么说什么，我们绝对不会生气的。”

于是，这位女子便认真地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把他们今后几十年的功名利禄、婚丧嫁娶、福禄寿喜以及吉凶祸福一一道来。毛泽东和萧子升虽然并没有太在意她所说的那些话，只当是开开玩笑，但听她如此娓娓而谈，倒也觉得十分有趣。女子说完了，又提出二人为什么做乞丐的话头，毛泽东二人就以实言相告。没想到女子说，她对这种做法非常感兴趣，如果不是家有老母需要服侍，她也打算这样做呢！

第二天一早，毛泽东二人吃过早饭，要离开了。女子说要他2人再住一日。毛泽东要给她食宿钱，她坚辞不受。问她姓名，她说叫胡茹英。萧子升说：

“日后毛先生要是发达了，他会写信来请你做参谋的。”

胡茹英闻听此言，咯咯咯地笑了起来，说：

“到那时他也许早已忘记我了。”

毛泽东和萧子升告别胡茹英母女，离开益阳去沅江。他们走了3个小时的路程，渐渐看到沅江县城了，可是走近一看，不觉大吃一惊，县城周围到处都是水。一个酒店的老板告诉他们：因为长江发源于高原，一到夏季，高原上冰雪消融，洪水就从西面汹涌而来。由于这里地势低，县城里的街道很快就被淹没了，再过几天，这座县城就会与外界隔绝了。

毛泽东、萧子升见不能继续前行了，就决定结束这次活动，搭乘民船返回长沙去。

船上已经挤满了人，人声嘈杂。毛泽东、萧子升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两个位置坐下来。前面两个人突然打起架来，看样子这两个人都在50上下年纪，一个脸上刮得很干净，戴副眼镜；另一个是络腮胡子。两人穿着都比较讲究，看样子都是体面人，也听不清他们嚷嚷的地方方言是什么意思，络腮胡子一把扯下对方的眼镜，恨恨地摔在船板上，他似乎还不解气，又用脚把它踢到河里；失掉眼镜的一方狠命地撕扯络腮胡子的袍子，居然被他撕成了两半。

风波终于平息了，络腮胡子把被撕破的袍子围在身上，走到毛泽东、萧子升放东西的角落坐下来。萧子升问道：

“怎么回事，那个人为什么撕你的袍子？”

“这个恶棍！”络腮胡子依然满脸怒气：“没有把他扔到河里去，算他运气！”

“他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真是个无赖！”络腮胡子愤愤骂道：“这个家伙过来找地方坐，我给他挪了个地方，让他坐在我的右边，他似乎很感激，自称是常德县衙门的文书。不一会儿，我把我买的两包香烟放在右手边上，等我抽烟的时候，香烟不见了。这时他手里拿了一包香烟正抽出一支，另一包在他口袋里。我看得很清楚，因为他的口袋也不深，他坐下时手里和口袋里并没有东西。而且，我的香烟牌子也少见。不用说，他肯定是偷了我的烟。我问他：我的烟呢，他倒对我大喊大叫起来，后来，我们就打起来了。这家伙不知道我是沅江衙门的捕快，抓这种小偷是易如反掌的。”

“好了，好了，别再生气了，”萧子升想安慰安慰他，就说：“事情过去就算了嘛！”

毛泽东一直没有插话，当这个人说他是捕快时，只是微微冷笑了一下。萧子升说：

“润之，你怎么看这二人打架？一个是捕快，一个是文书，都不是挨饿的人，你看他们都穿得很好。”

毛泽东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

8月16日，毛泽东、萧子升回到了长沙。

毛泽东和萧子升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5县城乡，步行近千里。所到之处都受到农民的欢迎和款待，不要一个铜板，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地方睡觉。

一路上，毛泽东每天清晨早起，做过“六段体操”后，追记笔记，留下了许多笔记和心得。师生们传阅了这些游学笔记后，称赞他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

毛泽东通过游学，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更加了解了农村的现实情况，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知识。他认为这是读“无字之书”。自此，毛泽东主张走出校门，他把社会看做是人生更重要的一个大学校。

这正是：身无半文忧天下，游学胜过读死书。

欲知毛泽东还将如何游历，且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一人二人游学得益匪浅，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线了！假如千百万青年学子同时游学，那情形又当何等壮观呢？诸君信否？这已经不是假设了！在毛泽东游学50年之后出现的千百万学子的革命大串联，便是一次在特殊社会里的大规模的“游学”演练。这次演练的导演和指挥者不是别人，正是具有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毛泽东他自己！这种大规模的举动，才应该说是真正的开天辟地，史无前例！

第9章

“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

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话说在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黎锦熙老师写了一封非常重要的信，他在信中写道：

“近日以来，颇多杂思。四无亲人，莫可与语。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以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自恸幼年失学，而又日愁父师。人谁不思上进？当其求深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胜言者，盖人当幼少全苦境也。昨16日回省，20日入学，22日开学，明日开讲。乘暇作此信，将胸中所见，陈求指答。幸垂察焉。”

“国人积弊甚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夫思想主义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盖二者之势力，无在不为所弥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实，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

今日变法，具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夫以与本源背道而驰者而以之为临民制治之具，几何不谬种流传，陷一世一国于败亡哉？而岂有毫末之富强幸福可言哉？”

“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如此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公一震，阴噎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谓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为真志，而非盲从之志。”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真理，即终身未得志。”

 “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和今学校二者之长……怀此理想，四年于兹矣。”

“怀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则斯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

1917年8月27日，毛泽东又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

“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将来，洞悉三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8月23日写给他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

野游是一项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而且还可以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的活动，深受毛泽东的喜好。

1917年9月16日，毛泽东和张昆弟、彭道良趁星期天的机会进行了一次野游。彭道良，字则厚，浏阳人，与张昆弟同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6班的学生。

他们这一次野游的目的地是昭山，昭山乃潇湘8景之一，即“山市晴岚”。张昆弟在日记中，生动细致地记述了这一次野游的经过。这种史料尽管后人读起来有点艰涩，但因为它极其稀少珍贵，笔者不忍妄加改写，只好抄录如次：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日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渔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到渔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

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于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

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边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

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休息于一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

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性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

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

余辈告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

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缓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

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

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欲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

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

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

余甚然其言，且人心能力说，余久信仰，故余有以谭嗣同《仁学》可炼心力之说，友鼎丞然之。

彭君以清夜之惑，久有为僧之志。且云数年后邀余辈同至该邑名山读书，余与毛君亦有此志，毛君之志较余尤坚。余当时亦有感云，风吹树扰声天籁，欲报无从悟弃形。但未出以相示。夜深始睡。”

彭道良虽有“久有为僧之志”一说，可能是是一时之戏言，后来彭道良、张昆弟不但没有出家当和尚，他们还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一起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且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张昆弟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

“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游，人多言西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

1917年9月23日，张昆弟在日记中写道：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

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光明思想。余甚然其意。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

又，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

1917年9月26日，毛泽东的同班同学罗学瓒在日记中记载：

“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论理学七本，自旧历六月底阅起，于今日阅毕。”足足看了两个多月。

1917年9月30日，这一天是中秋节，夜晚，毛泽东和张昆弟、贺培真、罗学瓒、陈绍休等同学，在长沙水陆洲的船上，比赛背诵唐诗中带有“月”字的句子，看谁背得最多，赢者为船长，输者罚划桨。毛泽东吟出：

“青天有月来几时”、“欲上青天揽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昨夜月同行”、“游人日月长”、“中天悬明月”、“月是故乡明”……

众人数着句子，毛泽东一口气经背诵出100多句，不禁啧啧称赞。

1917下半年至1918上半年，一师本科毕业班开设了修身课，杨怀中先生所用教材是蔡元培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伦理学家泡尔生著的《伦理学原理》。毛泽东读了这本12万字的著作，在书本的空白处，写下了150多条多达12000多字的批语，有的批语长约800多字。毛泽东对全书的每字每句，几乎都留下了用红、墨笔画的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

批语的内容绝大部分是对书中一些哲学、伦理学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强调个人价值，主张唯我论，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和专制主义的束缚和压抑。

毛泽东读过这本教科书后，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受到杨怀中的赞扬，得了100分。

毛泽东喜欢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不十分感兴趣，反对把自然科学列为必修课。因此，他将功夫多数都花在社会科学上，专心于哲学、史地、文学等。他博览群书，凡是能够搜集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名著，如诸子百家、诗词歌赋、稗官小说、近人文集等，无不浏览。他经济拮据，没有钱买书，只能买一些折价书，大量的都是向老师同学借阅，并把他喜爱的内容抄录下来。

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是毛泽东读书学习的突出特点。他每天从早到晚，读书不止。

毛泽东很注重自学。课堂上有限的时间满足不了他的求知欲望，他就精心安排自学计划。晚上熄灯后，他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下，或者茶炉房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苦读，经常到深夜，有时通宵不眠。

为了锻炼自己的在任何环境中都能专心致志地学习和思考的本领，有时只身到学校后面的妙峰山顶学习，“为静中求学”；有时则来到车水马龙的长沙城南门口读书，要在“闹中求静”，磨练意志。

1917年10月，第一师范的学生团体学友会进行改选。毛泽东被选为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周世钊被选为文学部部长。

在此之前，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和教员充任。毛泽东开创了由学生担任总务职务的先例。

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显示出了他的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能。学校课外活动开展得生气勃勃，从而促进了一师同学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

1917年10月13日，学友会召开大会，到会的有62人，讨论了各项会务。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八项议案，并被通过。八项议案为：

一、本届会金如何征集；二、开演日期；三、各部开演次数；四、教员聘定；五、预算编制；六、成绩保存；七、作学友会纪事录；八、筹设学友会图书馆。

10月14日，学友会召开各部部长会议，毛泽东又提出六项议案。内容为：

确定部员，聘定教员，添派录事，规定考题，开演次数，进行程序。

毛泽东在会后积极组织各种课余的学术和体育活动。

他积极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督促各部制订切实可行的学术研讨计划，为各部聘请义务指导教师。他还认真督导各部举办同学演讲辩论和各种专门的学术研究会，邀请名人演讲。

从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32天内，学友会各部的活动达64项之多。

毛泽东注重图书资料工作。他精打细算地从学友会经费中挤出钱购买一些新杂志，如《新青年》、《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使学友会图书馆办得大有起色。

1917年，湖南一师虽然实行了10分钟的课间操制度，但有其名而无其实。一场传染病在学校蔓延，8班傅传甲等7位同学染病后，不治身亡。学校在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时，毛泽东痛失学友，写了一幅挽联：

为何死了七位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

毛泽东利用担任的学友会总务的职务，大力倡导体育运动，并主持开展了全校性的各种体育活动。针对学校雨天没有运动场地，晚上不能开展体育活动的情况，他积极创造条件，发动大家打乒乓球。

学友会制做了1两个乒乓球架，12片竹布网，分发给各班，指定学友会事务室、礼堂、会客室、洋楼等处为打球地点。于是，“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云。”

毛泽东在主持一师学友会工作期间，特别推崇徐特立编写的《教育学》、《各科教学法》中的《平民教育》、《如何举办夜校》等章节。他受此影响，就满腔热忱地主办了工人夜学。

此时在一师附近，集中了长沙几个新式的企业：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石厂、铜元局等。此外，粤汉铁路的武昌至长沙段和长沙至株洲段的工人也都住在这一带。聚居在这里的产业工人、人力车夫、小商小贩及其他劳动者，生活都十分贫困，绝大多数人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成为文盲或半文盲。第一师范于1917年上半年开办了一所夜学，由教职员任职，但是办得不成功。

学友会改造以后，毛泽东总结了办夜学的经验教训，认为工人夜学还继续办，而且要办好。在学友会研究工作计划时，毛泽东说：

“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此创设夜学之意，一也。”

第二，“欧美号称教育普及，而夜学与露天学校、半日学校、林间学校等不废；褓姆有院 ，聋盲有院，残废有院，精神病者有院，于无可教育之中，求其一线之可教者，而不忍恝置也。”

帮助偶因天赋之不济，境遇之不同而失学者，“正仁人之所宜矜惜，而无可自诿者。”

第三，“设此夜学可为吾等实习之场，与工业之设工场，商校之设商市，农校之设农场相等。”

第四，“现时学校大弊，在与社会打成两橛，犹鸿沟之分东西。一入学校，俯视社会犹如登天；社会之于学校，亦视为一种神圣不可捉摸之物。”而兴办夜学，正可以“疏通隔阂，社会与学校团结一气。”长此以往，“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实为永久之大学校。”

毛泽东还提出，工人夜学要由由一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归学友会教育研究部负责。毛泽东的意见得到了学友会和教职员的一致赞成。

由周世钊担任夜校的管理员。校友会立即行动，夜学开始了紧张的组织筹备。

夜学广告第一次编印出来以后，“除张贴通衢外，并函托警察分发，令国民学校学生带归劝告，久之无效”。

第二次的夜学广告编印出来以后，“除印刷分贴外，另书大张张贴显处，亦无结果，报名者并前次9人而已。”

毛泽东召集校友会部分成员，及时分析研究了原因，认为这是由于：

一、请工人来夜学读书，不要钱，这是一桩新鲜事，“盖社会不熟悉学校内容，虽有广告，疑不敢即入”。

二、“仅仅张贴，无人注意，彼等不注意于此，犹之吾人不注意官府布告也。” “并未遍散，彼等未能手受而目击之。”

三、让警察分发也不妥，“其已否奉行属疑问；即分发矣，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

10月30日，毛泽东用白话文起草了一份《夜学招学广告》，他写道：

列位工人来听我们说几句白话：

列位最不便利的是甚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话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利的。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才能写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呢？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到过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五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账，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报名。

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作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讲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搁！

广告写好后，毛泽东组织一批同学，拿着数百份的白话文《夜学招学广告》，一边到处张贴，一边挨家挨户分发，并进行口头宣传，从“铜元局一带，铁路两旁到洪恩寺一带，左至大椿桥，右至社坛岭、天鹅塘，共发去600张，”受到工人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争相询问夜学的情况，奔走相告，都说“读夜书去！”不到3天，报名的人就达到102人。两天以后，又增加了20人，陆续来补报的还接连不断。由于名额有限，只好截至报名。工人求学之情，直如“嗷嗷之待哺也”。

为了及时总结办学和教学经验，积累资料，毛泽东特地设置了夜学日志，并带头写日志。从他所记的11月5日至11月14日的学友会夜学日志中，可以看到他为办好夜学所做的精心组织，以及对夜学各种大小事情非常周到的考虑：

11月5日晚，召集国民高小和一师部分职员及三四年级同学共十余人开会，就夜学问题“商议实行办法”。

11月6日，出版布告通知学生，“定阴历九月二十五日（11月9日）晚上七点钟，在师范下首国民学校内头次上课，各带笔墨纸砚，齐到为要。”

11月7日，“晚上开会磋商进行办法。学生报名又增二十余人。”

11月8日，“晚上教员十二人开教务会议”。决定了课程设置、老师分配、授课时间、授课内容等。毛泽东自己担任历史课。

夜学学生按程度高低，分为甲班乙班，开设国文、算术、常识三科，每班每周三夜，每夜二时，共六时，分配国文三时，算术一时半，常识一时半。

教员每班国文2人，算术1人，常识3人。

教授内容：“分认字、写纸、短文、便条、信礼等项。”算术，“先期尽教珠算，入后稍加笔算。”“常识为与以普通之知识及精神之安慰，如历史，教以历代之大势及近年关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精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心。”

“常识注重内容，讲义宜少”，“常识注重精神，与国文、算术之近于技能者相别，故作为余兴，每晚以半点钟，用演讲之形式教授之。”常识教授历史、地理、理科、修身、卫生、实业、政法、经济、教育等，“内容多而时间少，宜择其重要及与夜学学生有密切关系者。”教授方法，“大部取注入式，间采启发式。”

1917年11月9日，工人夜学在第一师范附近的国民学校教室里正式开学。晚六时半，夜学教职员陆续至国民学校，学生逐渐报到。

“此次报到，既极踊跃，而秩序又甚为整齐，出乎意料之外。此次学生中，十三四岁小儿竟占十分之三数，有在初小读过一年及二年者。夫儿童失学如此其多，使无此夜学稍从补救，将永远废学矣。其中年失学者，前日截止报名后，仍有无数要求补报者。以碍于名数不能许，而彼等固如嗷嗷之待哺也。”

毛泽东和教职员把一批批穷苦的学生领进了教师，教室里一片欢快的景象。为了教学的方便，首先对学生们进行了文化水平摸底测验。测验结果，“有清楚不误全行写出者，有略写街名二三个及姓名住所者，有姓名不能写好者。”

毛泽东他们根据成绩，评定甲、乙，把学生分为两班。甲班44人，乙班41人。接着，举行了开学典礼。学生们“整队向国旗、孔圣行三鞠礼，职教、学生相向互行一鞠躬礼”。

师范学监主任、代理学友会会长方维夏先生致训词，勉励学生好好学习；夜学主任周渭航也致了训词。

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就夜学上课说明书，逐条作了解释。他说：

“讲义及抄本由学校发给。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每次上课须带笔墨。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尽管放心。”

11月10日，“购来参考书十二种”，晚上召集夜学管理12人，在学友会事务室开会，就夜学管理的一些事项作了研究，决定：

“一、教室设灯四盏，头门设灯一盏，三门设灯一盏。二、本校派定工役一名，司送茶水灯油等事。国民部派定工役一名；应随时呼唤。三、教员与管理员同赴夜学上课，以免学生久待。四、管理取严格主义，以坚持学生信仰。五、学生雨具，令拂干，置于讲堂椅下，自为照料。六、学生大小解，天晴另就街厕所。……”

11月11日，“晚上7时补试。计前夕报名未到者44人，今晚到10人。”

11月12日，甲班上课，“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上课，3次不到者，开缺不补；解手赴外边厕所；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习字纸带归书好，下次带来，评定甲乙记分等事。”

这天的日志还记道：

“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

“教室洋油灯4盏，有2盏不明，中间颇暗，应添1盏。”

“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明白。”

11月13日，乙班上课。日志中记道：毛泽东告诉学生，前一天晚上，甲班学生放学后，“又在铁路旁喧呼者，警察以此为言”，要求大家注意：“省城特别戒严，步哨及社坛岭”，“报告学生提早上课；一面由学校行文省署，邀求保护。”

“乙班学生程度颇低，国文多不深懂。”

11月14日，“甲班上课，算术罗宗翰出席，教以数之种类加法大略及阿拉伯数字码，历史常识毛泽东出席，教历朝大势及上古事迹。学生有4人未带算盘，从小学暂借，为戒严早半时下课，管理者李端纶、萧珍元。

实验3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大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常识分量亦嫌太多（指文字），宜少用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单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

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归除者，令其举手，有十几人之多。此则宜逐步加深。”

“说理宜深，语言、文字出之以浅。”

11月16日，张超给甲班上物理常识课，他讲得太深，许多学生坐不住。课后，毛泽东对学生们说：

“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电灯之所以能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

这正是：身在草莽论天下，闹市读书有几人？

白话巧请夜学者，满座皆是褴褛身。

东方翁曰：毛泽东点评近现代历史人物，他认为段祺瑞、黎元洪、张勋、冯国璋等官僚政客，你争我夺，人人欲得天下，造成了“天下纷纷”的局势，这些乱世奸雄皆不知“倡学”，故“本源未得”。而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最厉害的一手，就是以倡学攻心。一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战争，被曾国藩巧妙地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可谓是匠心独运。所以，毛泽东曾在一封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斯言诚为智者之识也。

第10章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

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

话说在1917年11月中，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参与组织学生志愿军，进行了一次护校斗争。

原来在护法战争开始后，驻守长沙的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了。谭浩明的军队还未进驻长沙，长沙城里只有一些维持日常秩序的警察。不久，北洋军第8师王汝贤（贵）的部队，由湘谭、株洲向长沙溃退，长沙城四周秩序顿时大乱。北洋军溃兵三五成群，四处奸淫掳掠。

一天午饭后，第一师范学校院里传来一个消息，说是北洋军溃军的一部分，已经到了离一师南端只有两里多远的猴子石一带，只因他们不知道长沙城里面的虚实，所以不敢再继续前进，就停留在那里休息，到附近的农民家里抢饭吃。

这一消息顿时使学校陷入紧张慌乱之中，有的人就准备躲到城东5里的阿弥岭去。为了保护学校的安全，有着半年军事生涯的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溃兵的情况，他认为溃兵既然不了解城里面的情况，且又早已疲惫不堪，只要把学校一年前进行过训练的学生军组织起来，加上城里的警察，是完全可以击退溃军的。

学校当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决定由他具体负责指挥，组成学生志愿军，“分夜梭巡，警卫非常”。因为没有防御工事，毛泽东就指挥同学们把教室里的桌椅统统搬出来，垒做障碍物，准备作战。

此时，也有一些溃兵前来窥探，他们看到第一师范的学生志愿军戒备森严，也就轻易不敢造次了。

毛泽东了解了这一情况，他认为可以采取“以弱示强”的办法，主动地打溃兵一个措手不及。于是，他迅速组织学生志愿军中胆子比较大的200多人，迅速集合，手里都拿着平时操练的木枪，分成3队，潜伏在校后的妙高峰上，形成居高临下分进合围之势。他又派一些同学去附近警察分所联络，请求他们派一部分带枪的警察，埋伏在学生志愿军的前列。

傍晚时分，溃兵们开始胆战心惊地沿着铁路向北转移，当他们行至离学生志愿军潜伏的地点不远时，毛泽东命令警察鸣枪，手持木枪的学生志愿兵们，燃放起装在煤油桶内的爆竹，并齐声高呼：

“缴枪没事！缴枪没事！”

“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你们赶快缴枪！”

惊慌失措的溃兵们听见枪响，一看四周都被持枪的人包围了，还以为是碰上了敌人的大部队。由于不明真相，他们不敢抵抗了。经毛泽东派人交涉，溃兵们马上全部缴了械。

毛泽东组织全校同学，将缴获的枪枝和其他武器，全部抬到了学校里面。当晚溃兵们都露宿在学校的操坪上，第二天由长沙商会出面出款，将他们遣散了。

由于毛泽东的出色计划和指挥，阻止了溃兵们进入学校行劫，师生们都纷纷议论毛泽东，称赞他“一身都是胆”，无愧于“毛奇”的称号。至此，毛奇之谓成了一个双关语，一是赞誉毛泽东是一个“志向非凡、与众不同”的奇特的人，二是把他比做德国历史上一位很有学问又很会打仗的将军——毛奇。

徐特立为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自豪，十分钦佩毛泽东“通身是胆”，他说毛泽东是一个不向恶势力屈服的人。

后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笑着说，他搞军事，恐怕这才真是第一次呢。

12月24日，一师开始放寒假，毛泽东主持创办的夜校也随之结束。毛泽东和方维夏召集教员们，召开了夜校工作总结会，并“请餐两大席”，答谢各教员的义务教育之功。他们还商定，对在夜校里那些“潜心听讲，缺席甚少学生，分3等发给奖品，以示鼓励。”

毛泽东在这个寒假里第二次出游，他步行来到了浏阳文家市，在铁炉冲陈绍休同学家住了几天。毛泽东和农民一起挑水、种菜，晚上，同附近农民谈心，针对当地没有栽树的习惯，宣传种果树，造福子孙。他说：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栽树，后人食果。”

毛泽东还亲自动手栽了几棵板栗树。之后，他又到西乡土桥炭坡大屋陈昌家走访。

毛泽东回到长沙，还走访了解了一些长沙市民的生活状况。他的一个本家姑姑毛贵英和姑爹彭华在长沙三泰街开了一家“彭福泰棉絮店”，那是他在一师读书期间经常去的地方。姑妈姑爹没有儿女，毛泽东4岁的远房妹妹毛福清就过继给姑妈姑爹做女儿。

毛贵英对她这位本家侄儿很是喜爱，只当是娘家的亲侄子一样看待，关怀备至。姑妈只要见到是润之来了，总要给他做些好吃的。毛泽东也把毛福清看作是自己的小妹妹一样，教她识字、写字、唱歌。小福清也总是亲切地叫他三哥。

这一天，毛泽东来到姑妈毛贵英家，看到毛福清正在缠脚。一双脚被包得紧紧的，像黄瓜一样，就心疼地问道：

“妹妹，疼吗？”

毛福清的像火烧一样疼痛难忍，给三哥一问，她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毛泽东说：

“那就莫包嘛！”

毛福清十分为难地摇了摇头。毛泽东知道她不敢对姑妈姑爹讲，就直接找了姑妈姑爹说：

“缠脚是封建社会对妇女的一种束缚，生成的一双脚为什么要缠呢？一个好人为什么硬要使她变成一个残疾人呢？这个习俗是很残忍、很不公平的。妹妹的脚疼得那么利害，还是让她放了吧。”

毛泽东能言善辩，直说得姑妈姑爹点头称是，就同意不再为毛福清缠脚了。

此时学校来了一位新老师，名叫孙俍工。孙俍工毕业于北京高师国文部，他在湖南一师讲授语文学、文字学、中国文学概论、古文选读。孙俍工先生不仅在授课时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而且他的书法飘逸洒脱、笔力遒劲。毛泽东对这位比自己还小1个多月的先生非常敬重。

有一天，毛泽东去孙俍工寓所讨教书法，他欣赏了孙俍工收藏的名人字画和自临的王羲之《兰亭集序》，还提出了他自己的想法，他说他觉得行书容易入门，自己想学习草书。孙俍工说：

“其实，行书比楷书隶书都难。在行书中完成那么多的笔锋的变化，不容易呀。要做到行笔而不断，着纸而不刻，轻转重按，如行云流水，无少间断，方能永存乎生意。”

毛泽东听了，觉得先生所言很有道理，就频频点头，他说：

“这就是了。这行书变化如此之多，但不知有无章法可循？”

“有啊！”

孙俍工说着，取笔在手，在笺纸上写下了书写行书的要诀：疏密、大小、长短、粗细、浓淡、干湿、远近、虚实、顾盼、错落、肥瘦、首尾、偃仰、起伏。

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收起“28字诀”，起身告辞，他说：

“与师一夕话，胜读十念书。孙先生，感谢您了。”

孙俍工起身相送，拉着毛泽东的手说：

“依我看，你现在的字是才气有余，功力不足咧！润之，还是要从练楷书开始。楷如立，行如走，草如奔。你站不稳，又怎么能走和跑呢？”

自此以后，毛泽东和孙俍工先生切磋书法技艺的次数更多了，他们竟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1918年2月19日，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学友会职员会议上提议继续办夜学，并获通过。

3月2日，他草拟了《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提出，新学生愿入夜学者，不论年纪大小，认字多少，均可报名，听课不收学费且发给讲义。

3月3日，他主持召开夜学前任职教员会议，确定本期夜学职教员组织。他本人兼任夜学“管理”。

3月17日，新一期夜学又开学了。学校附近工厂的许多工友都认识毛泽东，亲切地称他为“毛先生”。

通过办工人夜学，毛泽东与城市人有了广泛的接触，并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也取得了同工人接触和联系的初步经验。

1918年3月，湖南一师请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校讲演。李石岑既是一名学者，又是一位游泳专家。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情况，就邀请李石岑先生教授游泳技术。那时天气还很凉，大家还都穿着棉衣。李石岑先生下水做示范，毛泽东等人也都跟着下了水，一直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

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成了毛泽东一批青年聚会的地方。他们这些杨怀中先生的学生，有着共同的理想，所以他们在一起议论的中心问题，往往是如何才能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杨怀中先生多次教诲学生，人贵在有志，“人患无肯立志身，精神一抖，何事不成。”而理想则是立志的基础，树立了根本的理想，才能“立志”。杨怀中先生曾经说过：

“人者，有理想之动物也。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理想。”

在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中间，经过两年多的酝酿和无数次的讨论，“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到目前已经成为一个迫切讨论的核心问题了。参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左右。他们这些人遇到一块儿就讨论，讨论的次数大概也有百次以上了。但他们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这么突出，这么迫切！

既然自己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步，求友互助之心早已“热切到十分”，何不有一个正式的团体，为大家的互助提供一个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呢？“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之非。”如此，应该有“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再者，“诸人士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先生总是告诫大家要有一种奋斗的向上的人生观。为不负先生的殷殷之望，组织一个小团体，不是可以更好地奋斗向上吗？

他们终于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和讨论的结果，提出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于是，他和蔡和森、萧子升就发起组织新民学会。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的提议一出，“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毛泽东开始起草会章。

据萧子璋在日记中记载：

3月31日，“二兄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1918年4月8日，“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4月13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4月14日，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踏着轻松的脚步，兴致勃勃地来到岳麓山下周家台子蔡和森的家“沩痴寄庐”，新民学会成立会议将在这里召开。

出席这次会议的人员应到21人，实到14人，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萧子升、陈绍休、萧子璋、邹彝鼎、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周名弟、叶兆桢、罗章龙、李维汉。

以上14人中，除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都是第一师范的学友。

另有7人因各种原因没有到会，他们是：陈章甫、周世钊、罗学瓒、熊焜甫（光楚）、曾以鲁、傅昌钰、彭道良。

何叔衡“自愧年老才退，不配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来在毛泽东的动员下，于1918年8月加入了新民学会。

萧子璋回忆说：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1号）中，谈到新民学会创立缘起时写道：

“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家都是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怀中先生的宏论，做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成立会从上午11时开始，首先讨论会章。人们在屋子里，在河滩上，讨论学会的宗旨、名称、章程。”毛泽东首先向大家作了说明和解释，以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平常一样，他的话语浅近、扼要、深刻，意思新颖、明朗、透彻。”

萧子升一直不赞成巨大的激烈的变革，主张点滴的温和的改良。“会章系彝鼎、润之起草，条文颇详。”毛泽东在起草时，写入了他主张大同之世，主张大抵抗、大斗争等内容，“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只好服从了。

中午，蔡畅和她的大姐蔡庆熙帮助妈妈葛健豪做好了简单的午餐，请大家会餐。

饭后，会议通过的会章将这个团体定名为新民学会，据萧子璋解释说，这是“取‘大学之道在新民，日日新，又日新’的字样，有一种反对旧制度，主张革新，为人民的意思。”

会议表决通过的会章共有11条，其条文摘要如次：

“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的通函之义务，报告自己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利；凡经本会会员5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会费银1元，每年纳常年费1元；本会设总干事1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理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3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本简章不适应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员守则：“1、不虚伪；2、不懒惰；3、不浪费；4、不赌博；5、不狎妓。”

其中，不懒惰这一条，是由萧子璋提出的。萧子璋在1917年秋已回到长沙，在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任教。

“大家推毛泽东同志为总干事。他本是学会的发起人，组织者，但他谦虚地只同意做副干事。”因此，会议又推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陈章甫任演讲部主任。

萧子升聪明好学，成绩一向很好，能写诗、赋文章，又能写一手好字，其品德也一直为湖南一师的师生们所赞许；他和毛泽东有共同的志向，治学态度和品行修养也多所相似或相近，同为杨怀中先生的得意门生。杨先生曾经把他列在他在长沙几千名学生中的第一位，蔡和森列在第二位，毛泽东列在第三位。

下午5时，会议结束。“斯时，天气晴朗，微风掀拂江间的碧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会章中没有提出远大的革命目标，所以有的会员说，这时的新民学会只“不过是少数读书人一种读书团体。”

4月，周南女校的向警予和少数女教师女学生也加入了新民学会。毛泽东曾到周南女校召开全体会员大会，欢迎女会员。

此后的一天，毛泽东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学会”朋友家里去作客，正在他们交谈中，这位年轻的主人突然停下他们谈论的政治话题，叫来仆人，吩咐他去买猪肉，并交代说是什么价格和要买什么样的猪肉。毛泽东以为，这位朋友竟然违反同学之间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的约定，以家庭琐事干扰谈论中国前途大事，他感到极为恼火，一气之下起身离去了，从此，他再也不和这个富家子弟来往了。

就在这1918年4月间，军阀张敬尧部队进入了长沙城。毛泽东领导全校同学组织了由他任队长的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警卫学校的安全，这才使学校得以仍然照常上课。

张敬尧者何许人也？原来这张敬尧是属于皖系军阀的一个头目。在1917年至1918年间，直皖联军与湘桂联军混战，其结果是北胜南败。驻湖南的湘桂联军司令谭浩明被赶走了，张敬尧于1918年4月率皖军进入湖南，坐上了湖南督军兼湖南省省长的宝座。

自此以后，张敬尧和他的弟弟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哥儿几个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给湖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从1918年6月开始，湖南各行业的工人，曾经多次举行罢工，反抗皖系军阀的统治。

5月10日，毛泽东将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代理保存”。他在移交会务的同时，还对未来的会务工作提出了建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扩充会务经费，用以购置图书杂志、办夜学、救济失业穷民，为筹备学友会独立会所，联络毕业同学，以谋全省教育之研究及发展；二是学友会加设交际部，“谋内外之连络，通新故之情素，图理论与经验之结合”。

最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喻恒、皮文光说：

“今愚等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成而已”。

毛泽东还向喻恒、皮文光二人提供了自己草拟的交际部细则七条。可是没有想到的是，在1918年4、5月间，湖南第一师范就被张敬尧的弟弟张敬汤部所占领了，他们学校驻扎了一个旅的兵力，学校只好被迫停课，学生大部分离校，学友会的活动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

毛泽东趁此机会第3次出游了，他同蔡和森一起，从周家台子“沩痴寄庐”出发，徒步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等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了农村的政治、经济等情况。

蔡和森回来后曾对对家人说：

“这次游学虽然身无分文，但润之会写字，替人写横幅对联，人家就给点酬金。我俩在‘见人说话，遇事帮忙’的八个字之下，得益不少。我想，只要乐于助人，走遍天下就不难了。”

再说新民学会成立后，大家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会员出省、出国问题。因为会员大多数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职业，才能更好地施展他们的抱负？他们不满意湖南这个闭塞的地方，他们认为湖南交通不便，政治文化又比较落后。所以，大家不愿意“堆积”在湖南一地，他们要分散到中国乃至世界各地去考察，去开辟一个方面，去打开各方面的阵地。

不少会员认为应当去日本留学，因为，“日本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孙中山先生组织兴中会、同盟会和武昌起义，都受到日本的影响。其次，日本是东方和西方科学文化的桥梁地带，维新早，接受西方的科学技术早。”

不久，会员罗章龙即决定去日本留学。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生于1896年，此时化名纵宇一郎。

罗章龙愿意去日本留学，可是家庭经济困难，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及尚未加入新民学会的何叔衡就资助他。

陈昌也曾考虑留学日本，毛泽东认为他留在国内更能发挥作用，以学校为阵地，培养人才。陈昌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罗章龙临行前，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北门外平浪宫聚餐，为他饯行。大家都鼓励他，消除他的顾虑和忧愁。

毛泽东还到码头为罗章龙送行，当面交给他一个信封，说内有一首诗相赠。罗章龙在船上拆开一看，原来是毛泽东用“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的一首七古，题为《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云：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在诗的后面，又另附临别赠言：“若金发砺，若陶在钧，进德修业，光辉日新。”

后来罗章龙一行到达上海，恰逢5月7日，这一天正是1915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日子，“忽闻东京发生日警迫害中国侨民风潮”。殴打中国的爱国学生，迫使他们回国。罗章龙一行决定暂停东渡，返湘汇报。

1918年6月，因为皖系军阀张敬汤部依然强占着湖南第一师范的校舍，学校只得提前放假，于是，毛泽东就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从而结束了他“6年孔夫子，7年洋学堂”的整个学生时代。

1936年，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渡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这正是：提兵布阵试牛耳，乱世学子称毛奇。

新民同气新结社，虎气未彰彰猴气。

欲知新民学会如何开展活动，请看本书第2卷便知详情。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成员“多数赞成子升”的情况下，以少数服从多数，忍痛对会章内容“颇加删削”，删去了他所主张的大同之世、大抵抗、大斗争等等主要内容。这是毛泽东在他一生中第一次体现出其个性中的猴气，应该说这是一次理智的服从。将大目标藏之于胸，待时而发，乃是成大事者必须具有的胸襟。正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者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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