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三年半前当上妈妈之后，我开始愈发强烈地感受到，我作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名女性所受的压迫。我的时间排得越来越满——日复一日地夜起、喂孩子、照顾孩子、做饭、做家务、出门采购、洗衣服。以及工作上的要求——没有带薪产假、在分娩后尽快回到工作岗位的压力，我的生活被搞砸了。
不要误会，我爱我的孩子，而且我也乐于当妈妈。但这些遭遇使得我想得更多。是否女性从来都是受压迫的?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什么?是否有更好的办法更公平地分配女性所承担的工作?
沃格尔(Lise Vogel)的《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译按：1983初版，2013修订本)这本书帮助我透彻地理解了这些问题。这本书写于1983年，并仍在不断再版。这本书全面地描述了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以来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socialist feminists)的发展。它还深入地探讨了20世纪60至70年代激进女性主义(radical feminists)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争论，并详细地阐述了社会再生产理论(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用来来理解女性压迫的理论武器。我强烈建议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感兴趣的读者们仔细地阅读沃格尔的这本书，这将帮助大家更深入地了解这一主题。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中译本书影
《马克思主义与女性受压迫：趋向统一的理论》2013年原文修订本书影
在我们考察女性压迫的起源之前，务必先清除社会中最大的迷思——女性从来都是受压迫的。这种观点认为：女性因其生理功能和心理构造而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被统治的地位。但是历史的真相告诉我们，女性并不总是受压迫的。
虽然女性从古至今都承担着分娩的重任，但是其社会地位却是大不相同。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社会生产是共同组织的，其产品也平等地分配，一个群体剥削另一个群体的物质基础尚不存在。因此，女性受压迫是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的产物，而且其发展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的过程是交织在一起的。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从女性压迫有其物质根源的假设出发，并且认为家庭是发生女性压迫的主要领域。社会再生产理论则从马克思著作中汲取了两个概念：劳动力(labor-power)和劳动力的再生产(reproduction of labor power)——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基本上，劳动者出卖他们的劳动力，劳动力在劳动者生产了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可能被用于交换也可能不用于交换)时得以实现。而劳动者则在这个过程中经受着身心的折磨，并最终死去。他们必须在日常的个人生活和长远的社会生活两个方面自我恢复，这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阶级社会中，劳动力的再生产过程有三种形式：日常活动，赡养无劳动能力者(如孩子、病人和老人)，以及以新一代的劳动者取代老一代的劳动者。
劳动力的再生产在劳教所、收养所等许多地方以不同的形式开展，如用奴隶或移民替换劳动者。然而，大多数资本主义社会主要通过以亲属为基础的家庭单位和通过生物繁殖来复制来实现劳动力的再生产。故而异性恋家庭是阶级社会中最为常规的家庭形态，它是建立在男权统治和压迫女性的基础之上的。异性恋家庭通常被视为始终如是的正统的家庭形态，即使(如我们所见的)历史并非如此。
女性在生育子女方面的特殊地位才是她们受压迫的根源。这种特殊地位实际上是源自资本主义矛盾——资本家需要女性生育子女以再生产劳动大军，但是生育子女却会在短期内降低她们作为直接生产者和日常保养自身的能力。在此期间，她们的丈夫同样也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照顾她们，这就意味着这个家庭花费在生产商品上的时间更少了。这也就削减了资本家积累更多利润的能力。
让我们暂时先回到劳动的概念上来。资本主义社会中有两种劳动形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是劳动者为了恢复自身以使其可以在第二天继续劳动而进行的劳动(它可以分为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比如说，做饭、照顾孩子以及为第二天的工作作准备，都是必要劳动。当工人为资本家工作时，他们工作日中的部分劳动也是必要劳动(通过劳动赚取工资)。劳动者需要用工资来购买消费品，通过消费这些产品来维持他们的劳动能力。
他们工作的另一个部分就是剩余劳动。这一部分劳动是得不到报酬的，因为剩余劳动被资本家占有了，并成为资本家利润的来源。
必要劳动又分为两个部分：社会部分(工资)和家庭部分(无偿的家务劳动)。由于女性不能兼顾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男性就通常承担起必要劳动中的社会部分，而女性的主要义务则是进行家庭部分的家务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和家庭这两个领域则暂时性地在空间上以及在制度上相互独立。
需要注意的是，女性也对生产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她们经常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这样)。正因如此，她们也就身陷于被压迫的境地。没有工作、由家人养活的家庭成员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后备军，当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的时候，她们就补充到劳动力大军中去。
事实上，女性成为流动的劳动力使得资本家获利，资本家们可以在任何需要的时候剥削她们。而对工薪家庭而言，这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家庭条件的改善或者收入水平的提高。比如说，如果更多的家庭成员开始工作了，资本家可以以此为借口给每个工人更低的工资(而且历史上女工和童工的工资还会再比男工的工资少一点)。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也成为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们争论的议题。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女性压迫的来源是什么了，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家务劳动往往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战场，劳动人民力图为他们的个人生活和劳动力的再生产争取更好的条件。争取和扩大平等的斗争在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的同时，也赋予每个人更平等的地位。虽然家庭是建基于对女性的剥削和压迫之上的，但是它也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保护——家庭能够成为有组织化地反对剥削的中心，并为工人阶级提供社会支持纽带和物质支持。
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现在为之奋斗的民主性要求，在资本主义社会下是可以实现的。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瓦解制度化的性别规范而抗争、争取家庭内部更为平等的家务劳动的分配。考虑到女性的生理因素，我们也可以为她们争取特别待遇——比如说，减轻怀孕期间的工作量、带薪产假，以及在工作日喂奶的权利。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同样需要意识到，只有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才能完全消除。社会主义社会将会给我们重新思考并分配工作的自由，这是消除女性压迫的物质根源的唯一途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家务劳动并不会消失，而是会在工人监督下使得家务劳动社会化。
思考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家庭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将是很有趣的。当女性受压迫的物质基础消失了，家庭将自然而然地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构建，呈现出新的形态。
我想以沃格尔的书中的一段话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历史唯物主义提出了一个难题，即在将家务劳动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生产不可或缺成分的过程中，同时削减和重新分配家务劳动。就像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引自恩格斯)一样，家务劳动也必须逐渐消亡。……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阶级社会中再生产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基于亲缘关系的社会单位，家庭这种特定的社会形式也将逐渐消亡——父权制家庭关系和女权受压迫也将随之而逐渐消亡。”(译文按中译本173页)
2018年5月10日
END
原载美国社会主义行动网(socialistaction.org)
原文题目：Marxism & the social reproduction of labor: Exploring the roots of women’s oppression
原文链接：
https://socialistaction.org/2018/05/10/marxism-the-social-reproduction-of-labor-exploring-the-roots-of-womens-op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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