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生产、超级剥削和资本主义危机》
：John Smith
翻译：激流网翻译组
出版社：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目录：
1. 商品全球化The Global Commodity
2.外包还是全球化生产?Outsourcing, or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3.外包关系的两种形式The Two Forms of the Outsourcing Relationship
4.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成为主力Southern Labor, Peripheral No Longer
5.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工资趋势 Global Wage Trends in the Neoliberal Era
6.购买力的异常和生产力的悖论 The Purchasing Power Anomaly and the Productivity Paradox
7.套利全球劳动力：全球化生产的主要驱动力 Global Labor Arbitrage: The Key Driver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Production
8.帝国主义和劳动价值论 Imperialism and the Law of Value
9. GDP幻象 The GDP Illusion
10.条条道路通危机 All Roads Lead into the Crisis
2、外包还是全球化生产？
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劳动关系如何演变，是本书的主题。第一章聚焦于三种代表性的全球商品;这一章我们调整视角，展现生产、生产者和全球工人阶级在全球转变下的历史和全景。本章和下一章的目的是展示一个丰富的、鲜明的全球化生产概念。为了发展用于分析这一现象所需的工具，我们将严格运用“生产”、“工业”和“服务”的标准定义。
全球外包的前身
为了对抗工人，雇主要么从国外引进工人，要么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力廉价的国家。鉴于这种现状，如果工人阶级希望继续努力争取成功的机会，国内组织必须成为国际性的。让每个工人都认真对待这个新问题。1
——卡尔·马克思，1867年在第二国际 洛桑大会上的讲话
在过去三十年中，外包的野火蔓延，是资本不断寻求廉价、易于利用的劳动力来源的延续，其规模不断扩大。它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出现时如同涓涓细流，20世纪初在北美成为一股稳定的小溪，到20世纪末，它已成为一股浪潮，凯特·布朗芬布伦纳和斯蒂芬妮·卢斯(Kate Bronfenbrenner and Stephanie luce)将之描述为“一种系统的企业重组模式，将工作从有工会的地方转移到没有工会的地方或者其他国家。”2现代工资差价驱动的生产外包的源头可以在19世纪经济的不同部门找到。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服装和纺织业提供了许多早期的工资差价驱动的生产外包例子，卡尔·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警告过这一点。
孟加拉国黄麻工厂
原产于孟加拉国的“金纤维”，用于麻袋和帆布的黄麻，其历史彰显追求低工资生产这一重要特征。19世纪初，敦提(Dundee,英国苏格兰东部港市)的工业家研究出如何改进亚麻纺织机来加工黄麻，这就意味着印度手工纺织工业的灭亡。到1860年，敦提的60家黄麻厂雇用了大约5万名工人，大部分是女工，其中许多是爱尔兰移民，她们已经从大饥荒中逃出来，在这个以工资低著称的行业工作。尽管如此，她们还是比印度工人贵，促使敦提的黄麻大亨把生产转移到孟加拉。查伯伦德拉·鲁尔报道说，印度第一家机械化黄麻纺纱厂是1855年由一位英国人乔治·奥克兰在加尔各答附近的胡格利河岸边建立的，“从(在敦提)道格拉斯铸造公司的约翰·克尔口进口机器，那时主要的黄麻机器制造商。”3到二十世纪前十年，大部分生产都转移到了印度，但苏格兰黄麻大亨的资产仍得到保留，这些大亨成功地阻止了印度资本家的进入，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继续为英国的战壕提供十亿个沙袋。4
在《劳工史脉络》(LINKED LABOR HISTORIES)一书中，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研究了20世纪末以来新英格兰和哥伦比亚劳工流动的共同演变，他认为现代外包“延续了一个世纪前由该国最早的工业即纺织业开始的模式5”。从“强大的工会到廉价劳动力”来看，新英格兰纺织厂开创了美洲国际生产外包的先河，在20世纪前几十年首先迁移到北卡罗来纳州，然后在20世纪30年代迁移到波多黎各，接着到哥伦比亚，在二战以来的几十年里迁移到其他地区。
没有国际边界有助于北美的资本流动，正如盖瑞·格雷菲所说，到20世纪初，“为了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许多产业开始迁往美国南部，经常是在“工作权”州(译者注：政府照顾企业主、阻碍工会工人权益的法律)，这使得很难建立工会。推动生产向美国低成本地区转移的动力最终导致美国制造商跨越国界。”6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鞋、服装、玩具、电子组装等生产工作大量流入低工资国家，全球制造业生产开始轰轰烈烈地外包，这为乐购、沃尔玛、家乐福等新一代商业资本家提供了帮他们结束“制造商推荐零售价”统治的契机，确立了商业资本在消费品市场的霸主地位。正如美国劳工历史学家纳尔逊·利希滕斯坦(Nelson Lichtenstein)所观察到的：
大约从1880年到1980年，一个多世纪以来，制造业一直处于美国经济生产/分配关系的中心…然而今天，零售商站在世界供应链的顶端…美国零售业实力的戏剧性增长始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西尔斯、K马特和一些美国服装制造商/批发商开始利用亚洲四小龙轻工业廉价的劳动力和日益成熟的技术，尤其是香港、台湾和韩国。7
由于无法再对批发商控制价格，向商业资本的权利转移给生产者垄断增加了压力，迫使他们取消与工会的协议，解散国内工人的工会，并跟随零售巨头光辉的足迹，将他们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外包给低工资国家。这既涉及从工业资本家到商业资本家的利润再分配，也与通过消费品价格下跌，将一些外包的利润分配给日益扩大的工人阶层有关。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当新兴零售巨头率先将玩具、服装和其他消费品外包时，思科、太阳微系统和AT&T等著名电子公司正在释放即将成为高科技产业外包的洪流。它的驱动力不是与商业资本的国内斗争，而是美国和日本公司之间的竞争。在制造商学会如何印刷电子线路之前，电路板的制造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它对台湾和韩国的外包帮助美国电子公司削减了生产成本，并极大地推动了被称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出口导向型工业。10电子等高新技术产业一直处于外包浪潮的前沿。正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UNCTAD)的一项研究发现，“引人注目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率高于世界出口增长率，其幅度与产品的技能和技术强度相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迅速而持续地升级。”远非如此——“发展中国家的参与通常限于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密集阶段。”11
并非偶然，生产外包的高水准出现在2007年全球危机爆发之前，或者如UNCTAD所说，“自2000年左右以来，全球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均呈指数增长，明显超过全球GDP的增长速度，重新促进了跨国公司协调网络中国际生产的快速增长。”12对于全球危机的根源，主流和激进的解释几乎完全集中在爆发前的债务膨胀、衍生品泡沫破裂、以及金融疯狂竞争上，但很少关注随之而来的变革和全球的生产转移。凯特·布朗芬布伦纳和斯蒂芬妮·卢斯(Kate Bronfenbrenner and Stephanie Luce)估计，从1992年到2001年，每年有70,000到100,000个生产岗位从北美转移到墨西哥和中国，从ICT(信息和通信技术)到工业机械和电子部件的高端制造，再到食品加工和纺织品的低工资制造。13新千年伊始，这一数据急剧上升，“从美国转移到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作岗位总数，从2001年的204000增加到2004年的406000”。14标志性的“美国制造”品牌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的决定，是这一划时代的转变的缩影。20世纪60年代，列维·施特劳斯在全美经营了63家工厂，2004年决定解雇美国最后一家工厂的800名工人，并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和中国。15
外包和迁移
阿维瓦·乔姆斯基(Aviva Chomsky)提出了一个关键的联系：“大多数据将移民和资本外流分开对待。我的方法坚持认为，作为同样的经济结构调整现象的不同方面，将它们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最有成效的。16她补充说，“资本外流(这里指外包)是纺织业在二十世纪初至二十世纪中叶仍然最缺乏组织性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是二十世纪末所有行业工会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17在新自由主义时代伊始，杰瑞·亨德森和罗宾·科恩就建立了同样的联系：“尽管部分城市资本已经转移到低工资地区，部分原因是由于城市工人的斗争，但西方资本中流动较少的部分已大大增加了对外来移民劳工的依赖，从而降低了劳工成本，并降低了发达国家劳动再生产的成本。”18
孟加拉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外包和移民如何成为全球生产相同工资差异驱动的转变的两个方面。谈到80年代和90年代的孟加拉国，Tasneem Siddiqui报道说“劳动适龄人口的持续减少在保持失业率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它也成为贫困家庭的关键收入来源。根据国际移民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的统计，2012年，有540万孟加拉国人在国外工作，其中一半以上在印度，约100万在沙特阿拉伯，其余分布在中东、西欧、北美和大洋洲等国家。他们的工资中寄回家的总共有14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11%。同年，孟加拉国服装出口额达到190亿美元，占孟加拉国出口总额的80%，其中40亿美元是支付给大约300万成品服饰工人的工资。出口总收入包括进口棉花和其他织物的成本，通常占生产成本的25%，因此孟加拉海外工人的汇款约等于服装出口总净收入。据世界银行(World Bank)统计，2013年，英国210000名孟加拉国移民工人人均汇出4058美元，是他(大多数孟加拉国移民工人是男性)妻子、姐妹或女儿在国内一家服装厂工作的年薪的三倍。为什么出口导向型工业并没有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来促进劳动力的增长，反而迫使这么多人为了找工作而迁移，我们将在第四章加以分析。
帝国主义国家的外包和劳动力再生产
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改变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所有商品的生产，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商品是由低工资国家的被严重剥削的工人生产的。生产过程的全球化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有两方面的影响。外包使资本家能够用发展中国家低工资的劳动力代替高工资的国内劳动力，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同样熟练但工资低得多的工人直接竞争，同时服装、食品和其他大众消费品价格的下跌使消费水平免受工资下降的影响，并放大了工资上涨的效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07年世界经济展望》试图权衡这两个方面，总结道：“尽管劳动力占GDP的比例下降了，但发达国家廉价进口所体现的劳动力全球化增加了所有公民分享的‘蛋糕’，从而导致实际上工人的报酬总额净增长。”20换句话说，由外包带来的利润是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共享的。对于雇佣阶级和他们的政治代表来说，维护国内阶级平衡既是经济法则、也是策略。压低国内工资会压低消费需求并可能导致萧条。工人消费品的市场竞争迫使更多利用低工资劳动力来降低成本，最终使国内工人受益。
也许对这一现象最深入的研究是由芝加哥的两位教授克里斯蒂安·布罗达和约翰·罗马利斯(Christian Broda and John Romalis)进行的，他们在两个巨型数据库之间建立了“一致性”，一个跟踪1994年至2005年间55000个美国家庭消费的数十万种不同商品的数量和价格变动，另一个跟踪分类为16800种不同产品类别的进口。他们得出的中心结论是：“虽然在低工资国家扩大贸易触发了美国非技术人员相对工资的下降，但也导致了穷人大量消费的商品价格的下降。我们发现，这种有利的价格效应可能超过了工资下降的效应。”他们计算出，仅从中国进口的廉价商品就对降低通胀贡献了五分之四，其在美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在十年间从6%上升到17%，而且“仅与中国贸易的增长就可以抵消这一时期官方不平等数据的三分之一左右。”21
从这个简短的调查中可以得出结论，中间投入和最终商品生产的全球化、劳动力生产的全球化是外包现象的两个维度。它们产生相互矛盾的关系，并以复杂的方式相互作用，必须既要分别研究也要一起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日益全球化，各国和各大洲工人之间日益相互依存，客观上加强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加速了国际工人阶级成为“自为”、“自在”的阶级，进而为夺取政权而奋斗。然而，为了打击工人阶级，资本家越来越依靠和利用帝国主义的分裂来实行分而治之，迫使帝国主义国家的工人与低工资国家的工人进行日益直接的竞争，同时利用深受剥削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生产的廉价进口产品，来鼓励自私和消费主义，并破坏工人阶级的团结。
生产过程的全球化
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在广泛引入动力机械之前，将原料加工成最终产品的各个阶段通常发生在单个工厂内，通常由大批家庭工人将原料加工成最终成品。在接下来的一百年里，机械化的浪潮加速了集中化和专业化，促进了更复杂的生产网络在国内的发展。在这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贸易由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组成。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通过扩大跨越国界的生产链和价值创造链，深刻地改变了这种局面。正如威廉·米尔伯格(William Milberg)在国际劳工组织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的那样，“由于生产的全球化，今天的工业化与仅仅20年前出口导向生产最终商品的过程不同。”22两者很大的差别，即“全球化生产的决定性体现”，依旧是 “半成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增长，不管它是由外国直接投资在公司内部进行的，还是通过直接分包进行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外包定义为半成品的贸易——我们的概念还必须包括从低工资国家到帝国主义的公司和消费者的成品出口。
主流理论并没有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提供一个完备的外包的概念与衡量理论。截至200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国外外包强度”等于国外外包投入在总产出中的份额，自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仅略有增加，外包投入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例从荷兰的12%到美国和日本的2%到3%不等。”23但是这个定义除去了向低工资国家因最后组装出口的半成品。它还排除了被发达国家公司注定用作投入的制成品，包括计算机和其他电子产品，并排除了被工人消费的成品。24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我在第一章所考察的三种全球大宗商品都不能算作企业和公民提供最终需求的国家的外包强度。其结果是对生产过程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的荒谬的低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本制造业外包强度的估计尤其可笑。日本独特鲜明形式的外包被称为“三角贸易”，其“总部设在日本的日本公司在国内生产某些高科技零件，将它们运往东亚国家的工厂进行包括装配在内的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然后将最终产品运往西方市场或运回日本。”25这种模式是在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发展起来的，被称为“日本工业的空心化”。当时由于劳动密集型生产过程的外包流向邻近的低工资国家使日元升值，进而导致竞争力急剧下降，日本制造商对此做出的反应。26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日本的外包强度计算为可忽略不计的2-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法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没有考虑这些进口投入来自哪里。它发现，进口投入与总投入的比例或多或少是稳定的，但这掩盖了流向低工资国家的低成本供应商的巨大转变。三名经合组织研究人员报告说，“虽然从中国和东盟向经合组织整体的中间进口急剧上升(占总制造业进口的份额)，但这是因为减少从其他国家的中间进口造成的”——“其他国家”是经合组织中其他的富国。27美国汽车工业进口了超过投入的25%，比其他任何工业部门都多，这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28经合组织的加值贸易(TiVA)数据库显示，1995年美国汽车工业从加拿大进口的汽车加值是从墨西哥进口的4倍，仅比2005年增加10%，到2009年，也就是数据更新的最近一年，墨西哥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汽车加值比美国北部邻国高出48%的来源，这清楚地表明了全球经济危机是如何加速生产向南转移的。29若不是非美国汽车公司为了赢得美国市场的份额而在美国设立自己公司的奇怪行为，这种转变将更加明显。正如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指出，“政治敏感性解释了为什么北美的日本、德国和韩国汽车制造商没有将生产集中在墨西哥，尽管运营成本较低，而且与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那些明显不像美国消费者那么爱国的本土汽车巨头，将越来越多的产品转移到格兰德河(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对岸。30
评估外包规模的另一种广泛使用的方法是测量企业内部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法相反，因为它既抓住了中间投入又抓住了成品，但它在发达国家企业与其发展中国家供应商之间日益重要的密切关系中没有留有余地。31彼得·迪肯评论说：“不幸的是，没有全面可靠的企业内部贸易统计数据，大致正确的数字是世界贸易总额的大约三分之一是在公司内部进行的，尽管这很可能被实际低估。”32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吉恩·格罗斯曼和埃斯特班·罗西·汉斯伯格(Gene Grossman and Esteban Rossi-Hansberg)对此更有帮助，他们报告说，“2005年，关联方(即公司内部)贸易占美国进口的47%。这一比例从1992年开始只是小幅上升，当时已经是45%。”33然而，这种小幅度的增长掩盖了这种贸易向低工资经济体的急剧调整：“1992年，美国从韩国关联方(即子公司)进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7%，从中国进口的占11%。到2005，这些数字分别上升到58%和26%。”
回顾这些量化生产外包的尝试，威廉·米尔伯格(William Milberg)指出，“大多数测量纵向分解现象程度的尝试，仅涵盖了过程的一部分。一些分析家把重点放在公司内部的进口上，而另一些则放在中间产品的进口上，不管这些中间产品是公司内部的还是非公司内部的。”34然而，总的外包图景是由一组全面和容易获得的数据-----从低工资国家到帝国主义国家的成品出口汇总，构建的。米尔伯格和温克勒(Winkler)在一个关于危机对全球生产网络影响的研究中，解释了这种方法背后的简单而有力的逻辑：
标准外包计算方式只包括贸易投入，而全球供应链中的大部分进口活动都是全成品。事实上，公司外包的目的，无论是密切关系的外包还是通过外国子公司，都恰恰是为了让公司专注于其“核心竞争力”，同时把生产过程的其他环节，通常包括生产，留给其他公司。许多“制造业”公司现在根本不生产任何东西。他们提供产品和品牌设计、营销、供应链物流和财务管理服务。因此，离岸外包的替代方式可能仅仅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进口。35
根据这一广泛的商品外包衡量标准，“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日本(68%)、美国(54%)进口总额的一半以上，占欧洲国家从英国的23%到丹麦的仅13%不等。”36这在下面两个方面一定是符合的。首先，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和食品反映了传统的、新自由主义之前的南北贸易模式;第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出口的份额虽小却意义重大的部分，并非产生于帝国主义大公司控制的外包关系，而是来自本国的工业发展，并且通常不符合寻找廉价劳动力的外包方式。巴西的航天工业和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工业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是，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中更详细地讨论世界贸易结构的细节，这些高附加值的出口只构成了整个南北贸易的一小部分。根据这些附加说明，我们可以同意米尔伯格和温克勒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从低工资国家进口的成品是多种外包和海外外包的综合体，在全球价值链的不同形式的表现。自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在帝国主义国家成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急剧上升，在随后的三十年里，总体量增加3倍的基础上其所占比例依然增加了2倍。拉什米·班加在2013年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表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全球价值链中产生的总增值的67%被富裕国家的公司所占据。37
跨国公司是生产全球化的最高驱动力，大多数总部设在帝国主义国家，由那些国家的资本家拥有。它们与低工资国家生产过程的联系有两种基本形式：母公司与其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内部”关系，就像在外国直接投资一样，例如FDI;或与正式独立的供应商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个重要的区别将在下一章进行研究。其多样的形式、定义的困难、以及数据缺乏，意味着获得外包规模的精确测量充满了困难。尽管如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计“全球贸易的约80%(以出口总额计)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生产网络有关。”38这种转变的程度由UNCTAD 《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该报告估计“全球贸易的60%由在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纳入最终消费品的中间产品和服务所组成。39
总之，南-北(S-N)的制造业成品出口作为一个整体，不应该被看成是贸易，而应该被看成是生产全球化的一种表现，这反过来不应该被看成是机械和其他投入的技术重组，而是社会关系的演变，即资本与劳动的剥削关系。企业之间为增加利润、市场份额和股东价值而进行的国际竞争仍在继续，但每个工人的命运不再与雇主的财富挂钩;相反，能够生存下来的雇主是那些最积极地用更便宜的外国劳动力代替自己雇员的雇主。
生产过程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具体劳动任务的排序或编排，其中“任务”意味着生产任务;作为在生产商品中消耗的劳动力，“工业”是这种情况发生的地方。新自由主义生产全球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单个生产环节和生产流程的外包，于是分析家谈论生产的分散化，或“分割价值链”，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一篇评论颇多的文章中描述的那样。40南北成品原料的贸易的旧观念亟需更新。鲍德温(Baldwin)的“任务贸易”概念反映了全球竞争性质的变化，“过去主要发生在不同国家的公司和部门之间，(但是)现在发生在不同国家做类似工作的工人之间。” 41这体现了资本—劳动关系的演变，它日益表现为发达国家资本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关系。在新自由主义时代转型之前，当竞争由生产不同成品的公司所组成的时候，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的相对工资和就业保障取决于他们的雇主对市场份额的防御,也与引进技术减少劳动力有关。新自由主义时代之前，跨国公司越成功、越占优势，在国内的工厂集中的直接雇员就越多。“任务交换”意味着雇主现在有了另一种方式裁员，一种通过外包单个任务(即工作)到明显低工资的地方来降低生产成本的替代方式。现在，成功的跨国公司是把生产外包给低工资国家，自己几乎不事生产。就市场资本而言，苹果已经取代了通用电器，沿着通用汽车自身发展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因此，工人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变得更加直接，并且越来越无关企业竞争力。
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普遍现象还是集中在某些国家？
近半个世纪以来，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一直是没有丰富自然资源的穷国的唯一资本主义选择。42然而，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工业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高度集中于少数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实际上是所有劳动密集型全球价值链中的首选供应商”，43以及其它少数几个国家。国际劳工组织资深经济学家阿吉特·戈斯(ajit Ghose)认为“看起来南北贸易格局的改变实质上是工业化国家和24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格局的改变…相比之下，其它发展中国家仍然主要依赖初级商品的出口。44“其它发展中国家”包括超过107个发展中国家，“面临全球排斥，因为它们越来越成为全球市场中无足轻重的角色。” 45然而，戈斯的报告中24个国家已经(正在)“将出口基于从初级商品转移到了制造业”，其中包括10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的8个，占全球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76%。在人口最多的10个南方国家中，只有尼日利亚从初级商品出口中得到的收入高于从制造业中得到的。46此外，许多小国已经做出勇敢的努力，将经济重新定位于制造业出口，并接纳成为制造业飞地，也称为出口加工区，这些飞地给本国经济造成了重大和扭曲的影响。
图2.1、2.2和2.3清楚地描绘了新自由主义时期生产的南移。图2.1中的实线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稳步上升，在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急剧上升，从全球化前的5%左右上升到21世纪前十年的30%。图2.2对这个曲线进行分解，以显示发展中国家在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成品进口中所占的份额。日本和美国的曲线显示，它们从低工资国家的成品进口急剧增加，对于美国从约10%上升到45%，而日本则上升到近60%，这就让前文提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日本静态外包强度的估计显得有些荒谬。47
图2.1中的虚线轨迹表明，1980年左右，成品在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开始惊人地增长，从20%在仅仅十年内增加到60%以上。随后，该指数稳定在较高水平，从21世纪初开始向下倾斜，这反映出初级商品价格上涨和制造业贸易条件恶化。图2.3将此拆分为不同的部分，揭示了从原材料和食品到成品出口这种转变广泛但不均衡的特征。如果把不同的地区分解成单个国家，我们会发现，正如戈斯所说，许多小国没有遵循这种发展模式，但总体情况是清楚的。48
中国的崛起被描绘在东亚和太平洋的轨迹中，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组成部分。图表中还有其他有趣的细节——例如，来自南亚(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的制造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份额甚至在1980年也很高。非洲的轨迹(数据仅从1996年开始)表明，非洲大陆尚未向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过渡，相反，其国内轻工业受到来自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竞争的破坏。中东的制造业对总出口的贡献最小，其轨迹可以用该地区总出口中石油的比重来解释，因此，它的低分是富裕的迹象(当然，这并非中东地区国家之间平均分享)，而非非洲的贫困迹象。
出口加工区（EPZ）
目前在130多个国家发现的出口加工区为扩散说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尽管全球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可能分布不均，但其分布仍然非常广泛。它还使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了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对极灵活、低工资的雇佣的永不满足的欲望，在这种雇佣中，它们的所有需求都放在地毯上，而“需求的周期性的负担都放在工人身上”。49
根据世界银行的说法，出口加工区是“一个通常10-300公顷被围起来的，专门从事出口制造业的工业区。” 50出口加工区展现出以下特点：“原材料、中间产品及资本品的免税进口……繁文缛节简化……劳动法通常比国内市场更灵活……慷慨、长期的税收优惠……基础设施比国内市场更先进……公用事业和租金补贴很普遍。” 51一份很长的清单，但奇怪的是并不完整——“灵活的劳动法”是对工会普遍敌视的委婉说法;出口加工区的投资者对女性劳动力的偏好没有提及-----一直以来，大部分劳动力是女性(关于这一点的更多信息，见第4章)。这两者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出口加工区的存在理由是低工资。
出口加工区以其各种形式在竞争外向型工业化的竞争中发挥并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它们现在不仅存在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典型特征也已变得普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已经在使整个南方变成一个巨大的出口加工区。正如威廉·米尔伯格评论的那样，“随着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自由化政策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出口加工区和非出口加工区的活动之间的区别已经缩小。”52然而，出口加工区并没有显著下降，而是经历了加速增长——1997年至2006年间，它们的就业人数几乎增长了两倍，最近一年有统计数据显示，有6300万工人受雇于132个国家的出口加工区。米尔伯格对出口加工区的研究报告了一些经济体的数据，显示2006年出口加工区占肯尼亚、马来西亚、马达加斯加、越南、多米尼加、和孟加拉国出口收入的75%或更多，而菲律宾、墨西哥、海地和摩洛哥的出口收入的50%至60%来自于出口加工区。然而，在区域之间，显著的差异仍然存在。国际劳工组织在出口加工区数据库中的就业报告显示，亚洲900多个地区雇用了5300万工人，其中4000万在中国，325万在孟加拉国。在世界其它地方，还有1000万工人受雇于出口加工区，墨西哥和中美洲有500万，非洲、中东和中欧还各有大约一百万。南美洲落后，有一百万人受雇于出口加工区。
尽管中国仍然是最重要的出口加工区的所在地，但出口加工区在其它低工资国家增长更快：1997年，出口加工区的就业人口占中国就业人口的80%，在2005年6月下降到63%。53在中国之后，最大的出口加工区雇主是在孟加拉，在2005年6月间有325万名雇员。
自成立以来，出口加工区就一直是激烈争论的焦点，受新国际分工学说影响的学者和活动家指出，EPZ是跨国公司肆无忌惮地剥削低工资劳动力的缩影。54米尔伯格在2007年发表的一份针对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报告中总结道：“尽管出口加工区已经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已经超过30年——但很少有出口加工区在实现直接发展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情况。” 55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2004年警告说，制造业出口加工区正在重现“飞地主导型增长”的殖民形式，在这个形式中“一个相对富裕的商品出口部门，与道路、港口紧密相连，辅助服务，与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大片未开发的腹地并存。”56
经济特区普遍未能刺激开发区以外的经济发展，通常除了劳动力以外所有投入都进口，而且对东道国政府几乎不缴税或完全不缴税，这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议。出口加工区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东道国政府悬而未决的出口补贴和其他扭曲的贸易利润诱使外包跨国公司扰乱了世贸组织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努力。鉴于围绕出口加工区的争议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微不足道的贡献，问题出现了，它们为什么继续扩散?答案是，在签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出口导向工业化促进战略后，出口加工区为低工资国家的政府提供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连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此外，根据米尔伯格的说法，“可能最重要的政治因素”是“政府发现经济特区创造就业机会对于吸收过剩劳动力至关重要。”57
服务业与生产全球化
直到世纪之交，外包才与劳动密集型环节或商品制造中的“任务”相关联。尽管远距离运输大宗商品会带来巨大的成本和延误，但这种情况还是大规模发生了。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它演变成“服务”的爆发，特别是任何能够以零运输成本即时传送到计算机屏幕上的服务，对大多数公司来说都只是个现实的可能性。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预言在美国被广泛报道，“如果工作是数字化的，它可能覆盖美国就业的10%[大约1400万工人]，那么它可能并且最终会被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低工资、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 58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Alan Blinder)2006年在《外交事务》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外包：下一个工业革命”的文章也这样说，它警告：“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外包冰山的顶端，冰山的最终尺寸可能令人震惊。”59突然，一群专业、中产阶级的工人开始感受到全球竞争的冷空气。正如加里·杰夫 (Gary Gereffi)所说，“尽管几十年来，低成本的外包生产一直在取代美国的工厂和农场工作，但中产阶级的办公室工作和许多高薪职业现在都受制于国际竞争，这种观点令人震惊。”60在副标题“这一次是个人的”下，布林德总结道，“许多人乐观地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关键区别仍然是在高学历(或高技能)的人与低学历(或低技能)的人之间。相反，未来的关键分界点可能在于那些容易通过网路提交的和不容易的工作类型之间。”61
在2013年，服务业占“高收入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75%，但只占其出口总额的22%，62但这低估了它们的贡献，因为服务业也构成了出口成品附加值的一部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说，“虽然服务业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仅为20%，但几乎一半(46%)的出口附加值是由服务业活动贡献的，因为大多数为制造业出口的生产过程需要服务业。”63
很显然，这种只关注制造业而忽视所谓的服务业的生产全球化的观念是严重错误的。主流的工业和服务业概念根据经济活动产出的物理性质，以及由具体劳动力、特定的任务产生的特性来对经济活动进行分类。传统上，服务被定义为无价值的，无形商品;它们不能储存和运输，因此必须在生产时就地消费，例如在理发或乘公共汽车出行时。因此，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服务是“经济活动的无形的产物。”64
然而，有形性不足以区分工业与服务业的标准。首先，无形服务的提供总是也包括对“工业”的有形产品的消费，比如剪头发用的剪刀或运送乘客的公共汽车。音乐表演不能被触摸，但它确实通过空气的有形扰动来触动人的鼓膜。电信也被归类为服务：就像音乐表演一样，电话通话在传送的时候就被消耗掉了，不能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65因而，这也涉及物质的、有形的物质变化。即使运输，也被归类为服务，如果物理性质没有发生变化，那也包括产品的物理位置的变化。
与粗略的物理主义定义相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决定性的不是特定劳动的性质，而是其职业的社会关系——它是用于商品生产还是作为个人服务，如果是前者，劳动是在生产还是流通中进行。因此，为了形成一个有效、具体和有用的区分工业与服务的概念，有必要考虑商品生产与流通之间的区别。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市场关系最简单的形式是易货贸易。在一个易货贸易中，其中的一种商品(例如一条裤子)直接换成另一种商品(例如一袋面粉)，可以用C–C表达式来表示，假定是等价交换，则表示商品交换价值的C在公式的两侧相同。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像正统经济学和非正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那样，由买卖双方的主观愿望决定的，66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投入的劳动决定的。例如，如果一条裤子的生产时间是一袋面粉的两倍，那么一条裤子的平衡交换值就和两袋面粉相等。
随着市场关系的扩大，一种商品成为货币商品(通常是黄金)，所有其它商品都以此作为衡量标准。这里，假设等价交换，公式现在变成了C–M–C。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参与者为了买他们做的东西而卖他们不需要的东西。现在，货币(M)在裤子销售商和面粉销售商之间进行中介，因此他们不需要面对面地见面。
不同于简单的为买而卖的商品生产者，商人为卖而买。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是为了获取金钱。他们的起点和终点不是从C开始的，而是从M开始的。他们买一些商品，然后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现在公式变成了M–C–M’，其中【’】表示他/她最后得到的钱比他/她开始的多，换句话说，M’>M。为了做到这一点，这些交易(M–C或C–M’)中的至少一项必须是不平等的交易，违反了价值规律，在这种交易中，商人利用供求关系，从而导致价格偏离价值。
曾自夸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无知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评论说：
“真正的交换关系与卡尔·马克思想象丰富的观察有一些相似之处。他指出，现实世界中的生产性质并非如经济学家们经常设想的那样，是C–M–C'的情况，即为了获得另一种商品(或劳动)而将一种商品(或劳动)兑换成货币。这可能是私人消费者的立场。但这不是商业的态度，在商业中是M–C–M'的情况，即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而用货币购买商品(或劳动)。”67
然而，在一个关键的方面，这混淆了马克思的概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M–C–M’描述了商人为了增加M----他的钱而买卖商品C的行为，而不是资本家的行为。鉴于小生产者为了买而卖，商人为了卖而买，资本家则是为了生产而买。商人不实际改变她/他占有的生产资料(她/他无论怎样也不会生产)。商品资本主义是一种原始形态，那时资本家尚未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分离出来，并掌握生产过程。凯恩斯在参考马克思时省略了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区别，这就要求从根本上修改表达商品循环的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变成了M–C–C'–M'。这时，商人变成了资本家。M–C现在不是为了再卖商品的购买，而是购买“生产要素”：劳动力、生产工具和原材料。C–C’是生产过程，其中活劳动代替了C，它自身的价值以及原材料等在生产中用完的价值，并产生了剩余价值(C和C’之间的差别)。由活劳动花在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马克思称为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不仅是各种形式利润的源泉和实质，而且是资本本身的源泉和实质，资本本身只不过是剥削剩余劳动。马克思评论道，“生产过程[C–C’]看起来仅仅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中间阶段，其实更是一个为了赚钱而必须的罪恶。”68
在这个概要中，价值生产只在C–C'中进行;其他两个环节，M–C和C'–M'，只是完成这些价值的循环和所有权的交换。价值链中的任务或环节是否产生价值并不取决于这个特定任务或环节的具体性质，而是取决于它在资本循环中的位置。这为马克思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理论奠定了基础。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正如我们早些时候对衡量外包规模的不同方法的讨论，最重要的不是生产商品的物理性质，而是其生产的社会关系。比服务业和工业之间十分具有欺骗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另一对经常混淆的概念，即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正如安瓦尔·谢赫和艾哈迈特·托纳克(Anwar Shaikh and e. Ahmet Tonak)所指出的，“服务”这个词模糊了生产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重要区别。”69这个问题与我们研究劳动生产率和“GDP幻觉”、以及帝国主义形式的价值关系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从主流概念、并且已经玷污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庸俗物理主义方法中解放我们的工业和服务业概念，引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是非常必要的。70
马克思主义价值论坚持认为，那些不属于生产的一部分、而是与生产过程有关的经济活动，如银行和金融、警察和保安服务、政府官僚机构等，并不会净增加社会财富;因此，它们不产生任何价值，应被视为非生产活动，视为对其它地方产生的价值的社会消费形式。非生产活动还包括安全、管理、广告等可能与生产活动一样必要，但本身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应被视为社会消费式的活动。商业也属于商品流通，因此它消耗价值但不产生任何价值。正如马克思解释的：
由于商人只是流通的代理人，所以既不产生价值，也不产生剩余价值，他雇用这些相同职能的商业工人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商业资本与剩余价值的关系与工业资本不同。后者通过直接剥夺他人的无偿劳动而产生剩余价值。前者通过从工业资本转移来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71
马克思对粗陋的物理主义价值概念的反对，也许没有比他对运输的态度更清楚的了，因为“这个过程中劳动的目的根本不是改变事物的形式，而是改变它的位置。”72如果这种运输是社会必需的，那么运输工人的生产劳动就可能是为已运输商品增加交换价值，而商品的物理性质却没有显示出这一点。正如谢赫和托纳克举的例子：
理解不是所用的运输都对生产活动有贡献是重要的。假设我们的橙子是在加利福尼亚生产的，在纽约销售，但由于仓库设施比较便宜，所以储存在新泽西。通过新泽西的循环对橙子作为消费对象的有用特性没有(正向)影响，[这样]这个循环是分配系统内部的。因此它是一种非生产活动。73
因此，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我们所指的工业和服务业。对马克思来说，工业就是运用人的劳动来驾驭或改变自然力和资源以满足人的需要。农业与制造业的不同之处在于，农业劳动的生产力是由土壤的固有肥力和气候以及技术的有效应用决定的，这与采矿业的情况类似。这些自然垄断导致了差别利润，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的租金理论提供了出发点。74虽然我们必须研究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范畴和基于这些范畴的统计数据，充满研究理论中的工业概念包括工业和农业的国际劳工组织(ILO)标准分类所包含的所有内容，还包括许多按照惯例被计算为服务业的生产工作。
与帝国主义国家相比，低工资国家的服务包含很多不同的组成部分。已经控制了帝国主义国家“金融化”经济的金融服务业和其他非生产性的寻租活动，在全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的权重要小得多(而且它们本身也日益被发达国家金融跨国公司所主宰)。除旅游业外，服务业整体来说，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比例比帝国主义国家小。但迄今为止最大的区别在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业包括非正规经济，其中人们通过向正规经济提供超廉价的服务来勉强维持生计，并且几乎在所有地方都由非正规经济主导。
最后，关于服务业贸易的数据远不如关于矿产和农业及工业成品贸易的数据可靠。与商品贸易相比，大多数服务业贸易不通过海关，不征收进口关税。由于这个和其他原因，关于服务业外包的数据由于漏报和可疑的会计事务而失效。75
主流经济学家的价值与增值的同义反复方程不仅掩盖了剥削，也抹杀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经典区别。如果每个价格都可以定义为价值，那么任何导致销售的活动都可定义为生产劳动。对实用经济学家来说，如果它被卖了，或者可能被卖，那么它就被定义为生产结果。因此，在普遍的数据中，商品商人、私人警卫，甚至私人军队都被认为是社会产出的生产者，因为有人为他们的服务付费。”76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存在于所有生产方式中，通常并不具体指商品交换，更不用说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特定之处在于，这种区别被普遍商品化以及资本家关于生产率、利润率的新标准所掩盖。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非生产性活动不是为社会再生产提供必需的“普通商品”吗?谢赫和托纳克提供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观点：“这些劳动间接地导致了这些财富的产生只是它们是必要的另一种说法。消费也间接地导致生产，正如生产间接导致消费。但是，这几乎不能消除区分这两者的必要性。” 77要想看到这一论点的真实性，就要考虑一个由劳工和保安组成的经济体。78劳动者生产他们和保安人员都赖以生存的所有物品;保安人员提供“普通商品”，安全保障。显然，其他条件都一样时，保安人员相对于劳动者的比例越高，总产出就越低，因此将这种经济活动视为非生产性劳动，一种社会消费形式是合乎逻辑的。一旦对一类经济活动建立了这种区分，就会打开大门，让更多的经济活动加入名单。例如，假设我们的虚拟共同体发现有必要分配一部分社会劳动来衡量和记录生产工人的产量，并且唯一可用的方法是将数据雕刻在石碑上，这是个需要许多小时劳动的很慢的过程。他们的劳动与保安人员的完全一样，确切来说是非生产的。这些石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它们只是由生产劳动创造的财富的代表。如果一种技术促进用笔和纸代替凿子和石头，这些非生产劳动的大部分可以被释放用于生产，从而增加社会总财富;或者被重新部署为保安，而不会改变社会财富。将安全和管理功能指定为非生产活动并不意味着它们是不必要的——在我们的简单模型中，保安人员和石雕师都执行必要的功能。
在这个简单的模型中，正如在现实中一样，非生产劳动者所消费的社会财富来源于生产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力，即他们所投入的劳动超过了换取自身消费所需要的劳动，马克思称之为必要劳动。正如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一样，把工作日或工作周划分成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存在于所有的生产方式中，例如，农奴在庄园主的土地上工作三天，在自己的土地工作三天。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剩余劳动力是由于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他们交换工资所为的一篮子商品价值所需的时间而造成的，卡尔·马克思称之为必要的劳动时间。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剩余劳动力与必要劳动力的比率，或者说“剩余价值率”，就是剥削率的同义词。
有人可能会问：如果金融、广告、安全等行业的工人没有价值，他们怎么会被剥削?只要工人被迫工作超过生产一篮子消费品所需的劳动时间，他们就会被剥削。这与劳动力被雇佣的具体方式无关，也与劳动力被雇佣于生产、流通或管理哪一个环节无关。就当前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假设所有这些工人都承受着与生产劳动相适应的(全国普遍的)剥削率。
非生产部门通过从生产中抽取的部分剩余价值来维持;它们所消耗的价值减少了所有形式的可实现利润。剩余价值率可以提高，例如通过压低工资，但是利润率仍然可能下降。在商业、金融、安全、法律等服务业，这正是新自由主义时代帝国主义经济中一直在加速发展的领域，非生产性领域雇佣的社会劳动力越多，对利润的下降压力越大，通过加强对生产性工人的剥削来弥补的必要性就越大。因此，帝国主义经济中日益增长的服务业比重既是外包压力的原因，也是外包压力的后果。
服务业与生产率悖论
本文通过总结服务业外包在工业劳动生产率测量中的悖论现象，对服务业在生产外包中的作用作了简要概述。首先，我们必须指出，许多服务业工作本质上是劳动密集型的，并且不容易机械化，导致服务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停滞甚至下降。因此，凯瑟琳·亚伯拉罕Katharine Abraham，国民核算领域的权威，报道称在美国：
实际上，服务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在1977年至1997年的二十年间里下降了。在单独服务行业中劳动生产率下降的有教育服务和卫生服务，还有汽车修理、法律服务和个人服务。建筑业是另一个问题行业，在整个20年期间，隐含的劳动生产率每年下降1%。79
相反，“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高，大大超过服务业，占美国经济总体生产率增长的大部分。”80于是释放劳动力以调动到服务性工作岗位或成为失业人群，导致制造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相对下降，制造业就业占就业总额的比例甚至更快地下降。81这指出了为了进一步研究我们需要注明的一系列悖论中的第一点：工业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得越快，工业在维持经济和社会其他方面就变得越重要。但与此同时，这意味着工业在GDP和总就业中所占的比例减少得越快，这就产生了各种关于“后工业社会”的胡言乱语。
但是，工业生产率比服务业发展更快的趋势所产生的悖论并不止于此。通过残暴的加速和减少劳动力的技术引进来使劳动过程集约化，无疑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一些明显提高是由于这个部门的外部企业。当一个工业公司将诸如清洁、餐饮等劳动密集型服务外包出去时，根据传统和最广泛使用的生产率衡量标准，其剩余雇员的生产力提高。即使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情况也会发生，这是公司不变的产出被减少了的劳动力分割的简单结果。这个趋势是工业生产率上升的部分原因，并且扩大了工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份额的下降。如果一个工业公司将服务外包给在另一个国家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公司，那么该工业公司表面上的生产率提高更多，因为劳动力不仅被外包，其价格也被削减，降低了这种投入的成本，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公式中的分子(公司的增值)，同时减少了分母，即直接雇用的劳动力的规模。正如苏珊·豪斯曼(Susan Houseman)所发现的，“服务业外包在最近的制造业多因素生产率增长中占据了令人惊讶的大份额，而其很可能被显著低估，并且与显著的劳动力成本节约相关联。” 82因此，她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外包是经济中衡量生产力增长的重要来源，生产率统计将部分引起成本节约或贸易收益，但不影响美国劳动产出的改善。”83豪斯曼认为，这解决了“近年来美国经济的一个大难题，即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并没有使工人以高工资的形式普遍受益，由于外包引起的生产率提高，主要是衡量节约成本，而不是美国劳动力每小时产出的提高。”84这里重要的是，豪斯曼的论点适用于低附加值生产工作的外包，也同样适用于服务业外包。
在豪斯曼发表论文三年前，摩根士坦利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就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就美国而言，海外工作外包在功能上相当于‘进口生产力’，因为全球劳动力套利，用外国劳动力代替了国内劳动力投入。在我看来，这对于解释美国传说中的生产力传奇的最新一章有很大帮助。”85豪斯曼和罗奇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认为这样解决了“生产力悖论”，他们狭义地将其定义为美国工业中工资与生产力之间的背离，从而质疑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信条，即工资与生产力之间的直接关系。相反，外包在生产力计量上的悖论现象，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率本质上极度矛盾的表层和相对微不足道的结果，它既可以定义为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创造的有用商品的物理量(用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使用价值)，也可以定义为工人为雇主创造的货币数量。本书的每一章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最重要的问题给予实证和理论上的解释，并在第六章给予特别关注。
总结这章的发现: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在整个发展中国家非常普遍。同样，这种工业化极不均衡，高度集中在一些国家和这些国家内的一些地区。全球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帝国主义政府、国际金融机构和主流学者对它们推进的外向型工业化战略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全球发展中国家大约50亿居民中的大多数现在生活在制造业出口——主要是对帝国主义经济体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一半以上的国家。
外包是资本家的一种自觉战略，是反对工会组织、压制工资和加强对工人在国内剥削的有力武器，并且最重要的是导致低工资国家工人就业的大幅增加。帝国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梯度也导致低工资工人向相反方向迁移。因此，外包和迁移应被视为同一过程的各个方面，由资本家为了从工人分离及其产生的巨大工资差异所驱动。
人们普遍含沙射影，如果全球发展中国家大部分地区仍陷于极端贫困之中，那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未能成功地与世界市场一体化，“一体化”意味着，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它们必须出口更多的成品。本章和以后各章提出的证据显示，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处方重新调整经济取得成功的穷国，只有加入到最底层的竞争中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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