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人定兮胜天——《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自序

   新书快讯：张文木新著《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将由海洋出版社于2017年2月出版。下面是本书的封面、版权页、自序及全书目录。

人定兮胜天 

——《气候变迁与中华国运》自序 

张文木

天人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基本的关系，其间虽变化万千，但并非无规律可寻。在目前气候问题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话题的今天，笔者在本书想讲的就是，只要团结奋斗，人是可以胜天的。 

一 我们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来看待我们的历史

历史愈是久远，人类就愈接近自然，人类活动的轨迹就愈贴近自然变化的轨迹。

1645年至1715年全球气候进入一个新的“小冰期”（即“蒙德极小期”[1]）。由于天气极端寒冷，中国农牧经济陷入极大的危机。这种危机从东北关外向关内层层横压下来：关外有努尔哈赤势力的南压，关内有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大军的北攻。1644年明王朝在南北夹击中覆灭，同期欧洲也发生了几乎波及整个欧洲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战争双方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2]，此后欧洲被“和约”确立的“主权”原则撕成碎片。以前至少形式上还将欧洲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的神圣罗马帝国，这时变成了一个个坚持主权不容侵犯绝对原则的民族国家——这段历史仍让如默克尔这样以欧洲统一为使命的政治家们心痛。

这种自然变迁和人类的历史变迁轨迹如此贴近的案例，只是漫长的古代历史中的一个瞬间。如果经历了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或在电视中看了日本东部沿海生命被翻卷而来的海水大规模吞没的场景——这在人类大历史中更是很微不足道的插曲，我们就不会低估自然变化对人类及国家发展的影响；就会知道，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因此，我们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以外”来看待我们的历史。恩格斯说： 

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3] 

二 人定兮胜天 

我们常说“人是自然的产物”，确切地说，人是自然压迫的产物。黑格尔说：“假如日耳曼森林那时还存在的话，法国大革命或许就不会发生了。”[4]同样的道理，如果远古气候气温不变、森林不减的话，我们人类可能还是那些攀岩爬树摘采果子的猴子。

当然，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并非只是被动地存在。“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是人类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欲与天公试比高”[5]即与自然抗争的前提。因此，我们在承认自然对人类社会的绝对影响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尽管只是相对存在——的反作用。毛泽东说：“天灾是一件坏事，但是它里头含有好的因素，你要是没有碰到那个坏事，你就学不到对付那个坏事的本领，所以艰难困苦能使我们的事业成功。”[6]环境压力愈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愈能调动和激发出来。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定胜天”。

但是，人定胜天是有条件的，这就是人的组织性及建立其上的统一性。斯大林说“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惟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7]，这是由于民族是有组织的存在。统一性是检测组织性水平高低的关键指标，也是造成民族强弱差异的关键。有组织的人群叫“人民”，没有组织的人群叫“流民”，统日益增长的流民是瓦解中国历史王朝的主要的力量。这方面我们“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8]

人类诞生迄今既经历了大冰期，也经历了大暖期及由此引发的海平面上升的“洪水期”。每次灾变过后，人类都产生出更加强大的抵御自然灾变的能力。

距今九千多年前由大暖期引起的海平面上升，至距今六千多年前达到峰值。东海海水西侵逼迫东夷部落在蚩尤的率领下向西进犯并与炎黄部落开展了生死大战[9]。蚩尤部落西犯失败后的归顺，促成了崇拜龙的黄帝部落和崇拜凤的东夷部落的大融合——今人所谓“龙凤呈祥”即是对这次大融合意义的事后描述。海水的西侵也迫使中原先民广泛开展治水活动。治水是当时中华先民面临的事关生死的首要任务，各部落为此赋予治水领袖以绝对集中的权力，这便造成了华夏各部落组织权力向更大的组织系统——国家——集中。因此，可以说大禹治水催生了中国最初的国家体制和国家版图，而公元前221年建立的秦国家只不过是公元前21世纪大禹建立的夏国家的深化和扩大。

从舜时的部落联盟到夏国家的诞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说：“中国统一，为河与外族进攻二事。分裂则二事皆不能办。”[10]

汉初天寒逼使北方匈奴南犯，中国两汉奋起反击，这使中国在随后的世纪里避免了罗马帝国之后欧洲政治版图出现的碎片化的趋势：3-5世纪，世界气候转冷[11]，全球北方部落被迫向暧温的南方迁徙。这在中国——由于两汉的反击迫使匈奴西迁——仅造成三国两晋南北朝及其间的五胡十六国[12]的混乱，而在欧洲则导致罗马帝国的灭亡及迄今仍令欧洲人痛苦不堪的碎片化版图。

罗马已建立的大一统组织体系的瓦解，是造成罗马之后欧洲发展落后于东方中国的关键[13]。故此，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J.梯加特在分析公元前58年至公元107年的历史事件后认为：“要了解总的欧亚大陆的历史，或者单纯地了解欧洲历史，就必须将中国历史推到幕前。”[14]

认识到人民团结对于民族命运的价值往往在大灾难之后。宋徽宋靖康二年（1126年）四月，金军攻破东京（今河南开封），掳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三千余人北上，东京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北宋由此灭亡。历史上将这次事件称为“靖康之耻”。南宋诗人刘过[15]在《龙州集·襄阳歌》一诗中泣血痛陈：“人定兮胜天，半壁久无胡日月。” [16]意思说：如果北宋人能够在靖康年间（1126~1127年）团结一致，后来就不会有胡人盘踞的半壁江山。在诗人心中，人心定胜天，人心不定则天胜，团结就是力量。与经历了苏联解体后的俄国人的感受相似，只有经历以“靖康之耻”并由此南迁偏安的南宋人才能对天人关系做出如此深刻的反思。

知耻而后勇。12世纪中叶以来气温持续上升，在暖期冲顶后即将回冷之际，与宋人消极无为的态度相反，生活在北方大漠中的蒙古人扼住命运的咽喉，奋力崛起，通过战争统一中国，建立元朝，由此避免了两汉期间匈奴部落在气温陡然下降时曾经历过的“是后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廷”[17]的结局。

12世纪初宋人经历的“靖康之耻”在15世纪中叶转化为积极的勇气。明正统十四年（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大举南犯，明军仓促应战并大败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英宗被俘。也先以英宗为质要挟明军投降。时京师仅留老弱，人心惶惶，更有大臣欲仿效北宋提议南迁。兵部尚书于谦力排众议，率军民同仇敌忾，固守北京，拼死抵抗，击退也先。由此明王朝避免了宋朝“靖康”之后苟且江南的厄运。“人定兮胜天”，此后相当的时期内，明朝以北出现了“半壁久无胡日月”的稳定形势。

“土木之变”[18]后明朝守卫京师的军民挽狂澜于既倒，其坚定表现是对南宋诗人刘过“人定兮胜天”呼吁的积极响应。

一百多年后，明朝又进入内内忧外患的形势。明代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看到人心日益离散，再次提出“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19]的历史经验，呼吁明朝军民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此时沾染浓重“流寇主义”[20]的明朝农民军并不具有与朝廷建立统一战线的智慧，1644年他们与其打击的明王朝双双倒在清兵的脚下。

这份深痛的教训又在三百多年后的抗战中化为中国人的御敌智慧：1936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南逼，中国共产党利用“双十二事变”积极促成与国民党政府抗日合作，停止内战，由此避免了明朝悲剧的再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郭沫若先生作《甲申三百年祭》，开篇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21]在分析了李自成起义军和朝廷两方的内讧原因后，郭老在文章结束时强调：“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22] 

三 人间正道是沧桑

毛泽东同志说：“一个民族能在世界上在很长的时间内保存下来，是有理由的，就是因为有其长处及特点。”[23]大概是由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中华民族已成长为世界少有的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充满智慧的民族。黑格尔注意到这一点，他说：“假如我们从上述各国的国运来比较它们，那末，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24]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不久，恩格斯警告自恃船坚炮利的英国政府说：“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25]时至21世纪的今天，不仅在军事领域，而且在市场经济和高科技领域，中国人的成就更是令西方人刮目相看。20世纪70年代，与毛泽东握手言和却以极端反共起家的尼克松[26]曾经预言：

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感动世界。

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150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德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21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27] 

天变不足畏。在远古残酷的生存竞争中，被打败并从森林落荒逃出的古猿，后来便发展为人类；而昔时胜利并占据森林的，则成了被人类追猎捕杀的猴子。参天大树往往成长于远离森林的旷野，伟大国家——比如早期英国、苏联、美国等——往往崛起于旧文明的边缘。人类是自然压迫的结果，气候环境及其变化只是促进人类走向更加文明的助推器，而对气候变化的逆来顺受，只能是自取灭亡；而积极应对、奋发进取，就可争取到光明的前景。

1935年10月，面对蒋介石的围追堵截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犯，初至陕北的毛泽东作《念奴娇·昆仑》：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28] 

毛泽东在这首词的上半阕中预见到新中国即将崛起及其对旧世界将产生的共工“怒触不周山”似的冲击[29]；在下半阕，毛泽东为崛起后的中国参与世界治理提出了以“环球同此凉热”为宗旨的反霸和不称霸相统一的中国方案。1957年1月，这首词公开发表时，毛泽东为词的上半阕批注说：“前人所谓‘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说的是飞雪，这里借用一句说的是雪山。夏日登岷山，远望群山飞舞，一片皆白。老百姓说，当年孙行者过此，都是火焰山，就是他借了芭蕉扇，煽灭了火，所以变白了。”[30]1958年12月21日，毛泽东为词的下半阕批注：“昆仑，主题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别的。改一句，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忘记了日本人是不对的。这样，英、美、日都涉及了。别的解释，不合实际。”[31]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32]中华民族经过严酷的自然淘汰后被推举到这个世界，落驻东亚大陆，从诞生那天起，中华民族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扮演着改天换地的伟大角色。今天的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33]，人心齐，泰山移，只要遵循人间正道，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中华民族必将在未来的历史中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

天将降大任于中华民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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