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讲话、谈话、批示
尧岐伯根据《毛泽东年谱》整理
深切缅怀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
【尧岐伯按】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做了一个决议，决议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请同志们好好看一看《毛主席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讲话、谈话、批示》这篇资料，看过之后就会明白，决议中的这段话全是加在毛主席身上的诬蔑不实之词。
不知为什么，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热得头脑发昏的官僚，对毛主席的劝导、告诫、批评置若罔闻，甚至污蔑毛主席“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等等。面对这些污蔑，毛主席严正声明：“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敬爱的人民领袖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针对刘少奇等人搞的劳民伤财的浮夸风、共产风，毛主席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让农民群众“吃饱吃好”、“睡足歇足”的要求，多次表示同情甚至赞扬农民群众为抵制共产风而瞒产行为。
敬爱的人民领袖毛主席永远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群众心中！
毛主席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讲话、谈话、批示
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五百二十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一千二百万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两千万到两千五百万吨，第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十五年之后，将是四千万到四千五百万吨。
——同英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波立特、中央总书记高兰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57年11月9日)
河南省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就全国来说，我们的口号还是五年、六年、七年、八年，争取实现“四、五、八”(四、五、八，指四、五、八，即黄河以北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八百斤。——尧岐伯注)。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只要总路线正确，晚一年、二年、三年乃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我们做工作要轰轰烈烈，高高兴兴，不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压缩空气不是泼冷水，而是要把事情办得扎实一点。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要有具体措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3月20日)
今年这一年，群众出现很高的热潮，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要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3月25日)
（4月1日 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吴芝圃汇报。毛泽东不同意吴芝圃讲的河南一年实现绿化，问他：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坚持一年实现“四、五、八”）
4月2日下午，主持武汉会议，听取曾希圣汇报。曾希圣汇报到安徽的水利问题，并拿出水利建设规划图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你们能三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以后不是不奋斗了。我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不是三年，而是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希望。什么叫改变面貌？要粮、油、棉三者翻身。今年要大搞油料，用各种办法搞，千方百计搞。种花生、芝麻、黄豆、养猪、养鸡。我们几年来主要搞粮食，现在要把油料提高到同粮食一样的位置。
4月3日下午，听取舒同汇报。毛主席说苦战三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三年初步改变面貌的提法比较好。《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现在 “化”搞得很烂，动不动就宣布“化”。话不要讲死，以后年年还有工作要做。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见一片绿。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能算数。
4月4日下午，听取江渭清汇报。毛主席说，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听取周小舟汇报。毛泽东插话说：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议论还会出来，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 要有精神准备。现在劲头很大，不要到秋天泄了气。要搞具体措施，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即使一年能完成的，也应该说二三年才好。绿化、除四害，不可能一年完成。
——在广州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4月27日)
现在，还有那么一种倾向，就是想搞大的。冶金工业部走过这个弯路，不要再走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6月7日)
(6月25日 阅邓子恢六月二十四日报送的夏收粮食增产数字，二十个省市统计加估计，今年夏收总产量达到九百五十一亿斤，去年是五百九十六亿斤，增产三百五十五亿斤。按夏收推算，全年粮食总产可突破五千二百亿斤，增产可达两千一百亿斤或一千五百七十亿斤。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1962 年粮食产量为5000 亿斤左右。)
(谭震林6月25日在合肥召开的闽、浙、皖、苏、沪四省一市第一次农业协作会议上的总结说：去年华东四省一市粮食总产量只有七百一十五亿斤，今年可能达到一千二百多亿斤，比去年增加五百多亿斤。这就是说，华东四省一市平均每人一千斤粮食的任务原先设想要三年到五年内完成，现在今年一年就可以完成了，就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每人平均两千斤粮食这个任务，不需要五年，可能是三年，至多是四年就完成了。)
要图快，武钢可搞快些，但各县、社都发挥钢铁积极性，那不得了，必须有控制。……各级只能办自己能办的事情。每个合作社不一定都办钢铁。合作社主要搞粮食加工、土化肥、农具修理和制造、挖小煤窑。要有所不为而后才能有所为。
——在北戴河对协作区主任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8月19日)
那时我们辩论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这个问题。我那时候怀疑这个口号，我说是不是可以改为苦战三年初步改变农村面貌，他们都不赞成，他们提出一些材料，拿出一些图表给我证明。从那一次会上我才去掉这些怀疑，是否完全去掉了呢？还没有。之后，来了一个夏季丰收，我这个怀疑就减少了。到了八月我们开了北戴河会议，这个时候，今年的年成大体可以确定了，这次确定了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我的怀疑去掉了百分之九十九，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为什么呢？因为粮食还没有到手。到今天我还要保留这百分之一。等秋收的结果最后证明了，那我就信了。我刚才讲，今年农业增加产量大体上可以肯定，请你们注意大体这两个字。我还有百分之一的怀疑。
——会见六个国家的一些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0月2日)
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农村面貌，在武汉开会时我说是否改为初步改变，现在看右倾保守了，他们当时拿了很多证据，看了看，不能叫初步改变，是基本改变，说服我了。
——在天津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0月17日)
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 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把猪都并到那里，就不实事求是了。……苦战三年，才只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
——同刘子厚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0月21日)
在谈到公社社员劳动紧张、休息时间少时，毛泽东说：现在是十五小时工作，要下一个命令，忙时必须睡足六小时，少了一个钟头就是没有完成任务，要受批评。现在十五小时不能持久，持久了，工作的量同质势必要降低。除了睡觉、工作、吃饭以外，还要有点自由时间。吃饱吃好，还要加一个睡足歇足，歇者就是午休。忙时至少睡六个钟头，平时睡八个钟头。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日)
明年1月1号就开始，农民一定要睡八小时觉，四小时吃饭、休息，二小时学习。搞一个农民的作息时间表，否则不能持久。至于工人，十二小时工作是不能持久的。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6日)
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报。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7日)
大跃进搞得人思想有些糊涂，昏昏沉沉。尽是写诗，报纸上都是诗。
——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10日)
浮而不实，爱好排场，谎报成绩，表里不一，这一切，都是要不得的。
——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一九五八~九七二年)》初稿的修改(《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10日)
当有人汇报说长风公社有人创造了亩产万斤稻谷的“万斤田”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当有人说这是经过农村工作部长亲自验收的时，他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
——(《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14日)
群众积极性越大越要关心群众，不要搞夜战，人过分劳累要害病的。
——(《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14日)
关于生活问题，主要有吃饭、睡觉、带小孩三件大事。睡眠一定 要有八小时，加上吃饭和休息时间四小时，共计十二小时，一定不可少。劳动时间，一般为八小时，忙时可以有十小时，最忙也不可超过十二小时，以为持久之计。
——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的修改(《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19日)
生产和生活两方面，必须同时抓起来。不抓生活，要搞好生产是困难的。生产好，生活好，孩子带得好，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对谭震林、廖鲁言报告的修改(《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19日)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还有一个一穷二弱。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1日)
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照刘少奇和彭真两位的意见，是趁这个穷来过渡，不然他不想过渡了。这个问题今天不讨论。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1日)
谭震林、廖鲁言同志搞的那个文件，要求全国今冬明春和明年夏天水利工程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还说一定不可少。去年冬季到今年秋季是搞了五百亿土石方，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比五百亿土石方要多差不多三倍。我看这样搞下来，中国人非死一半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不死三分之一也要死十分之一。中国五亿农民，十分之一就 是五千万人。如果死了五千万人，那个时候至少我的职要撤掉， 你们都可以不撤，那不是撤职问题，我这个头也没有了。你(指曾希圣编者注)是想搞多的，你搞多也可以，总是不要死人，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亿土石方，总是多了，请你们议 一议。你们如果一定要搞，那也没有办法，不能杀我的头就是了。我看，明年水利工程照五百亿土石方，一点也不翻。今年是五百亿，明年是五百亿，后年是五百亿，你搞他十年，不就五千亿了吗？我说留一点给我们的儿子去搞也可以，何必我们统统搞光！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1日)
我对隐瞒产量是寄予同情的。当然，不说实话，不好的。但是为什么瞒产？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想多吃一点，值得同情。瞒产，除了不老实这一点以外，有什么不好。隐瞒了产量，粮食依然还在。瞒产的思想要批判.但是对发展生产没有大不了的坏处。虚报不好，比瞒产有危险性。报多了，拿不出来。如果根据多报的数字作生产计划，有危险性，作供应计划，更危险。
——同胡乔木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1日)
11月22日晨一时，同李富春、薄一波、王鹤寿、赵尔陆谈话，谈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问题。毛泽东指出，不是什么三千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
四、五年内实行耕作三三制，即是三分之一的耕地种作物；三分之一的耕地休闲，种牧草、肥田草和供人观赏的各种美丽的千差万别的花和草；三分之一耕地种森林。每处要有大小水塘或水库，其中有鱼类、虾蟹、水生植物之类。
——对《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指示(第一次草稿)》的修改(《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4日)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干，少干一点就被叫做‘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一个教训(对中共云南省委十一月十八日关于肿病死人情况向毛泽东并中央的检查报告的批示)(《毛泽东年谱》1958年11月25日)
把我们自己的报纸打开一看，净是干劲冲天，搞得神乎其神，飘飘然。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8年12月9日)
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的办法是没有理由的，是掠夺，是抢劫。
——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2月27日)
世界上的东西是相互交换的，大体是等价。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完全破坏经济秩序。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邓小平：上午我们议了一个提法，是这样几句话：“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收入分配，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多劳多得，承认差别。”)等价交换不要一句？没有经济法则？有多劳多得，并不等于等价交换，可以叫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把等价交换一否定，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结果人家就恐慌。凡是不实行等价交换的，搞一平二调的，农民一定瞒产。去年十一月到今年二月，全国农村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大炼钢铁中的献宝，什么破铜烂铁，都无代价地拿走了。放“卫星”今年要尽量节制，现在有什么体育“卫星”，有什么诗歌“卫星”，还有什么收购“卫星”、提款“卫星”。现在有些同志心里还在想共产主义。(柯庆施：大家心里都想早一点搞才好。)早一点好，我也赞成。但是你越想搞就越搞不成，你越不想搞就越成。现在要慢一点搞，不要想十五年、二十年搞共产主义。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1日)
现在有些人说公社权小了。我看公社权并不小，过去是太大了，包而不办，办得天怒人怨。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1日)
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幸得他瞒产。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1日)
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需讲步骤，避免破坏。
——给刘少奇等人的信(《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2日)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斛不转，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2日)
人家都没有饭吃，你天天搞共产主义，向富队去共产，这怎么行？这是抢产主义。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许可的。至于一平、二调、三收款，根本就是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这是个大事，民心不安，会影响军心的。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第五次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5日)
什么瞒产私分，完全必要，这是我们的政策造成的结果。明明是我们以及在座诸公叫他们瞒产私分的，是我们的政策要他们这么搞，叫他们磨洋工，叫他们外逃。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第五次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3月5日)
报纸上吹的那些东西，不能全信，我是不信的。什么几万斤一亩，哪有那个事？那是并拢来的，禾苗要熟的时候，把许多亩并到一亩。这些浮夸现象要破除。
——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六次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年谱》195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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