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友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的一个以店员为主的群众性业余联谊团体，筹备于1937年底。根据当时党的“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以反对日寇侵略、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针，确定以1936年以来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活动中和抗日战争爆发后参与支援抗战工作的店职员积极分子为基本力量，争取了工商界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的支持，团结了各行各业的广大店员群众，逐步建成以业余教育、娱乐、体育、福利为活动内容的综合性群众联谊团体。作为一个联谊团体，益友社与抗战之前的“蚁社”[1]、“基督教青年会”等一般的社会团体不同，和内战时党的左派外围组织以至于“一二·九”之后的救国会更加不同，它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社会性和灵活适应性的群众团体。
益友社正式成立于1938年2月22日。它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孤岛时期”(抗战初期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处于日军占领区的包围之中，形成孤岛)，二是沦陷时期(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进占租界，直到抗战胜利)，三是解放战争时期(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益友社顶峰时有社友一万五千余人，是上海职工运动史上颇有影响力的一个社会团体。上海解放后全部工作移交上海总工会，前后共存在12年。
益友社的社友，主要是来自各业商店的学徒和店员，也有部分中层店员和公用事业、医护界的从业人员，以及失业、失学的男女青年。旧上海的店员，大都出生于农村中贫农、中农、城市中的小贩、手工业者家庭，家境较为困难，一般只上过几年私塾和小学。当时，上海的商店，除一些比较大的百货商店外，都带有一定的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店员的待遇低，工作时间长，店规管束严，自由活动的条件很少。他们对现实多有不满，想要摆脱资本家的欺压剥削，但囿于乡亲之情[2]不敢斗争，因而想学一些本领，交一些朋友，力求在那个社会里找一条改善个人处境的出路。抗战爆发后中国所面临的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情况却大大激发了他们参与抗日救国、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要求。益友社的建立，恰好适应了店员群众的这些基本要求，其存在和发展是具有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
益友社在活动中坚持群众性和社会化的原则，采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法律、命令和社会习惯所许可”的方法，广泛组织群众，并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开展对社会名流、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它在不同的时期实行的是不同的方针，孤岛时期提出“提倡正当娱乐，改善业余生活”的口号，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的活动;在沦陷时期的法西斯统治下，则提出“推行社会福利事业，提高服务效能”的口号，以分散隐蔽的方式创办理发室、扩大诊疗所、发展补习学校和巩固图书馆的四大事业活动，通过贯彻“勤学、勤业、广交友”的方针把社的活动坚持了下来，并深入到各行业群众中去;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以“壮大力量”、“准备应变”为口号，辟建分社，大规模开展群众运动，最终迎接解放。
益友社的“招新”活动乃是所谓“征募”[3]，通过前后八次的征募活动，它从成立之初的四十余人发展到最高峰时期的一万五千余人，并且按照不同行业分别组成了十多个行业社友联络干事会，借以把活动深入到各行业、各企业单位，有些组织还发展为独立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受到反动当局打压时，益友社则成为掩护他们的后方。干事会的组织形式为上海解放后建立各行业的店员工会做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益友社的组织架构
社友部是益友社组织活动枢纽，实际上起着组织部的作用。其公开的任务是负责办理新社友的入社手续，收取会费，组织社友参加社的各项活动，组织各业干事会等。而实质上是党通过这个部门的工作，将参加益友社的店员按行业组织起来，为深入企业联系群众，建立各行业的群众组织创造条件。同时在活动中注意发展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建立党组织。社友部把社友按行业组织在一起，这是因为，来自不同行业的社友在经济上存在差别，比如进出口贸易、证券号的职员，工资待遇较高，而百货业、酱园业、印刷业的店员工人待遇较低，文化水平也有差别，从而思想认识和兴趣爱好上各不相同，尤其是个行业都有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问题。
最开始，人数多的成立单独的行业社友联络干事会(简称行业干事会)，人数少的则几个行业组成一个干事会。1939年底，成立了百货、五金、煤业、呢绒、花纱、工华、绸布、报关运输、烟草、药业、木器、杂业、海味、实业厂家等十四个行业干事会。随着行业干事会在益友社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群众扩大了，骨干增强了，单一行业干事会就脱离出来成立自己的团体，比如药剂生联谊社(药联)、五金界同人联谊社、衣着六业联谊社等。即便独立之后，他们和益友社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支持。在1947年，国民党当局阻挠药联(后称新药业同人联谊会)的活动，不许进行团体登记，该组织又返回益友社以行业干事会的名义继续开展工作。
各行业干事会一般由总干事一人、副总干事和干事若干人组成，干事尽可能在全体同行业的社友中民主选举产生，总干事和副总干事则在干事互选中产生后，经社友部加聘。如果某行业中干事选举的条件不成熟，则由社友部直接聘请干事，则选举总干事等。这样保证了党的领导。
除了社友部和各业干事会之外，还有全社性的组织，如下面将会提到的女友部、学术部、康乐部、图书馆、补校、诊疗所等等。
益友社的具体活动内容
征募
益友社在每次征募运动中，特别注意开辟、占领有重要作用的行业，同时也注意吸收未参加社的新行业和小行业的群众。想方设法扩大群众影响。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之后，益友社的群众性活动基本上停滞，而各行业的干事会则化整为零地在本行业中进行个别联系的工作，一个人、一个店地去交朋友，始终没有中断，骨干、积极分子之间的串联则更为密切。
行业干事会
干事和社友的联络活动，首先是通过发行社刊《益友汇报》，由联络干事发到社友手中，进而建立起友谊关系，并向社友介绍社里的活动，并动员他们参加。
新社友往往先参加图书馆的借书和歌咏活动，而干事们也会参加这些活动，以加强和各自行业社友群众的联系并使之经常化。为加强行业性质的活动，话剧组经常组织同行业的社友一起排练话剧，乒乓组也注意组织行业的乒乓球队;根据各行业的特殊需要也会举办其他活动，如五金业的社友一度要求补习英语，益友补习学校则帮助他们开设英语班。
干事会还会召开同业的新社友大会、同业联谊会、同业座谈会等，成立本行业群众的失业互助组，编辑和出版同业通讯刊物等等。1939年底社友部发起举办了各业展览会，如：纱花业展览棉花的种类、呢绒业陈列各种西服的裁剪缝制过程等，这些活动主要是加强同业社友的相互联系，并有利于在店员群众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爱国主义的教育。
此外，社友部也常常联合几个行业的干事会进行共同的活动，如在1948年针对国民党反动派颁布财政紧急法令后引起的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异常痛苦的情况，10月份举办了“上海工商事业生活展览会”，展出各业的历史、概况、职工生活和当局的经济措施对各业及职工造成的影响等具体材料，用事实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掠夺政策。特别是12月份针对米荒举办的“米展览会”，揭露什么样的人吃什么样的“米”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形象地说明“米”在生产分配中被谁进行了掠夺和人民所受的灾害，以及大城市中“米”荒的真正原因，以此暗示必须推翻反动政权才能彻底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由于采用的是实物实事的具体材料，对比鲜明，巧妙地运用了当时的合法条件，给了人民群众很大的教育。
益友商业补习学校和图书馆
旧社会的很多店员还在少年时期就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因此店员们都拥有比较强烈的求知需求，而旧上海的虽然有很多补习学校，但多数是“学店”性质，收费很高，还受店规约束，一般商店学徒和小职员都没有能力就读。益友社创办的补习学校规定不收学费，只在学期初收小额保证金，只要不无故缺课，到了期末原数发还。
第一期因陋就简地办了初、高级英文、国文和簿记四个晨班(地点在社内早晨活动少的场所)，共60多学生。第二期学生跃增至150多人，社内无法容纳，于是向正式学校借教室，晨班改为夜校。12年间共办了23届，学生总数达7332人次。由于没钱付教室租金，就争取免费借用，只付电费，但日子久了房东不高兴，有的认为益友社带有“红”的政治色彩，就连哄带推让搬家，由此补校前后搬迁了9次，不过最终还是坚持到底了。
教师一般是从社内选聘有一定教学能力的社友义务任教，后来也有社友介绍自己的亲戚和朋友来。对个别教师会付给工资，但是很低微，请人吃一顿馄饨就花了工资四分之一。教师们的不图名利的服务精神是很感人的，日本占领期间遇到防空演习和灯火管制仍然摸黑上课，自带蜡烛。有社友称道补校是当时教育质量最高的。
补校的教学不仅注重提高学员的文化程度和业务水平，还注意培养他们的集体观念，并结合课本进行活的思想教育，以提高学员的政治认识和阶级觉悟(这是补校不同于别的学校之处!)。比如语文课选用《狂人日记》和《西行漫记》的片段作为教材，布置作文出带有政治性的题目，有时结合课文讲解政治形势和革命故事，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引人入胜时还会吸引别的班的同学来语文课旁听。再比如簿记课上，教师经常从毛利、纯利的联系讲到剩余价值、资本家剥削，等等。
在益友补校，教师和学生之间逐步形成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上课时师生严肃认真，下课时亲如家人。学生知道老师义务教学，学期终了常常集体给老师赠送纪念品。学生之间成立了同学会，组织同学为学校贴招生广告，帮助办理入学手续，学期开始时举办迎新会。同学会还会帮助经济上有困难的同学申请助学金，买折扣图书，或动员上届借书给下届同学。同学会还会开展业余文娱互动，出版墙报，召开座谈会、辩论会、举行郊游、园游、组织大家看进步电影。
同学会为保持合法地位，不能进行明显的政治活动，但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也会配合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开展活动，比如1947年“二·九”劝工大楼惨案[4]发生之后，同学会组织同学召开座谈会和外出宣传，揭露反动派的罪恶行动，并慰问被特务打伤的同学;解放前夕动员同学参加人民保安队、救护队和宣传队等等。解放后不少同学参加了“军政大学”、“南下工作团”和各条战线工作，继续为革命和建设出力。
益友社成立之初，就举办了一个图书借阅组，在每次征募运动中，除了征集社友和资金外，也会征集图书。到1940年益友图书馆已经拥有图书6千多本，1千多读者和50多个单位的团体读者，每月可出借书籍1500多册。进入沦陷时期之后，政治环境变得险恶，党决定把社的活动重点转向福利事业，保存力量，等待时机，而图书馆就是这时益友社重要的阵地之一。最初图书馆由于形势原因也经历了读者减少的活动收缩期，1942年底暂停借阅一个月进行整顿，对所有书籍进行彻底整理，改变书目，然后通知原有读者调换新的借书卡，回复借阅图书，此后读者逐步增加。
图书馆的干事通过流通窗口和阅览室，运动读者座谈会、个别谈话和上门访谈的方式来同读者加强联系，介绍新书，开展宣传，揭露日伪迫害人民的罪恶事实，帮助读者提高政治认识。随着日伪统治愈来愈严，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信心反而越来越足，图书馆的总干事经常组织大家进行思想交流，商讨工作，相互鼓励。在经常举办的读者联欢会上，干事们往往粉墨登场，自拉自唱，演出精彩节目，让读者们流连忘返，读者称图书馆不仅是知识的宝库，也是友谊的温床。
沦陷时期，韩西雅主持出版了墙报《灯》，寓意光明，象征党的领导，在黑暗中指引大家前进。这个墙报每周一期，每期将近一万字。文字大部分由韩西雅编写，再由人抄写，经常要到深更半夜才能完成。
1946年，图书馆在各业干事会上，变成34个队进行了第五次征书运动，征得书刊3715册，其中包括大批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针对当时反共的政治局面，工作人员就向读者介绍如《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共产党宣言》、《两种策略》等文章，而对《西行漫记》等直接介绍中共的图书则不列入图书馆的目录和流通资料，而只在进步读者中传阅。
1947年图书馆开辟了一个分馆，1948年两馆共拥有读者3658人，全年借书记录达69397次，比1947年猛增4倍，达历史顶峰，可见当时益友社图书馆在群众中的影响已经很广了。
宣传工作
1938年益友社成立之初就出版了第一个社刊《鼓手》，后改名《益友》，每半月一期，主要内容是社内学术座谈会、演讲会的记录和社内各种活动的具体报道，还有对一些工商界上层人士、社的名誉理事的访问记等等。
1939年，随着社的活动的扩张，社刊改为月刊，以发扬社的宗旨、讲究职业修养、研究时事、普及文化知识为编辑方针，以适应店员求知识、争进步的需要。1940年社刊向租界当局登记，公开向社会发行。
1941年12月之后的沦陷期，《益友月刊》被迫停刊，1943年改由图书馆在社内部出版壁报《灯》，采取文艺形式，反映店员生活、学习和修养，介绍进步书刊，深受欢迎。1946年益友社的刊物迅速恢复，每月一期出版《益友汇报》，每期发行3000份，征募运动时最高发行7000份。1947年，为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连续创办《剪辑》、《生活》和《益友每日》三种壁报，内容分别是政治时事、店员现实生活(带文艺性)和社内各项活动报道。除了全社性的出版物外，各部门还出版自己的壁报和油印刊物，如图书馆的壁报《益友图书》，补校同学会的《夏光》油印刊物，女友部剪辑的《女友》，衣着业干事会编印的《衣讯》，酱业干事会的《酱讯》，等等这些构成了整个益友社的广泛宣传阵地。
与出版工作相结合，还曾先后举办过各种时事座谈会和讲座，以及文艺、美术(办时事漫画展览会)、新闻等学习创作活动。抗战胜利后曾邀请郭沫若、茅盾、陶行知、许广平等知名学者和作家作报告，还举办“职业青年修养讲座”和“工商经济讲座”。
社内有学术部，专门成立文艺研究股，分社诗歌、散文、小说、新闻等写作班。以及速记班，孤岛时期举办的“新闻学研究班”和抗战胜利后举办的“新闻学写作班”都曾组织过“益友通讯社”，把社内各部门和各行业干事会从事写作编辑的积极分子组织起来，成为《益友汇报》和《益友每日》的通讯员或记者。
12年来益友社的宣传工作主要围绕4个主题来进行：
1、大力推进社务活动。工作明确的指向就是广泛宣传社的宗旨，吸引广大店员参加社的各项活动，发展社的组织。由于社的场地狭小，到社里参加活动的社友终究是少数，因此运用各种报刊文字来宣传社的性质、任务和各项活动，作为联系社友、扩大社影响的重要方法之一。如用《医疗心灵的药库》为题，发表图书馆的采访记;以《为服务贫病而努力，提孱弱的人们谋幸福》为题，发表诊疗所的采访记;以《提倡正当娱乐，调剂业余生活》为题，介绍康乐部，等等。
2、 广泛反映店员的生活和愿望。由于店员在政治、经济上受到迫害和剥削，社的报刊在报到社务活动的同时，也注意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配合职工运动和店员的斗争。特别着重于暴露反动统治下店员的苦难生活，反映群众的不满，激励大家为改善生存条件而斗争。如《益友汇报》上刊登的《新药业同仁的苦经》的报到，配上题为《心酸》的漫画，控诉“一个药方职工，天天在为别人买药，而自己却失去了健康和保障”，“职业不过是美丽的装饰品”。旧上海的店规严，店员交友少，业余生活十分枯燥，而社会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又十分严重，对店员起着极大的腐蚀作用，有些人经不起诱惑走上了腐化堕落的到了，更多的青年处于苦闷彷徨之中，于是益友社刊则突出宣传团体生活，提倡走进步的道路，发文《烘炉》，以两个店员作为对比，一个沦为社会渣滓，一个勇敢地向恶势力进行抗争。
3、不断进行时事宣传教育。如1947年请孙晓村主讲《中国经济大势》，他提到“愈来愈重的危机”、“总崩溃到底有没有到来”、“最大的把戏是通货膨胀”、“跌落了十倍的购买力”等等问题，切中时弊，揭露反动统治，使大家全面系统地了解当时经济危机的来龙去脉及其产生根源，效果显著。
4、积极迎接上海解放。临解放前，各行业干事会讲各自的刊物改成快报的形式，及时向店员宣传形势和党的政策，号召积极投入战斗。开展以《我在一九四九年的新希望》和《我对于本行业的意见和今后改进的希望》为题的征文活动，鼓舞大家的信心。医药业干事会出版的《医药联》从月刊改为旬刊，明确提出“组织起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为彻底改善自身的生活，发展人民大众的医药事业而服务”。解放军进城后，组织宣传大队上街散发快报，开展演讲和演出活动，宣传《约法三章》和党的城市政策。
在持续了12年的出版工作和宣传活动中，先后有一百余名社友直接参加了报刊编辑、发行和各种学术宣传工作，他们大多是二十多岁的职业青年，白天有自己的工作，晚上几乎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写稿、编辑、跑印刷所、组织学术活动上。
文体活动
益友社文体活动的主要内容有：音乐方面开展歌咏、口琴、国乐、粤乐等活动，戏剧方面有话剧、平剧、越剧、粤剧等，体育方面开展小足球、篮球、乒乓、游泳、国术、举重、旅行、弈棋等活动。内容多样，深受社友欢迎。
歌咏活动的宗旨是：“歌咏在今天依然有它伟大的使命。我们将以内容纯正(进步)的歌咏，来肃清那些过去敌伪文化侵略下。通过电影和广播散步有毒素的歌;更进一步，歌咏将为我们祖国，召唤每一个中华儿女去踏上艰苦而又不短的建国长途。”1946年歌咏队的队员自己出钱出版了《益友歌丛》月刊，介绍歌曲，特别是民主歌曲，在当时勇敢而巧妙地介绍了许多苏联民歌和中国民歌(实际上就是解放区的歌曲)。
抗战胜利后成立舞蹈班，排练了很多进步舞蹈和健康的少数民族舞蹈，还秘密学习了有的同志从西南带来的秧歌舞。舞蹈组经常演出的有《茶馆小调》和《都市风光》等，《茶馆小调》从西南传来，以茶馆里张贴的“莫谈国事”的标语为题材，反映国民党政治上的不民主。由于进步舞蹈的政治性比较明显，对群众影响很大，也就遭到反动当局的特别“关照”，于是能够把一场演出进行完，就是一场斗争的胜利，经常要和敌人周旋。
话剧组1938年就成立了。当时提出“人人有戏演，人人有工作做”，争取每周演出一次，除了演出现成的剧本外，还自编自导自演了许多独幕剧，比如《青年作家》是演出较多的一个小戏，它描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想以写作为生，但在当时的社会里，无名作家的作品没有地方发表，妻子产后生病他请不起医生，也付不起房租，房东来讨租，就硬着心肠卖掉了刚生下一个月的孩子，贫病交加的女主人也就奄奄一息了……这部戏场场都会赚足观众的眼泪，教育意义非常大。同样，从事业余话剧活动的社友是很辛苦的，也要花费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
平剧(京剧)在当时的影响也比较广泛，由于平剧的旧剧本大多封建意识浓厚，出现了一些改良平剧，如改编的《陆文龙》写誓死抵抗金兵侵略，含蓄批评依附日寇的汉奸，唱到“听此言不由我怒满胸膛，自古道杀父母这冤仇不共戴天，怒冲冲拔宝剑后帐来闯”的台词是时，台上台下群情激奋，台下连声叫好;滑稽平剧《投军别窑》将原有台词改为揭露国民党抽派壮丁、打内战、物件飞涨、民不聊生的腐败政治，演出时引得观众哄堂大笑。
女友之家——女友部
顾名思义，女友部是为了更好地团结女社友而建立的。在女友室里，每晚都会有许多女社友聚集在一起，或谈心，或讨论具体问题，或对阵打乒乓球，氛围甚好!
初期，女社友大多是大企业单位的职员，如百货公司的志愿、护士、店员等，后期由于大企业大都建立了自己的职工组织，很多女社友都是来自小商店的女店员，还有些是工厂女工和小学教师。在旧社会，女性受到的歧视和压迫比男性更深一层，在政治上迫切想寻求出路。
女友部最开始成立女友读书会，后来又发动举办女友座谈会，针对当时职业妇女中普遍存在的苦闷，学习时事和有关知识，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教育。每星期都会有女友干事会的骨干组织大家就妇女的职业、婚姻、家庭以及“三八”妇女节的由来等切身问题进行座谈讨论，并结合具体女友部出版的刊物《女友》上的文章来谈，促使女社友们以阶级观点来进行分析。
女社友还被广泛地发动参加各种文娱活动，有时还举办女社友联欢会，演出女社友自编、自导、自演的喜剧、活报、舞蹈等。比如社的诊疗所产科开幕时，演出益友社收育劳动妇女弃儿的娃娃剧，还演出过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的《几个时代的结婚》的话剧、宣传正确选择恋爱对象的《向民主小姐求婚》的话剧，以及介绍社的各项活动和模拟负责人形象的活报剧《喜相逢》等等。
在团结教育女社友的过程中，发现有很多人是编织、缝纫和刺绣的能手，于是就发动她们成立缝纫编织组，主要承接为单身男社友制衣的委托，收费比外面便宜，既为经济收入不多的店员减少衣着费用的负担，又给生活困难的女社友增加了些收入，还在活动的基础上增进了彼此的阶级友谊和感情，受到大家的欢迎。
为了支援新四军，女社友们还在社内专门举办了义卖活动，动员全体女社友捐献物品，或是自己动手制作各种手工艺品，提供义卖。抗战胜利后，还组织女社友参加了1946年的“三八”妇女节游行和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假民主的“国大女代表”的选举活动，等等。
历经女友部(妇女委员会、女友干事会)十二年的团结教育和实践锻炼，女社友们觉悟都有所提高，不少人成长为民族和妇女解放的坚强战士!
诊疗室等
益友社成立之初，就有少数医药行业的社友每天晚上和周日为社友和有些厂店职工做免费注射预防针和接种牛痘等服务工作。1938年就成立了服务部，开设了诊疗室，为社友举办健康检查。十多年来，不完全统计，益友社诊疗所共诊治社友和非社友9万9千余次，产科从1945年到1947年为140名妇女接了生。当时上海的公私医院和诊所不少，但是“医院大门八字开，有病无钱莫进来”，广大店员连养家糊口都有困难，更遑论看病了。而益友社的诊疗所日夜为群众服务，并且收费比外面低很多，对特别贫困者还实行免费治疗，这点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工作做到了群众的心坎上。
诊疗所的大部分医护人员是党外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地下党同志的影响下，通过救死扶伤这种直接的社会实践，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培养了对劳动人们的感情，提高了政治觉悟，有些还奔赴解放区从事医护工作。
益友社的福利事业，除了诊疗所、托儿所有较大影响外，还有默默为社友的日常生活服务的“服务部”和理发室。益友社成立初期就建立了消费合作股，社友在此购物可以享受折扣。社里还设有理发室，理发比外面便宜一半，理发室一直座无虚席，在这里有很多群众相互接触的机会。
党在益友社的工作
益友社中党的工作，按照长期荫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坚持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既严格区分、又适当配合的原则。为了坚持“合法化”、“社会化”、“事业化”，益友社对社会上的政治运动，如为新四军募捐寒衣、抗议昆明“一二·一”惨案、抵制美货等运动，一般是发动社友以各业职工的个人名义去参见;对行业里的经济斗争，益友社也不以团体的名义去干预，以保持社团的合法地位。
益友社筹建时有一个党的支部，有3个成员，随着益友社人数的增多才成立了党团和下面的总支，党团全面掌握社的各项社务活动，支部则建在具体的活动部门(如剧团、图书馆、补校等)，侧重联系、教育群众的工作。除开一部分比较适合搞公开活动的党员外，绝大多数党员的工作重心放在行业中，他们为了本行业群众工作的需要而加入益友社，并通过此来扩大与本行业群众的联系，有条件时再成立本行业自己的群众组织。益友社设有社友部(组织部)，按行业建立社友联络干事会以配合行业工作的开展。
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到群众中去，广交朋友，一切工作靠发动群众来做。党内生活也充满活力：学习文件，认清形势，了解群众和积极分子的思想情绪，研究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时遇到的实际问题。党员和干部的工作虽然辛苦，但信心越来越高，局面很快打开。党内曾一度存在看不起中间落后群众，认为搞文娱活动“不过瘾”的那种情绪，逐步有所改变，党内和非党的积极分子都要学会在任何的群众活动中贯彻爱国主义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向。益友社培养了很多干部积极分子参加新四军。
党还准备着二、三线党员和骨干力量，随时准备在第一线工作的同志有必要撤退或者转移时，接替他们的工作，以保证党的工作的持续性。益友社十二年中虽然长期处于恶劣环境，但组织上始终没有遭到敌人破坏，党的工作坚持是关键。
根据店员群众的特点(职业分散、劳动时间长、文化程度低、行动上受到许多封建性的行规、店规的束缚等等)，益友社在工作中逐步摸索了几点经验：
1、不局限于分散的一店一户而以行业为基础来开展活动，有时就在某个街区范围内，把几个行业的群众组织起来，使群众活动更为公开化、社会化。
2、利用社会习惯，以举办公益事业的形式，开展业余教育、医疗服务、生活服务等工作。这些活动也比较易于争取到社会上层人士的同情和赞助。
3、活动的形式要短小精干，注意群众性和多样性，例如话剧活动要多演短剧、独幕剧，文娱活动中把重点放在歌咏、乒乓、图书、出版方面。这些活动不需要很多场地和经费，可以因陋就简地搞起来，又适合店员业余时间较少的情况。
4、党员要做到群众化、职业化和社会化，密切联系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发掘积极分子，进行抗日救国教育（包括个别谈心和利用公开出版物，如《西行漫记》、《论持久战等》）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随着当时群众运动发展，益友社的骨干力量便迅速显得很薄弱，需要积极地挖掘积极分子，并使他们逐步成为骨干。很多人(包括不少有一定社会的地位的中上层人士)的特点是政治上抗日热情很高，是与党积极合作共事多年的党外积极分子。党组织对他们的进行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使他们接近基层群众，学会从当时当地的条件出发，来组织适合群众需要的活动，并在工作中培养新的干部以至各种文娱活动的能手;二是说服这些过去参加救国活动积极分子，进一步摆脱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影响，深入群众，扩大联系面。
党在统战工作方面，不设置任何不适当的“框框”，只要不是臭名昭著的汉奸，而又是热心公益事业的认识，都加以热烈欢迎。很多民族资本家和社会名流都对益友社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有出于爱国热忱出钱出力的，有出于培养店员业务技能而赞助益友社的某一项活动的(如补校)，有对益友社的正当娱乐活动感兴趣而参加的，当然也有是在益友社影响扩大的情况下想借此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的。卓有成效的上层工作使得租界当局和日伪统治者不得不发给执照，承认益友社的合法地位。
感想小结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三大法宝分别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建设，1946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将其具体化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
纵观益友社前后存在的十二年，除了武装斗争外，其他两个法宝都被用上了。虽然益友社所主要工作的对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主要是商业领域的店员，但他们按照阶级分析来看待，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这部分人群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性，也并不比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差多少，这种革命性也许不能单单用罢工游行来衡量。关键的事情是通过深入分析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具体情况，特别是上海自身作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最充分、三座大山的压迫也最显著的城市的情况，再去探究在这些情况下如何教育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如何激发他们的革命性，如何凝坚强的阶级力量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益友社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合法斗争(主要表现在构建、巩固抗战和民主建国统一战线上)和秘密工作(主要表现在支援新四军、解放军上)结合得不错。
益友社中虽然做了很多改良性的工作，但是并没有造成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所自发要导向的结果，当然这里面有着自己原则路线的共产党的坚固领导是主要原因，也和国民党统治太腐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太虚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太深重有关，即在客观上造成“左倾”的因素相对来说要比造成“右倾”的因素多一些。
注释：
[1]自一九二八年二月它的前身《青年之友》社在上海成立起, 至一九三八年八月在汉口作为三大革命群众团体之一, 被国民党勒令解散为止,共有十年多历史。在这十年多的时间里, 蚁社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 运用各种巧妙的方式,与反动统治者进行了艰苦持久的斗争, 不仅使其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 而且团结教育了部分职业青年积蓄了一部分力量, 对冲破敌人的文化“ 围剿” ,促进全国统一, 推动抗日救亡运动都起了它应有的作用, 抗日战争爆发后, 它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2] 很多店员是通过同乡、同族和亲友的关系在上海谋生的
[3] 主要是面向社会征集社友和募集活动资金，以及图书等
[4] 1947年，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发起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于2月9日借劝工大楼三楼会场召开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邀请郭沫若、邓初民等民主人士到会演讲。上午9时，刚宣布开会，混入会场的特务、打手在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组组长苏麟阁指挥下，手持榔头铁尺，见人就打，见物就毁。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挺身上前斥责特务的暴行，被特务从会场一直打到马路上，因伤势过重，于当天下午4时在仁济医院不治身亡。同时被特务打成重伤13人，会场设备全部被捣毁，制造了二九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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