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土编者按】11月6号，破土主题沙龙《苹果时代的“i奴”》在北京举行，本次沙龙邀请了香港中文大学邱林川教授，自由评论人郭松民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张志华教授，《文化纵横》编辑部主任周安安老师参与，讨论数字时代的新奴隶制。应读者要求，破土将沙龙实录整理，分上下篇发表，上篇为邱林川教授的报告部分，本文为下篇讨论部分。由于小编粗心大意，昨日（11月23日）破土微信不小心发布了未经修订的录音稿（《苹果时代的“i奴”沙龙实录（上）：在时空穿梭机里打酱油》），特此向邱林川老师和广大读者致歉，请读者以网站版本（http://groundbreaking.cn/bqxs/yijie/2015/1123/4543.html）为准。欢迎关注与讨论。破土主张开放视野、多元视角，欢迎观点争鸣，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郭松民：非常感谢邱教授今天带来的思想的盛宴。有人会说思想有什么用呢?思想是非常有用的，可以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现在走在北京街头，举目一望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这是什么?这个是现象。那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是要把我们一生的收入都交给房地产开发商，而且还不够。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拿着个手机，好像是一个空前自由的时代，但本质是什么呢?今天邱教授为我们揭示了，本质就是我们都是I奴。过去在美国南方农场劳动的黑奴，他在上厕所的时候，还不需要为奴隶主劳动，今天我们在马桶上坐着的时候，还要为新浪工作，为马化腾工作，为马云工作，所以我们的地位比黑奴还不如。我们要意识到在这样一个似乎是空前自由的时代，奴隶制被大规模复制了，这是一个自愿的奴隶制，当然这个自愿是打引号的，这也是一个无情的奴隶制。要认识到我们的奴隶地位，我们才能够想到去反抗，我们才有可能获得解放，我认为这就是思想的作用。好的，我就不多说了，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周安安老师做一个点评。
周安安：邱老师将“i奴”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子制造业工人，一类是深陷电子产品和社交网络所构建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我们自己。对我来说，前者是一个我们怎么去理解他人的经验的问题，后者是一个我们怎么去看待自己的经验的问题。在这里我用两则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谈谈邱老师这个理论框架对我反观自己生活经验的启发。
我的本职工作是一个网络媒体的编辑/记者。我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是，每当有公共事件爆发时，我就去收集各个社交网络上的“键盘侠”们都在说什么，并将其作为一种观点编纂进新闻稿中，供读者了解不同人群对于同一个公共事件的看法。
从新闻伦理出发，这种“聚合”式的网络新闻操作方式，本身具有很大的争议。但从它的流程可以看出，这很符合邱老师所说的网络“知识劳工”的生产方式：你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意见，然后它可能会成为媒体的材料，再度进入公共领域。社交媒体“用户生产内容”的逻辑也是如此，你的言论和活跃度构成了平台运营商利润来源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劳动”是免费提供给这些平台的。那么这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于每一个信息提供者来说，他的“义务劳动”所获得的回报是什么呢?在理想的自由主义新闻伦理观看来，表述自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也是义务，通过公开的讨论，这将会促进一个理性公正的公共领域的形成。 起初我也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工作的，但很快我就要面对一个问题：在个人领域和公共领域高度重叠的网络时代，在其中扮演舆论平台的网络媒体是具有公共性的吗?而那些社交网络网站又仅仅是一个中立的技术平台吗?如果这两个前提不成立，那我很难认为自己的工作是在促进良性的对话和互相理解。
就网络媒体来说，当然不是这样。网络媒体盈利逻辑的核心一环是关注度，计算它最直接的方式之一是点击率。有越多的人关注这个网站，它自然越受广告商和投资人的青睐。这一点和传统媒体是一样的。我们都知道，传统媒体的形成过程决定了不同的媒体有很强的价值取向，在不同价值观的利益群体之间，为了形成对话的可能，也就发展出了一套以真实客观为基准的新闻伦理、以及一些辩论的技巧。然而网络社区和网络媒体这样的新兴事物，它的伦理规范都还尚在形成之中。而目前这个规范形成的过程并不遵循政治的逻辑，也就是说其中关于怎样做是对的、怎样是错的这样的讨论是不多的，大部分是关于如何去适应网络时代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理，从而获得更多关注度的，它遵循的是资本的逻辑。
网络阅读和报纸不同，它的标题和内容是分离的，你要对一个标题感兴趣，才会点进去看;这就形成了以耸动为特征的“标题党”文章。网络阅读的另外一个特点是回复非常迅速，骂你的捧你的和到底有多少人在看着你，你马上就会知道;这使得抖机灵、走极端、找爆点、让对方无话可说这些即时辩论中的技巧，成为了网络时代写作的主要风格。但我们都知道，这些思考和言论习惯其实是反理性的。但娓娓道来的长篇大论实在太不经济了，因为我写2000字来喷一个事儿和我写8000字来分析一个事儿，我的劳动获得的“点击率”回报是一样的。我暂时看不到传统写作在以活跃度和点击率为核心的网络时代言论生产中有什么突围的可能性。
那么就回到一开始的问题，一个“网络劳工”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义务劳动的呢?网络营销学给予了这个问题很多答案，比如为了刷存在感。但这些答案无法规避的追问是，你劳动的目的是正义的吗?如果它规避价值判断，说劳动仅仅是为了利润，那么又是为了谁的利润?很显然，“键盘侠”们自己是拿不到半分钱的，你的意见是运营商和网媒们拿来卖的商品。说的通俗一点，做一件事不为好也不为钱，那就真想不通是为了啥了。
由此我开始反思我工作的意义，我大量的写作是关于底层和少数族群这些边缘群体的，也并不是完全没人看。如果我写这些文章，所吸引来的点击量和目光不是为了促使更多人能理性地去思考这些造成我们世界重大危机的问题，而仅仅是为了继续维持一个以盈利为核心的世界生产体系(而我们都知道这个体系本身对这些边缘群体是不公平的)，那还真是有点儿反讽。这可能是“电子劳工”是“i奴”的其中一个原因，你的自由和能动是一种幻觉，其实是整个媒体体系在控制着你。
以上是关于理解我们自己的经验的部分，下面的故事关于如何理解电子制造业工人的经验。以富士康为例，其实它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邪恶呢?很多人会批评说，你们知识分子圣母心，其实工人自己都不觉得自己很悲惨呀。我们不让工人不上流水线，你们知识分子吃什么?现实是，很多和富士康工人长期接触的白领工，他们也是这样理解这个问题的。
我有一个朋友是苹果公司的工程师，他日常的工作之一就是在流水线上指导工人工作。他对我说，其实富士康的工人过得挺幸福的，如果他们不进工厂，那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在老家种田。比起艰苦的农业劳动，流水线工作文明、整洁、轻松，还然后能赚更多的钱。所以苹果当然是一个进步的企业，而不是一个非正义的剥削性质的企业。知识分子会强调工人操作环境很艰苦，工伤频发，苹果工程师则讲了另外一个故事，说很多工伤其实是工人的错。为了防止工人工伤，工程师们可说是殚精竭虑。比如为了防止某个器械向下压的时候工人的手被压断，工程师们设计了一个装置——必须同时把手放在器械的两旁去按两个按钮，机器才会启动，确保工人的手不被压到。但是工人们觉得这样做效率就会降低，于是他们用透明胶带把其中一边的按钮按住，一只手按压，一只手操作。这样效率提高了，当然同时工人受伤的几率也提高了。工程师表示很生气，觉得工人非常漠视了他们的安全设计，是工人不守规矩的表现。而在富士康十三连跳这种事情上，工程师也会通过计算，得出以富士康的工人规模，其实它的自杀率并不比中国平均自杀率高很多这样的结论，这就使得工人自杀更易于用心理学这样的框架来解释。
我们应该怎么看待以上这种理解工人经验的方式呢?这里或许要引入一点历史比较的视野，如今看来，黑奴制度当然是落后的、罪恶的。但事实上直到1860年代，在欧美的很多知识分子们看来，黑奴制依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生产方式。而他们的辩护理由，跟这位工程师所说的理由也是非常的相似，在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们看来，如果我们不把这些黑奴纳入到全球生产体系中来，那他们就要在非洲大陆过着茹毛饮血的生活。这就极大地规避了奴隶制的非正义性问题。这和我们今天很多人面对富士康工人的悲剧时，所抱持的一种自我安慰的心态是非常相似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他的处境可能更坏，因此有限的非正义只能被容忍。
甚至苹果与富士康会认为，我们为了工人的安全已经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为什么这些努力不被重视?但具体到刚才举出的这个例子，工程师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一个计件制的工人来说，效率原则和安全原则是同时支配着他的行为的(且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最讲究的就是效率)，你设计出这样一个装置，等于是让工人自己去选择效率或者安全，而没有看到对于一个能动者来说，他会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内，尽量去追求利益最大化。那你设计出的规则再精致，也会被工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打破。自杀率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跳楼是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死亡，因此才会被记录。那些自缢、跳水、服药和失踪的，你一个都不会知道罢了。所以人要营造自我安慰的幻觉有很多办法，但像邱老师今天讲座的视角的作用就在于，要不断打破这些幻觉，重新唤起自己在他人境遇问题上的道德意识。
鲁迅先生曾经有一句话，说中国历史翻来覆去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今天我们似乎离鲁迅批判的那个旧社会已经很远了，但从我们如何想象工人的生活方式这件事上，就能看得出还我们的思维方式还是在“暂时进了富士康打工”和“想进富士康而不得”之间来回切换，没有实质的进步。
这里我想引申一下，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进步可能是两个概念。我想在座的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80后，我们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一个时代的断裂——我们小时候被教育说，你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结果我们长大之后，发现并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等着我们去接班，我们要做的是去学习资本主义的生存技巧。但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断裂之中，我们同时迎来了物质生活和技术生活的大进步，这种进步足以掩盖一切对于社会不公正的质疑，几乎完全封闭了我们对文明进步的思考空间。此时重提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也许能够促进我们去思考，物质和技术的进步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它的代价是什么。我们理解自己与他人经验的深度，以及由此做出进步的行动的能力是否有提升?一个工程师看待一个流水线员工的方式，与贵族、贵族的管家看待一个奴隶的方式，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之中，到底有多少“恶”是必须忍受的，抑或我们只是没有看到改良它的空间而已?人类社会整体性的进步，可能同时要从社会关系的进步和技术文明的进步这两个角度去测量，在中国，许多主流的、自称理客中的声音，往往只是考虑后一个角度而已。
郭松民：感谢周老师的点评，下边我们请张老师点评一下。
张志华：谢谢。我先回应一下安安前面讲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大家可能都看到了技术的“进步”，但其实很少看到这样的技术研发和使用带来的负面的东西，比如能源的消耗、环境的代价，这些难道不是与技术有关的吗?同样的道理，如果我在农村可以过得不错，为什么一定要削尖脑袋去富士康?我们知道富士康会在宿舍和生产线安排上，把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给打散了。离乡背井脱离了很多社会资源，而你人在异地，又没什么当地亲戚、朋友、同学，这样，当你需要求助的时候，可用的社会资源会被降到最低。
邱老师所讲的，串起了非常多的东西，我想到几个关键词：经济民主、生产关系、殖民、监控、阶级体系的全球化，还有全球劳动分工，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邱老师今天非常强调消费，我更愿意把它放在更大的体系中来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11月11号从365天中极其普通的一天，变成购物狂欢节这样一个人为的过程。这个现象其实是我们时代的表征。当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存在时间已经很长了，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有很大的产能，而且它在不断增大，怎么办?你必须把它消化掉。所以得让大家去买东西，而且不停的买。本地的市场饱和了，那就得扩张全球市场。此外，资本增殖还必须解决成本问题，所以就会有如同像奴隶一般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由此，生产和消费就构成了一个资本循环、资本增殖的大的体系。
在这样一个大的生产—消费体系中我们来看资本主义的发展。确实，经过工人的抗争有了8小时工作制，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但是，后来人们发现，事实上，即使不在生产线上，即使在8小时之外，其实人们也在劳动。工作时间的减少使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时间”，其中有很多就用在消费上，而消费恰恰又是生产和消费这个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不论是生产线上或在办公室中的劳动，还是在“工作时间”之外所谓8小时之后为消费做准备的各种活动，其实都是在整个生产—消费大体系中进行的。
因为我做传播研究，我会留意在这个大的体系中商业性的和私人拥有的以盈利为目的的传播介质在其中起到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大量广告的出现。产能不断扩大的一个结果是，生产和消费的联结离不开促销，而广告就是促进销售、刺激消费的一个重要环节。就以盈利为目的的媒体来说，在传播者—接受者这样的二元关系中，观众是被动的接受者。你作为受众去看电视，然后你接触到其中插播的、在你无意识时候出现的大量的广告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做好去消费的准备了。所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有人在探讨，观众在看商业性电视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劳动。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在看电视的同时事实上也是在为以利润为依归的广播电视机构劳动的一个过程，因为媒体调查公司最终会将作为受众的你变成有关媒体市场的数据，跟你有关的各种数据——或者说受众的“大数据”——会影响广告公司、做广告的企业，它们在选择是否投放广告、投放给哪家媒体时这些数据就是重要参照。而商业性媒体出售其广告时间或版面正是其利润的重要来源。
难道消费不是因为我们有需求吗?不一定。为什么?前面邱老师讲到了内置的淘汰。例如，我买了这个手机，我知道再过多少天之后是要换掉它的，可是我真的需要新手机吗?真的需要那么多APP吗?真的需要把我的苹果3换成苹果6S吗?我在2012年的时候用过苹果3，其实才三年前，时间上还是很近的，但是苹果3听上去已经很“遥远”了，因为，跟现在的苹果6S plus已经隔了好几代。2012年我用苹果3的时候，很多APP是没法升级的，因为我的系统当时已经太“旧”了，如果我要用最新版APP，我那时候必须买至少苹果4了，所以如果我已经对这个APP有瘾的话，那我必须去买新的手机。我有个朋友也是这样，他的iPad得更新，但是更新到一半的时候却告诉他，系统太旧了没法更新。但是因为他有很多文档在那里面，那些文档他还得继续用。所以你是买还是不买新的?所以，这个“需求”是透过一系列体系性的、制度性的设置——其中包括商业性的媒体——让你觉得，我需要它。
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劳动。其实，不管是物质性的生产线上的劳动，还是非物质性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productive)。不论是物质性的、还是非物质性的劳动，都是生产性的劳动。如果将生产和消费视为一个整体，劳动的概念也需要延伸至消费领域。所以，如果我们继续用wage labor(雇佣劳动)这一重要概念，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wage”除了是生产环节中用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各种薪酬，可能还需包括在消费环节中，在参与各种与消费相关、为消费做准备的活动时所获得的各种“报酬”，比如在接触市场化媒介的内容时、在使用各种个人化终端时的“愉悦”、“快感”与“满足”。就传播研究来说，是否可以考虑在“粉丝”、“迷”、“使用与满足”等各种“积极受众”(active audience)的研究中也纳入这样的维度?
因为产能要被消化，所以生产和消费构成一个大的体系。但是，如果生产方式、生产模式不变的话，消费本身是没办法化解大的生产—消费体系的问题的，比如环境、能源、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就跟另一个关键词经济民主有关。经济民主简单来说是关于谁可拥有、谁来决定这样的问题。也就是谁、哪些人可以决定一种特定的生产模式、谁可以拥有生产资料，以及盈余的获得怎么分配的问题。
最后一点，有关邱老师说的各种奴役的状况，很令人发指，但是，说它是“奴隶制”，我稍有保留。当然，历史不是线性发展的。但是，一方面，前面说到的各种奴役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私有产权，你可以“自由地”出售劳动力，但一旦你出售了劳动力，就不归自己所有，这是基于产权私有的逻辑;另一方面，使这些奴役状况得以展开的世界历史条件是什么，需考虑是否依然是在资本增殖的逻辑下展开的。所以我觉得，全球范围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实践，施行了去国家管制或放松管制、私有化、自由化这样的浪潮以来，资本的力量得到很大的释放，一直到2008年，那时候基本上是新自由主义在实践层面和话语层面再度破产的重要时刻。从那时起，尤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度备受关注。这样一套解释的框架能不能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当下的现实?我觉得，越是在这样的时刻越发凸显它跟当下历史社会高度的相关性。不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它依旧那么的鲜活。剥夺和反剥夺是一种结构性的存在，正因为在资本增殖逻辑下展开的各种奴役状况依旧存在，更加促使身处当下的我们反思这种全球范围的生产—消费模式的目的，并去想象和尝试另外的可能性。
郭松民：今天邱教授的演讲，还有两位老师的点评，让我想起很多年以前看过的一个电视连续剧《黑冰》，男主角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但他一门心思制造毒品。他不缺钱，为什么还要制造毒品呢?后来他说出了他的目的，就是有了毒品就可以控制别人。我们知道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乔布斯有一句名言，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当然他死了。可是他活着的时候确实改变了世界，为什么呢?以前我们被鸦片控制，现在我们被iPhone控制，今天这个讲座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们要继承乔布斯的遗志，我们也要改变世界，要从一个被iPhone控制的世界，进入一个不被iPhone控制的世界，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做的，我们不做iPhone的奴隶，不做I奴。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向任何一位老师提问。
提问者：我觉得从消费型i奴这块，其实苹果也不是特别妥当的一个词，因为还有其它相关的项目，苹果作为消费的部分来说，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我的问题其实是，比如我们生产的这些大数据，Facebook也好，阿里也好，腾讯也好，它们成为大数据的一部分，然后去变成商业模式之后，他们都可以获得利润，这个互联网的公司都会说他们提供了服务，已经是给了利润给我们，但好像不是这样的。
邱林川：感谢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再一次澄清，其实我最开始讲的是苹果时代，不限于苹果公司，三星、Facebook等等也包含在里面，刚才PPT上面也出现了。我的批评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商业模式，而不是某家具体的公司。大家可以去讨论怎样的利润分给用户是合理的，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大数据要变成他们的私有财产?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大家好好讨论过吗?
提问者：我觉得iSlave，应该是Internet那个i对吗?
邱林川：iSlave这个i可以代表Internet，也可以代表iPhone，也可以代表intoxication和individualism，就是让我们上瘾的个人主义消费观。假如说明天苹果改变了，开始朝向集体主义价值观了，而不只是促进个体消费了，那我可能要重新考虑是不是将这个时代定义为苹果时代。
我最开始认为造成iSlave的结构性因素是Appleconn，中文叫苹果糠，是把苹果和富士康结合在一块，就像欧洲的资本和非洲的黑奴结合在一块一样。但是后来在成书的时候叫做Appconn，可以叫APP糠甚至小米糠，因为我觉得不止“苹果”是用的这个模式。
APP糠无所不在。我们可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别成为苹果控或者小米控，或者微信控、微博控。该抬头的时候就别做低头族。睡觉的时候可以把手机关了。这是很小的事。每个人都可以做。因为它无所不在，所以没有哪个地方不可以开始的。
同时，我估计五道口这个区的在座各位，工作应该多多少少是属于创意型的。我们在搞创意的时候要注意，大数据是另外一种种植园。私有制在这里面对大家的剥夺，可能比在流水线上表现得更加彻底。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大数据的知识产权结构是什么样的。比如在座各位，如果要上传照片可以考虑传到Flickr，因为Flickr给我们知识产权的选择，包括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还有一个大数据叫维基百科，它一直保持在一个非商业的状态。不像Facebook，本来是非商业的，现在变成纯商业的了。
总之大家在决定去哪个网站去上载照片、上载视频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知识产权条例规定，哪怕它很长。或者最好法学院学生和工科学生结合在一块，大家一起去主动帮马化腾指出来，你的知识产权条例里哪些对我们不利、哪些需要怎样修改。没有哪个学科跟大数据完全无关。大家可根据自己的所长来关注它。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每个人的微小行为是不重要的。我们在很多时刻都可以做有意义的行动。感谢你的问题。
郭松民：好，今天我们虽然是一场思想的盛宴，但是思想的盛宴说到底还是解决不了肚子的问题，刚才周老师在演讲当中建议，改变从我们的生活习惯开始，从低头族变成抬头族。我也给大家提一个建议，现在我们去洗手间的时候，第一想到的不是去找手纸，而是去找手机，一定要带着手机进洗手间。我建议大家进洗手间的时候不再带手机，改带一本书，第一本就带邱老师的书。好，谢谢邱教授，谢谢张老师，谢谢周老师，谢谢大家，谢谢破土工作室为我们组织了这个活动，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为我们这次活动做一个结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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