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美国梦，警惕美国病
文 | 田雷
一
“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这句话，收于中国小学生人手一册的《新华字典》，作为一个例句，示范了“冒号”的一种常见用法，“用于总括性话语的前面，以总结上文”。
新华字典
既然用作《新华字典》的示范例句，它就不可能背离中国人的生活经验。那么为什么这句话曾经道出了普通中国人生活中的天经地义，现在读起来却如同天方夜谭，荒诞不经——这个句子的讲述者，也就是做了售货员的“我”，何以如此很傻很天真呢？
一个原本再普通不过的例句，数十年后被好事者翻出来，读起来如此魔性，归根究底，当然是今日读者所据以生活的社会语境发生了巨变——我们常听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跨越的是西方国家数百年走过的长路，这可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
如此黑色幽默的素材，当然逃不过网络段子手的眼睛。有好事者在网上写微小说，对这三位小伙伴的人生境遇，进行了基于合理想象的再创作。人生万变，但“张华”的情节往往不离其宗，自在高考中考上北大后，他的生活就是运交华盖;文章要做在“李萍”或者“我”的身上，往往越魔幻，越狗血，反而显得越合乎情理——无论付出多少的个人奋斗，却经不住历史进程的碾压。而命运的十字路口，回头去看，就是若干年前“我”在畅想“光明的前途”的那个时刻。在通过高考完成了大分流之后，这三位小伙伴就已经注定了各自不同的人生，所有人生的可能性在那个分流的时刻就已经框定了的。
这个字典中的例句是如此魔幻，就在于它所包含的生活已经完全超出了当下对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可能想象。
摄影：秋山亮二
二
一沙一世界，细思这句话的今昔之别，我们可以解读出中国社会变迁某种历史图景，也只有在这个历史铸就的语境内，我们才能想清楚，为什么一位美国学者写的他们美国的孩子，却让中国读者感到丝丝入扣，好像是在讲述中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这个书满为患的时代，一下子抓住了中国家长的眼球。
我说的这个美国学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帕特南教授，他的这本书，就是《我们的孩子》。
按官方简历来说，1941年出生的他，出任过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的院长、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国家科学院院士;并同政界过从甚密，曾受聘担任美、英、法等国多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学者用作品来说话，他的代表作《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都已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经典，影响至为深远——当然也包括了这本英文原书出版于2015年、并在两年后有了中译本的《我们的孩子》。
很多年以后，帕特南教授还记得高中时的那次失败，竞选学生会主席，最终却输给了自己的同班同学，一位名叫“杰西”的黑肤色男生。写作《我们的孩子》时，帕特南有机会同老友重聚，谈笑风生之间仍未忘记这件往事，而这整本书，也就起笔于一个群体的“民族志”——作为生活并成长于其中的一份子，在高中毕业五十多年后，帕特南记录下俄亥俄州克林顿港中学1959届毕业生的人生历程。1959年高中毕业时，“大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虽然还对过去的生活眷恋不舍，但我们更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而现在，在动笔成书时，帕特南感慨万分：“半个世纪后，回首过去，我这一届同学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
《我们的孩子》[美] 罗伯特·帕特南 著 田雷 /宋昕 译 中国政法大学 2017年6月
追寻往事，帕特南难免思绪万千，他这么一个“小生意人”的儿子，祖上没人踏过大学的门槛，怎么就成为哈佛大学的名教授了？
三
同各行各业的“状元”一样，帕特南也曾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为个人的天赋以及后天之努力，《我们的孩子》写到最后一章，他袒露心迹：
我从来都这么认为，我出身于克林顿港的一个平凡家庭，能有今天的成功是来自我的个人奋斗。
而这么一种个人主义的叙事，将一个人此刻的成功归因于此前的努力，正是美国梦的要旨。或者说，若要给“美国梦”下一个定义，那就是任何人，只要肯努力，就能走向成功，至于那些与生俱来的身份特征，如种族、肤色、性别，至少不会构成成功路上不可逾越的路障。
在此意义上，美国梦讲述的就是社会科学中所谓的“社会流动”：为什么出生在小商人家庭，却成为了名动天下的大教授？在美国梦的逻辑里，答案只有一个，在乎于此人的努力。
但是，在完成了《我们的孩子》写作之后，帕特南教授说，“我知道了自己先前的无知。”知道了自己的无知，让帕特南有了发自内心的敬畏：原来，成功不仅要靠个人的奋斗，还要考虑到历史的进程。这个“历史进程”，在帕特南的笔下，就是“那个更为社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年代”以及“那个时代的家庭、社区和公共机构”，在书稿即将杀青之时，教授终于明白并不吝于承认，他的好运气，原来依附于一段具体的历史进程，脱离了特定的社会结构而空谈个人奋斗，只是心灵鸡汤成功学的路子。
问题于是出现，1959届的中学生可以靠自我奋斗来改变命运，但时过境已迁，“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的孩子”却无法做到。对比前后两代人的命运，帕特南有一好比：“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没有了这道人生扶梯，社会流动陷入停滞，最终让帕特南做出全书的关键论断：
美国梦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
四
到底这半个世纪发生了什么，让美国梦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现如今却梦想破碎了一地，《我们的孩子》整本书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也是帕特南自己对自己的答疑解惑。没有什么吓唬人或忽悠人的高头讲章，帕特南的命题可以一言以蔽之：基于贫富的阶级隔离越来越森严，由此将“合众国”区分为不可同日而语的两个美国，出生于什么家庭以及出身于哪个阶级，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未来命运。
当我们的主流社会科学仍视“阶级”分析法为洪水猛兽，避之唯恐不及时，美国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却在研究中身体力行地将“阶级”带回来。看看帕特南的原文吧，教授说的没有半点迟疑：
“在当代美国，一道社会藩篱正在成为50年代不可想象的新顽疾：孩子们的阶级出身。”
战后美国黑人
三十年代美国童工
种族和性别这些传统上的身份因素，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但在美国梦走向衰落的现阶段，起决定作用的是“阶级”——在全书中，帕特南用父母的经济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定义孩子的阶级出身。横亘于两个美国之间的，是密不透风的阶级之别。在田野访谈时，帕特南的另一位黑人女同学把这种隔离表达地一针见血：“你的过去并非我的过去，你的现在甚至也不是我的现在。”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帕特南用托尔斯泰的名句来浇灌自己心中的块垒，“有钱人的幸福总是相似的……但现如今的穷人要不幸的多”。
半个世纪后，上层阶级在美国仍过着幸福的生活，更不要说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那“1%”，这些生活无国界的资本巨鳄从来没有构成帕特南这本书的分析对象;问题在于，下层阶级却遭遇了生活秩序的全面崩溃。回到帕特南成长时代的克林顿港，想一想他那位名叫“唐”的同学是怎么说的：虽然全家人的晚餐就是“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但“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那么半个世纪后呢?帕特南是这样写的：“今天的穷孩子身处当年的工人阶级子弟想都想不到的恶劣境地”，“穷人家的孩子仿佛在脚踝上绑着千斤巨石，越往上走，越步履艰难”。
帕特南的研究从不故弄玄虚以炫技，永葆一种直抒胸臆的美，正如多年前的《独自打保龄》，封面上，一位中年男子孤单地站在保龄球道前，茕茕孑立，整本书的观点尽收画中：美国人社会关系全面原子化，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孤岛。《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看一看中文版的封面：虽然同样生活在星条旗下，但在奔向人生成功的跑道上，孩子们却出发于不同的起跑线，决定你是要跑满全程，还是只用半程就可以走向人生巅峰的，是你的阶级出身——说得直白些，你有一个富爸爸，还是穷爸爸。
美国梦之破碎，背后隐藏着一曲悲歌。它所咏叹的，不仅是作为全称而存在的整个社会，阶级分析之纳入，所要追问的就是，在大时代的变革中，谁在被伤害，谁受到剥夺，谁在历史的进程中承受苦难，却发不出声音。就在《我们的孩子》出版后不久，一位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的乡下男孩用个人自传的文体，讲述了他的“乡下人的悲歌”，一时间风靡全美，成为现象级的畅销书——如果借用这本书的修辞，那么帕特南所关注的，他所看到正在上演的那出悲剧，就是美国工人阶级及其家庭的悲歌。
五
“现如今，来自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青少年，他们是否还能获得大致相等的人生机会，而机会平等的状况在过去数十年中是否发生了改变?”
抚今追昔，1959届的“同学会”在书里重聚后，帕特南提出了他的问题——在英文原版里，整个句子用斜体以示强调。答案自不待言：美国梦之危机，也就意味着，机会平等对于今天的穷孩子来说，只能说是一场幻象。帕特南的行文虽然张弛有度，却难掩悲天悯人的情怀：人生而平等，但从摇篮到坟墓，却无往不在不平等之中。
直至1959年中学毕业，教授都生活在克林顿港，用他的话说，“在这个伊利湖畔欢乐友好的市镇，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
回到美国历史的进程，帕特南青春年少时，正赶上由罗斯福新政所开启的新时代——就在他出生的四年前，民主党人从同旧法院的斗争中夺取了新政改革的全面胜利。得益于罗斯福新政的改革，普遍的经济繁荣，让小镇上的所有人都能从中获益，“那个年代，一个勤劳的人不愁没工作，工会组织也强健有力，很少有家庭会遭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境”。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是在这一历史阶段，美国社会迎来了“一段相对平等的漫长时期”——“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于其间的经济大萧条的冲击，经济金字塔被夷为平地，但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三十年间，这种平等化的势头仍不减当年，也就是在这段平等主义的周期内，我和班上的同学们在克林顿港长大”。在这种普遍繁荣并相对平等的社会中，“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
饮水思源，帕特南所言的人生“自动扶梯”，是由新政民主党及其统治联盟所打造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然坐实，正是市场教条派鼓吹“让国家缩水”的放任自由教义，近半个世纪以来兴风作浪，才让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竟至发展到今时今日的地步。但帕特南既不屑于在文化内战做没头脑的党徒，也早摆脱了专家型学者的低级趣味，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唯意识形态马首是瞻，不以派性定是非，让屁股决定脑袋，也不曾借用学术规范而自我设限，安于目光短浅，却把责任推给现实的政治。既然要动笔写《我们的孩子》，要描绘出美国梦衰落的社会图景及其根源，他所要负责的，就不是某个党派或者某些同行，而是整个美国社会以及全体人民，尤其要关注那些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剥夺和伤害的沉默群体。
这么说，并不是我作为译者来抬高以及这本书——整部书的篇章结构已经表明了的用心。是时候展示帕特南的手笔了，在他笔下，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贫富分化，只是一颗种子，要生根发芽，最终枝蔓到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
六
《我们的孩子》就是这么展开的，主体部分共四章，分别讨论了“家庭结构”、“为人父母”、“学校条件”、以及“邻里社区”。这样的编排匠心独具，之用心，就是要完整追踪孩子成长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以及环境。帕特南并不像传统左派，动辄自命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变着花样地控诉贫富两极分化——他甚至没有用专章讨论经济收入和家庭财富的不平等，从第二章起，就径直进入家庭问题的分析。这样的安排，就大大扩展了讨论不平等问题的方式和空间——不平等之发生虽然根源于经济，但其扩展却从来不限于物质财富的分配。
从“家庭结构”讲起，美国社会的病症之深，常令作为译者的我感到触目惊心——虽然一早就知道这本书的基调是唱衰美国，但遇见一幅又一幅由历时半个世纪的社会指标以及数据所转化的“阶级剪刀差”图后，仍难免心生感慨，这社会还会不会好了?
不平等如滚雪球那样越滚越大，无分西东地笼罩于绝大多数的社会，成为困扰全人类的一道难题。回到帕特南的笔端，姑且不论具体成因何所在，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新穷人阶级的出现，就构成了我们讨论问题的既定前提。
对应着经济不平等的激化，家庭结构也出现了基于阶级的两阶分化。以父母是否从大学毕业做区隔的标准，接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家长，他们的婚姻以及家庭都表现出较强的韧性，“一种所谓的‘新传统’婚姻的模式已经出现”;相比之下，那些求学止步于高中的为人父母者，即便进入婚姻殿堂，大多只能组合成社会学家所讲的“脆弱的家庭”。
看看后一类父母/家庭，未受大学教育的女性群体，非婚生育率在2010年竞高达65%，而其中黑人妈妈的数据更是到了细思恐极的80%。与此相应，一个美国孩子若父母均未读过大学，则他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可能性，从1955年的低于20%，半个世纪以来一路攀升，2010年前后已接近70%——又是一个细思恐极的数字。相比之下，如果父母完成了高等教育，则这样的孩子生活在单亲家庭的比例始终没有超过10%。数字上的天差地别可以说明一切!在穷孩子的成长过程中，父亲的缺席已经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爸爸去哪儿”，在美国并不是一档亲子综艺节目，而是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
美国贫民家庭
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与之相应的教养方式，紧跟着家庭结构的讨论，帕特南的笔触变得更细致，转入了更日常生活化的“为人父母”之道。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两个阶级之间又一次呈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上层阶级的父母有钱有闲，深知知识就是权力，故此深谋远虑，走的是“精心栽培”的路线；而下层阶级的家长往往自顾不暇，成年人的生活都如一滩烂泥，因此只能（不得不）对子女“自然放养”。
而在这种育儿路线区别之下，更多的差异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之间。出生并成长在不同的家庭，以阶级为分，不要说教育投资这样的经济开支项目，就是看那些在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家庭晚餐、睡前讲故事、以及日复一日的口头交流，都摆脱不了阶级差异。丝毫不夸张，不平等在阶级社会里可说是如影随形，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乃至于人的一举手，一投足。到了该章收尾时，帕特南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现如今，穷孩子从一出生就落于下风，他们的劣势是根深蒂固的，早在孩子们开始读小学之前，高下早已立判。”
七
一环紧扣一环，若是穷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那么学校教育能否解决出身不同所导致的不平等问题，帕特南紧接着转入对学校教育的讨论。毕竟，现代国家设立公立教育的系统，其初心所在，就是要让所有的孩子，尤其是穷苦出身的孩子，可以不顾家庭背景，都有知识改变命运的真实机会。
但是，在这一问题上，帕特南的研究发现又一次让我们心灰意冷，学校教育担当不起挽救美国梦的最后一根稻草，对于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教育无济于事，搞不好甚至会推波助澜。
公立教育的问题，并不是居住分布的阶级隔离会导致公立学校在资源投入上的差距，而是，即便富人区和贫民区的学校能维持公共财政投入的均等化，却仍无力改变穷孩子的命运——这才是惨淡到底的社会现实。决定学校教育质量的，并不是有形的物质投入，而是无形却又无所不在的氛围和风气，如帕特南一语中的：“你的同学是谁，这很重要”。
教育学者已经得出“教育研究中的铁律”：学生群体的阶级构成会对在校生的成绩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基于此，帕特南将美国学校比作一个“共鸣箱”：富家子弟带到学校的是资源，贫民窟的学生却只会制造麻烦，惹出祸端，故此，在前者的学校是近朱者赤，到后者就变为近墨者黑。归根到底，公立学校的教育，即便政府在投放教育资源时可以做到按人头均等分配，但也难以还穷孩子以读大学的公正机会，帕特南用一张“让我们如梦初醒”的图结束了这一章：在成绩好却出身贫穷家庭的孩子中间，只有29%的最终从大学毕业，反而是成绩差的富家子却有30%的拿到大学文凭，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决定中学生能否大学毕业，家庭出身要比成绩更重要一点，但也正是这一个百分点，让帕特南心灰意冷：“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只能宣告美国梦已经破碎。”
从家庭、学校到社区，阶级剪刀差步步紧随，穷孩子和富家子之间的差距于是也越拉越大：“在今日之美国，中上阶级的孩子，无论他们来自什么种族，是何性别，生活在哪个地区，言行举止都惊人地相似；反过来，工人阶级的孩子看起来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寒门再难出贵子，社会流动陷入停滞，阶级固化，让美国梦成为泡影。
当我们也心怀忧患，争议寒门再难出贵子是不是也成为一个中国命题的时候，这本书的到来恰如其时。若是书中真有他山之石，那反而是首先要提醒我们，不要再做美国梦，反而要警惕美国病！若是我们在翻开这本记录美国社会变迁的著作时也能感同身受，甚至角色带入地浇灌我们心中的块垒，那大概是因为，我们之前有些教育政策在设计时不问缘由，觉得美国的就一定是美好的。现在看来，这恰恰就是误区所在，在思考教育改革和社会流动的政策问题时，我们非但不能以美为师，反而要时常引以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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