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
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
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话说在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入井冈山在茅坪安家之后不久，为了修理军械的需要，就抽调了几名战士，在宁冈茅坪的步云山白云寺里，因陋就简创办了一个小型的以手工操作为主的军事工业修械所。
此时毛泽东更多地是考虑王佐的问题。他通过袁文才的关系，派人与王佐取得了联系，送给王佐部70条枪，并相机向王佐介绍工农革命军的情况及行动方向。显然，王佐已经从拜把子兄弟袁文才那里，了解到了工农革命军的许多情况。但是，现在王佐并没有表示出愿意合作的意思。看情况还需要做许多工作，才能使王佐感到与工农革命军联合是有利而无害的。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继续沿井冈山边境开展游击活动，熟悉井冈山地形，调查周围情况，与湘赣各处农军联络，扩大政治影响，等待王佐表态。
毛泽东还一直关心着周恩来及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不知他们现在的情况如何了？他决定派何长工去与湖南省委及衡阳特委联系，要何长工打听一下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这一天，毛泽东外出散步，他看见一位农民在磨房磨谷，忙得一身汗，就上前帮忙，一边推磨一边谈心。正在此时，何长工找来了。何长工由磨谷的情景触发了灵感，吟出一幅对子的上联：
谷磨磨谷，谷随磨转，磨转谷裂出白米；
毛泽东一听，感觉这句联语还不错，连说：
“妙，妙。下联呢？”
何长工一时想不出下联，就笑笑说：
“请毛委员对下联如何？”
毛泽东一时也没有想出下联，就告别老乡，与何长工一起向住所走去。他们刚走到门前，毛泽东看见警卫员用钥匙开锁，就高兴地对何长工说：
“有了，我对你的下联是：‘门锁锁门，门由锁开，锁开门敞迎故人’。如何？”
何长工细细品味，连呼好对。毛泽东笑着说：
“对子是不错。下边就要看你的了。”
何长工一脸的不解，待毛泽东向他交代了新的任务，这才明白了毛泽东下联中所含的深意，对毛泽东更是佩服至极。
原来，何长工跟着毛泽东进了办公室，毛泽东指着井冈山地图对他说：
“长工你看，现在我们是要在这里落地生根了，这仅仅是建立根据地的开始，今后斗争的路还长，必须要迅速壮大我们的力量，要和上级取得联系才行。我想让你出山去，联系湖南省委和衡阳特委，设法寻找南昌起义的部队，你看怎么样？”
何长工说：
“请毛委员放心，我一定千方百计完成任务!”
毛泽东让何长工装扮一番再下山，还特意嘱咐他说：
“长工，此行你可以自由活动，但你要记住，不管到了哪里，都应该是白皮红心啊！”
何长工领命而去，穿了一身破旧衣裳，背着2头小猪，一双旧草鞋两腿泥巴，就上了路。
10月中旬，何长工经过艰难跋涉，辗转到了白色恐怖的长沙，他利用一些老关系，终于找到了湖南省委，向省委汇报了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情况。之后，何长工和另一个下山侦查的干部一起去了广州，他们了解到朱德率领的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韶关一带活动，于是又奔赴韶关。何长工的行踪暂且放下，容后再叙。
且说在10月13日，毛泽东率工农革命军到达酃县水口村。到水口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靠近水口街的大祠堂一间破旧的小阁楼里，亲自主持了赖毅、刘炎等6名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
毛泽东等人到齐后，宣布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开始，他和大家一起唱起了《国际歌》。首开了入党宣誓仪式要唱国际歌的先例。
接着，各个入党介绍人分别介绍新党员的简历。毛泽东走到最前排的6个新党员面前，依次询问了一些问题，又向他们详细解释了入党誓词。在严肃的气氛中，毛泽东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亲自带领新党员宣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
宣誓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又叮嘱各连党代表，回去以后要抓紧组织发展工作，要像今天这样，分批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
毛泽东在朱家祠堂接见了酃县党组织派来接头的周礼，指示酃县要赶快扩大党的组织，扩大农民协会，组织武装暴动。
10月22日，毛泽东率团部和第3营及第1营第1个连转入江西遂川县境。途中休息时，他走到副连长张宗逊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坎上，笑呵呵地招呼张宗逊坐在他身边，拉开了家常。毛泽东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
张宗逊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渭南县，从秋收起义开始就参加了革命军。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幽默地说：
“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啊，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
他又教育张宗逊说：
“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
10月23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到当地反动武装三四百人的袭击，因为人地两生，仓促应战，在混乱中，担任前卫的第3营与团部失掉联系，转移到桂东县鹅形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率领团部和特务连仓促撤退，一直退到井冈山南麓的黄坳，在收集失散人员时，总共才收集到了40多人。
时任连指导员的罗荣桓后来回忆说：“大家又饥又饿，无精打采，稀稀拉拉地散坐在地上。吃饭时，炊事担子也跑丢了，没有办法，几个战士从老百姓家里找来一点剩饭和泡菜辣椒。没有碗筷，主席和大家一起伸手从饭箩里抓着吃。饭后，主席站起身，朝中间空地迈几步，双脚并拢，身体笔挺，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现在来站队！我站第一名，请曾连长喊口令！’这种坚强镇定的精神，立刻强烈地感染了战士们，提着枪站起来，向排头看齐。’”
毛泽东率领这一部分队伍继续向井冈山转移，他的脚被草鞋带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但他仍然坚决不坐担架，坚持住着棍子行走。随后，第1营第1连赶了上来。队伍转移到井冈山西面荆竹山下，还有100多人，在一个小村子里宿营。
陈士榘回忆说：“我们知道今天要上山了，当时心里说不出有种什么味道，一方面感到我们原来人数就不多，加上3营被隔断，显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样子只有上井冈山，能得个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兴。”
再说部队和王佐部队取得联系后，准备上山。毛泽东首先考虑到的是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
实际上从秋收起义一开始，毛泽东就注意到了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他不断地教育广大指战员要自觉维护群众利益。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第3团，由于直接受到他的教育，注意爱护群众的财物，不损害群众的利益，所以第3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爱和欢迎。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工农革命军也仍然坚持了这一点。然而在这种极为艰苦的转战环境中，来自各方面各阶层的战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违反群众纪律、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免不了时常发生，对群众的影响很不好。尤其是进入井冈山地区以后，工农革命军与袁文才、王佐的部队之间，便有了一个在群众心目中相互比较的问题。所以，部队的群众纪律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造袁、王两部，也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否在井冈山上站稳脚跟的大事。因此，毛泽东决定，用明确的语言和文字形式，把必须遵守的群众纪律加以严格的规定，以保证遵守群众纪律的高度自觉性和体现纪律的严肃性。
10月24日早晨，毛泽东率领团部及第1营第1连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在王佐派来的代表的带领下，即将登上大小五井和茨坪，全体指战员都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毛泽东站在荆竹山村大路边的“雷打石”上，向大家宣布说：
“今天要上山了，今后要在那里扎下去，建立革命的根据地。我们这次上井冈山，一定要和王佐搞好关系，要和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农民群众搞好关系。如果象有的同志那样，到这个地里掰一个苞谷，又在那埠地上挖两个红薯，那恐怕山上的王佐就不那么喜欢我们喽！山上的穷苦百姓就更不喜欢我们喽！
接着，毛泽东庄重地说：
“为了使那里的军队和老乡能相信我们，欢迎我们，现在，我宣布三条纪律：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第三，打土豪要归公。”
毛泽东讲完话，部队就按照事先安排好的秩序朝着山上出发了。
就在10月24日这一天一大早，袁文才和王佐也就来到了步云山的一座大房子里，准备迎接毛泽东上山。
毛泽东穿一身灰布中山装，衣服的袖口、胳膊肘都磨破了。他和战士一样，脖子上结了一条红色带带。他虽然个头大，人却十分消瘦，颧骨显得特别突出；他的头发从中间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黑黑的，一双眼睛显得特别有神，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刚毅和温和。
毛泽东因为草鞋把脚磨伤了，不但肿大而且又化了脓。所以，他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有的人看到毛泽东如此行走，就偷偷地笑，悄声议论说：瞧，他是个跛子。
毛泽东同袁文才、王佐握手后，转身把他的战友一一介绍给袁文才和王佐，王佐也把自己山上的人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握手问好。当袁文才把一个女孩子介绍给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有些惊讶。袁文才说：
“她叫贺自珍，是永新县的干部。”
毛泽东没有想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这样年轻的女将。他笑笑说：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的家属呢！”
袁文才也笑了起来，他说：
“别看她只有17岁，去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算老革命啦。”
毛泽东握住贺自珍的手说：
“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见到贺自珍，此时贺自珍才只有18岁。
后来，朱德的一位部下描绘过他对贺自珍的印象：她聪明、活泼。既有魅力又有涵养，说话清晰且有分寸，她那双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见到她“就会给你一种甜如蜜的感觉”。
贺自珍，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日（公历9月28日——笔者注）出生于永新县万源山区的黄竹岭。在这个秋月朗朗、桂花飘香的日子里，父母看着眉眼俊俏的女儿，商量着要给她起一个既好听又美丽的名字。母亲说：桂花迎贵客，明月照金秋。就叫桂圆吧。于是，桂圆就成了贺自珍的小名。
贺家祖辈是一个望族，有很多的田山和房屋。贺自珍的父亲叫贺焕文，是一个老实憨厚的读书人，年轻时捐了个举人，当过安福县的县令。他的前妻欧阳氏，生一子叫贺敏萱。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续娶了广东梅县女子杜秀，她就是贺自珍的母亲。杜秀长得很漂亮，读过《四书》、《五经》，是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贺焕文终因办事忠厚，被人挤了出来，撤消了县令职务。他回到永新后，就在县衙里当了一个刑事师爷，专为打官司的人写状子。此时，贺家还是一个家产颇丰的地主。
贺自珍的同母兄弟姊妹中，哥哥叫贺敏学，贺自珍是老二，排行老三的是贺怡，原名银圆；老四贺敏仁是个男孩（一说杜秀生有3子：敏学、敏仁、敏振），最小的女孩叫贺先圆。
贺焕文希望儿子贺敏学敏而好学，能成大器，花重金请了一个老夫子在家教授他。哪承想这个宝贝儿子对“之乎者也”毫无兴趣，倒是便宜了两个在门后偷听老夫子讲课的女儿贺自珍与贺怡。
贺自珍4岁那年，父亲因为替人打一场官司被牵连，关进了大牢。家里为了赎他出狱，几乎卖光了所有的财产，贺焕文是出了狱，但家道也从此中落了。为维持一家生计，他们凑了点钱，在县城南门租了个面铺，开了一个茶馆，叫“海天春”，兼营饭菜；还有几间可以供来往行人住宿的客房；全家人则住在茶馆的后面。
人道是因祸得福，此话一点不假。贺自珍的父母自家道败落以后，思想反而日渐进步了。1919年，贺自珍和妹妹贺怡该入学了，父母就把他俩送进了永新禾川镇秀水小学。1922年夏，贺自珍又进入福音学校读书。她这才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贺自珍，意思是要善自珍重。
1926年春，贺自珍从福音学校毕业，受聘到秀水小学任国文教师。此时的她已经出落成为一位漂亮的大姑娘，秀气的瓜子脸，一双大大的乌黑发亮的眼睛，白嫩的皮肤，中等而苗条的身材；为人热情活泼，常常开怀大笑，真可谓是容光焕发，楚楚动人；人称“永新一枝花”。
贺自珍的老家就在井冈山下。井冈山一直是起义农民、绿林好汉出没的地方。贺自珍从小就听到很多井冈山的英雄好汉抱打不平、惩恶扬善、周济穷人的故事；家里又有很多有关英雄故事的书，她也经常翻看。她最爱看的要算是剑侠之类的小说，一入了神，常常是废寝忘食。
贺自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很快就接受了新思想。她参加县城学生组织的孙中山纪念会；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新报，吸取新的知识；很快就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贺家兄妹中最早的革命者。
贺自珍的父母全力支持子女搞革命，贺自珍的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弟弟贺敏仁、小妹贺先圆，兄弟姐妹5人先后都参加了革命。
贺敏学学文不成，就拜师学武。师傅不让他坐在一条板凳上吃饭，惹得他怒火中烧，立时把饭碗给砸了。有一次，几个兵痞来到他家“海天春”茶馆闹事，贺敏学眼疾手快，拿起茶炉上烧得通红的火钳子，就朝兵痞的屁股上捅，直烫得兵痞们抱头鼠窜。
贺敏学在永新乐川中学时，已经是学生领袖，他和同学袁文才在一个漆黑的晚上，摸到一个土豪的家里，隔着被子把那个土豪痛打了一顿。1926年7月，大革命进入高潮，年龄未满17岁的贺自珍由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她与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参加了永新县第一次党员大会。永新县中共党组织开办了政治夜校，贺自珍和很多男女青年团员、共产党员都参加了夜校学习，一连好几个月，不断地用新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扩大自己的视野。后来，北伐军来到湖南，国民党建立了永新县党部。贺自珍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也加入了国民党，以跨党分子身份参加了永新县党部的领导工作，她既是青年团县委副书记，又是国民党县党部妇女部长。1927年4月，永新县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贺自珍、贺敏学和贺怡都被选为永新县委委员。人们称之为“永新三贺”。不久，贺自珍被调到吉安县工作。有一天，一位同事跑到正在县党部办公的贺自珍面前，气喘吁吁地说：
“不好了，永新出事了，右派夺权了。”
“怎么回事？”
原来，贺敏学和永新的革命者在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时候，一些漏网分子逃跑了，他们伙同一些土匪，偷偷摸进永新县城，缴了农民自卫队的武装，把贺敏学和正在开会的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投进了监狱。贺自珍的父母和贺怡逃离了永新。形势十分危急！贺自珍立时赶回了永新和党组织联络。永新的一些共产党员，势单力薄，靠自己的一点力量不可能救出贺敏学等人。他们想到了活动在井冈山一带的共产党员袁文才和他的拜把子兄弟王佐。袁文才原来只有一个马刀队，是宁冈的共产党员龙超清把他的马刀队拉进了农民自卫军，组成了一支300多人的队伍。贺敏学又是和袁文才在永新中学读书时的同窗好友，他们还一起搞过学生运动。于是，永新的共产党员联络了袁文才和王佐所领导的农民自卫军。贺自珍又让小妹贺先圆把消息送到监狱里哥哥贺敏学那里，让他们里应外合发动“永新暴动”。为联络暴动事宜奔走于永新各地的贺自珍，来到永新城时，暴动已经成功了，永新城头上飘起了鲜艳的红旗，救出了贺敏学和被关押的党、团员。
反革命分子不甘心失败，他们马上组织反扑。贺自珍和哥哥贺敏学率领一支赤卫队把守永新县城南门。这支队伍只有几十个人，3枝枪，其它的都是梭镖。贺自珍身背步枪，肩上挎着子弹带。她看着敌人一个挨一个从云梯上爬上来，就下令反击，打退了敌人的第1次反攻。等到敌人发动第3次进攻的时候，从没有指挥过打仗的贺自珍，情急之下扣动扳机，两枪打死了两个敌人的指挥官。贺自珍、贺敏学指挥着自卫队员们杀出城门，乘胜反击，大获全胜。这一仗杀死敌人100余名，缴获了100多枝枪。从此以后，贺自珍两枪打死两个敌人的故事就非常夸张地传开了，有人说她是神枪手，能百发百中；还有人说她是“双枪手”。
这一支暴动队伍以贺敏学在狱中成立的党支部为基础，成立了永新、宁冈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了3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贺敏学任总指挥部党委书记，王新亚任总指挥，袁文才、王佐任副总指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接到永新的败报，非常恼火，他马上命令两个团开赴永新。贺自珍不到10岁的小妹妹贺先圆被敌人残酷地杀害了。
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鉴于敌兵的势力过于强大，就决定分兵3路，撤往井冈山。贺敏学、贺自珍、贺怡及一家人从此告别了自己的家园。
这就是贺自珍及其兄妹的革命史，暂且打住。
再说10月24日晚上，工农革命军团部及第1营第1连到达井冈山上的大井村，受到王佐部队和群众的欢迎。
10月26日傍晚，毛泽东散步后来到一家姓邹的老表屋里。邹老表见来人身材高大魁梧，穿着蓝布长褂，手里拿着一本书，就赶紧起身相迎。毛泽东和气地问道：
“老表哥，吃过饭了吧？”
“吃过了，同志哥，请坐。”
邹老表热情地应酬着，搬过一条长凳；邹大嫂从灶屋端来一碗热茶，送到毛泽东面前。毛泽东双手接过茶碗，和邹老表拉起家常来：村里哪些人家最贫苦，生活情况怎么样？两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越说越亲热。邹老表说：
“往年呐，土豪劣绅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我屋里没有牛，全家大人细仔拉犁耕田，寒冬腊月打赤脚。一年累到头，收下几担谷，又是这个租，又是那个税，还有蛮多说不出名的派款，唉，辛苦一年，只落得个箩底朝天。穷人要是没有共产党、毛委员，还不晓得哪辈子才能出头哩！”
毛泽东点点头，说：
“我们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土豪劣绅的压榨，还有帝国主义为他们撑腰。如果工农不彻底推翻他们的统治，就永远不得翻身。
现在井冈山周围虽然红了，可全国还有几万万人民正在受苦受难。共产党就是要领着工农闹革命，让全国都红遍。无产阶级要革命，要翻身求解放，就必须团结起来。”
毛泽东说着，随手拿起几根筷子，比划着说：
“像这筷子，一根一根的，一折就断了。如果合成一把，就不那么容易断了。”
邹老表心想：“这位同志哥真了不起，句句话都说的在理。”此时，邹大嫂从灶屋里端出来一瓢热腾腾的番薯，笑着说：
“井冈山的穷人就只有这个待客，莫嫌弃，趁热吃。”
毛泽东也就很随便的拿起一个番薯，吃着和主人交谈着。毛泽东看时间不早了，就起身告辞说：
“我还有点事，要走了。”
邹老表夫妇把毛泽东送出门。毛泽东临别时说：
“我刚搬到大井才2天，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我会常来屋里坐的，也请你们两夫妻常到我那里去玩。你们去了，就找毛泽东就可以了。”
“毛泽东？”邹老表夫妇闻言一震，这才明白过来，眼前的客人不是别人，他正是毛泽东！邹老表拉着毛泽东的手说：“我们老表们日日夜夜都想念你，你来了，怎么不早说一声呀！”
10月27日，工农革命军部队进驻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接着，第1营的另外两个连也从茶陵赶来茨坪，部队的人数又多起来了。
毛泽东和袁文才、王佐直接接触的机会一多，就开始直接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他针对王佐在井冈山占据了许多良田一事，就亲切地跟王佐说：
“土地是农民开垦的，应该归农民所有，如自己占了大量的土地，势必会遭到农民群众的反对，脱离他们，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和拥护。”
毛泽东在和王佐的另外一次谈话中，王佐非常感慨地说：
“枪是好东西，一可以报仇，二可以寻吃。”
他自然地流露出依恋绿林生活的思想情绪。毛泽东听了，语重心长地对王佐说：
“枪杆子确实很重要，有了枪杆子，可以出人、出钱、出天下。但是，要看这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从现状看，干绿林的人，其结果并不是很好，不是被国民党或豪绅武装吃掉，就是被国民党骗去‘招安’，要么，就是绿林之间自相残杀，互为仇敌。
这些绿林武装，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用革命的理论加以武装，依靠和发动广大群众，建立工农武装组织，还是大有前程，大有希望的。”
毛泽东一席话说得王佐茅塞顿开。此后，他常常对人说：
“毛委员这个人是最有学问的，跟他谈上一夜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啊！”
毛泽东不仅抓住机会直接和王佐面谈，而且还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经常亲自写信给袁文才、王佐，向他们讲政治形势，讲共产党的任务，讲军队的性质，讲革命的前途，讲无产阶级的纪律等等，这对袁文才、王佐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毛泽东为了团结、改造好袁文才、王佐两部，还抽出时间到袁、王两部中看望士兵群众，给士兵们讲革命道理，开导他们打开眼界，提高觉悟。
这王佐到底与袁文才有些不同，他在长期的绿林生涯中，已经养成了一种多疑的性格，因为他特别相信袁文才，才让毛泽东拉着队伍上了他的山头。尽管现在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也非常佩服毛泽东的才学，但他心里还始终担心毛泽东会吃掉他的队伍。所以，他总是与毛泽东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流露出不卑不亢的态度。有一天，王佐在和袁文才谈话中，又流露了这种思想。袁文才就对他说：
“你一会儿不相信老毛在井冈山能呆得久，一会儿又怕人家吃掉你。你呀，莫要定不下心来。老毛不会是你想的那种人。你要再不放心，我们就想个办法，把毛泽东拴住。”
王佐说：
“你说，怎么个栓法？”
袁文才说：
“这还不好办，叫贺自珍嫁给毛泽东，让老毛做井冈山的女婿，这样日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王佐听了说：
“这个主意蛮好！我也盘算过，自珍要人品有人品，要才识有才识，配毛泽东最合适！老毛要是做了井冈山的女婿，我们一万个放心了。”
袁文才又说：
“自珍配老毛，郎才女貌，天造地设。只是听说毛泽东在湖南已有妻室。我发现毛泽东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左唇下一颗朱砂痣，日后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你别看他现在那个瘦条条的样子，那副骨架子要是丰满起来，就有帝王之相！我们跟着这样的人靠得住。”
王佐听袁文才如此一分析，更来劲了，就说：
“行啊！还是你想得周到，这事就这么办啦。自珍这边我去说，老毛那边交给你。这事成与不成，还得仰仗大哥你哩！”
袁文才也是个急性子的人，说办就办。他来到茅坪的八角楼，与毛泽东谈完了工作，就说：
“毛委员，我们想替你做一件好事。”
毛泽东笑着问道：
“么子好事呀？”
于是，袁文才便把他和王佐商量的意见说了出来。毛泽东闻言，惊讶得身子往后一仰，一时答不上话来。袁文才问道：
“毛委员，我们的井冈山才女贺自珍，你看她怎么样？”
“不行，不行，这个使不得。”
毛泽东连连摇头。
“不般配是吗？她可是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是我不配人家。文才，我在湖南有妻室呀。”
“毛委员，你莫辜负我们的一片好意。王佐肯定已经和自珍讲了此事，要是这样，事情可就不好办了。”
“文才，感蒙你们的好意，这件事乱来不得。”
“那，你考虑一下，日后再说罢。”
袁文才见一时说不下毛泽东，只好就此打住了话头。
这正是：山头巾帼多传奇，文才观相动心机。
欲知毛泽东对袁文才、王佐改造的结果如何，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为改造袁文才和王佐，可谓是苦口婆心，堪为思想工的典范。
第43章
“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
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
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
话说在1927年10月下旬，毛泽东带领部队向茶陵方向游击，此行的目的是去打探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
经过长途行军，指战员们又饿又累。一些战士看见山坑里有一片苞谷地，就顺手掰下苞谷棒子吃起来。走在后面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命令一名干部跑步到前面予以制止。他随后也赶到山坑附近，严肃地批评了掰苞谷的战士，叫他们留下几块银洋赔偿老表的损失。毛泽东又让一位战士找来一块竹牌子，亲手在上面写了字，然后把它插到群众的苞谷地里，把银元放在牌子底下。毛泽东在竹牌子上写着：
“因为我军肚子饿了，为了充饥，把你的苞谷吃掉了，违犯了纪律，现把二元钱埋在土下，请收下。”
后来群众看到了地里的竹牌子，十分感动，纷纷称赞工农革命军纪律严明，爱护百姓。
再说奉命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何长工，也在10月下旬来到了韶关（一说在曲江）犁铺头，找到了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领的南昌起义的余部。他被哨兵当作奸细绑到了朱德的司令部，巧的是正好遇到了老同志蔡协民。蔡协民立即为他松了绑，带着他去见朱德。
原来八一南昌暴动的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遭到失败后，朱德在陈毅的协助下，率领留守三河坝的一部分起义军，沿闽粤赣边境向西转移，力求迅速摆脱敌人的追击和土匪以及豪绅民团的袭扰，正在寻找立足点。
朱德，字玉阶，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为朱建德。朱德的母亲生了13个孩子，因为无力喂养，只有6男2女存活了下来。
朱德自幼入私塾读书，后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参加过辛亥革命，在旧军队中当过旅长，还当过云南省警察厅长、陆军宪兵司令官。朱德第一次结婚是在1912年，那时他26岁，妻子叫肖菊芬，是一位新派女性，昆明师范学堂毕业。1916年，肖菊芬生下一个男孩后不久，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很快就去世了。朱德第二个妻子叫陈玉贞，他们是在四川省泸州结的婚。1922年9月，朱德前往德国留学，因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2年，他又赴法国留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朱德赴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回国；在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1927年8月1日，朱德与周恩来、贺龙、叶挺等人率领国民革命军发动南昌起义。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1901年8月26日出生于四川省乐至县。父亲陈昌礼是一位文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尤其擅长书法，又能作诗填词。母亲黄培善是一位大家闺秀。陈毅幼年过着“晨耕夜读，禾熟书香”的田园生活。其父很有远见，为了陈毅弟兄们继续读书，毅然卖掉田产迁入成都市为菜农，这对陈毅的成长起了关键的作用。陈毅生长在耕读传家的环境中，“米汤练字”的故事传为佳话。陈毅基本上是从校门到校门，从成都市著名小学华德高、成都甲种工业学校，到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他在巴黎留学期间，参加了工人运动，后因参加中国留学生爱国运动被押解回国。1921年，陈毅再入北平中法大学学习，后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3年，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陈毅由中共中央安排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他读到了毛泽东刚刚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毛泽东产生了敬仰之情。参加南昌起义后，和朱德一起率领余部转战。
此时的朱德等人，已经将仅有的八、九百人，合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纵队司令，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指导员。经过整顿，部队团结统一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
何长工向朱德等人汇报了他这次下山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介绍了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的情况。朱德高兴地说：
“好极了。我们跑来跑去，也没有一个地方站脚，正要找毛泽东同志呢！”
陈毅也高兴地说：
“革命没有完蛋，毛泽东在干，我们在干。哈哈，八方英雄都在干嘛！”
接着，朱德详细地询问了秋收起义经过，问井冈山的环境怎样？群众多不多？陈毅也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问题，很感兴趣，也询问了井冈山的风土人情、山势地理、物产资源。何长工一一作了回答。陈毅还了解了毛泽东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的情况，他特别赞赏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中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他对何长工说：
“不能用老的套套带部队，毛泽东的办法是治本的。把党团员分到连队去，作用就是大呢！”
朱德所部指战员，很多人都知道毛泽东，有不少干部都读过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现在，知道毛泽东在井冈山上树起了红旗，这给他们增添了很大的斗争勇气和革命信心。
第2天，朱德给何长工写了一封信和一部分盘费，叮嘱他说：
“希望你赶快回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联系。我们正在策动湘南暴动。”
此后，何长工踏上了转回井冈山旅途，朱德等人则率部由广东转移到赣南信丰。朱德从中共赣南特委处再一次验证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后率部上了井冈山的消息。
10月底，朱德率部西进到大庾县境内，他在陈毅的帮助下，再次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改称“工农革命军第5纵队”。
1927年11月初，朱德、陈毅、王尔琢率部转到崇义县西南地区打游击。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第3营，在营长张子清、副营长伍中豪率领下，在遂川大汾遭到敌人袭击后转移到上犹县鹅形地区一带打游击。陈毅化装成商人模样与他们取得了联系。
朱德、陈毅通过张子清、伍中豪，进一步了解了一些关于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的具体情况。他们把从国民党军范石生部搞到的一批弹药和军用物资，补充了张子清、伍中豪的第3营。
朱德、陈毅决定派人先去与毛泽东取得联系，派谁合适呢？陈毅想到了一个人最合适，朱德问是谁？陈毅说：
“他叫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现在就在我们部队第25师政治部里。”
朱德找来毛泽覃，委托他向毛泽东汇报南昌起义部队的行动情况，转达朱德和陈毅的问候，说希望早日与毛泽东见面。
毛泽覃接受任务后，装扮成国民党第16军的副官，化名“覃泽”，向着井冈山进发了。
而此时的毛泽东在1927年11月上旬，正和前敌委员会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3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永新的刘珍、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自珍；宁冈的龙超清；莲花的朱亦岳等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听取了各县的汇报后说：
“要抓紧时间，把3县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游击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为党的事业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根据边界的具体情况，还指示各县党的负责人要大力开展土地革命。
旧历年关对贫苦农民来说，好比鬼门关，它是地主豪绅催租逼债、贫苦农民痛苦难捱的日子，因而也正是共产党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利时机。所以，毛泽东在会议上强调说：
“在旧历前年，要迅速开展一场以打土豪、分浮财、废债毁约为主要内容的年关斗争。”
后来在毛泽东和各县党组织的领导下，一个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分浮财，废除债约和苛捐杂税的斗争，先后在各县开展起来。各县农民自卫军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把那些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抓来，召开清算他们剥削罪行的群众大会，发动群众上台控诉，当众烧毁契约、废除债务，宣布取消各种苛捐杂税。接着，打开土豪劣绅的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分给农民。工农革命军还分别对一些豪绅实行罚款、杀头等处分。
正当毛泽东开会部署农民开展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也正在受到党内的无理指责和严厉的组织处分。
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兆征、李维汉、任弼时、顾顺章、罗亦农、向忠发、周恩来、张太雷、李立三、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彭述之、任旭；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也参加了会议。
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和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会议增补周恩来、罗亦农为政治局常委，将常委扩大为5人。
这次会议根据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意见，把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看作是革命高潮的形势，要求继续进攻，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坚持“城市中心论”，要求农村暴动要以城市为“中心及指导者”。
这次扩大会议还要求“彻底肃清机会主义，严厉地整顿政治纪律”。根据国际代表的提议，会议片面地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并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
会议对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包括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澎湃在内，给以警告处分；取消张国焘候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资格；开除了谭平山的党籍。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也被认为是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会议决定取销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取消彭公达候补政治局委员资格，留党察看半年；对毛泽东的处分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同志为八七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故事讲到这里，有两位中共杰出的领导人，不得不交代一下他们的后事。一个是邓中夏，他在共产党内长期担任领导职务，以领导工人运动而闻名。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被捕，同年9月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另一个是夏明翰，他后来被国民党逮捕后，在敌人的屠刀下，吟诵出了一首著名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千古绝唱。
再说毛泽覃从资兴经过茶陵，在坑口与陈伯钧连长接上了头，陈伯钧派人护送他来到了井冈山，兄弟俩相见分外高兴。毛泽覃向哥哥详细介绍了朱德所部及其行动情况，并转达了朱德和陈毅等人的问候。自此，毛泽覃就在井冈山工作了。
此时，毛泽东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3人到袁文才部队里分别担任党代表和军事教官，帮助袁文才部开展军事训练，进一步扩大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影响，准备逐步改造这支农民武装。游雪程3人临行前，毛泽东嘱咐他们说：
“你们要尊重袁文才，要搞好团结。要以政治教育为主，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你们还要注意，工作既不能急，也不能缓，一定要把这支地方部队，认真改造成新型的人民军队。”
11月中旬，袁文才的队伍集中在茅坪的步云山，开始接受整训。游雪程、陈伯钧、徐彦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实行了三操两讲的制度，让士兵们既学军事，又学政治。
11月间的一天，毛泽东从茅坪的驻地阳湖桥去看望农民自卫军的战士，正遇上他们在吃饭。战士们的饭碗里，盛的都是从山里采来的野菜。有一个战士说：
“这么苦的野菜怎么吃得下去呀？”
毛泽东闻言，走进伙房察看。炊事员告诉他说：
“这里下霜很久了，所有的野菜都被冻得枯黄了，只剩下这一种了。这种野菜是比别的野菜苦得多。”
毛泽东拿起饭碗盛上野菜，来到战士中间和大家一起吃，他说：
“这菜是苦，可它很有营养。我们能够吃下这种苦，日后就能战胜更多的苦，我可是要多吃哩。”
这时住在井冈山上的工农革命军，也是缺衣少食。他们每天吃的是井冈山出产的红米和南瓜。时令已经临近冬季，山上很冷，指战员们穿的却仍然是单衣；没有被褥，战士们只好钻在稻草里过夜。部队中流传的两首歌谣，反映了这一真实的情况：
其一： 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
其二：干稻草来软又黄，金丝被儿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这种艰难情况，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日夜思索着改变现时环境之良策。
此一时期，与井冈山极其困难的经济条件相比，政治形势则有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原来在1927年11月间，中国南方出现了军阀争战的局面，粤系军阀张发奎与桂系军阀李济深爆发了争夺广东的战争。湖南军阀站在张发奎一边，也把军队纷纷调往前线，参加对李济深的战争。当此军阀混战之际，正是工农革命军扩大活动区域、扩大影响的好时机。
毛泽东侦知茶陵县城敌人兵力空虚，工农革命军攻打茶陵的好机会来了。他和前委的委员们决定，由第1营和特务连承担下山攻打茶陵县城这一任务。毛泽东还特别交代宛希先说：
“打下茶陵之后，要注意收集报纸和书籍。不管有什么消息，都要及时派人传递给我。”
11月16日，工农革命军第1营和特务连由大井、茅坪开赴宁冈的大陇，准备突袭茶陵城。
毛泽东头戴斗笠，冒雨来到大路口，为出征的指战员送行。四五百人的队伍集合之后，参谋长徐恕整理好队伍，团长陈浩跑步上前向毛泽东敬礼报告：
“报告毛委员，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集合完毕，请您讲话。”
毛泽东向陈浩点点头，拄着一根竹棍，要上一处高坡，勤务员幺六赶紧来扶，被他拒绝了。毛泽东站在高坡上，以洪亮的湖南口音对整装待发的指战员们说：
“同志们，这一次你们要出征去打茶陵。为么子要打茶陵？因为湖南的军阀唐生智和广西的军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狗咬狗地打起来以后，唐生智有些招架不住喽，把他老窝里的兵都拉了出去。他的后方空虚啦，这对我们出击十分有利。俗话说，吃柿子专拣软的捏。打仗也要找反动派的弱处动手。
现在，山下茶陵县城的敌人大部分被抽走，茶陵就成了反动派的弱处，正是开展革命工作的好机会。上一回，你们1营在陈团长和宛代表的率领下，打过一次茶陵，打得好嘛，把罗定的挨户团从水口打了回去。这一回，你们的任务不仅要打茶陵，还要占领茶陵。马上就要出发了，那里的老百姓已经发动起来了，他们正在准备迎接我们去消灭茶陵的敌人。”
毛泽东说到这里，看到战士们的情绪很高，可自己的脚上的冻伤还没有好，肿得走路都不方便，自己总不能对大家说：我的脚行走不便，这次就不去了，你们去打吧。于是，毛泽东用手指了指自己受伤的脚，脸上带着微笑，用另一种方式说道：
“本来嘛，我这个人是革命的，是很想跟大家一起去闹革命的。可是，我这个脚不大革命，至今它还不听我的指挥呢。这真叫没办法。”
队伍中突然有个战士大声说：
“毛委员放心，我们替你多消灭几个反动派！”
还有一个战士跟着说：
“多打几个土豪，让毛委员好好补养补养，把脚上的反动派快点消灭掉！”
毛泽东在大家的笑声中挥挥手，提高声调说：
“好哇，茶陵等待着你们，胜利等待着你们，我也等待着你们。我还是重复以前的要求，你们要向群众做宣传，扩大革命影响，让他们知道，我们工农群众的军队并没有被敌人消灭，还有很大的力量。出发吧，同志们。”
毛泽东讲完话，从高处走下来，跛着脚走到队伍前面，同团长陈浩、1营党代表宛希先和罗荣桓及每一个出征者握手。陈浩、宛希先率领工农革命军离开大陇，直扑茶陵县城。
毛泽东回到驻地八角楼，由袁文才等人接着。袁文才说：
“毛委员，这次出征茶陵，王老庚很担心。他一再对我说，他要在茨坪备些酒肉炮竹，一旦工农革命军攻下茶陵，他要为你大庆一番。”
毛泽东掏出烟，递给袁文才一支，笑着说道：
“你老庚实际上是对工农革命军能否攻下茶陵不大相信啊。”
“不瞒毛委员，”袁文才划着一根火柴，先给毛泽东点上烟，然后自己点上，说：“我心里也有点打鼓。茶陵的罗定走了，但他表弟罗克明也非善茬。他们的底细我清楚，要是前方吃紧，我就带支队伍去支援他们。”
毛泽东弹弹烟灰，说：
“老袁，你只管放心，没有十分的把握，我这次是不会让工农革命军出征的。你是总指挥嘛，还是守山为好。”
贺自珍很快沏了一壶茶从楼下端上来，她问道：
“毛委员，这次攻打茶陵3天能拿下来么？”
毛泽东很自信地说：
“能。少则3天，多则4天。”
果然在11月18日，前方就传来了捷报。
工农革命军按照原先的作战部署，经睦村、酃县瑞江一路前行，当日在茶陵坑口宿营；夜间曾遭到罗克明的挨户团袭扰，被工农革命军击退。工农革命军乘机经待江、马溪洮水一带，潜行到茶陵县城近郊。第二天凌晨，工农革命军突然发起攻击，罗克明率部狼狈逃窜。工农革命军破城后，在赤卫队的协助下攻入衙门。天亮时顺利地占领了茶陵全城。
前方还送来了不少战利品，有腊肉冬酒，布匹衣装，八角楼下的客厅里几乎被堆满了。袁文才说：
“毛委员真是神机妙算啊！”
毛泽东说：
“妙算不妙算，应当感激自珍哟！要不是她及时带来的情报，再妙也算不来哟。”
贺自珍不好意思地说：
“我不过是给你找来些破报纸。”
毛泽东说：
“莫小看报纸破，那可是精神食粮。”
袁文才对手下周桂春说：
“你快去茨坪向王老庚报告，他最挂念这事。”
毛泽东也交代说：
“你再挑一些战利品给王头领送去。”
周桂春带了同伴刚走，永新的贺敏学、刘真也派人来，向毛泽东汇报他们开辟九龙山区的情况，还带来了一种治疗脚伤的膏药和滋补品。贺自珍要给毛泽东上膏药，毛泽东笑着说：
“算了吧，这只倒霉的脚也不知得罪了那路神仙，么子膏药也难治喽。”
勤务员幺六插话说：
“我看是得罪土地爷了吧，踩着土地公公的袍带，要伤脚的。我婆婆在我小时候说过，土地公公的袍带是踩不得的。”
毛泽东被幺六那一副认真的样子逗乐了，他说：
“嘿，多么动听的神话呀。”
贺自珍说：
“土地老头也太不对了，这膏药非治治他不可！”
说着，她便给毛泽东换上了一贴新膏药。此时，一位自卫军的队员领着特务连的战士走来，将一捆报纸和一封信交给毛泽东：
“报告毛委员，这是新从邮电局抄来的报纸，罗荣桓党代表让马上送给你。这信是宛希先党代表让交给你的。”
毛泽东看了宛希先的汇报，才了解了工农革命军打下茶陵后的真实情况。原来，陈浩、宛希先等人第一次搞政权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搞才好，就把原来在茶陵搞过工农运动的人找了出来，要他们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而在茶陵成立县人民委员会时，也只在伪县长公署门前挂上一块“人民委员会”的牌子，派谭梓生去做县长，一切都按照旧政府的一套制度，升堂审案，收税完粮。而每每在升堂审案时，旧官吏还仍在县衙门进进出出。
部队在茶陵城里住下来，也仍然沿用旧式带兵的方法，每天除了三操两讲两点名、站岗放哨以外，很少进行政治活动，不仅战士工作没有做，连县城的群众工作也没有开展。虽然也派人打过几家土豪，但只是为了改善部队生活，并没有分给贫苦群众。部队的给养，也象旧军队一样，通过商会，向各个商铺摊派。一时间，部队乱得很。
毛泽东获悉茶陵情况后，意识到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仅背离了工农革命军的宗旨，也违背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若不及时改变，部队将难以在人民群众中获得支持和拥护，也就难以生存下去。他立即写信给陈浩、宛希先，要求迅速改变现存状况，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组织工农兵政府，并指示要在部队中加强政治工作。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之后，县政府大衙门的牌子去掉了，动员和组织工农群众的工作也活跃起来了。
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由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士榘组成3人常委会，实行集体领导。这是湘赣边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个红色政权，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工农兵政府主席。
同时，工农革命军还帮助建立了县工会、县农会、县赤卫队。
后来毛泽东见到茶陵县政府的布告上印着长条形的政府印鉴和3个常委的名字，很高兴地和陈士榘开玩笑说：
“陈士榘同志，你做了县太爷啦，你也是山大王哩！”
这正是：掌中茶陵为鱼肉，翻身黑手当太爷。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用兵何处？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把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和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说成是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把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说成是单纯的军事投机，还取消了毛泽东的湖南省委委员资格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又一次损害。足为老子党者戒！
第44章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
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
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话说毛泽东在重建井冈山地区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特别强调要注意党的基本组织党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他还经常教育大家说：党支部是党的基础，它就象房子一样，基础不牢，房子就会倒掉。党支部办不好，党也是不坚固的。因此，“党的组织不必求其普遍，应特别注意造成坚实中心区域党的组织。”
毛泽东为了发展党员，建设好党的支部，采取了“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的发展”的方法，从工农革命军中抽调党员干部，深入各地，做艰苦细致的党的建设工作。
1927年12月，受毛泽东的委派，毛泽覃带领2名军队干部，到了宁冈县的乔林乡，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乔林乡党支部。
12月下旬，粤、桂军阀战争结束了，湘军第8军吴尚部立即返回湖南，向茶陵大肆反扑。这时在桂东打游击的工农革命军第3营，在张子清等人的率领下，也奉命赶来茶陵参战。
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工农革命军在茶陵已经无法立足，只好主动撤出茶陵，向井冈山转移。
团长陈浩、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等人，在部队返回途中企图把部队拉到湘南，投靠驻守在宜章的蒋系国民党第13军军长方鼎英。正在这时，亲自从宁冈赴茶陵救援的毛泽东，率部在茶陵的湖口同陈浩部相遇。
12月27日晚，毛泽东召集紧急干部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毛泽东在会议上尖锐地揭露了陈浩一伙叛变投敌的阴谋，决定部队返回井冈山，投入新的战斗。
翌日清晨，工农革命军全体集合在湖口南的一个大草坪上，毛泽东站在队伍前边，炯炯的目光向部队了环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
“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动摇分子，被白色恐怖吓倒了。我们团的团长、副团长、参谋长欺上瞒下，想带起队伍投靠军阀方鼎英去。”
毛泽东的话使战士们万分震惊，队伍里立刻骚动起来，大家都愤怒地唾骂那些叛徒们。
毛泽东当即宣布撤销陈浩、徐恕、韩昌剑等人的职务，命令将他们逮捕起来，交付革命法庭审判。
毛泽东随后把部队带回到井冈山的砻市。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将陈浩、徐恕、韩昌剑等叛徒枪决。会议任命张子清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团长，何挺颖为团党代表，朱云卿为团参谋长。
12月底，毛泽东在砻市召开的处决陈浩等人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表扬指战员们在茶陵战斗中打得很勇敢，然后说：
“部队在茶陵没有做好群众工作，没有筹款，是这次行动很大的缺点。
中国有历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到我们和颜悦色，就象皇帝开了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只要我们和群众团结一起，革命胜利就有把握了。”
毛泽东讲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一个一个地扳着左手手指，逐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
“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革命委员会，组织游击队、赤卫队。”
毛泽东在宣布了三大任务之后，又教给干部战士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他说：
“开始时，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地主的东西，我们就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土豪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这样群众就没有顾虑了。”
毛泽东正在砻市为教育指战员们煞费苦心，殊不知中共中央又一道严厉批评他的指示，已经下发到了中共湖南省委。
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这一道指示中写道：
“关于毛泽东同志所部工农军的工作，中央认为未能实现党的新政策，在政治上确犯了极严重的错误。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实际需要决定该部工作计划，连同中央扩大会议的决议和材料，派一负责同志前去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在必要时，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任党代表。”
湖南省委在执行中央指示的同时，也指责了毛泽东。不过，他们指责毛泽东的则是与中央指示相反，说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是“条件不具备，而贸然占领县城”，是没有胜利保障的“单纯军事行动”。
中共湖南省委究竟要对毛泽东如何处置，暂且按下，容后再叙。
先说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制订三大任务后，进一步明确了工农革命军的建军宗旨和任务，密切了军队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对于工农革命军的成长与壮大、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巩固，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根据毛泽东制订的三大任务的要求，后来工农革命军每打完一仗，全军就分成几路奔赴各地，广泛开展群众工作。每一路，又按连、排、班为单位，深入到各个乡村，根据敌我双方的形势，以及当地工作的基础，来决定按期完成10天或半个月或稍长时间的工作任务。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统一军事指挥，统一领导筹款和发动群众等各项工作，又规定每一路单独行动的部队，或营或连，不分大小都要组织一个行动委员会。这个行动委员会由军事首长、党代表和一部分班、排干部组成。行动委员会要三五天检查一次工作。检查的内容有：进行了几次宣传？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然后将检查结果作一详细的汇报，按级上送，一直送达毛泽东那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三大任务的贯彻执行终于取得了明显效果。毛泽东为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为工农革命军总结出了三项纪律，而把三大任务变成了4件事。他在一次全体战士会议上说：
“红军是革命的队伍，红军战士要懂得革命的道理。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
‘二’是指两种战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无产阶级打资产阶级，共产党打国民党，被压迫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都是正义的战争。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帝国主义压迫殖民地人民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
‘三’是三项纪律。革命军队，第一条要‘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条是‘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条是‘打土豪要归公’。我们是革命的军队，没有纪律是不行的，没有纪律就不能统一行动，不能搞好革命的工作，不能打胜仗。我们是工人、农民的队伍，不能侵犯工农利益，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鸡蛋也不能拿。
‘四’是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就能广泛地发动农民群众，把农民团结起来；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有了地方革命武装，农民协会才会巩固，主力红军才有后备军；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群众发动了，地方大了，就要建立革命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对立起来，宁冈老百姓的话， ‘我’叫做‘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意思是‘我们的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我们分兵发动群众，就是要做好这四件事。”
是年隆冬时节，北风呼啸，大雪纷飞，毛泽东仍然穿着几件单衣，披着一条薄薄的旧线毯办公。
司务长拿来一件棉衣送给毛泽东，说：
“毛委员，这是发给你的冬衣。”
毛泽东问他：
“是不是还有人没有领到？”
司务长不吭声了。他知道，每次给毛泽东发东西，都是别人全有了他才要。现在条件艰苦，不可能做到人人都有棉衣穿。司务长明白，毛泽东这是要让战士们人人都穿上棉衣他才穿，就恳切地说：
“毛委员，你穿吧！部队靠着你领导啊！”
毛泽东说：
“正因为我是领导，所以不能在别人还没有穿棉衣的时候，自己先穿上。”
他催促司务长快把棉衣送给别的战士。后来，毛泽东终于在最后领到了一件棉衣。可是他的房东谢槐福大冬天还只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单衣，在寒风中冻得发抖。毛泽东走过去，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亲切地说：
“槐福呀，天冷了，你要添衣服哩！”
谢槐福回过头看着毛泽东，说：
“毛委员，我没有衣服呀。”
毛泽东把自己身上刚穿上的棉衣脱下来，披在谢槐福的身上，说：
“外面正在下雪，槐福，你穿上吧。”
“毛委员，你身上只穿两件单衣，我怎么能穿你的棉衣哩？”
谢槐福说着又把棉衣还给毛泽东。
“你莫担心我啰，我不怕冷，我习惯了。”
毛泽东把棉衣给谢槐福穿上，还亲自为他扣好了扣子。
1928年1月初，赣西万安县农民自卫军举行武装起义后，攻打万安县城。毛泽东为了扩大根据地，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率领工农革命军攻打遂川县城，策应万安暴动。
1月4日，是一个在寒冬中难得的风和日丽的日子，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集合在砻市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晒着暖洋洋的太阳，听毛泽东交代打遂川的任务。毛泽东说：
“井冈山这边是湖南，那边是江西，俗话说：‘没江西人不成买卖，没湖南人不成军队’。可见湖南兵多，土生土长，力量较强。而江西多是客军，与当地反动武装有矛盾，战斗力也弱一些。我们给他来个‘雷公打豆腐——专拣软的欺’。
我们今天要到江西遂川去活动。那个县里只有很少地方武装，不敢同我们打仗。那里有很多大土豪，银元都埋在地下睡觉，工人、农民穷得要命。到那里以后，大家都要做群众工作，要打土豪，筹款子，发动群众。”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团，迎着刺骨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山路南下向遂川挺进。
工农革命军抵达遂川城西北的重镇——大坑。这里是遂川县靖卫团长肖家壁苦心经营的巢穴，拥有一支人数众多、装备齐全的地主武装。
当日下午，工农革命军向肖家壁的靖卫团发起攻击，不到3个小时，肖家壁部即全线崩溃，工农革命军乘胜追击。
1月5日，工农革命军兵临遂川城下。守城的罗普权靖卫团，已知肖家壁部在大坑惨败，无心恋战，弃城而逃，工农革命军即占领遂川县城。
工农革命军第1团进入遂川县城后，遇到的却是冷清凄凉的景象。老百姓都走光了，街道上冷冷清清，偶然碰上一两个人，也尽是些老头、老婆婆。毛泽东当即要求部队，向没有走的老人宣传，从小处着手，先分给他们一些吃的东西，因为，东西吃掉了不留痕迹，不怕土豪倒算。接着，部队以班、排为单位，打着“宣传队”的红旗，加强宣传，消除群众顾虑，使留在城里的人逐渐靠近部队，跑出去的人也都陆续回来了。
就在这时候，从万安传来了好消息：万安农军和农民第4次武装起义成功了。在革命力量的攻势面前，县城守军弃城而逃，万安农军遂占领了县城。
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打开遂川县城的局面以后，立即广泛开展发动群众打倒土豪的斗争。革命军兵分3路：一路到于田，一路到大坑，一路到草林。而且以连为单位，由党支部负责一个地区，下面又以班、排为单位，具体负责一个村、一个乡的群众工作。
团政治部代理主任毛泽覃留在遂川，担任遂川县委委员和县游击大队党代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遂川江两岸很快掀起了一场打击豪绅地主、建立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红色风暴。几千年来受尽地主豪绅压迫的农民，扛着锄头，拿着扁担，把土豪劣绅一个个抓起来进行斗争，把他们隐藏的粮食、猪肉和衣服搜出来后，分给了贫雇农，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了。
毛泽东见部队与老百姓直接接触越来越多了，就更加注意军风军纪问题。他要求部队在遵守三项纪律、做好4件事之外，又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六项注意：
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
毛泽东为了更好地完善人民军队的纪律，他在茨坪召开了征集意见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28团5连党代表粟裕及赵尔陆、赖传珠、张际春、唐天际等连以上党代表。与会者认为，毛泽东制定的“六项注意”符合老百姓的要求，也符合部队的实际情况。于是，毛泽东正式向部队颁布了六项注意。
粟裕，1907年8月10日出生在湘西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祖父是地主兼做木材生意，父亲粟周亭是一个落第秀才。粟裕在兄弟姐妹5人中排行第三，6岁入私塾就读。少年时代的粟裕，性格开朗，活泼好动，喜欢下河游泳，爱听武侠故事，稍长即练习骑马击剑，幻想自己能成为一个除暴安良的侠客。粟裕在高等小学上学时，家里强行做主，给他定了一门亲事，他难以忍受封建习俗的束缚，年仅17岁毅然离开家乡，到常德去求学。1925年春，考入常德省立第二师范。26年10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后参加叶挺的24师教导队。后来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随朱德、陈毅转战闽赣粤湘边，1928年参加湘南起义后上了井冈山。
赖传珠，号鹏英，1910年4月3日出生于江西省赣县大埠乡赖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是缝衣工人，父母亲因同情和支持革命，被反动派杀害。1928年2月18日，身为暴动筹备委员会主席的赖传珠，成功地组织了大埠乡暴动，这一壮举成为整个赣县和赣南暴动的先声。赖传珠在起义胜利后，奔赴井冈山找工农革命军，他十分兴奋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大埠乡暴动的经过。毛泽东与他促膝谈心，慰勉有加。第2天，毛泽东安排赖传珠担任特务连党代表。
唐天际，原名唐时雍，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安仁县，1923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入黄埔军校学习，1926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湘南起义。
再说毛泽东还直接向指战员们逐条解释六项注意的含义与要求。他针对“损坏东西要赔”这一条，对战士们说：
“打破了群众的一只水缸，赔他一只新缸。虽然新缸不如旧缸光滑，但是，赔总比不赔要好，群众会满意的。”
毛泽东要求战士们，要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背得滚瓜烂熟，严格遵守，谁也不得违犯。为督促广大指战员认真执行群众纪律，工农革命军各连的党支部，都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当作检查行动的标准。
前委还专门成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检查各部队遵守群众纪律的情况。当部队离开一个地方时，“纪律检查组”的成员分头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查漏补疏。以此推动部队严格执行和切实维护群众纪律。
毛泽东更是以身作则。有一次，一位姓袁的妇女挑菜给部队，她一放下菜就走，说什么也不收钱。司务长坚持过秤给钱，可是，一时钱凑不够。正在这时，毛泽东走了过来，问明了情况，一面掏钱一面与袁大嫂打招呼：
“表嫂，辛苦了！”
袁大嫂连忙说道：
“谢谢毛委员，我不辛苦，你为我们日夜操劳，才真正辛苦啊！”
毛泽东拿出6个银毫子递给她，袁大嫂说什么也不肯收。毛泽东说：
“买东西付钱，是我们的纪律，不收钱，就违反纪律了。”
袁大嫂只好收下了6个银毫子。
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战士，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的一根稻草、一个鸡蛋、一针一线都不准拿。使大家懂得工农革命军来自人民、属于人民和为人民当兵，为人民打仗的道理。并结合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加以指导、监督。
在毛泽东的教育和指导下，工农革命军处处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时时刻刻热爱人民的事迹，在群众中迅速传扬开来。对于团结人民群众、加强工农革命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对于“工农武装割据”的形成，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不久，工农革命军把三项纪律改称为三大纪律。后来，随着工农革命军的转战与实践活动，三大纪律六项注意的内容，也不断地修改、充实、完善。
林彪在1月间，又提出了“洗澡避女人”的建议，再加上“大便找厕所”的要求，六项注意增加到了八项注意。随后，林彪还提出了“不搜俘虏腰包”的要求，加上“进出要做宣传工作”的要求，八项注意改成了十项注意。后来，又将新增加的四项注意合并为“不得胡乱屙屎”、“不搜敌兵腰包”两项，这才使十项注意又恢复为八项注意了。
再说1928年1月上旬，何长工返回遂川，他把寻找南昌起义部队的经过及会见朱德、陈毅等人的情况，一一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
毛泽东随后应王佐的要求，派何长工去王佐部开展改造工作。何长工问毛泽东说：
“带多少人去？”
毛泽东笑着说：
“又不是去打仗，要许多人去干什么！你先去做‘长工’。”
何长工和几位军事干部临走前，毛泽东对他们说：
“把他们争取过来，改造好了，不仅使根据地‘北门的拳头越打越多’，巩固我们的后方，同时，还为今后改造旧军队摸索一些经验。另外，边界各县土客籍之间矛盾很深，我们可以通过对王佐、袁文才的团结，去团结广大群众。”
毛泽东又特别强调说：
“这些人重义气，讲情面，自尊心强，疑心重，和他们讲话时，一方面要讲策略，要灵活，同时要坦率。你们去了，就先从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入手，慢慢来，循序渐进。总之，一个原则：既不能缓，又不能急。”
后来，何长工、陈伯钧等人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袁、王两部，一方面尊重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取得袁文才、王佐的信任与支持，另一方面，注意调查研究，了解当地情况，传播革命种子，做好团结和改造工作：
第一，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首先是对袁、王两部进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帮助他们明确为谁打仗、为谁革命的道理。何长工等在袁、王两部中积极培养士兵群众和基层干部入党，建立起党的组织，在征得袁文才、王佐的同意后，建立了党代表的制度，从而使袁、王两部置于党的直接领导之下。
第二，提高军事素质。原来，袁、王两部不重视进行军事训练，一旦有什么军事行动，临时把众人召集起来。平时则是一盘散沙，自由行动。有的回家务农，有的闲在那里没事干，有的甚至赌搏，所以这支部队战斗力并不强。为了改变这种长期不训练的状况，提高军事素质和杀敌本领，何长工继陈伯钧等人把袁文才部集中在茅坪附近的步云山训练之后，也把王佐的部队集中在大井，专门进行了1个多月的军事训练。
同时，他们还帮助袁文才、王佐等领导人学习正确的游击战术，提高其指挥能力。从前，袁、王两部沿袭老土匪朱孔阳提出的“只要会打圈子”的战术，始终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钧、何长工等人改变了他们单纯打圈子的战术，教会他们“既要会打圈子，又要会打仗”。
第三，组织整顿。长期以来，在袁文才、王佐部队中混杂了不少坏分子。这些人一方面把袁、王两部作为谋取私利的藏身之所，另一方面则利用袁文才、王佐两人的弱点，在部队中宣传封建迷信和腐败没落的思想。极少数代表地主豪绅阶级利益的坏分子也混迹其中，为非作歹，进行分化瓦解的破坏活动。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指示要发动广大士兵群众，坚决把混在部队中的少数坏分子清洗了出去。同时，把那些忠厚纯朴、思想进步、年轻力壮、革命坚定的农民战士吸收到党内来，对指挥机关也进行地了调整和充实。
第四，改变军阀作风。长期的绿林生活，使袁、王两部沾染上了形形色色的封建意识与军阀作风，打骂、虐待士兵的现象，随时可见。为了帮助他们改掉这些旧习惯、旧作风，党代表发现哪个官长任意打骂士兵，就带领士兵群众高呼口号：“发扬民主主义！”“反对军阀残余！”“不准打骂士兵！”在群众强大舆论压力下，官兵平等的风气才慢慢树立起来。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和士兵委员会制度等民主建军原则，在袁、王两部中逐步得到了运用和推广，部队中充满了新的气象。
这正是：整肃军纪，三令五申为人民；
改造王佐，耳提面命遣长工。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有何计划，请看下一章内容。
东方翁曰：毛泽东的确是一个优秀教师。前边已经介绍了他不少的对工人们的那种独特的教学法，而此时他用数字教学法，也确实是对工农出身的指战员们进行教育的一个好方法，这种方法既明确又好记。你讲一大堆道理，别人记不住，那是教育失败。倒不如毛泽东来得简便，来的实在。他面对全体指战员说：“革命道理很多，马克思、列宁写了很多书，一下子讲不了那么多，我现在只讲‘二、三、四’3个字的道理。”果然，他用‘二、三、四’3个字的总结法，便把工农革命军的任务全部涵盖了，实在是妙得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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