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义的包子
继二十多年前某人的“坚硬的稀粥”之后，终于有人为我们端出了包子。此人提出，面对“很多包子做出来了，但是卖不出去(通常说的内需不足或产能过剩)”的现实，供给侧改革就是“多做好吃的包子，少做或不做无法下咽的包子”，但问题是，“大量的好吃的包子做出来了，结果销量还是没增加多少”。原来，“很多人还是不买这包子，而是弄两个馒头夹点咸菜就完了。”而其中的原因是，因为人们买不起，“包子10块钱一个”，“而馒头5毛钱一个，两个一块钱就搞定了。”于是，此人找到了老板：“你的包子卖得这么贵，怎么行啊?降降价，销路不就上去了吗?”老板的回答是，“这一个包子里，税就占了5块。原料面肉菜虽然不贵，可运费贵啊，每个包子物流的成本就合一块钱，房租一块钱，再加上人工还有其他的七七八八的费用，你知道我一个包子才赚多少钱吗?两毛钱!我怎么降这个价啊。”于是，这位名牌大学教授得出结论，“只有疏通中间，才能打开两侧(供给与需求)。”怎么理解这句话呢?这位教授说，“现在横在供需关系之间的，至少有五大障碍：沉重的税费负担(目前各种税费在商品价格中占有一个很大的比重)、居高不下的物流费用(我国物流成本比西方发达国家高一倍还不止)、昂贵的场地租金(在零售和服务业当中，房租已经成为沉重负担)、层层剥皮的流通环节(有些药品的出厂价几块甚至几毛钱，但到了医院，几十块钱)、混乱的消费环境(如旅游)。结果是，整个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过高，企业生产什么什么不挣钱，消费者买什么什么贵得不得了。”考虑到此人曾提出，“政府从社会中抽取的资源过多”，要求“减税让利于民”“停止房产税试点”等，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个包子，是新自由主义包子，此人想让中国的供给侧改革走上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减税降费那一套老路上去。
但是，他的这一套主张首先是把错了脉。首先，哪个像样的经济学家会把因价格过高而卖不出去，说成是产能过剩呢?只有价格不高甚至降价也卖不出去的现象，才算得上产能过剩，也就是(相对)生产过剩。也许他会说，从成本来看，包子的价格不高，但消费者觉得贵，那就是价格高。同时，降价竞争，打价格战，而不是提升产品的附加值，也是与创新发展的供给侧改革思路相背离的。
其次，老板们追逐的是利润，即便打价格战，也是想通过市场占有的扩大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哪一个利润高，也是要看各种条件的，这也是一些商品不打价格战的原因。因此，即便减税降费，包子的价格也不会降下多少来。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包子里的税占了5块，而馒头却能卖5毛钱一个，显然，一个馒头里的税费远远少于5块，所以，问题只在于包子与馒头的税费差别为什么这么大，而不能一味地说税费高。而且既然人们不愿意买包子而是去买馒头，那么供给侧的改革不应当去转产更能满足人们需要的馒头么?再说了，要是降税使得包子多卖了而馒头少卖了，那也解决不了产能过剩，只不过是使包子的产能过剩，改变成馒头的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的难题仍然存在。
在这里，一个包子的物流成本和房租都达到了两个馒头的售价，难道是因为一个馒头的体积和重量和要比一个包子小很多吗?包子的物流成本高，只能这样解释，一是包子的保质要求比馒头高，比如包子必须冷链运输。二是包子运输的距离远：要么这个包子是一个具有一定垄断性的产品，消费者在当地的包子铺里买不到，得从外地运过来。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当地开分店就可以省去这块物流费，否则减免税费，只不过是政府牺牲公共收入变相地给这个包子铺出运费。要么就是网购的运费相对固定，网购的人们更愿意网购包子而不是馒头和咸菜。从而说明，这个包子不是一个低档商品。相反地，馒头是底层群众消费的，而包子再降价也会贵过馒头。既然穷人只吃得起馒头，那么包子少许降些价，穷人同样吃不起，倒不如收包子的税补贴馒头，让馒头多降点价。这也许还会使馒头成为西方经济学中的吉芬商品，从而倒可能扩大包子的销路，如果西方经济学的相关理论的确成立的话。当然，对上层人士来讲，10块钱的包子肯定是一个低档的商品，对它的需求自然有限，这个包子越降价反而越不被上层消费者看得上。所以，这个包子本身就是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东西。要对它做供给侧改革，未必在于降价，反而可能是要提价，用更高档的原料，比如把肉菜换成山珍海味，做更上档次的包子，当然价格也更高，这也许才是这类包子的出路。
此外，一个包子中房租占一块钱可太亏心了，合着消费者吃的不是包子，而是房租。西方经济学从实际的现象中发现，政府征收土地税，土地购买者会将预期应纳的土地税折入资本，将税负转嫁给土地出售者，从而表现为地价下降。土地税和土地价格的关系经常表现为：土地税增加，地价必然下降;土地税减少，地价必将上升。同样地，在大量开发房地产的情况下，还会出现房租贵和房价高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国没有像国外那样开征房地产税。然而，上面那位社会学教授却呼吁“停止房产税试点”，就存在不懂经济学专业瞎指挥，南辕北辙的问题。
近些年来，由于国际经济形势恶化，生产过剩的国际经济危机向国内输入，冲击了国内一些商品的需求和销售，例如，受进口过剩奶粉和粮食的冲击，一些地方奶农被迫杀牛倒奶，农民的粮食销售遇到困难，一些企业倒闭，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经济不景气也影响到政府财力不足，为减少养老金支出，甚至都不得不考虑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这种情况下，减税降费反而加大了政府财政的困难，减少了普通百姓的收入和福利预期，人们反而会更加精打细算，从而有可能会使5毛钱一个的馒头也渐渐买不起了。美国福特汽车的老板曾经通过提高其工人的工资，使之高出其他汽车企业的水平，而使企业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这种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不要企图把老板们的好建立在企业职工的受难上，那样会导致社会的严重不和谐，不符合共享的发展理论。而且除非实施精准的只针对好吃的包子的减税降费政策，否则好吃的包子和难以下咽的包子会同等受益，难以下咽的包子可以继续赖在市场之中，挤压好吃的包子的市场，产品的结构无法有效地得到优化，创新产品会面临更加严峻的竞争压力。而实施精准减税降费政策，又存在认定包子是否好吃的问题，这无疑加深了政府干预市场的力度并导致寻租机会的增加。实际上，既然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就不应当用政府的降税来左右资源在包子和馒头上、在好吃的包子和难以下咽的包子上的配置，更何况，虽然政府也需要发挥积极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需要财力也就是需要财政收入作为保障的，更不能随便降税了。
总之，当前我们进行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供给侧改革，我们的改革是要调结构的，用创新的产品去应对国际经济大潮的冲击，如果指望有关部门采取减税降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而不是调结构和创新，将只会浪费政策的努力，陷入经济困局而不拔。
二、剥削与奴役的自由
马克思早就指出，“先生们，不要一听到自由这个抽象字眼就深受感动!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享有的自由。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哈耶克在被称为“标志新自由主义创立的宪章”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攻击，“社会主义通向自由的道路的诺言在事实上竟成为通向奴役制度的大道”，但是，他所鼓吹的新自由主义也就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才代表着剥削与奴役的自由。
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在进行，英国和美国与德国和奥地利正处于战争的对立状态。哈耶克在该书的引论中写道，“自成年以后大约有一半的岁月是在故乡奥地利度过的，与德国的精神生活有着密切的接触，另一半则是在美国和英国。在后一时期中，越来越相信，至少有某些曾经在德国毁灭了自由的势力，现在也在这里作祟，而这种危险的性质和根源，可能还比在德国更少为人所了解。”他在前言中还写道，“我所以反对这些观点，并不是由于它们和我在成长时期所持的观点不同，因为它们正是我年轻时所持的观点”。这表明，他所攻击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德国和奥地利曾经流行的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和第二国际那些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从而也只是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而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无关。
哈耶克写道，“我们之所以被迷惑，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敌人在公开宣布某些我们所共有的信仰时是真心诚意的，也同样因为我们相信了敌人的某些其他主张是真心诚意的。左翼各政党不是和右翼各政党一样，由于相信国社党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上当受骗吗?希特勒制度中有多少特点，不曾由那些最出人意料的方面来向我们推荐模仿，而不了解那是希特勒制度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并和我们希望保持的自由社会不相容呢?在战前和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我们不了解我们所面临的敌人的凶悍而铸成大错的次数是惊人的。情况居然好像是我们不要去了解产生了极权主义的那种发展趋势，因为那样一来就要毁坏某些我们决心抱住不放的最心爱的幻想。”这也就是说，这个德国敌人与英美是真心诚意地有着共有的信仰的，尽管也存在一些差别。而当时的人们都认为，国社党即纳粹是为资本家服务并反对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这个认识当然是正确的，并不是什么上当受骗，否则解释不了纳粹德国对社会主义苏联的入侵。哈耶克在这里，只不过是要为英国首相张伯伦战前的绥靖政策的失败进行辩解，同时他也为德国纳粹分子进行了辩解，因为“国家社会主义的两个最有影响的思想前驱，卡莱尔和张伯伦，一个是苏格兰人，一个是英格兰人。”
事实上，纳粹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列宁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指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完成形态：“同这个以英法为主的集团对立的是另一个资本家集团，这个集团更加凶恶，更加富有掠夺性。这个集团的资本家走近资本主义筵席的时候，席位已被占光了，但是他们采用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新的角斗方法，采用了优良的技术和无比优越的组织，使旧的资本主义即自由竞争时代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大托拉斯、辛迪加、卡特尔的资本主义。这个集团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化的原则，把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和国家的巨大力量联合成一部机器，使千百万人处于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组织之中。”哈耶克多次提到的德国这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早些时候的一些社会主义做法，也只不过恩格斯批判过的俾斯麦式的冒牌社会主义。哈耶克在书中所反对的“组织”，只不过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那种“组织”;他所反对的“计划经济”只不过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之类的东西，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的那种计划。这种资本主义的计划方式必须有一个“没有计划的地区”作为支撑，以便用失业来把纪律强加给工人，否则“得像对待奴隶劳工那样非用体刑不可”。这两种资本主义的冲突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于2012年1月21日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刊登了一组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文章，这组逻辑混乱、以反国家资本主义为主题的新自由主义的哀歌就公然叫嚣，界定21世纪的战争不会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而将发生在不同版本的资本主义之间。
但是，尽管这两种资本主义之间存在冲突，它们的共性都是工人阶级没有不受剥削和奴役的自由。对此，哈耶克公然说，“至少对很多人来说，要使他们作出最大努力，就需要施加某种外来的压力。”他甚至还说，“在一个专制统治之下常常比在某些民主政治下有更多的文化上和精神上的自由”。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则是用激励(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代替压力，用人类社会成员之间的真诚协作代替动物世界里弱肉强食的竞争，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内部的职工民主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中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专制管理。
与国家资本主义相比，新自由资本主义即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对工人阶级进行剥削与奴役的自由，其典型特征就是要求降低工人的收入，排除一切妨碍这种降低的障碍，不把工人的失业当回事。
例如，哈耶克认为，“在和平时期决不容许一个单一的目标绝对地优先于其他一切目标，这甚至适用于现在大家公认的一个当务之急，即克服失业现象。”“在竞争的社会里，任何一个企业对某个人说，它不需要他的服务，或者说，它不需要他的工作，这不算是小看他，也不算是有伤他的尊严。在持久的大规模失业的时期中，许多人所受的影响也确实差不多。……不论在什么社会里，随时都会有一部分人受到失业或收入减少的影响，但如果它是由于不幸的结果，而不是当权者存心所强加的，其使人沮丧的影响肯定要少些。”且不说是否存在国家资本主义当权者存心强加的失业，但新自由主义因为禁止国家采取减少失业的措施进行干预而强加的失业，的确会使人沮丧的影响要大些，因为工人更加无助和无望，连寻求微薄的社会求助都不可能了，只能自由地去做路边冻死骨。工人失业也许没有伤尊严，但肯定会因为挨饿受冻而伤身体，而持久的大规模失业对工人的影响也许差不多，但对工人与对资本家的影响却仍然是相差很大的，但是哈耶克并不比较工人与资本家的差别，而只在底层劳动者之间，如挪威渔民与葡萄牙渔民之间、或荷兰工人与考文垂的机械职工之间进行比较，力图煽动底层劳动者之间的仇视，以方便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与奴役。
再例如，哈耶克还说，“对于贫困国家的工人来说，他的比较幸运的同事据说是为他的利益打算而提出的，规定最低限度工资，免受他的低工资竞争的影响的要求，往往只是一种手段，用来剥夺他按低于其他国家工人的工资进行劳动，克服天然的不利条件以改善其处境的唯一机会。对他来说，他必得拿十小时劳动的产品来换取别处拥有较好机械装备的人的五小时劳动的产品这一事实，和资本家所实行的同样是一种‘剥削’。”在这里，哈耶克已经慌不择言了。首先，产品的所有权是归资本家，进行产品交换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其次，如果一个人的10小时劳动所得只相当于另一个人的5小时劳动所得，算是后者对前者的“剥削”的话，那么通过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使前者的5小时劳动所得也能相当于后者的5小时劳动所得，改善前者的处境，不正是应当采取的改进措施啊，又有什么好反对的呢?同时，既然承认资本家“剥削”，为何还要鼓吹，“私有制是自由的最重要的保障，这不单是对有产者，而且对无产者也是一样”?
在谈到战后经济管理时，哈耶克指出，“英国人起码在开头时将是穷苦的，确实是很穷苦的——并且要恢复和改善以往的标准，英国在事实上可能比其他许多国家要更为困难些。如果他们做得聪明，他们通过苦干和把大部分的精力用到检修和更新他们的工业装备和工业组织上去，就会在几年之后回复到甚至超过他们以往所达到的水平，这是不成问题的。但这首先需要他们满足于不超过可能的日常消费，而又不妨害复兴任务，需要他们不存要求比这还要多一些的奢望，并且需要他们把最恰当地使用其资源，将其资源使用于最有助于福利的用途”。可是，虽然战争造成了破坏，但是，由于无需将大量的物资和劳力消耗在战争上，和平红利必然会导致经济状况好于战时，而且英国还会是战胜国，为何英国人在开头时还要是很穷苦的呢?同时，福利的用途难道不应当是解除穷苦和失业吗?由此看来，哈耶克眼中所穷苦的英国人，只是指英国工人，只能满足于刚够填饱肚子的“不超过可能的日常消费”的也只是英国工人，而与英国的资本家和贵族无关。英美的资本家和他们的代理人也知道这一点，明白哈耶克不会让他们受苦，所以才会推崇他的这本书。
延续哈耶克创造的“传统”，今天的新自由主义者仍然与工人阶级过不去。例如，他们反对《劳动合同法》，漠视《劳动法》对每周工作时间的限制，贪婪地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他们反对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要求削减原本就不高的工资福利，或者在物价上涨、纸币贬值时反对工资福利的提升，同时他们又提高房价，让工人们居无定所，到处租房，且越租面积越小;他们提高社保的支付门槛和领取门槛，并滥用社保基金为他们的投资失误买单;他们要求降低用工成本，用廉价劳动力优势即通过牺牲工人的利益而不是通过创新去赢得竞争。特别地，他们提出一条所谓“铁律”，就是在正常情况下，工资的增长一定要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但是，这个“铁律”并不存在，或者严格地说，这个“铁律”仅在不存在剩余价值剥削的社会里才会存在。我们不妨举例说明如下。
假如，一个工人的月工资只有300元，他提供的利润是500元，每年工资上涨10%，体现为劳动生产率的他所创造价值的货币价格每年上涨8%，这样一年后，他的月工资是330元，所创造价值的货币价格为864元，提供的利润为534元。如果这个资本家同时雇佣100个工人，那么，当一个工人每月增加30元收入时，一个资本家每月却增加了3400元，达到53400元。工人与资本家的收入差距，在工资增长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时扩大了。这样持续2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将达到每月2018元，增加1718元，而他提供给资本家的利润为1711元。资本家每月收入增加121100元，达到171100元，新自由主义者有什么理由不为资本家感到满意呢?更何况，虽然在单个工人身上，资本家获得的利润增长率，低于工资增长率，但是，如果在这20年里资本家的企业扩大，招工人数增加，例如年均增长3%，资本家的利润增长率也会超过工资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哈耶克声称，“在一个竞争性的社会中，我们的选择的自由是基于这一事实：如果某一个人拒绝满足我们的希望，我们可以转向另一个人。”但是，这一点只是对资本家而言才是成立的。且不说工人拒绝满足资本家的希望，只要工人虽然愿意满足资本家的要求但由于过于劳累体力跟不上生产线的节奏，就会被资本家解雇，而被其他待就业者代替。相反地，无论工人转向谁，他都必须满足对方自由奴役他的希望，否则他活下去的希望就得不到满足，其他的希望更谈不上。
三、新帝国主义的霸权工具
新帝国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它更加强调对国家主权的削弱和对其它国家经济资源的自由掠夺和控制。由于凯恩斯主义对国家干预的强调，妨碍了新帝国主义对他国经济资源的掠夺，于是新帝国主义转而扶持新自由主义，使新自由主义成为新帝国主义的政策主张和霸权工具。这也是为什么凯恩斯主义衰落、新自由主义兴起与新帝国主义在上世纪70年代的形成是同步的原因所在。
哈耶克提出，“首先需要的是，人们在市场上应当能够自由地按照能找到交易对手的价格进行买卖，任何人都应该能够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重要的是，从事各种行业的机会应当在平等的条件下向一切的人开放，任何个人或集团企图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力量对此加以限制，均为法律所不许可。”但是，任何人的活动都需要物质条件。要自由生产、出售和买进任何有可能生产和出售的东西，就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机会平等只在人们拥有相同数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时才可能，在(新)帝国主义时代，机会平等只是给了大资本尤其是跨国垄断资本进行自由掠夺的权力，并使得他们得以把原本不可能出售的东西，比如所谓碳排放权和未经全面科学检验的转基因食品，变成可能出售的东西来强加给世人。而国有企业也像劳动力一样，成为可以被跨国公司买进的东西。
其实，哈耶克也很清楚垄断的存在，他的新自由主义主张就是，把这些垄断工业，哪怕是像铁路，陆、空运输，或者煤气和电的供应的垄断，存留在不同的个人手中，而不要交给政府部门管理。这就为新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垄断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经济命脉提供了方便。正是在新自由主义鼓吹“市场万能”和私有产权神话的干扰下，在中国的改革进程中，未能很好地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原则，不仅国有企业大量被私有化，甚至许多城市的公用事业如自来水行业被国外垄断资本所控制。相反地，新帝国主义国家却成立专门的外商投资委员会，以国家干预的方式限制外国企业对本国企业的并购和投资。
新自由主义继承了自由主义关于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理论主张，认为经济全球化可以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实现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和高效配置，有利于各国比较优势的发挥，使得大多数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长远的比较利益，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但是，一方面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从新帝国主义国家的立场出发，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国情，推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在要求发展中国家取消关税以及对外资的产业限制，实现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同时，在其国内实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种种限制，不仅阻碍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向其出口，而且如上所述地阻碍发展中国家企业同等地对新帝国主义国家企业进行收购的行为。另一方面，从理论上，不可能所有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在国家之间都可以自由流动，例如，劳动力就不可以自由地移民，而且自然环境本身也是不可能流动的。新自由主义的所谓理论只不过使得新帝国主义国家得以肆意掠夺发展中国家的原材料和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并给发展中国家留下被严重污染和破坏的生态环境。
哈耶克还主张，“一个有效地限制国家对个人的权力的国际机构，将是和平的一个最好的保障。”这也为新帝国主义搞所谓“人权高于主权”的全球治理，推行干涉他国内政的霸权行径，提供了理论根据。而且，事实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已经成为新帝国主义向其他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实现霸权意图的帮凶。它们或者以经济援助为条件，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所谓经济体制自由化改革，以听任新帝国主义的掠夺;或者以提供发展计划的研究成果方式，鼓吹新自由主义的观点，诱骗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发展职能，把国民经济命脉交给新帝国主义的跨国公司。拉美一些国家就是在“华盛顿共识”这样的研究成果下，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进行所谓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随着以“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为特征的改革的深入，很多国家纷纷暴露出两极分化严重、国民经济脆弱性加大、国家经济自主权丧失等问题，最终导致了一场金融风暴和失去的十年。正如斯蒂格利茨所披露的：“在这个体系中有无数的人利益受到损害，而明确无误的赢家只有一个——西方国家的银行和美国的财政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3][奥]哈耶克著，滕维藻、朱宗风译：《通向奴役的道路》，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4]高培勇等编著：《公共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5]张文海：《斯蒂格利茨批评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载《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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