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尽的跋涉：读吕途「新工人」二书

文/黄文倩(淡江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两岸犇报(大陆就学就业专业报)【第115期】

　　Posted on 2016-01-21

　　2015年8月盛夏，我考察河北滦南农村与小镇后回访北京，在北京文艺报副主任、大陆底层文学研究专家李云雷博士的协助下，与淡江大学中文系的同学郑安淳，一起赴北京皮村(一个介在北京五环与六环中的「城中村」)访问，除了参观有「新工人」的精神文化家园之名的工友之家，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以及由劳动人民创办，提供给打工的子弟就读的同心实验学校外，也粗略观察皮村人民的生活，由于时间有限，当时负责导览的朋友，即推荐我阅读吕途的「新工人」的相关论述，以补充参观未能充份理解的晚近中国「新工人」的状况。我偶有跟进与搜集重要书目的习惯，回了台湾后，发现吕途的两本代表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年)果然就放在一系列大陆城乡转型的相关书堆中。有鉴于台湾文化圈对吕途，和所谓的「新工人」，可能还没有一定的理解，我想，或许可以谈一些我目前对此议题及这两本书的基础理解。

　　1、从知识分子的反省开始

　　吕途(1968-)是留学荷兰的社会学博士，据说曾经担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副教授，2008年起，她离开学院，开始在北京的工友之家研究与服务，也曾主持过「亚洲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中国打工者社会变迁」等研究项目。《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和《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是她近年主要的研究成果。很明显的，由于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深化的影响，中国上亿农民人口的社会生活与工作型态，均在这样的「现代性」下，被迫受到巨大的牵动，举凡城乡转型、人的物化、农民与工人的日常安顿、甚至妇女的主体状态等，也都生产出各式难以概括的时代新景观。吕途以自觉的学术主体性，及知识分子的反省姿态回应它们，自然也是一项艰难的选择，因此这两本书甫一出版，就广受各界人士的重视，汪晖、王晓明等在内的大陆重要学者，也为其书担任序言及推荐，在肯定吕途的劳动与努力的同时，亦呼应了当下中国社会的危机现实与焦虑感受。

　　相对于晚近中国大陆不同类型的城乡转型的专著，吕途的这两本书，既不同于一般怀旧式的归乡、田园或乡愁式的书写(如江子的《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也不同于学术或知识分子对乡土中国转型的观察或研究(例如早年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晚近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梁鸿《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等)，吕途主要采用大量的访问与对话(用吕途在书中的话，即所谓「无预设研究法」、「半结构访谈」、「拼图研究法」等等)，以及高度的研究者的行动涉入，动态地归纳并分析她的研究材料或对象，这种田调式的「研究」法，看似在方法论上并无多大新意，早年中国大陆比较好的报导文学，如陈桂棣、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也采用过类似的方法，而且可能在斟酌细节与人物命运的追索上更细致，但吕途同时身兼研究者、观察者甚至体验者，在跟对象与材料的互涉中，进入到一种雷蒙·威廉斯所谓的「感觉结构」，并提炼能充份理解他者、不隔，且有时代新意与价值的问题，倒也绝非易事。这也使得吕途的书写贯穿了一种学习与谦卑的文化品格—-因为她充份意识到：「中国很大，每个城市、每个村子都有其特点，所以，此次研究一定是不全面的。」

　　2、新工人：工作在城市，户籍在农村

　　在吕途的书中，所谓「新工人」，不同于上个世纪八○年代大陆改革开放后，从农村走向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其具体指涉的对象，是晚近的大陆社会由于推动全面城镇化，导致物价高速飞涨，生活价值观中产阶级化，使得大量的农民及其后代，自愿或非自愿地投入到城镇及工业化的生产机制，以求赚取更多薪资才能过活的族群。用汪晖更具历史现场的概括，这些人是：「工作和生活在城市，而户籍在农村的打工群体。这个群体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过程的产物，是后社会主义时期劳动商品化的新形势的产物。」这类群体之所以极重要，是因为他们就是中国当下的「多数」。根据北京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的数据指出：「1978-1988年，农民在受控的条件下进城打工，……至1988年，人数为2仟万，1989-2002，农民工阶段，人数到达1.2亿，2002至今，人数规模至少在2.4亿以上。」无论这项数据是否接近目前的事实，中国的「新工人」的人数，恐怕在不短的时间内将继续增加。所以，「新工人」及其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与主体问题，就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关键最复杂的典型问题。

　　从结构及具体内容来看，《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涉及视野主要包括：「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迷失在城乡之间、新工人主体意识的形成」，透过许多「新工人」的个案考察，吕途展现各式各样的「新工人」跟工作、家庭、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现实与精神的状况，在她平易近人的语言表述里，我们可以充份感觉到中国「新工人」内外夹杂的艰困处境，例如，「新工人」在进城工作后，看似工资提升，但无论在婚姻家庭的经营、孩童教育、老人安养等问题上，几乎毫无平衡发展的可能，更不用说发展与思考「自由」及精神世界。当然，这也跟中国百姓长期渴望先有一个「家」(落实在形式上，就是房产)，以及由房产所连动的各种户籍、孩童教育及医疗保障的条件密切相关。为了能够在城市或转型后的城镇买房，「新工人」每个月的收入几乎所剩无几，这种「月光」的处境，在台湾当下虽然亦如是，但由于台湾毕竟不大，又较早吸收了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城乡差距远远没有大陆尖锐，社会矛盾不若大陆严重，而大陆在这方面的问题，显然更需要有志识者的关心与投入，吕途自然是不满于「新工人」的处境，所以她并不愿意完全「客观」地访谈及认同「新工人」们的自我退让，她的感性让她无法旁观他人的痛苦，她对「新工人」所应该拥有的公平、自由、道德主体意识，显然更为重视，以致于她时常采用一种启蒙者的姿态，明示或暗示「新工人」不该放弃社会与个人权利的追求，同时对政府要承担的责任，也勇于提出建言。这使得吕途跟一般无政府主义式的，不介入社会与公共的知识分子的话语表述相异，在朝向对主流政府的期待上，吕途也有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急切，毕竟，「新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的一系列问题，在起源上均跟政府体制与政策有关，所以他们的问题，在终极上也需要由国家与政府承担主要责任。

　　3、启蒙与认命的斗争

　　然而，并不令人意外的，许多「新工人」们，对于吕途的「启蒙」，甚至鼓励「新工人」们从自身做起—-无论是跟当下社会或体制斗争，或在历史长期的累积上，改善自身的处境，「新工人」显然并非都能接受与落实，在吕途的二书中，她也很真诚与真实地坦露自身工作的矛盾，例如尽管「新工人」充份意识到，主流社会和菁英的「个人奋斗」与「成功」学的价值观充满偏颇，明白人与人之间，从出生就已预设不平等的事实，「新工人」们除了调取传统的「认命」以为主体调适，更具有「中国特色」的，我觉得是「新工人」们善良的以国家和集体意识优先的思考倾向—-在记录一个2011年谈论社会公平与否的座谈中，吕途采访了一个苏州工友谢永涛，他一方面认为社会没有什么是公平的，他没有感觉到公平，但特殊的是他对这样的不公平，采取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国家认同的思考，谢永涛认为：「贫富差距是正常的，为了国家的发展就应该是这样的。贫富差别是竞争引起的，有竞争国家才会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不会轻易改变的，不可能把钱分给我们，那国家不就遭罪了吗?」、「在每个国家都有穷人的，我们属于牺牲品。」

　　如此将个人之心比国家之心，在一个「新工人」已经丧失「工人阶级」主体性的资本主义时代与社会，不免令人敬佩与感叹社会主义历史或许曾遗留下来的品格。当然，谢永涛可能是特殊的例外。在《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吕途中也收录了不少「新工人」的诗作，这些作品语言素朴，弱势者的立场鲜明且大胆，节制菁英的观点后，我们能看出它们绝对不乏「艺术」的能量，同时更带有人间的情怀与感染力，例如孙恒的〈为什么〉，改编自陕北民歌曲调，此诗的特色是采用大量的问号，一路铺排开来问教育、问上学、问人与人的关系、问物价为何一直上涨……等等，形成了「天问」般的气势，彰显了人民群众需要吶喊的权力与声音。

　　4、来自台资工厂的「让人非人化的工厂文化」

　　进一步，在《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中，吕途记录了她自己亲赴台资工厂和德资工厂的打工经验，前者她以「让人非人化的工厂文化」，后者以「将压迫内化的被压迫者」来进一步总结并反省何谓劳动的价值。正如吕途所说：「资本和企业需要劳动力，这为农村户籍的打工群体创造了在城市的就业机会，但是资本和企业不会必然考虑工人作为个体人的完整需求，这就造成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

　　而事实上，我们至今也不难揣摩，在一个以流水线为主体的工厂里，工人主体必然异化，这跟早年中国社会主义时期曾开启的「工人阶级」的工作模式有明显差异，至少，在以王晓明为吕途作代序时的〈瞿师傅的故事〉一文中可以看出，在早年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工厂经验中，工人仍能以其专业，被视为全人且受到大家的尊重，同时劳动也是一种综合各种技能，且之于主体的一种自主创造，然而，这样的「工人」状态，自然不可能在讲求高速与量化的资本主义逻辑中落实，人只有彻底被工具化、彻底成为一个小环节，似乎才能符合大工业化时代的需求。

　　但或许并不吊诡的是，很大程度上，资本主义所带动的消费主义，往往更加强化了人自身的异化，间接地促使量化、标准化的流水线、非人性化的工作模式的固定，因为只有那样才能有效地降低成本，且不断开发新的并不必要的需求。一台高价的I-Phone可能是一个工人一、两个月的薪水，但也成为至今大陆底层人民渴望拥有的物品，虽说欲望不完全是不健康与不合理的，但或许下个历史阶段，更有自觉地节制某些象征性品牌的消费，应该是每个人能约略尽的一种消弱资本主义力量的方式吧。

　　5、对普世价值动态化的反思

　　此外，作为一个台湾的小知识分子，阅读吕途在台资工厂的经验书写也令人感到惭愧。台湾早年在国际经济上能够上升，就外在客观条件，大陆尚未崛起是关键之一，台商之所以要到大陆设厂，主要也是我台主攻代工，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大陆改革开放后急着招商引资，对台商又视为「同胞」，自然提供了许多超额的优惠手段，换句话说，两岸在这方面的资本主义发展，双方是各取所需，在商言商，互为生成。九○年代中甚至新世纪后，台商在大陆的优惠降低，不能也不该被理解为大陆片面拿走台商本有的东西，事实是，以前的好处本来就是多拿，拿了那么多年的超额条件与利益，也壮大了自身(例如像鸿海/富士康在大陆)，却鲜少生产出更人性化的企业责任，与非工具化的工厂意识，鲜少反省台商在大陆对底层人民的某部分剥削事实，甚至放任对大陆人民的隐性歧视的感觉结构，在日后的历史发展下，我们恐怕也并非不会付出代价。

　　最后，诚如汪晖在〈「我有自己的名字」—-《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序言〉时的强调，作为一种兼具研究与实践品格的书写：「高度重视新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她记录了许多工人的自主意识，并不因这种意识是跳跃性的、片段的和自我矛盾的而加以舍弃。」确实，当资本的力量，在可想见的不短未来，恐怕不会弱化甚至消失，但无论是或「新工人」，或许也包括你我，维持一种对科层体制、资本逻辑、甚至对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动态化的反省，在丰富地认识客观的物质与社会限制的同时，相信且运用身上的一点主观能动性，进而作为不只是理解世界，亦是改变世界的一个环节或螺丝钉，或许也应该是当下的小知识分子的自我期许与努力实践的方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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