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今天推荐一本书，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青年学者沙垚的《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该书是在沙垚博士论文的基础之上完成的，出版后，获得了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学学会奖”优秀学术奖二等奖。该书围绕1949年以来皮影戏在乡村的传播实践，讨论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农民有没有文化，农民的文化是什么，以及他们在彼时和当下分别是如何讲述的。方法层面，试图打通传播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学民族志，努力发掘潜藏于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性、主体性和内生性能量。理论层面，提出“新中国农民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机制”“乡村文化传播的内生性视角”“‘主体-时间-空间’的乡村传播分析框架”等概念和观点。这在乡村振兴的当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里选摘的是该书的后记及李彬、赵月枝两位老师的序。
2006年9月，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一句话“这个夏天的记忆，属于黄土地上这群敲着碗碗、弹着月琴的皮影艺人。”
2006年8月初，怀着对十三朝故都的朝圣之心，我来到关中大地，第一次见到了皮影戏。皮影戏，如同那个从《大明宫词》里走出的女子，惊呆了将军的马匹，踢翻了我人生的花篮。
十年清华，九年皮影。
我把这九年，分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06年3月至2007年10月，这一期间，皮影戏在我心中是奄奄一息的“民间瑰宝”，是亟待抢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至今犹记得2005年前后，媒体上对非遗要不要保护，如何保护的讨论，一浪高过一浪，有几篇关于皮影戏的文章犹在耳际，对我影响深远。尤其是2004年4月29日皮影艺人姜建合做客央视《乡约》，央视播出了专题片《最后的华县皮影》，以及2005年2月24日秦雯在《新京报》发表《最后的华县皮影》，记录了在2004年年底华县原生态的皮影演出以及皮影老艺人的故事。感谢赵海涛兄把视频和文章发给我，让我泪流满面，并直接促成我对皮影戏的研究。
我有幸见证并参与了这场关于非遗的大讨论。2006年3月，国家还没有公布非遗名录的时候，我就在网络上发表散文、博客，在清华参加公共演讲比赛等方式号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直至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一锤定音：非遗必须抢救，因为事关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记忆，如冯骥才所说“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这一阶段，我对皮影戏的认识是感性的。无论是看皮影的，还是演皮影的，都是没有几根头发或没有几颗牙齿的老人。他们守着千年古老的艺术，过着清贫的生活，看不到生机与活力，他们的口头禅是“毕了……毕了……”，仿佛在安安静静地等待死神的降临，可是他们对艺术热爱与执着深深地感动着我。
抢救皮影戏，这是2006年我灵魂深处的声音。因此，第一次来到华县农村，我带着强烈的要拯救他们的精英意识。或许，也可以说是初为知识分子的一种使命和责任。
但其实，我并没有做好太多的准备。或者说，整个中国社会，在2005年前后，都没有想好应该如何抢救非遗，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出于一种感性的本能直接扑上去了，书生意气，满腔热血，觉得自己应该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做一些贡献。
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信念：只要全社会关注了、参与了，文化就不会消失。那么，如何让更多的人关注和参与呢?有三个较为常见的路径：
第一，鞭策政府，从理念、政策到财政，全方位的支持非遗传承与保护。
第二，借助大众媒介发声，用饱满的热情，呼吁公众对本民族文化的关心。
第三，利用摄影、摄像、录音等数字技术，保留民间艺术，为后代至少留下一些影音资料。
但是，然后呢?
社会关注与文化消失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社会的主体是什么，是国家、市场、知识精英，还是工农群众?因为不同的社会主体来传承和保护非遗，可能将非遗引入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道路。这些问题，在2005年前后，很少有人考虑。
事实上，虽然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很快就被资本和权力所绑架和利用，走入“歧途”，很多人也由此迷失了方向……但我依然很感动——在当今对“知识分子堕落了”的一片批评之声中感动——感动于中国可爱、单纯并具有使命感、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我以忝列其中，感到骄傲与自豪。
这是我对皮影戏的初心。
2007年底，我迷上了人类学。
感谢清华大学“星火计划”，让我有机会再赴关中大地，聆听皮影戏。梁君健兄建议我把皮影戏的调查做成一个更深入、更持久的民族志。那个晚上，他泡着脚，我坐在他的桌子上，这一幅画面定格成我学术生涯的起点，从此，学术之路漫漫，吾上下而求索。
这时候，全国非遗发展的现状也让我困惑不解。比如，华县出现了一家文化公司，按照国家提倡的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办法，它功不可没，给皮影艺人发工资，组织排练创新，录制抢救濒危剧目，打造民间文化品牌，走上世界舞台……可是它也垄断了所有皮影演出，农村看不到戏了。应该如何分析与看待这一现象?在非遗的框架之内，很难找到答案。
于是，我开始挑战非遗理论，提出一个反问：为什么要传承皮影戏?后来才知道这个简单的问题里面有着多重文化人类学的基本问题。比如，文化有没有固有的生老病死的生命特征，文化传承的意义是什么?该意义对于我和村民有何差异，等等。
但为了探寻这个简单问题的答案，我形成如下两个方面的转向与基本假设：
第一，我转向历史，并有一个基本假设，既然当代皮影戏衰败了，这说明它曾经繁荣过，分析当下衰败的原因，不如去看看当年它是如何繁荣以及为何繁荣，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它转向衰败。
第二，我转向社会，也有一个基本假设，一个具体文化形态的衰败是由于它与社会结构互动的断裂。那么，就应当去看看它繁荣的时候，与社会为什么以及如何能够良好地、有机地互动。
从2007年底到2009年10月，这期间，我阅读了大量人类学的经典作品，我学会了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学会了倾听和记录，而不再是自诩精英，对农民艺人指手画脚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传承文化。当我第一次看到“民族志”这三个字的时候，兴奋不已。
首先，激起我学术的浪漫主义情怀。曹锦清在《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的序言中写到：
“约四年前，朋辈学友们纷纷出国留洋，我与我的合张乐天、陈中亚却打点行装，去浙北农村进行调查，着手对该地区乡村进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我们与留洋的朋友们约定，他们用另一种文化视度从远距离观察我们自身的现实，而我们则直接深入到乡村基层，殊途同归……”
我想，那个时候曹锦清刚刚硕士毕业，而今名满天下，我只要坚定地在这条路上走下去，或许也会取得像他一样的成就吧。于是2007年冬在全国雪灾的时候，我和几位同学“仗剑踏雪入潼关”，豪气干云。这份热情和理想、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精神，以及在关中大地上度过美好的青春岁月和无数的回忆，令我此生无法忘怀。
其次，我对自己“局外人”与“文化他者”的研究身份进行了反思，意识到要了解皮影戏的兴衰存亡，必须学会从当地人的视角看待世界、理解问题。皮影艺人的言语、行为，甚至类似于“挤眼”的小动作，都是他们对世界认知和解释的方式，而我要做的是“观察、记录、分析”，把这些“转瞬即逝的时刻和事件”从“时间中解救出来”，即所谓的“深描”。②
与皮影艺人“厮混”久了，我才知道，他们对“自上而下”采访的记者，也会讲假话，他们认为记者们并不能听懂他们的心里话。因此，他们“将计就计”，要么说一些记者想让他们说的话，要么借助记者的笔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那么，我就特别想知道，他们心中真实的皮影戏是什么样的，他们有什么样的感情，会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为此，我跟他们一起跋山涉水、浪迹江湖，喝过酒饿过肚子，坑过别人也被别人坑过……建立起深厚的情义。
从此，在我的脸上，也偶尔可以看到只有人类学者才有的坏笑。
这是我研究皮影戏的第二个阶段，逐渐形成了一些自己的学术思考。我把皮影戏看作关中农村一种喜闻乐见的本土化的传播媒介，从村民和皮影艺人的视角来理解影戏这种媒介在中国农村社会和乡村生活语境中的作用和变迁。因此，这一阶段，我试图讲述的皮影戏的故事，已经不是一部静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艺术的发展史，而是一部活生生的由人物故事和历史场景所构成的社会文化史。皮影犹如一枝离弦之箭，其靶心则是和皮影相关的人的生活，以及这些生活所根植的社会文化与历史的变迁。
在无数怀疑的目光中，“你的研究是传播学吗?”一个传播学的学子带着皮影戏的故事，执着地回到了传播学。2011年，我决意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从此开始了我皮影戏研究的第三个阶段。
我必须要从传播学的理论汪洋中寻找脉络，支撑皮影戏研究的“合法性”。同时，我也开始思考，既然皮影戏是传播现象，为什么对皮影戏的研究却不是传播学研究?或许是这个学科发展本身遇到了某种对象化依赖的困境。
进入博士阶段之后，我结识了赵月枝教授。恰好近年来她将传播政治经济学转向乡村，认为在城市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媒体(现代)中心主义和发展主义等诸多范式的主导下，中国乡村出现种种文化危机，提倡将乡村文化传播的问题与社会整体运行、历史变迁、制度安排等政治经济结构，尤其中国20世纪的革命与社会主义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才可能有所突破。她与我在北大一个会议的间歇，“溜”到休息室，畅谈了近3个小时，她的思想如“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瞬间奠定了我博士论文的主基调。她不断追问，中国的农民有没有文化，中国农民的文化是什么?成为我博士论文的主要研究问题。
是她激活了我大量的田野资料和历史档案，我开始意识到皮影戏的兴衰，不仅关乎皮影本身，还关乎农村社会的变迁，更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的存亡和亿万民心之所向。蓦然回首，我发现自己曾经纠结的皮影戏是不是传播学范畴，是一个多么幼稚的问题。一幅20世纪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历史画卷正在徐徐打开。
于是有了这本书。
从“关注”到“表达”，再到“新生”，即寻找潜藏于亿万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正能量”和“价值感”，从而为日益僵化的社会结构和全球资本主义发展模式趟出一条新路，这是我在第三个阶段引以为豪的转变，也是我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
有意思的是，汪晖老师在看完《世界工厂》的演出后，发表了一番观后感，提出超越“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他希望“精英”与“庶民”之间可以有一种新的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全新的“我们”。赵月枝和吴畅畅认为，这关系到“国家文化领导权的人民性和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保证，他们认为是否存在一种“我们”的可能性以及“我们”的“持久而动态的传播行动和文化运动”，事关能否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政体的政治意志。
如是，便形成我在第三个阶段的两大重要思路。
第一，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来，发掘民众生活世界的核心价值观，从传统中寻新生，更容易达致人心所向。
第二，从社会主义传统中来，重塑当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我们在一起”的鱼水关系。
“我们在一次”，这是一个多么淳朴、简单和美好的诉求。
我想起1995年11月法国一个小镇上的一场示威活动，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传播即联结。
“一起”就是“我们”的另一种表达。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曾因携手创造过伟大的时代，也曾因破裂而易子相食。但其间，“在一起”的追求从未停息，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都在今天融汇成一句话“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尤其是在城乡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更需要知识分子与底层人民的团结。
学术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青面獠牙，我愿意匍匐在大地上，用这种方式，将我的学术、青春和心路路程裹挟在一起，风雨兼程，铭记一段人生和一种热爱。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