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翼双飞诉衷情
——读毛泽东《贺新郎·别友》兼对某种“歪评”的批判
杜贤荣
《贺新郎·别友》是一首典型的爱情词，传达了政治家兼诗人毛泽东与杨开慧之间坚贞纯洁、至死不渝的爱情。它集婉约美、崇高美等多种艺术美于一体，堪称古往今来爱情诗词的经典。细品全词，我们还体会到，其中隐隐约约地预言了两人爱情的悲剧。这个悲剧的意义，恰如鲁迅所论：“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①，也证明了黑格尔的悲剧美学论点：悲剧的特点根源于两种对立理想和势力的冲突②;也正由于此，在现实社会中“非毛”“诽毛”的暗流里，它遭到了横蛮的违反伦理的攻击、诽谤与诬蔑。本文试图以“双百”方针为指导，探索这首词的原本旨义，批判谬说，申明正义，维护人道。
一、终生爱恋的艺术表达
1923年底，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离开长沙去上海，准备参加将于次年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要分别了，难舍难分的离情别绪，点燃了毛泽东吟诗的激情，他写下《贺新郎·别友》赠给妻子杨开慧。“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夫妻的情感凝结在这刹那间，有说不出的万种深情。“苦情”化作的“热泪”，“前番书语”中的“误会”，相知相交的“人间知己”，都凝结在“眼角眉梢”，相顾无言，满眼离恨;斑斑枕花残红泪，情意绵绵无绝期。“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他们的爱情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人有病，天知否?”用生命誓约，指天为证。家，是人间亲情的寄托，是人伦骨肉亲的归宿地。“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为了革命事业他要离开家庭，告别妻子和孩子，远走天涯了。在家扶老抚幼的责任，就要落到杨开慧一人的肩上。此时，他们的长子岸英才一岁多，次子岸青才出世一个月。孩子，是夫妻爱情的结晶，是家庭的希望。我们可以想象得到，他与妻子难舍难分的时候，两个幼小的孩子也牵动着他的心。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 ③。作为丈夫和父亲，没有比“别妻别子”更令人难受的了。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杨开慧毕竟是杨开慧。他们既是恩爱的夫妻，又是革命的同志。别离是令人凄怆的，但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他们只有“割断愁丝恨缕”。要以“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的胸怀、气势和力量，把眼光放在未来，以天下为己任。他们的结合是共同理想的结合，彼此心相知的结合。爱情越真挚，革命意志越坚定，革命意志越坚定，爱情越真挚。
“重比翼，和云翥”，是毛泽东想象中两人的爱情的未来。“比翼双飞”，这是历来人们对美好爱情的比喻和向往。毛泽东与杨开慧爱情的未来，就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理想未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军阀混战，灾祸不绝，造成中国社会的极端腐败与黑暗，革命者总是奔波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中。而“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充当了革命的前锋，总是处在革命的风口浪尖上。毛泽东，杨开慧，他们从相知相交，到结成革命伴侣组成家庭，心相通，情相联。革命是他们的共同理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是他们共同的奋斗目标。毛泽东想象中未来的杨开慧，是驰骋于革命潮流中的杨开慧。也正如杨开慧在日记中所表达的，愿“同他去共这一命运”，两人并驾齐驱“和云翥”，比翼双飞。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杨开慧始终是个理想的女革命者形象。1930年，杨开慧被反动派残酷杀害，远在江西井冈山的毛泽东从报纸上得知噩耗，当即寄信杨开慧的亲属，信中写道：“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寄托他深切的哀悼，表达他对杨开慧的爱恋之深。
毛、杨两人的爱恋，非常人的“海誓山盟”可比，更不是“朝朝暮暮”“卿卿我我”之辈可以理解的。他们的婚姻和爱情，以理想为基础，以生命为“契约”，以天下劳动人民都解放为目标，同心同德，共同奋斗，至死不逾。当杨开慧面对敌人的枪口时，心地坦然，坚守与毛泽东“共命运”的一颗爱心，含笑饮弹，以身殉情;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则用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死而后已的不懈奋斗，了却杨开慧与他“共命运”的宏愿。晚年，毛泽东在子女、亲友面前，甚至在许多严肃的公共活动场合，常常叨念杨开慧，颂扬杨开慧，豪不掩饰他对杨开慧的一往情深。写于1957年的《蝶恋花·答李淑一》、1961年的《七律·答友人》等诗词，都或明或暗地表达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倾慕、景仰与深切的怀念。
妻子英年丧元，丈夫盛年丧妻，这对于毛、杨两人的爱情、婚姻、家庭来说，都是悲剧。这个悲剧同样是万恶的黑暗社会造成的。尽管生者毛泽东可以再娶，事实上他也再娶过，并生儿育女，对妻子也爱。但是，他与杨开慧的爱情及其悲剧，萦绕、影响了毛泽东的一生，这是不争的事实。
二、终生修改的原因分析
这首词发表以后，从标题到词句，有多种不同的版本流传，引起毛泽东诗词爱好者和研究者的猜测与争论，争论主要在两方面：
第一，关于修改与“别友”。毛泽东早年写作此词，到晚年最后定稿，历经半个多世纪，可见他对此词的重视与珍爱。兹介绍与发表稿不同的几处修改的文字：1.“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有稿曾作：“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山欲坠，云横翥。”2.“又恰像台风扫寰宇”，有稿曾作：“不愿作昵昵小儿女”。3.“知误会前番书语”，有稿曾作：“知误会前翻书语”，“知误会前翻书旨”，“知误会前番诗句”。4.1937年毛泽东将此词书赠丁玲，标题《贺新郎》书作“贺新凉”(《贺新郎》又名《贺新凉》);“苦情重诉”作“惨然无绪”;“人有病，天知否?”作“曾不记，倚楼处?”;“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曾作“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这多处的修改，而且反复几次，原因在哪里?毛泽东赠杨开慧的原词即杨开慧接到的那首词究竟是什么样子?
有人说，毛泽东的《贺新郎》是写给妻子杨开慧的，应该是“别开慧”或“别妻”，“妻”与“友”意义完全不同，怎能称“妻”为“友”呢?这样提问就有些太望文生义了。须知，这是在写诗啊，难道如散文那些直说吗?而且词是写给自己深爱着的妻子的，其浪漫情调正寄寓其中。鲁迅当年与许广平谈恋爱或是结婚以后，两人频繁的书信往来，鲁迅不是称许广平为“广平兄”吗?明明是自己的情人、妻子，怎么能称“兄”呢?“兄”者，长兄，哥哥也。难道鲁迅连许广平的年龄、性别也搞错了?鲁迅之所以称许广平为“兄”，毛泽东之所以称杨开慧为“友”，情人之间的幽默使然，爱情使然，浪漫使然。
诗人修改自己的诗词本是常事，从古至今，凡严谨的诗人，在创作过程中，无不对自己的诗作反复修改，千锤百炼，即使是天才的、豪放的诗人也是如此。这是诗人对理想境界的不懈追求，是表达思想感情的需要。但是，像毛泽东对这首词多处多次修改，而且修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却是罕见的。1937年，毛泽东将此词书赠给丁玲，其手稿文字为：
贺新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惨然无绪。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曾不记，倚楼处?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以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
这副词的手稿和晚年毛泽东的“校正定稿”比较，艺术情味与思想境界都有较大的差异。有人据此认为，写给丁玲的这首词更接近于当年写给杨开慧的原稿。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这样修改，我们细细揣摸有这样两种原因：
一是年龄不同，时代背景不同，其情调和思想境界不同。1923年毛泽东写此词时，是刚30岁的青年人，豪情激荡，风华正茂。这时虽与杨开慧结婚三年，而且有了两个孩子，但由于当时处于革命动员阶段，生活艰苦，两人分多聚少，当妻儿团聚后再次别离，不免满怀惆怅，别情依依。从我们读1937年书赠丁玲的这首词的手稿看，更多的是一对恋人之间的浓情蜜意。因此我们认为此稿更接近于原作。以后特别是晚年，毛泽东再读此词，杨开慧已牺牲几十年了，此时的杨开慧是为革命贡献了自己生命的烈士，毛泽东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的眼光和心胸都较青年时期有所不同。杨开慧在他心中既是相濡以沫、深深爱恋的妻子，又是为革命而丧其元的战友。“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重比翼，和云翥。”在漫漫革命征途中，两人比翼双飞，这符合政治家兼诗人的艺术想象。从杨开慧牺牲到革命胜利，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蓬勃发展时期，其中有多少风雨，多少艰险，多少坎坷，毛泽东顶风斗浪，以大无畏的气魄顽强地走过来了，他心灵深处的深爱着的杨开慧不也跟着走过来了吗?将“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十分贴切的。
二是政治斗争的需要。毛泽东首先是位政治家，他的诗词虽是绚丽多姿的艺术品，但也必然蕴含有浓浓的政治气韵。他晚年身体多病，心境苍凉，仍殚精竭虑、苦心孤诣地思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重读旧作，这首赠给爱侣的词，既唤起他无限的美好回忆，又激起他“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壮志豪情。将词中“儿女情长”的成分改为“革命情谊”较重的成分，也在情理之中。
我们读这首词，其中有个字可以作为此词的“诗眼”来体味，即“恨”。晚年定稿中有两个“恨”字，写给丁玲的稿中有三个“恨”字，这不是简单的用字重复和才气底气的问题，而是典型的爱情诗词所包含的美的形象。以晚年写的手稿为例：“眼角眉梢都是恨”，这里的“恨”表现在脸上，双目相对，晶莹泪花“欲零还住”，直在眼中打转，那难舍难分的表情从眼角眉梢中透露无遗，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的娇态，梦幻般地立于的面前。“凭割断愁丝恨缕”，这里的“恨”则是写内心的情感了。夫妻间的情是缠绵的，美好的，可现实却是无情的，凄婉的。“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想到分别后的情景，两相思念如丝如缕，那么细密那么悠长，怎不令人生愁令人遗恨?毛泽东对这首词修改过多次，但词中至少都保留了两个“恨”字，而且其意思不变。不论是朋友还是恋人，这“恨”字的全部含意都是更深切的爱。这种以“恨”反衬“爱”的表达方式，在古典诗词中并不鲜见，特别是表现男女相思的爱情诗词更多为所用。例如，宋·张先《从花令》：“沉恨细思，不如桃杏，犹鲜嫁东风。”梅尧臣《玉楼春》：“烟姿最与章台近，冉冉千丝谁结恨?”元·元好问《迈陂塘》：“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这种以“爱”反说成“恨”的表达方式，在当代男女的情爱中更是泛化了。我们常常在小说或电视画面中看到，男女明明深深相爱，可见面却说：“我恨死你了，恨死你了!”
第二，《贺新郎·别友》究竟是赠给谁的?1978年9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此词时，以《贺新郎》词牌作词题;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在词牌《贺新郎》下增补标题《别友》。编者在注释中说：“本词最近发现有一件手迹，标题为《别友》。这首词是写给夫人杨开慧的。”后来有人根据毛泽东对此词几处的不断修改，而且在“校正定的手书稿”上将词题写作“别友”等进行分析，提出此词并非写给杨开慧的，而是写给毛泽东的好友的，有人更是直接指名道姓说是写给陶毅的。
陶毅，字斯咏，女，1896年生，湘潭人。她于1916年考入朱剑凡先生创办的周南女子中学师范二班，与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同窗。那时陶毅和向警予一样，是一位思想十分开朗激进的女性，也是后来毛泽东等创建的新民学会中的一名出色会员，与毛泽东过从甚密。1918年和1919年毛泽东两次离开长沙期间，给陶写过一些信。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时，她是三个拿出十块银元的资助者中的一个，并是书社负责人之一。1921年陶去南京金陵女大进修，毛泽东在上海参加中共“一大”后返长沙途中，专程停留南京，看望陶毅。毛泽东特地看望陶毅，是因为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后，肩负着发展党组织的重任，陶自然成为毛泽东心目中党的培养发展对象。1921年秋毛泽东辞别新婚不到一年的妻子杨开慧，背着雨伞，只身来到工人比较集中的安源，考查工人运动。此时，湖南筹组省女界联合会，陶当选为领导人之一。后来陶一直在周南教书，终身未婚，不幸于1931年早逝。
从此词写作背景、陶毅的身世、与毛的关系及该词的流传过程看，我们认为写给陶毅说缺乏起码的证据，纯属捕风捉影，想当然，亦或是有意制造点“轰动”效应。毛泽东在外地给陶写信，因为陶乃新民学会早期会员。当时，毛与每位新民学会会员的通信都是极其频繁的;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陶毅给以慷慨的资助，是因为陶追求进步，追求理想的“革命”行为，况且，毛泽东与陶毅等新民学会会员联系比较多的时候，正是毛泽东与杨开慧确定恋爱关系并结婚的时候。1929年6月20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到她与毛泽东恋爱的一些细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从这些文字表达的意思及其时间看，就是说，毛泽东于1918年第一次北上北京，毛、杨两人就深深相爱，并心照不宣地“私定终身”④。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于1920年冬，他们冲破各种封建礼俗的罗网，以全新的方式正式结婚了。尽管毛泽东与陶毅之间有深厚的友谊，但也只是志趣相同的革命的“战斗友谊”。毛、陶之间的友谊或者说情谊，就像毛泽东与当时的几位女性革命者如向警予、任培道、蔡畅一样，是志同道合的情谊，不可能是所谓的“情人”关系，更不可能有如《贺新郎·别友》中所写的“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的夫妻之间的甜情蜜意。当然，毛、陶之间，相互对人格、才学、品貌的敬佩与倾慕是可能的，这是允许的，也是崇高的。用今天一些无聊文人“情淋淋”“色迷迷”“软绵绵”的情调来看待毛、陶之间的关系，解读《贺新郎·别友》，不仅是对这首词本身的误读与恶搞，也是对毛泽东、杨开慧、陶毅这些历史人物的误读与伤害。现有资料特别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资料证明，《贺新郎·别友》是写给杨开慧的，则是无疑的。
三、针对某种“歪评”的批评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前些年，关于此词争论的观点和材料，越来越离奇、古怪，否定、歪评之声甚嚣尘上。集中这些东西，我们发现，其语气和说法大多与一位名叫彭明道先生的文章大同小异，而以彭文最为激烈、尖刻、离谱。上述文字，我们已对彭文中假设即否定《贺新郎·别友》的真实性问题作了基本回答，下面，我们将再多费些笔墨谈谈彭先生这篇文章。
《书屋》杂志2001年第2期，发表了彭先生《毛泽东的〈贺新郎·别友〉是赠给谁的?》一文，文章以质疑、设问的语气，从相关资料中摘出若干“史事”，断定这首词不是写给杨开慧的。该文的几个小标题是：“问题的由来”“‘校订’乎?‘修改’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底，毛在何处?”“毛泽东面前的倩影是谁?”“毛泽东当年将此词赠予何人?”“题外的话，多余又不多余。”文章以两个字的字义即“友”与“妻”的不同分析入手，然后展开论证，最后得出首先认定的结论：《贺新郎·别友》不是写给杨开慧的。
在摆“事实”进行推演的过程中，彭先生提出不少“假设”，再将“假设”一一驳倒，以此证明结论的正确。文中写道：“‘要似昆仑崩绝壁’两句，倒确像一个大政治家的口气。然而，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还没有生发出他在六十年代中那种狂热的‘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彭先生的这段话中，说对了一半。“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确实像大政治家的口气，而且只有像毛泽东这样的大政治家兼诗人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诗句。一九二三年以前的毛泽东，没有生发出‘世界革命’思想和蓝图吗?这说明彭先生对毛泽东生平事迹并不了解。早在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的时候，讨论学会的原则和宗旨，就有“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问题。1921年元旦，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9人，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了新年大会，讨论革命的目的、方法、道德等问题，出现了“改造世界”“改造东亚”和“改造中国与世界”等几种意见。毛泽东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他认为：“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用‘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至于方法，启民(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⑤这里，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的思想与蓝图何等鲜明!彭先生或者没有读到这些资料，或者有意隐瞒。只不过，在这里彭先生用“狂热的”三字修饰语显得太情绪化了，而且用词不当，语句不通，哪里有什么“狂热的”“蓝图”之说呢?
彭明道先生说：“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类似的遣词造句的先例”。彭先生说得太武断了。我们看看1923年以前毛泽东的“类似的遣词造句”吧：“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们(即贵族、资本家——本文注)拼命的倒担。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马克斯(思)。”﹝《民众的大联合》(一)191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二)中分析了世界革命的形势，充满“革命豪情”地说：“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即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向南，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38、341、390页)彭明道先生说，“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句子带着典型的‘文革’印记，这又如何解释?”那么，这里我们就要问彭先生，以上摘引的出自毛泽东之手的文字，可是距“文革”前半个多世纪的文字，彭先生对此又如何解释?!
彭先生“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也找不到”“先例”云云，太绝对了吧，不是毛泽东“狂热”，而是彭先生“狂妄”。“遍查毛氏此前的著作”了吗?显然是在撒谎。前文所引毛泽东1917年写的文字、1921年发言的“遣词造句”，但不知彭先生是否查过。至于1923年以前毛泽东生发出“世界革命”的思想和蓝图的诗词，也是有的。如写于1915年的《五古·挽易昌陶》，诗中说：“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又如写于1918年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诗中写道：“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这些诗句中，难道就没有“世界革命”的思想?是彭先生没有看到这些诗文，还是有意隐瞒，抑或没有读懂毛氏的诗文?“查遍……”“没有”，这样的“假设”，只有彭先生这样霸道带有几分“非毛”“贬毛”化的文人，才会装腔作势用以吓唬愚弄一些不明真相、不读毛泽东著作的人们!
彭明道先生对毛泽东《贺新郎·别友》的背景进行了一些零碎的为我所用的考证提出三点“假如”之后，就对词中的一些句子进行了许多想当然的感情用事的批评，说什么“对着老婆或情人无端发出这样的嚎叫，真是离谱的很呢!”“比如对着老婆讲‘重比翼’的无端感慨;明知离别不久便可将老婆孩子接去上海同住，却又要发什么‘凭割断愁丝恨缕’的无奈闲愁;以及什么‘昆仑崩绝壁’‘台风扫寰宇’之类的无理狂言……”等等。其批评的语气近乎咬牙切齿的愤恨，其语词就是谩骂，这就背离了学术争鸣、史实考证的正常心理与正确轨道，而是一种别有用心地攻击与诬蔑了。其昭显的意思是，你毛泽东给妻子的词，不应该这样写，而应像我现在想象的那样写，你这样写，就是“无理”，就是“嚎叫”，就是“狂言”。这不是太霸道、太无理、太无知了一点吗?
彭先生对毛词进行了这许多攻击与谩骂之后，亮出了自己的底牌：“笔者经过十数年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虚一实两个答案，可作为研究毛泽东诗词和生平的重要参考”。彭先生“一虚”的答案是：《贺新郎》是写给陶毅的。“一实”的答案是：“毛在延安时，曾将此词写下，送给了丁玲”。至此，彭先生似乎才了心愿：《贺新郎》不是写给陶毅的，就是写给丁玲的，二者必居其一，反正不是写给妻子杨开慧的。其实，彭先生这两个答案所据资料，或道听途说，或某个人说的“可能”，都似是而非，推演证明的过程逻辑混乱，前后矛盾，所用词语多愤恨、谩骂、情绪化的东西，更不足为据。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多摘引了。
彭明道先生用“霸道”、谩骂的口气来否定《贺新郎·别友》一词的真实性和它的艺术韵味，也就罢了，让人不可理解的是，《书屋》杂志的编辑公然也签发，堂堂乎用5个页码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这就让人想到与编者的一个共同点，配合了暗中流行的“非毛”“贬毛”思潮。编发者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亦或是遵奉“文责自负”的常例，再或是言论自由吧，客观效果是负面的，政治影响是恶劣的，这是其一。其二，就毛泽东、杨开慧两人的关系与人格上论，也是一种侮辱与亵渎，对毛、杨两人深深的爱情是种破坏，颠覆人们对毛、杨两人情侣加战友的美好意象。毛、杨两人如在天有灵，当会嘲笑得“泪飞顿作倾盆雨”，冲刷、洗涤那些对他们的栽赃、攻击、侮辱与亵渎;他们当会同声怒斥：我们用爱情、生命与鲜血换来的崭新的名符其实的人民共和国的圣洁土地上，是哪方水土、又是谁豢养了这些不肖子孙?!
注：①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②网络：百度。参见《美学》第三卷下册第284-288页，[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
③晋·江淹《别赋》。
④杨开慧手稿《从六岁到二十八岁》，参见《杨开慧》第2、55、69页，余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
⑤《新民学会资料》转引自《毛泽东成长的道路》第256页，马玉卿、张万禄著，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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