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语今言》特点概要
1. 《世语今言》，第一本从语录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并活学活用的专著。
2. 《世语今言》，以毛泽东名言为主题，以毛泽东领导方法的学习传承为主旨，由“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组织起来”三部分展开。
3. 《世语今言》，以小切口、大视野、新思路、新写法，力求伟人思想之经世致用(今用)及其传承。小切口，意为文章起笔贴近现实生活。大视野，即为行文纵横开阔，有历史，有军事，有文化，有教育，有哲学等等。新思路、新写法，是为跳出固有框框，力求其新意。如《最讲认真》一文，将“最讲认真”置于近代以来国民性格批判的背景下，对比胡适笔下“差不多先生”与大庆工人的“三老四严”战天斗地的作为，称颂共产党、毛泽东将“认真”变成亿万普通中国人的实践行动。如《继承发扬》一文，以如今司空见惯之房地产楼盘开发起笔，以小见大。
4. 《世语今言》，读者定位为80后90后青年读者兼及前辈，以前者为主。
5. 《世语今言》释义
改革开放以来，向西方学习了很多，有了许多了不起的成绩，也有了许多的教训。我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有过多少的“水土不服”?我们学习洋大师的滔滔宏论，也应当学习我们这片土地上经过实践检验过的宝贵思想。四十年过去，回顾曾经家喻户晓“语录”，或会有所思、有所悟，或许曾经的经典会有重新的认识、重新的“今用”。毛泽东深刻、易懂言语所蕴含的伟大智慧，是经过中国人实践检验过的几代中国人智慧的结晶，是有可能一代又一代传承的民族智慧。时代在发展，历史在进步，人们的眼光、思考也会在变，旧语今说，不是“新瓶旧酒”，或宜推陈出新，于此本书是为有益之探索。
章节选摘：
民主
要团结就要有民主。
——毛泽东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
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古希腊] 伯里克利
民主政治不仅仅是普遍选举权和政党竞争而已。成功的民主政治，最需要的是多数。只有多数才能产生坚强的政治领导，只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使国家机构发挥解决全国重大问题的功能。
——[法] 莫拉斯
1946年10月，新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于蒋介石60大寿前夕以“真正民主领袖”[1]为谏言。也正是在这个月，蒋委员长麾下“国军”攻下“共军”驻守的张家口，共产党人在此八个月前所设想的“和平民主建设”被彻底地粉碎。[2]
1949年10月，短短的三年之后，毛泽东升起五星红旗，蒋介石败走台湾岛。
目睹这一中国历史巨变的司徒雷登，感言：“共产党给中国带来了一场有活力的运动，运动中所体现的特质是百万中国人所需要的……他们的组织能力很强，纪律虽然严格，却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能够把事业放在所有个人和家庭的考量之上，做到了为下层人民无私地奉献同时具备理想主义的青年人的热情和忠诚。这些都是很伟大的成就，尤其是从国民党缺陷的立场上来看。”[3]
司徒雷登，“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4]。他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多年，亲见亲历了中国大地上发生的许多事件，可是，未必能够理解其中巨大变革的深刻原因。
司徒雷登或许不理解，共产党人看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5]。
司徒雷登或许不理解，共产党人成功的领导“有活力的运动”，即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6]
司徒雷登一定不理解，“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7]。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根本特色之一，就在于这支军队在自己内部实行了群众路线，实行了有领导的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8]
……
“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走了，返回美国首都华盛顿，得到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会客、不要接待来访和最好不要露面。[9]
“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走了，美国大兵来了，1950年美国人将战火烧到了中国的鸭绿江边。这，一定是司徒雷登预想不到。他，一定预想不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方式坚定地赢得了这一场军事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他，一定预想不到，也一定理解不了，这一次中国人民浴血荣光的伟大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焕发自己民主力量的伟大胜利。
1965年，贺龙元帅撰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明确指出：“靠人民，靠士兵，靠发扬民主，靠群众路线，这是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人民军队伟大思想的精髓，这是我们军队几十年来由小到大，以弱胜强，打败一个又一个强敌，赢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传家宝。总结我们在这方面的基本经验，更好地继续保持和发扬这个传家宝，我们就会是无敌于天下的。”[10]
“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留下的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象征”，更多的是深刻的“教育”和启示后人的不尽思考。
争取民主的浪潮浩浩荡荡，从过去而来，向遥远奔去。[11]不论民主的形式怎样不同，为多数人还是为少数人，是民主真正进步与否的试金石。
[1] [美] 司徒雷登著;陈礼颂译：《司徒雷登日记：美国调停国共争持期间前后》，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6页。
[2] 1946年2月1日，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各局、各区党委、各纵队首长：(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得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虽然一定还要经过许多曲折的道路，但是这一新阶段是已经到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各项决议，现已陆续公布，望各地在党内外，特别在各大城市，分别进行适当的广大的宣传，举行庆祝大会，发出庆贺通电，要求政府立即实行决议;而在我们自己方面，则准备为坚决实现这些决议而奋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62页。
1946年10月17日，深受蒋介石其中的参谋总长陈诚在攻下张家口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斩钉截铁地表示：“如用军事，三、五月内可以告一段落。任何一条铁路，两星期内可以打通。”本刊特约记者：《张垣之战》，《观察》第1卷第10期，1946年11月2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国军攻入张家口，此事证明中共显已过分高估其抵抗能力。”“张家口之占领，可以断绝关内共军与关外共军之陆路联络及关内共军之枪弹接济。”《王世杰日记》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第405页。以上两处，转引自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页，第53页。
1946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在致美国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恰恰在同一天张家口陷落与国大召集会的公布同时发生。前者在情绪上激起强烈反响，而后者则导致争论：总统是否有权擅自决定国大日期而不与其他党派领袖协商。蒋的单方面行为反映了独裁专横倾向。共产党正是利用这种反感情绪.将小党派拉向自己营垒。” [美] 雷(Rea，K.W.)，布鲁尔(Brewer，J.C.)编;尤存，牛军译:《被遗忘的大使司徒雷登驻华报告1946-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结束历时一年多的和平谈判，乘美军专机返回延安。同行的李维汉在日记中写下：“国共谈判破裂了，但我党满载人心归去。”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52页。
[3] [美] 司徒雷登著;陈丽颖译:《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67页。
[4] 《别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1页。
邵玉铭从学术的角度研究认为，从司徒雷登传教士、教育家、外交家三个身份来看，他一生经历了中美关系的政治、文化、宗教三个方面，与其他美国人相比，他的这种经历“在二百余年中美关系中无人出其右，他可说是一个涉猎中美各层面关系最广最深的人”。转引自沈建中:《司徒雷登画传》，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5] 《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1475、1478页。
[6]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7页。
[7] 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文中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仍能从每日五分的油盐柴菜钱中节余一点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约得六七十文。这些办法，士兵很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8] 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页。
[9] 司徒雷登回忆他到美国后：“我一到华盛顿机场就被匆匆送到了国务院。我第一次在那里和布特沃斯谈话的时候，他就建议我不要会客，不要接待不适合见面的访客，事实上这些日子最好就不要露面的好。他甚至建议我离开华盛顿，在外面待上十天半个月。” [美] 司徒雷登著;陈丽颖译:《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180页。
[10] 贺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页。
[11] 民主，作为“当今时代政治合法性的基本标准”([英] 戴维·赫尔德著;燕继荣等译:《民主的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自古希腊始，即是政治家、思想家们尖锐批评的对象。事实上，民主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充满斗争的历史。正是在其激烈的批评及社会斗争之中，民主的思想和实践不断地得以演进，并且常常显现为各方矛盾冲突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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