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一定是这样》前言
1967年11月16日，我与300多名北京的中学生一道，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额仁高比公社插队落户。1978年我在东乌珠穆沁旗参加了高考，通过高考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专业学习。在插队落户的11年中，我放羊、放马、当兽医，从未离开过牧业，11年基本是在蒙古包中度过的。离开草原后的40年间，我一直与曾经插队的生产队(现在称为“嘎查”)保持着联系，每隔一两年就会返乡探望一次从少年时代一道长大的蒙古族的牧民朋友。手机普及以来，经常通话互相问好。近几年，更是通过微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由于自己11年人民公社社员的经历，由于与一个生产队在整整半个世纪的实践中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一直关注农村问题。出于对农村问题的关注，我在2011年退休以后，又亲身走访了一些典型的农村，包括山西昔阳大寨村，安徽凤阳小岗村，安徽肥西小井村，河南新乡刘庄，河南新乡小冀村，河南临颍南街村，河南临颍北徐庄村，河南濮阳西辛庄村，河南信阳郝堂村，河南巩义回郭镇，江苏江阴华西村，江苏夏港长江村，江苏金港长江村，江苏金港长山村，广东中山崖口村，辽宁凤城大梨树村，山东威海的西霞口村，河北晋城周家庄村，河北临西东留善固村，河北武强周窝村，等等。其中，大部分村庄都是我自己开车走访的。由于是自己开车，在走访刘庄、南街等先进村庄时，为了进行一些比较，我一般会同时走访与这些村庄临近的一些村庄。
在自己开车走访的同时，我也一直关注媒体、网络上关于“三农”问题的报道。通过这些亲身的走访，通过对相关资料的阅读，引起我一些思考。在这本册子中，收集了我在这些农村的一些见闻，也述说了自己关于乡村建设的一些思考。
近几年，我关注国民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的发展。一个具有审辩式思维的人，理解语言的局限性，理解形式逻辑的局限性。他理解，在坚守“符合事实(fact，data，evidence)”和符合形式逻辑的基础之上，基于不同的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基于人的个别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还可能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看法的区别不是对(right or correct)错的区别，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与否的区别，而是属于不同的普乐好(plausible)选择。基于这种审辩的思维方式，我无意主张某一种乡村建设模式是“正确”或“错误”，我只是想通过记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表达自己的看法：世界不一定是这个样子，世界还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乡村的情况千差万别，非常不同。第一，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不同;第二，平原与山区不同;第三，拥有的自然资源不同，这些资源包括水利资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如张家界、九寨沟等)等;第四，大中城市的近郊区与远离大中城市的农村地区不同。更重要的差异是，有的村庄具有一个比较坚强的党组织，有的村庄党组织基本瘫痪;有的村庄拥有一个正派、能干的带头人，有的村庄没有这样的好带头人，甚至存在领导以权谋私的现象，存在领导与黑恶势力勾结的问题。
面对差异如此巨大的广大农村，并不存在一种普世、普适、普时的乡村建设模式，并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乡村建设模式。每个乡村，需要审时度势，选择最符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橘生于淮南则为橘，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不能简单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
80年代初在刚刚开始农村改革的时候，当时的农村政策制定者头脑是比较清醒的，对中国农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有比较充分的认识。1981年1月1-8日，杜润生同志陪同时任总理考查了鄂豫鲁三省的宜昌、荆州、南阳、开封和菏泽五个地区。之后，写出《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当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篇文章。[1] 在这篇文章中，杜润生同志建议，大约20%的困难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大约50-60%的中间地区则可以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大约25%的先进社队则可以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议，而不是一种“一刀切”的建议。30多年后回头看，当时这种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议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
基于对中国农村复杂状况的清醒认识，当时的政策制定者提出了“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基本农业发展政策。在中共中央的多个农村政策文件中，曾反复申明了这一基本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后来被“一刀切”的“土地承包”、“免除集体提留”等政策冲垮。实际情况是，在相当比例的中国农村“双层经营”成为一句空话，集体经营一层实际上被取消了，仅仅剩下个体经营。“统”实际上被取消了，仅仅剩下了“分”。
遗憾的是，由于后来的农村政策制定者逐渐抛弃了审辩(critical argument)的问题解决思路，选择了一种“一刀切”的问题解决思路，使中国的农业发展走了很大一段“规模经营——碎片化——重启规模经营”的弯路，被迫在30年后重走合作化的道路，重新开始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认真总结的历史教训。
虽然30多年来乡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不可否认，在广阔的中国农村，确实存在着不少凋敝、衰落甚至消亡的村庄。这种使人忧虑的局面，体现在许多关于农村的调查研究报告中，体现在许多大学生和公务员的“回乡见闻”中。其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有作家梁鸿的《中国在梁庄》[2]和《出梁庄记——中国的细节与经验》[3]，有广东金融学院黄灯副教授的《大地上的亲人》[4]。黄灯在武汉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中山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梁鸿和黄灯都详细地记述了自己家乡农村的沉沦、颓败和无奈。
伴随手机的普及，伴随移动互联网逐步覆盖农村的广大地区，一些村庄出现了更加让人担忧的的局面：许多人沉湎于手机游戏，大量的时间泡在微信上，通过手机参与赌博，参与“买码”(一种赌博)，等等。农村中大量由祖父母隔代看护的留守儿童的状况更令人担忧，不少留守儿童沉迷网络游戏，厌学，逃学，辍学。
最让人心酸的是一些地区出现了老人自杀的“新民俗”。一些老人，为了不连累子女，为了减轻子女的负担，在患病或衰老之后，自我了断。对此，华中科技大学的贺雪峰老师和武汉大学的刘燕舞老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调查研究，发表了多篇关于农村老年人自杀问题的论文。[5] [6] [7] [8]
1985年3月7日，邓同志在全国科技会议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9] 我们的政策是否已经导致两极分化?这个问题，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1990年3月3日，邓同志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0] 今天，是否需要发展规模经营?是否需要发展集体经济?是否需要实现“第二个飞跃”?这些问题，也确实需要引起我们的思考。
30年来，我曾与许多关心乡村建设的朋友讨论这一问题。我看到，一些崇尚自由主义的朋友一方面口口声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却对河南刘庄、江苏华西、河南南街、河北周家庄、广东崖口等许许多多通过坚持集体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视而不见，对分田单干以后许多乡村的凋敝视而不见，对个体农户低下的生产效率视而不见，对个体农户脆弱的抗击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视而不见。我深感这些朋友需要提高自己的论证水平，需要尽量保持自己论证过程中的逻辑一致性。
农业问题专家、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贺雪峰在为农村问题资深研究者张路雄同志的著作《耕者有其田：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11]一书所写序言中警告说：“普世意识形态高调和黑板经济学教条已经误导了当前中国的三农政策。从事三农研究的学者，制定三农政策的官员，也许都应有一个更加深入的农村调查，甚至需要到农村从事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如此，则农民幸甚，中国幸甚。”贺雪峰教授的警告，确实应该引起一些同志的警醒。
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九召开。“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九大报告也指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今天，我们仍然面临着艰苦的乡村建设重任，仍然面临艰巨的农村扶贫任务，仍然需要面对一些曾经脱贫的村庄在市场的起伏中再次返贫的难题。这时，我们需要汲取历史的教训，拒绝“一刀切”的做法。我们需要理解，在某个地区非常成功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另一些地区，切不可强行推行一些在某些地区确实取得成功经验的做法，避免出现“橘枳效应”。
谢小庆
二〇一八年三月六日
附：《世界不一定是这样》目录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劳动模范史来贺
周家庄道路：在自己家乡实现保持尊严的城镇化
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看电影《毛丰美》和《卒迹》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财富：读《解读苏南》
15岁的合作社女社长吕玉兰
广东崖口村随想
刘庄与额仁高比
保持尊严的城镇化是可能的
读《耕者有其田：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
以色列人民公社印象
权力和资本都需要关进笼子
刘庄的实践能否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感谢生活
有图有真相：靠挣工分自费旅游的人民公社社员
45年前我们下乡插队
知青陈丽霞的“田园梦”
上山下乡的本质是什么?
知青生活是多彩的
文明对文化的扫荡
论证和决策过程中不应忘记的“初心”
为什么西方国家集体缺席?】
注释：
[1] 杜润生：杜润生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出版，上卷。20-29页
[2] 梁鸿：中国在梁庄，中信出版社，2014年
[3] 梁鸿：出梁庄记————中国的细节与经验，花城出版社2013年出版
[4] 黄灯：大地上的亲人，台海出版社，2017年出版
[5] 贺雪峰、郭俊霞：试论农村自杀的类型和逻辑，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108-116页
[6] 刘燕舞：农村家庭养老之殤——农村老年人自杀的视角，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4期，13-16页
[7]刘燕舞、王晓慧：农村老年人自杀的地域差异与文化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125-134页
[8] 刘燕舞：农村老人的养老之痛——一名社会学博士后的乡村调查手记，南风窗，2012年第24期，第62-65页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0页
[10]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55页
[11] 张路雄：耕者有其田：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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