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09页。--编者注)
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是针对空想社会主义说的：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这种社会主义所以是“错误的”，因为它认为从交换规律的观点来看，有剩余价值是不公平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家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则是正确的，因为由交换规律产生剩余价值是完全“自然的”，完全“公平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它是由资本主义产生的那个阶级的征兆、表现和先声;现在，在20世纪初，这个阶级已成长为能够消灭资本主义并且正在为此坚决奋斗的巨大力量。
在评价俄国的(也许不仅是俄国一国的，而且是在20世纪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许多亚洲国家的)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论断。
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
自由派的乌托邦教农民群众放弃斗争。民粹派的乌托邦则反映了农民群众斗争的愿望，答应胜利以后让他们享受千万种福利，尽管这种胜利实际上只能给他们一百种福利。但是，世世代代处在闻所未闻的黑暗、匮乏、贫困、肮脏、被遗弃、被欺压的境遇中的奋起斗争的千百万民众，把可能得到的胜利果实夸大十倍，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吗?
自由派的乌托邦是对新剥削者企图与旧剥削者分享特权的这种私欲的掩饰。民粹派的乌托邦是千百万小资产阶级劳动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旧剥削者的愿望的反映，也是他们要把资本主义新剥削者“一并”消灭掉的虚幻的冀望。
——《两种乌托邦》1912年10月5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0页。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里腐朽的自由派，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的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解释成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的生活状况以便去同雇佣奴隶制作斗争解释成奴隶们为了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讲和平)，宣扬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人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员以及知识分子“同情者”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1913年3月1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最初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谴责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臆想较好的制度，劝富人相信剥削是不道德的。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8页。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导致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崩溃的汹涌澎湃的革命，却日益明显地揭示了阶级斗争是整个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3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3页。
机会主义就是为了暂时的胜利而牺牲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
——《一次谈话》，1913年3-4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50页
社会主义不是将赐恩于人类的现成制度。社会主义是现在的无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根本目标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是从今天的目标走向明天的目标从而日益接近根本目标的斗争。
——《一次谈话》，1913年3-4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54页
社会变革不能是各国无产者的一致行动，理由很简单，就是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甚至直到今天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幻想‘各国无产者采取联合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束之高阁，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列宁全集》，??第23卷，第52页
在各国资产阶级发生帝国主义武装冲突的时代，变民族间的战争为国内战争是唯一的社会主义的工作。
——《社会党国际的状况和任务》(1914年11月)，《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45页。
亚 ·波特列索夫给自己的文章加的标题是：《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无可争辩，我们是生活在两个时代的交界点;因此，只有首先分析从一个时代转变到另一个时代的客观条件，才能理解我们面前发生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里谈的是大的历史时代。每个时代都有而且总会有各种偏离运动的一般形式和一般速度的情形。我们无法知道，一个时代的各个历史运动的发展会有多快，有多少成就。但是我们能够知道，而且确实知道，哪一个阶级是这个或那个时代的中心，决定着时代的主要内容、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主要特点等等。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即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的个别历史事件)，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了解了某一时代的基本特征，才能在这一基础上去考虑这个国家或那个国家的更具体的特点。
——《打着别人的旗帜》，1915年1月以后，《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43页
科学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使生产社会化这一事实为依据的。这一事实正被世界各地看到的无数现象所证明。关于这些现象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速度，有极其丰富的“经验”材料可以说明。
——《又一次消灭社会主义》1915年3月，《列宁全集》第2版第25卷第53页
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
——《社会主义与战争》1915年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0页。
真正民主的政治改革，尤其是政治革命，无论何时，无论在何种情形和何种条件下，都不会模糊或削弱社会主义革命口号。相反，它们总是在促使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为它扩展基础，吸引更多的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参加社会主义斗争。另一方面，政治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免的，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看作是一次行动，而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充满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动荡、最尖锐的阶级斗争、国内战争、革命和反革命的时代。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1页。
民主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仅仅同欧洲相联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
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国家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既然剥夺了资本家并在本国组织了社会主义生产，就会奋起同其余的资本主义世界抗衡，把其他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在这些国家中发动反对资本家的起义，必要时甚至用武力去反对各剥削阶级及其国家。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而获得胜利的社会所采取的政治形式将是民主共和国，它将日益集中该民族或各该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同还没有转向社会主义的国家作斗争。没有无产阶级这一被压迫阶级的专政，便不可能消灭阶级。没有各社会主义共和国对各落后国家的比较长期而顽强的斗争，便不可能有各民族在社会主义下的自由联合。
——《论欧洲联邦口号》1915年8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54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因此，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提上日程。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1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在各先进国家里，资本的发展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范围，用垄断代替了竞争，从而创造了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一切客观前提。因此，在西欧和美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政府、剥夺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已经提上日程。……
当然，民主也是一种国家形式，它将随着国家的消失而消失，但那只是在取得最终胜利和彻底得到巩固的社会主义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时候的事。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1页。
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会战，而是充满着激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是在一切战线上，也就是说，在经济和政治的一切问题上进行的一系列的会战，这些会战只有通过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完成。如果认为争取民主的斗争会使无产阶级脱离社会主义革命，或者会掩盖、遮挡住社会主义革命等等，那是根本错误的。相反，正像不实现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胜利一样，无产阶级不为民主而进行全面的彻底的革命的斗争，就不能作好战胜资产阶级的准备。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2页。
民族自决权只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独立权，即在政治上从压迫民族自由分离的权利。具体说来，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就是有鼓动分离的充分自由，以及由要求分离的民族通过全民投票来决定分离问题。因此，这种政治民主要求并不就等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它只是反对任何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彻底表现。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愈接近充分的分离自由，在实际上要求分离的愿望也就愈少愈弱，因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或群众利益来看，大国的好处是不容置疑的，而且这些好处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日益增多。承认自决并不等于承认联邦制这个原则。可以坚决反对这个原则而拥护民主集中制，但是，与其存在民族不平等，不如建立联邦制，作为实行充分的民主集中制的唯一道路。主张集中制的马克思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宁愿爱尔兰和英国结成联邦，而不愿爱尔兰受英国人的暴力支配。(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81页和第40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页)。--编者注)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4页。
社会主义的目的不只是要消灭人类分为许多小国的现象，消灭一切民族隔绝状态，不只是要使各民族接近，而且要使各民族融合。……人类只有经过被压迫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阶级的消灭一样，人类只有经过所有被压迫民族完全解放的过渡时期，即他们有分离自由的过渡时期，才能导致各民族的必然融合。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4-565页。
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认为一切民主要求，毫无例外，都不是绝对的东西，而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反封建制斗争的历史表现。在这些要求中，每一项要求在某种情况下都能成为或者会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工具。在这方面，把政治民主要求之一，即民族自决单独挑出来，同其余的要求对立起来，这在理论上是根本不对的。在实践上，无产阶级只有使自己争取一切民主要求(包括共和制的要求)的斗争服从于自己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才能保持住自己的独立。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7页。
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最近的将来爆发。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将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夺取政权、剥夺银行和实行其他专政措施。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1916年1-2月;《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571页。
社会变革不可能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理由很简单：地球上的大多数国家和大多数居民，直到今天甚至还没有达到或者刚刚开始达到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关于这点我们在提纲第6条中已经讲了，但是，彼·基辅斯基只是由于不经心或者不善于思考而“没有觉察到”，我们提出这一条并不是无的放矢，而恰恰是为了驳斥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得面目全非的言论。只有西欧和北美各先进国家才已成熟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彼·基辅斯基在恩格斯给考茨基的一封信(《〈社会民主党人报〉文集》)中可以读到对这种实在的而不只是许愿的“思想”的具体说明：幻想什么“所有国家的无产者的统一行动”，就是把社会主义推迟到希腊的卡连德日， 也就是使它“永无实现之日”。
不是所有国家的无产者，而是少数达到先进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国家的无产者，将用统一行动实现社会主义。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5页。
专政就是社会的一部分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而且是直接依靠暴力的统治。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并且击退它的反革命的尝试，必须建立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凡是否认或仅仅在口头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都不能当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然而不能否认，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例外，例如，在某一个小国家里，在它的大邻国已经完成社会革命之后，资产阶级和平地让出政权是可能的，如果它深信反抗已毫无希望，不如保住自己的脑袋。当然，更大的可能是，即使在各小国家里，不进行国内战争，社会主义也不会实现，因此，承认这种战争应当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唯一纲领，虽然对人使用暴力并不是我们的理想。这个道理只要作相应的改变，同样可以适用于各个民族。我们主张民族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目前便不能从强制的融合、从兼并过渡到自愿的融合。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6页，《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8卷。
现代帝国主义的托拉斯和银行，尽管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到处同样不可避免，但在不同国家里其具体形式却并不相同。美、英、法、德这些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的政治形式更加各不相同，虽然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人类从今天的帝国主义走向明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上，同样会表现出这种多样性。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9月;《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8卷。
群众是根据实际，而不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的，他们说：“我要保卫祖国，而不要侵占别人的土地。”什么时候才可以把战争看作自己的战争?在完全放弃兼并的时候。
群众不是从理论上，而是根据实际来看问题的，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总是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觉悟的无产者可以同意进行真正能够证明革命护国主义是正确的革命战争。对于广大士兵群众，应当根据实际提出问题，别的办法是不行的。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3页。
兼并就是把任何具有民族特点的国家归并进来，就是违反一个民族的愿望而把它(只要它感到自己是另一个民族，有没有不同的语言无关紧要)归并进来。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4页。
只有同国际资本完全断绝关系，才能结束战争。制造战争的并不是个别人，而是国际金融资本。同国际资本断绝关系，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结束战争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想单方面停止战争，那是幼稚的、天真的……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4页。
革命是件困难的事情。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当承认错误。怎么办?应当做说明工作。……我们只能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办事。即使因此而不得不处于少数地位，也只好如此。可以暂时放弃领导地位，不要害怕处于少数。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4页。
对人民讲话不要故作高深，要通俗易懂。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6页。
只要我们还是少数，我们就要进行批评，揭示错误，同时宣传全部国家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必要性，使群众从实际经验中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7页。
危害一切革命的唯一东西，就是空话，就是对革命人民的曲意逢迎。整个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不要受革命空话的影响，特别是在这种空话大为流行的时候。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7页。
搞了革命，可是警察原封未动;搞了革命，可是一切官吏等等都原封未动。这就是历次革命垮台的原因。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8页。
管理艺术是任何书本上都找不到的。要试一试，犯点错误，才能学会管理。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8页。
银行是“公共簿记的形式”(马克思语)。……银行是国民经济的神经和焦点。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09页。
法律重要的不在于写在纸上，而在于由谁执行。无产阶级专政是有了，但是不知道怎样运用。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10页。
工人代表苏维埃已经成立，它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都本能地支持它。这种设施所包含的革命思想，要比一切革命空话所包含的多得多。如果工人代表苏维埃能够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自由事业就能得到保障。
——《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1917年4月4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11页。
无产阶级的观点就是对战争作出明确的阶级评价，毫不妥协地反对这场帝国主义战争，即反对各资本主义国家(不管是君主制的或是共和制的)集团之间为了瓜分资本主义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路易·勃朗主义》1917年4月8日;《列宁全集》1985年第2版第29卷第127页。
(毛泽东说过，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革命的爆发总是与这样那样的战争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一种带有普遍规律的世界性的现象。因此研究革命与战争的关系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态度和观点，就十分重要了。——2007年11月14日)
“必须承认‘革命护国派’的广大群众是真诚的，就是说，他们的确不愿意兼并、掠夺和压迫弱小民族，的确希望各交战国缔结一个民主的非强制的和约。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因为城乡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即完全靠或部分靠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来维持生活的那些人)的阶级地位使这些阶级从资本家的利润中得不到好处。
因此，代表会议一方面认为，绝对不允许对‘革命护国主义’作任何让步，让步在实际上意味着完全背弃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同时声明，只要俄国资本家和他们的临时政府还只是用暴力威胁人民(例如，古契柯夫颁发了一个臭名昭彰的命令，威胁说要惩办擅自撤换长官的士兵)，只要资本家还没有用暴力来对付自由组织起来的、可以自由地撤换和选举一切当权者的工人、士兵、农民和雇农等等代表苏维埃，我们党就要宣传不使用暴力，完全用同志的说服方法来反对‘革命护国主义’的严重而致命的错误，也就是要说明这样一个真理：广大群众对和平与社会主义的死敌资本家的政府抱着不觉悟的轻信态度，这在目前的俄国是迅速结束战争的主要障碍。”
毫无疑义，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是从资本家的这个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现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同农民的利益的一致上。我们在努力把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但是，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还是自觉地站在资本家方面。
毫无疑问，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来说是不要战争的。他们受到传统和欺骗的影响，他们还没有政治经验。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进行长期的解释工作。我们决不能对他们作丝毫的原则性让步，但是我们不能象对待社会沙文主义者那样对待他们。居民中的这些人从来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刚刚觉醒过来参加政治生活。但是他们在异常迅速地提高觉悟，开阔眼界。必须善于对他们进行解释，这是一个最困难的任务，对于一个昨天还处于地下的党来说，就尤其困难。
有人会想，我们是不是抛弃了自己的主张，我们本来是宣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现在却自食其言。但是要知道，俄国的第一次内战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正转入第二次战争，即帝国主义和武装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过渡期间，只要武装力量还在士兵手中，只要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还没有使用暴力，这种内战对我们来说就转化为和平的、长期的、耐心的阶级宣传。假如我们在人们还没有了解到内战的必要性时就提出内战，那我们一定会陷入布朗基主义。我们主张内战，但只能是由觉悟的阶级所进行的内战。只有人民知道谁是使用暴力的人，才能起来把他推翻。但现在根本没有人使用暴力，枪炮在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资本家目前不是靠暴力而是靠欺骗行事的，所以现在不能叫喊使用暴力，那样做是荒谬的。应当善于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指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必须根据客观条件，而不能根据主观条件。我们暂时不提这个口号，但也仅仅是暂时。现在武器在工人和士兵手中，而不是在资本家手中。只要政府还没有挑起战争，我们就要进行和平宣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文献》，1917年4月，《列宁全集》第29卷第348-349页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平庸的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深刻的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18年8月即本书第1版刊行以后很久出版的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市侩式地歪曲马克思主义和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小册子《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注：见本卷第587—682页。——编者注))。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9页。
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70-171页。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把它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彻底地运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称为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的东西。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9-200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完全成熟，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
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权利，甚至还会保留资产阶级国家，——但没有资产阶级!
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权利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以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阶段之一。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么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极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即劳动平等、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不可避免地立即就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进到事实上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措施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通常的资产阶级观念，即把社会主义看成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的这种观念，是非常荒谬的;实际上，只是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才会开始出现迅速的、真正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会产生如下的结果：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彻底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代之以武装的工人群众(然后是人民普遍参加民兵)这样一种更民主的机器，但这仍然是国家机器。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常地运转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雇用的职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劳动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劳动，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手续——进行监察和登记，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的字据。(注：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来进行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是“政治国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上面第4章第2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当大多数人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开始独立进行和到处进行这种计算即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会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对它就绝对无法逃避、“无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和报酬平等的工厂。
——《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但是首先我要就上面提到的第一个问题，即布尔什维克敢不敢单独夺取全部国家政权的问题谈几句。我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听策列铁里部长的一次发言时当即在席位上大声插话，对这个问题作了十分肯定的答复。而且，不论在报刊上或者在口头上，我从来没有看到也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发表过关于我们不应当单独夺取政权的声明。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任何政党，特别是先进阶级的政党，如果在可能取得政权的时候拒绝夺取政权，那它就没有权利存在下去，就不配称为政党，就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渺小的无用之辈。
——《布尔什维克敢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9月底-10月1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2页。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是与这些事物紧密联系的，不懂他们就不会懂得社会主义——李伟)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像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 * *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1917年9月，《列宁选集》第三卷，1995年版，第264-267页。
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不承认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漫长的、比较困难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形式，在很多方面将取决于占优势的是小私有制还是大私有制，是小农业还是大农业。
……
每一个社会主义者都说，不能强迫农民接受社会主义，而至能靠榜样的力量，农民群众对日常实际生活的认识。
——《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1918年1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2-403页。
社会主义的伟大奠基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十年中考察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长，清楚地看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经过长久的阵痛，经过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摧毁一切旧东西，无情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需要有全世界工人的合作，全世界的工人则应当联合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保证彻底的胜利。……
我们说，比较容易开始革命运动的，并不是那些能够比较容易地进行掠夺和有力量收买本国工人上层分子的剥削国家。……
现在的形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不同了，它把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先锋队的光荣使命交给了我们——俄国的被剥削劳动阶级;我们现在清楚地看到革命的发展会多么远大;俄国人开始了，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将去完成，社会主义定将胜利。(鼓掌)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1月中旬，《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6页。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4、闭幕词》(1919年3月6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503页。
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对于从封建制度中生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说，还在旧制度内部，新的经济组织就逐渐形成起来，逐渐改变着封建社会的一切方面。资产阶级革命面前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扫除、屏弃、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任何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这个任务，也就是完成它所应做的一切，即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
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由于历史进程的曲折而不得不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那个国家愈落后，它由旧的资本主义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关系就愈困难。这里除破坏任务以外，还加上了一些空前困难的新任务，即组织任务。……建立政权的任务是极其容易的，因为群众已经为我们创立了这个政权的骨骼，即基础。苏维埃共和国一下子就诞生了。可是还剩下两个非常困难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用我们革命在最初几月间所经历的那种胜利进军的方式来解决，——我们不曾怀疑，而且也不可能怀疑，社会主义革命往后会遇到十分困难的任务。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象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由于客观情况的不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像过去和卡列金分子进行斗争时那样只用高举大旗胜利进军的方式。谁要想把这种斗争方式拿来解决摆在革命道路上的组织任务，作为政治家、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活动家，他就会彻底破产。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1918年3月;《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436-438页。
我认为，把论述从商品生产到资本主义的发展的旧纲领删去，在理论上是不对的。那里并没有什么不正确的东西。过去和现在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因为商品生产产生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导致帝国主义。这是总的世界历史前景，不应当忘记社会主义的基础。无论今后的斗争会有什么变故，无论有多少局部的曲折需要我们去克服(这种曲折今后会有很多——我们亲眼看到革命历史有过多大的波折，这还是仅就我国来说的;当革命转变为欧洲革命的时候，事情的发展就会更复杂、更迅速，发展的速度就会更迅猛，转变也就会更复杂)，为了在这些历史的曲折和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并牢记总的前景，以便能看到贯穿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过程和通向社会主义整个道路的红线——自然，这条道路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笔直的，而我们也应该把它想象为笔直的，以便看到它的开始、继续和终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这条道路决不会是笔直的，而将是难以想象的复杂，——为了在这些波折中不致于迷失方向，为了在向后退却、暂时失利的时候，或者在历史或敌人把我们抛到后面去的时候不致于迷失方向，在我看来，不丢掉我们旧的基本的纲领是重要的，在理论上也是唯一正确的。因为目前我们俄国还只是处在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历史没有给我们提供一个我们在某个时期曾经在理论上设想过、符合我们愿望并且能使我们迅速度过这些过渡阶段的和平环境。我们立刻看到的是俄国内战怎样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困难以及内战怎样跟其他许多战争交织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忘记，暴力将必然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彻底崩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诞生。而且这种暴力将构成世界历史的一个时期，一个充满着各种各样战争的整个时代，其中包括帝国主义战争，内战，二者相互交织的战争，民族战争，即受帝国主义者以及在大规模国家资本主义、军事托拉斯和辛迪加时期必然结成这种或那种联盟的帝国主义列强压迫的民族的解放战争。这个时代，这个发生大崩溃、动辄诉诸武力、充满危机的时代已经开始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个时代，而这还仅仅是开始。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完全删掉论述一般商品生产和一般资本主义的部分。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知道这一点，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纲领应该以绝对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我们纲领的力量就在这里，这个纲领已为革命的种种变故所验证。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把自己的纲领完全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依据的绝对确凿的事实就是：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在全世界已经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历史现象，导致了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又发展到了帝国主义，这是确定不移的事实，必须首先在纲领中把这一点确定下来。这个帝国主义开始了社会革命的时代，这也是我们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实，我们也必须把它说清楚。我们在自己的纲领中确认这个事实，就是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这不仅是作鼓动宣传，而且是展示新的纲领，告诉西欧各国人民：“这就是我们大家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得出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它就是这样发展到帝国主义的。这就是现在正在开始的、按时间先后来说由我们担负了第一个角色的社会革命的时代。”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9. 关于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的报告》1918年3月8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461页。
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布哈林同志的修正。纲领应该论述帝国主义和已经开始的社会革命时代。社会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已经是确定不移的事实。而布哈林同志希望什么呢?他希望论述一下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这里他有一些不确切的地方。我们目前是绝对主张要有国家的，至于说要论述国家不复存在的、充分发展了的社会主义，那只能谈谈那时将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别的就什么也想不出来了。但是，这些还是遥远的事，现在说这些，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除非是说基础还很薄弱。……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会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要我们现在就知道完全建成的社会主义将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还没有可以用来论述社会主义的材料。建设社会主义的砖头现在还没有烧好。我们不能再多说什么，而应当尽量谨慎和精确。我们纲领的吸引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只要我们表示一点点奢望，硬要提供我们不能提供的东西，那就会削弱我们纲领的力量。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纲领只不过是一种空想。纲领要论述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和今后我们准备采取的步骤。我们现在还无法论述社会主义，所以提出这个任务是不正确的。
——《俄共(布)第七次(紧急)代表大会文献——就布哈林对关于党纲的决议的修正所作的发言》1918年3月8日;《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第2版，第60页。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劳动群众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消灭封建制度、君主制度、中世纪制度这种消极的或者说破坏性的工作。组织新社会的积极的或者说建设性的工作，是由占人口少数的有产者即资产者来完成的。他们能够不顾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反抗而比较容易地完成这种任务，原因不仅在于受资本剥削的群众由于自身的涣散和不成熟，当时的反抗极其微弱，而且还在于自发地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是在无政府状态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组织力量。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因而也在我们于1917年10月25日所开始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和它所领导的贫苦农民的主要任务，却是进行积极的或者说创造性的工作，就是要把对千百万人生存所必需的产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和分配这一极其复杂和精密的新的组织系统建立起来。这种革命，只有在人口的大多数首先是劳动群众的大多数进行独立的历史创造活动的条件下，才能顺利实现。只有在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能够表现充分的自觉性、思想性、坚定性和忘我精神的情况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才有保障。我们建立了使被压迫劳动群众能够十分积极地参加独立建设新社会的新型的国家，即苏维埃类型的国家，这还只是解决了困难任务的一小部分。主要的困难是在经济方面：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最严格的普遍的计算和监督，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在事实上社会化。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5页。
我们党的第二个任务，是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个任务也远没有彻底完成。……
现在，构成目前时局特点的第三个迫切任务提上了日程，这就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当然，我们在1917年10月25日的第二天，就已经提出并且着手解决这个任务，可是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剥削者还采取公开的内战形式进行反抗，管理的任务不可能成为主要的中心的任务。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6-477页。
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做到大体上完成夺取政权和镇压剥削者的事业，能够做到直接着手管理任务，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第一次。我们应该不愧为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最困难的(也是最能收效的)任务的人。应该考虑到，要有成效地进行管理，除了善于说服，除了善于在内战中取得胜利，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这是一项最困难的任务，因为这是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的最深刻的经济的基础。这也是一项最能收效的任务，因为只有解决(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这项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7页。
资产阶级在我国已被击败，可是还没有根除，没有消灭，甚至还没有彻底摧毁。因此，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的更高形式便提到日程上来了，要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很明显，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这个任务不完成，那就还没有社会主义。
……
有决定意义的事情是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但是在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过来的那些企业、经济部门和经济领域中，我们还没有做到计算和监督。而不做到这一点，◎第479页◎便谈不到实施社会主义的另一个同样非常重要的物质条件，即在全国范围内提高劳动生产率。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79页。
所谓“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只能是带引号的，只是个比喻。在通常的战争中，可以下一道暂停进攻的通令，可以实际停止前进。而在反资本的战争中，却不能停止前进，也谈不上我们不再继续剥夺资本。这里讲的是改变我们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重心。在此以前，居首要地位的是直接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现在居首要地位的是在资本家已被剥夺的那些企业和其余一切企业中组织计算和监督。
如果我们现在想用以前的速度继续剥夺资本，那我们一定会失败，因为我们组织无产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而这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都看得很清楚的。如果我们现在竭尽全力进行组织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我们就能解决这个任务，就能弥补疏忽了的事情，就能赢得我们反资本的整个“战役”。
……
第二，当时我们不能把管理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来代替镇压的方法，还因为管理的艺术并不是人们生来就有，而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当时我们还没有这种经验。而现在已经有了。第三，当时我们还不可能支配各种学术和技术领域的专家，因为他们或者是在鲍加耶夫斯基之流的队伍中作战，或者是还能用怠工不断进行顽强的消极反抗。……
……我们用镇压的方法获得了胜利，我们也能够用管理的方法获得胜利。形势改变了，对敌斗争的方法也要善于改变。我们一分钟也不放弃采用“赤卫队”镇压萨文柯夫之流和格格奇柯利之流先生们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可是，我们并不会如此愚蠢，竟在需要用赤卫队进攻的时代已经基本结束(而且已经胜利地结束)，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来重耕土壤，使它绝不能再生长任何资产阶级这种时代已经来到的时候，还把“赤卫队式的”方法摆在首要地位。
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时代，或者确切些说，这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要彻底战胜资本，就应该善于使我们的斗争形式适合这个阶段的特殊情况。
没有各种学术、技术和实际工作领域的专家的指导，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主义要求广大群众自觉地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基础上向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迈进。社会主义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方法——具体些说，用苏维埃的方法——来实现这种迈进。而专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的，这是把他们培养成为专家的整个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由于整个计算和监督工作搞得相当“晚”，我们虽然已经战胜了怠工，但还没有造成使资产阶级专家受我们支配的局面;大多数怠工者虽然“上班”了，但是国家要利用优秀的组织家和最大的专家只有两种方式：或是按照旧的方式，资产阶级的方式(即付给高额报酬)，或是按照新的方式，无产阶级的方式(即造成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的局面，这样就必然而且自然地使这些专家服从，并把他们吸引过来)。
现在我们不得不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方式，同意对资产阶级最大的专家的“服务”付给高额报酬。熟悉情况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仔细考虑到无产阶级国家采用这种办法的意义。显然，这种办法是一种妥协，是对巴黎公社和任何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则的背离，这些原则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资的水平，要求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名利思想作斗争。
不仅如此。显然，这种办法不只是在一定的部门和一定的程度上暂停向资本的进攻(因为资本不是一笔货币，而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还是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国家政权后退了一步，因为这个政权一开始就曾宣布并实行了把高额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资水平的政策。
……用非常高的薪金吸引资产阶级专家是对公社原则的背离，如果对群众隐瞒这一点，那就是堕落到资产阶级政客的水平，那就是欺骗群众。公开说明我们怎样和为什么后退了一步，然后公开讨论，有什么办法可以弥补疏忽了的事情，——这就是教育群众，同他们一块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任何一次胜利的战役中，胜利者未必没有犯过个别的错误，遭受过局部的失败，在某一方面和某一地方暂时后退过。……
……试问，为了按照最新的科学技术改组国民劳动，苏维埃共和国每年花费5000万或1亿卢布，能不能说是花费过多或担负不起呢?当然不能。绝大多数觉悟的工人农民会赞成花这笔钱，因为他们从实际生活中认识到：我们的落后使我们不能不损失数十亿卢布，而在组织、计算和监督方面，我们还没有达到能使资产阶级知识界的“明星”人人自愿来参加我们的工作的程度。
当然，问题还有另外一面。高额薪金的腐化作用既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尤其在急剧变革的情况下，不会没有相当数量的冒险家和骗子混入这个政权，他们和各种委员当中那些无能的或者无耻的人，也是乐意充当“明星”——盗窃公产的“明星”的)，也影响到工人群众，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每一个有头脑的正直的工人和贫苦农民都会同意我们的做法，都会认识到：要一下子摆脱资本主义的遗毒是办不到的;要使苏维埃共和国免除5000万或1亿卢布的“贡赋”(因我们在组织全民计算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工作上的落后而付出的贡赋)，就只有组织起来，整顿自己队伍的纪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资本主义遗产”、“拘守资本主义传统”的人，即清除一切懒汉、寄生虫、公产盗窃者(现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厂、一切铁路都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公产”)。……我们工人农民通过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自己愈快地学会最好的劳动纪律和高级劳动技术，我们就能愈快地免除向这些专家交纳的一切“贡赋”。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1-485页。
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重心正在转移到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的工作上来。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在银行国有化、垄断对外贸易、国家监督货币流通、征收在无产阶级看来是适当的财产税和所得税以及在实行劳动义务制方面，正确规定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当前任务。
在这些方面(而这都是极其重要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我们还极为落后。其所以落后，正是因为整个计算和监督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自然，这是最困难的任务中的一项任务，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破坏的情形下，这项任务只有经过长时期才能解决，可是，不能忘记，资产阶级，尤其是人数众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恰恰是在这里同我们进行最严重的较量，他们破坏正在建立的监督，例如破坏粮食垄断，夺取阵地进行投机活动和投机买卖。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5页。
千百年来，国家都是压迫人民和掠夺人民的机关，它留给我们的遗产是群众对国家的一切极端仇视和不信任。克服这一点，是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胜任，然而就是苏维埃政权也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坚韧不拔的努力。在计算和监督的问题上，即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立即面临的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遗产”的影响表现得特别尖锐。推翻地主和资产阶级之后第一次感受到自由的群众，必然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认识(不是根据书本，而是根据亲身的苏维埃的经验)并且感受到：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重新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就不可避免。
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的一切习惯和传统，也是反对国家监督而主张“神圣的私有财产”和“神圣的”私有企业不可侵犯。现在我们看得特别明显：马克思主义关于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潮的论点是多么正确，这些思潮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的矛盾是多么不可调和。努力把由苏维埃即国家实行监督和计算的思想灌输到群众中去，力求实现这种思想，力求破除把获得衣食看作“私”事，把买卖看作“只是与我有关”的这种旧时恶习，——这是一场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自觉性反对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自发性的斗争。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7页。
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方面没有表报，没有监督，就是扼杀社会主义的幼芽，就是盗窃公产(因为现在一切财产都属于公家，而公家也就是苏维埃政权，即大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对计算和监督漫不经心就是直接帮助德国的和俄国的科尔尼洛夫之流，因为只有在我们解决不了计算和监督的任务的情况下，这些人才能推翻劳动者的政权，他们正在全体农民资产阶级的帮助下，在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帮助下“窥伺着”我们，待机而动。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8页。
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在以下情况下产生：它已经成为一个生产消费公社网，这些公社诚实地计算自己的生产和消费，节省劳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能够把工作日缩短到每天7小时或6小时以至更少。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8页。
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并且为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劳动组织。……
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需要保证大工业的物质基础，即发展燃料、铁、机器制造业、化学工业的生产。……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另一种条件就是：第一，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0-491页。
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情况特别不好，要是相信那些被资产阶级吓倒或为私利而替资产阶级效劳的人的说法，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这些人不懂得，从来没有而且也不会有一种革命是不被旧事物拥护者责骂为崩溃和无政府状态等等的。自然，刚刚摆脱空前残酷压迫的群众，他们的情绪是沸腾激昂的;要群众培植出劳动纪律的新基础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在没有完全战胜地主和资产阶级以前，这种工作甚至还不可能开始。
我们绝不受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保住自己旧有的特权已经绝望)所散布的、往往是制造出来的那种悲观失望情绪的影响，可是，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掩盖明显的坏事。恰恰相反，我们要揭发它，加强用苏维埃的方法同它斗争，因为如果无产阶级自觉的纪律性不能战胜自发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克伦斯基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可能复辟的真正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便不能设想。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91页。
大飞跃时代真正应该注意的是：旧事物的碎片极多，并且有时比新事物的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的数量积累得更快，这就要求我们善于从发展路线或链条中找出最重要的环节。有这样的历史时刻，当时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最重要的是多积累一些碎片，就是多破坏些旧机构;也有另一种时刻，即在破坏已经够了的时候，那就需要做些“平凡的”工作(在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看来是“枯燥无味的”工作)，清除地面上的碎片;还有一种时刻，这时最重要的是精心照料在瓦砾还没有清除干净的地面上从碎片底下生长出来的新事物的幼芽。
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者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者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特定时机找出链条上的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切实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而在这里，在历史事变的链条里，各个环节的次序，它们的形式，它们的联接，它们之间的区别，都不像铁匠所制成的普通链条那样简单和粗陋。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5-506页。
苏维埃同“人民”之间，即同被剥削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牢固性，以及这种联系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是消除苏维埃组织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保证。即使是世界上民主制最完善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议会，贫民也从不把它看成是“自己的”机关。而苏维埃在工农群众看来，则是“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无论是谢德曼式的，或者是同他们如出一辙的马尔托夫式的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都厌恶苏维埃，羡慕体面的资产阶级议会或立宪会议，正如60年前屠格涅夫羡慕温和的君主贵族立宪制，而厌恶杜勃罗留波夫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农夫民主制一样。
正是苏维埃同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造成一些特殊的罢免形式和另一种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些现在应该大力加以发展。……
——《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1918年4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6页。
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是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
——《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1918年5月5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1页。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1918年5月5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25-526页。
随着全部权力——这一次不仅是政治权力，而且主要的甚至不是政治权力，而是经济权力，即涉及人们日常生活最深基础的权力——转归新的阶级，而且是转归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领导大多数人民即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阶级，我们的任务就变得复杂起来了。不言而喻，在组织任务极其重要而又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必须完全按照新的方式来组织亿万人生活的最深基础的时候，十分明显，这里没有可能像俗话所说“七次量，一次裁”那样简单地处理事情。实际上，我们不能预先量很多次，然后再裁剪和缝制已经完全量好的衣料。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中考查这些或那些机关，在实践中观察它们，用劳动者集体的共同经验，而主要是用工作结果的经验来检查它们，我们必须在工作进程本身中，而且是在剥削者进行殊死斗争和疯狂反抗的情况下(我们愈是接近彻底拔掉资本主义剥削制的最后几个坏牙，这些剥削者也就愈加疯狂)，来建造我们的经济大厦。显然，在这种条件下，根本没有理由悲观失望，虽然我们有时甚至在一个短时期内要几次改组国民经济各种部门进行管理的形式、规章和机构，——自然，这是资产阶级和高贵的感情受到侮辱的剥削者老爷们进行恶毒攻击的一个充足的理由。当然，由于有时三番五次地改变管理的规章、准则和法规，那些最接近和最直接参加这种工作的人，例如水运总管理局的人，自然有时觉得很不愉快，对这样做不可能太满意。可是，如果稍微抛开因法令过于频繁改动而直接引起的不愉快，如果目光稍微放远些去看看俄国无产阶级暂时还只能依靠本身不足的力量去完成的伟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那么立刻就会明白：甚至作更多次的改动，在实践中对各种管理制度和整顿纪律的各种规定进行试验，都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的伟大的事业中，我们决不能要求，而且无论哪个谈论未来远景的有卓见的社会主义者也从来不会想到，我们能够根据某种预先作出的指示立即构思出和一下子规定出新社会的组织形式。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洞悉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优秀的学者、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最大的思想家给我们准确地指出的一切，就是社会的改造在历史上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命运已为历史所注定，它必将崩溃，剥削者必然要被剥夺。这个道理已经以科学的精确性阐明了。当我们举起社会主义旗帜，宣布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着手改造社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这是因为对于我们的事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前无论在地主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左右历史的成千上万上层分子的经验都是不够的。我们之所以不能这样做，正是因为我们依靠共同的经验，千百万劳动者的经验。
所以我们知道，作为苏维埃的主要的、根本的和基本的任务的组织工作，必然会要求我们进行许多试验，采取许多步骤，作出许多变动，使我们遇到许多困难，尤其是在怎样使人人各得其所方面，因为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经验，需要我们自己来定出每一个步骤，而我们在这条道路上的错误愈是严重，我们就愈是坚信：随着工会会员人数每增加一次，随着一直遵照传统和习惯生活的被剥削劳动者从他们的营垒转到苏维埃组织建设者营垒的人数每增加几千人，几十万人，能够适应工作需要并能使工作步入正轨的人数也会增加。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44-546页。
在一切论述过这个问题的社会主义者当中，我不记得在我所知道的任何一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或杰出的社会主义者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见中曾经谈到，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工人阶级在它着手把资本主义所积累的一切最丰富的、从历史的角度讲对我们是必然需要的全部文化、知识和技术由资本主义的工具变成社会主义的工具时，会遇到哪些具体实际的困难。这用一般的公式，用抽象的对比来谈是容易的，可是在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资本主义并不会马上死亡，而且它愈是接近死亡，就愈是疯狂地进行反抗)，这个任务是极其困难的。我们在这方面进行试验，屡次修改局部的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还不能在国民经济的哪一个部门中，马上把专家由资本主义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服务者，变成劳动群众的顾问。如果我们不能马上做到这一点，那也丝毫不会使我们悲观失望，因为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困难任务。我们并没有闭眼不看这件事实：我们单靠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在一个国家内全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即使这个国家远不像俄国这样落后，即使我们所处的条件比经过四年空前艰苦、破坏惨重的战争以后的条件要好得多。
——《在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18年5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547页。
资产阶级受到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熏陶最多，它也最喜欢用这种制度去熏陶群众，可是苏维埃运动、争取苏维埃政权的运动显然已在群众中酝酿成熟了。苏维埃运动已不仅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俄国形式。它已成了国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阵地，成了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发展进程中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表明，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专政，用暴力镇压剥削者，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巴黎公社表明的最重要的一点。这就是说，工人阶级走向社会主义，不能通过旧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而只能通过彻底粉碎了议会制和官吏机构的新型国家。
……
……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资产阶级在统治，资本主义社会能产生，正是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掌握了权力。不是无产阶级政权，就是资产阶级专政。任何中间的选择都是短命的，在稍微重大一点的问题上都是行不通的。鼓吹独立、鼓吹一般民主的人，都是有意无意地以某种中间的、阶级之间的、超阶级的东西为前提。在任何场合下，这都是自欺欺人，都是掩盖下列事实：只要资本家的政权还存在，只要资本家的生产工具所有制还存在，那么民主可以有多有少，民主的文明程度可以有高有低，实际上始终是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我们可以更清楚更明显地看到每一个大的矛盾怎样爆发成了内战。
——《在全俄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19年1月20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430、431页。
这条论据使用了“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的概念，而没有提到是哪一个阶级的民主和专政。这样站在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似乎是全民的立场上提问题，就是公然嘲弄社会主义的基本学说——阶级斗争学说，那些投靠资产阶级的社会党人口头上承认这一学说，实际上却把它忘记了。因为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民主;这里所说的专政也不是“一般专政”，而是被压迫阶级即无产阶级对压迫者和剥削者即资产阶级的专政，其目的是战胜剥削者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进行的反抗。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2、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1919年3月4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
……不仅在东欧各国，而且在西欧各国，不仅在战败国，而且在战胜国(例如在英国)，苏维埃运动都在日益广泛地展开，这个运动无非是以建立新式民主即无产阶级民主为目的的运动，这个运动是向无产阶级专政、向共产主义的完全胜利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4、闭幕词》(1919年3月6日);《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503页。
第一，就是摆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面前的内部组织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就在于：在资产阶级革命时已经存在资本主义关系的现成形式，而苏维埃政权，即无产阶级政权，却没有这样现成的关系，有的仅是那些实际上只包括一小部分高度集中的工业而很少触及农业的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组织计算，监督各大企业，把全部国家经济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亿万人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机体，——这就是落在我们肩上的巨大组织任务。根据目前的劳动条件，这个任务无论如何不能象我们从前解决内战任务那样用高呼“乌拉”的方式来解决。任务本身的性质不允许采用这种解决方式。
我要讲的最后一点是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和剥夺选举权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承认无产阶级比农民占有优越地位，并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西欧纯粹民主派攻击我们最厉害的就是这一点。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回答他们：你们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忘记了你们谈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我们却已经实行了无产阶级民主。在吸收工人和贫苦农民参加国家管理方面，苏维埃共和国过去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连十分之一也没有做到的。这是绝对真理。谁也不会否认：我们在实行真正的而不是纸上的民主方面、在吸收工农参加管理方面所做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做到而且不可能做到的。这就决定了苏维埃的意义，由于这一点，苏维埃就成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口号。
但这丝毫不能使我们摆脱由于群众文化程度不够而碰到的困难。对于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我们决没有从绝对的观点来看，因为在理论上完全可以假设：无产阶级专政将处处镇压资产阶级，而又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这样设想，所以我们不把我们的宪法提出来作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我们只是说，谁认为不必镇压资产阶级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谁就不是社会主义者。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是必要的，但剥夺它的选举权和平等权利则不是必要的。
——《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文献》1919年3月，《列宁选集》1995年第3卷第771页
毫无疑问，在匈牙利革命的特殊条件下，生吞活剥地全盘照搬我们俄国的策略，会是一种错误，我必须告诫您防止这一错误，但是，我想知道，您认为切实的保证是什么。
——《给贝拉库恩的电报记录》(1919年3月23日);《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年，第205页。
承认阶级斗争的必要性的马克思主义说：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专政，这是一个残酷的、严峻的、血腥的、痛苦的字眼，这样的字眼是不能随便乱讲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是因为他们知道，除非进行殊死的无情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会投降的，它将用各种好听的字眼来掩盖自己的统治。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13页。
我们要争取的平等就是消灭阶级。因此也要消灭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工农之间还有阶级差别的社会，既不是共产主义社会，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是可以把这种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的，但这是一种诡辩，是字眼上的争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争论字眼是没有必要的。有一点很清楚：只要工农之间的阶级差别还存在，我们就不能无所顾忌地谈论平等，以免为资产阶级张目。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19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6-817页。
伟大的革命，即使像法国大革命那样以和平方式开始，也是以反革命资产阶级所发动的疯狂战争而告终。如果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自由、平等、劳动民主派和多数人的意志这一套市侩的空谈，即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这类“民主派”用以款待我们的愚蠢的市侩空谈来看，情况也只能是这样。以和平方式发展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而在目前这个时期，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后，来谈什么和平发展，是很可笑的，特别是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国家里。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1页。
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1页。
全部政治经济学(如果从中学到一点什么的话)、全部革命史、整个19世纪全部政治发展史都告诉我们，农民不是跟工人走，就是跟资产者走。他们不能走别的道路。当然，这种说法在某些民主派听来也许是不堪入耳，因为他们认为我是出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恶意诬蔑农民。农民占多数，他们是劳动者，竟不能走自己的道路!为什么呢?
要是你们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奉劝这样的先生们去读一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读一读考茨基对马克思学说的叙述，去想一想18世纪和19世纪任何一次大革命的发展和19世纪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吧。它会告诉你们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是这样的：能够成为统治力量的只有资本或打倒资本的无产阶级。
——《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关于用自由平等口号欺骗人民》(1919年5月);《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5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现象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5页
在整个过渡时期中，反抗这个变革的，有自觉进行反抗的资本家及其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为数众多的走卒，也有往往是不自觉地进行反抗的大批过分拘守小资产阶级习惯和传统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这些阶层的动摇是不可避免的。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5-836页
农民作为劳动者，倾向于社会主义，更愿意要工人专政而不要资产阶级专政。农民作为粮食出售者，倾向于资产阶级，倾向于自由贸易，就是说，要退到“惯常的”、旧有的、“历来的”资本主义去。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页
要使无产阶级能引导农民和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前进，就必须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一个阶级的政权，必须有这个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力量，必须有这个阶级的以资本主义文化、科学、技术的一切成果为基础的集中的实力，必须以无产阶级感情体会一切劳动者的心理，并在农村或小生产中的涣散的、不够开展的、政治上不够稳定的劳动者面前具有威信。在这里，像市侩化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派所喜好的那样，空谈一般“民主”，空谈“统一”或“劳动民主派的统一”，空谈一切“劳动者的”“平等”等等，是无济于事的。空谈只能蒙蔽眼睛，蒙蔽意识，巩固资本主义、议会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因循守旧的习气。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页
消灭阶级要经过长期的、艰难的、顽强的阶级斗争。在推翻资本权力以后，在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以后，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后，阶级斗争并不是消失(如旧社会主义和旧社会民主党中的庸人所想象的那样)，而只是改变它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变得更加残酷。
……
要消灭阶级，就需要一个阶级的专政时期，一个被压迫阶级的专政时期，这个阶级不仅能推翻剥削者，不仅能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且能在思想上与全部资产阶级民主观念，与关于自由平等的一切市侩空谈决裂(实际上，马克思早已指出，这种空谈意味着商品所有者的“自由平等”，即资本家和工人的“自由平等”)。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6-837页
有能力用自己的专政来消灭阶级的，只有这样一个被压迫阶级，它被几十年反对资本的罢工斗争和政治斗争教育、联合、培养和锻炼出来，它吸取了城市的、工业的、大资本主义的全部文化，有决心和本领来捍卫这种文化并保存、发展其全部成果，使之为全体人民、全体劳动者所享用，它经受得住历史所必然加在那些与过去决裂而大胆开拓通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们身上的一切重担、考验、苦难和巨大牺牲，它的优秀分子十分仇恨和鄙弃一切市侩的庸俗的东西，十分仇恨和鄙弃这些在小资产阶级、小职员和“知识分子”身上表现得很突出的品质，它“经过了劳动学校的锻炼”而善于使一切劳动者和诚实的人尊重自己的劳动能力。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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