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Daniel T. Rodgers著作 Age of Fracture 来源:amazon.com
法意导言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共产主义视角下的自我与社会的观念开始逐渐被自主的、权利本位的个体性所取代。如今,我们又目睹了强调团结与统一的政治趋势的回归。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T. Rodgers)在他出版于2011年的著作《断裂的时代》(Age of Fracture)中曾深入探讨过不断呈现出断裂姿态的社会语境。7年后,罗杰斯于欧洲著名文化网站Eurozine发文,再次剖析政治越来越市场化的当下,并预测即将走向进一步分化的未来。
断裂的时代
:Daniel T. Rodgers
翻译:黄永恒
小说家伍尔芙曾发表过一个耐人寻味的论断:“1912年的12月,或在此前后,人性发生了变化。”她认为,自这个日期始,至少在她所熟悉的英格兰地区,主人与仆人、丈夫与妻子以及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改变。显然,伍尔芙错了。人性的改变绝不会像硬币翻面一样简单。社会与社会话语 (social discourse)比她所设想的要更加复杂,更加不均匀且内部更加分裂。然而,伍尔芙的话不无道理:将集体思想纳入社会想象 (social imagination) 的术语的这一转变,极有可能在无形中爆发出对社会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在历史学家试图将二十世纪划分为几个阶段的尝试中,他们越来越频繁地指出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作为阶段转折点的关键地位。在那个年代,战后经济的繁荣开始走向失控,不平等加剧,大规模的经济增长不复为常态;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建立起来的备受期望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管理机构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考验;冷战缔造的全球秩序逐渐演变成一个充斥着分裂与战乱的世界。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以后,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出现于发展改变了一切,加剧了经济全球化。然而,在这一阶段,有关经济、社会、历史、权力和人类本身的观念也经历了深刻而广泛的转变。
这个观念层面的转变即是我于2011年出版的《断裂的时代》 (Age of Fracture)一书的主题。从2011年到现在,“断裂”这一词的含义又经历了变化,因此我有必要强调我原本打算用这个词所表达的含义以及澄清没有包括在这些含义之内的概念。在指出时代的断裂性时,我并非认为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比以往都具有争议性。在美国历史上,严重分裂并互相为定义是非黑白的话语权竞争的各种亚文化群体(subcultures)由来已久。资本主义的历史中,经济变革通常会给不同的经济体带来截然不同后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和上世纪其他时段的美国一样,整个社会呈现出严峻的分裂状态——种族隔离的制度在法律上被宣告死亡,白人民族主义迅速崛起,城市内骚乱不断,一场不得民心的的战争使美国政治严重分化。
我在书中所探讨的,是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在主流社会想象中占据核心地位的话语的断裂。人们通常认为二十世纪中叶是“大众时代” (age of the masses),但这个时代更深刻的内涵在于社会想象力的成熟发展。这几十年中,对于人类行为的思考必先从个人与社会的紧密联系入手,个体在集体的宏大框架内深深地被社会所提供的体制可能性所塑造。欲理解经济,必先宏观层面着手。欲理解政治,必先从国家和民族的结构开始。欲理解人类行为,就必须从社会角色(social roles)、社会建构的规范(socially constructed norms)以及历史与文化之力量的角度出发。综上所述,“社会”在二十世纪中叶的社会思想中毋庸置疑地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到了二十世纪末,社会思想的图景又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个体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丝毫没有减轻。然而,早期的对自我与社会的想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分崩离析。强烈的社会观念从语言与想象的前沿淡出,结构与制度显得不再那么重要,对权力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抽象。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权利、掌握决策权并且独立自主的个人。
这些不受社会束缚的个体在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语境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历史学家们逐渐将讨论的重点从社会压力转移到如何恢复个人因素的能动性。经济学家们用个体行为者偏好的微观经济推断来取代宏观经济模型。外交政策专家们认为历史可能会被缩短,结构性政权的改变不但不会逐步实现,反而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在美国,有关权利的讨论总会发酵成政治辩论。保守党曾经是社会、历史与传统最坚定的捍卫者之一,而如今他们的观点也越来越自由主义。在左派知识分子的前沿,曾被视为整体的人的属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性别与种族——分裂成了无数个选择。人们有选择一切的自由,仿佛这是生而为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整合这些选择与欲望的是一种越来越被概念化为“市场”的力量的东西。这个抽象而奇异的术语从真实的市场中涌现出来,是一个几乎具有适用性和近乎神奇力量的名词。将市场激励的力量运用到公共政策中成为超越党派差异的目标——不仅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也正朝着这个方向推进,也因为越来越多的政策专家认为这样做在语言和社会隐喻的这一潮流转变中显得更加高效、理智和自然。
许多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作“新自由主义”,用这一术语来命名诚然有它的好处。然而,将这些现象全部捆绑在一个意识形态标签之下也是一个危险的举措。这样做意味着与历史事实相比,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它倾向于将一切的起点归结到单一的源头之上:可能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朝圣山学社(Mont Pèlerin Society);可能是为日益削减的利润而发愁的统治阶级;可能是晚期资本主义本身的功能需求。
事实上,这场主流社会想象的变革有多个来源。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来源之一是经济学界的范式之争。是这场争论,而不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或费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的学说,让新选择理论模型蓬勃发展。推动变革的第二个源泉来自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学生运动。尽管最初这些运动发起时旨在宣扬集体的力量与意识,但它们最终的影响还是为政治文化中注入了新自由主义的血液。
有些社会想象的变化见证了金融资本的日益强大。在美国的法律中,企业被重新构建为股东的中介,作为二十世纪中期最稳定经济制度的企业制度转变为一种投资性财产。现代计算机处理信息和数据的能力与大幅度扩张的全球商品市场之间的同步使得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具有更多的消费选择。然而,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强加给当代一个简单明了的新主导意识形态。相反,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来说,这是在推动社会想象中主导隐喻的转变。这一动态的核心是一种矛盾——旧的范式失败了,人们面对新的解释模式时仍茫然无措。而这种迷茫又被分化的力量给放大:所有试图重新获得操控世界观念的尝试都超越了它们的初始语境,改变了现有的模式与社会隐喻,以期影响别的国家的思想与讨论。制度实践中的困惑、传播与实例化推动着社会思想历史的改革。二十世纪初,“社会”的语言从不同的地点、横跨不同的社会与经济领域诞生,而这也是二十世纪末社会语言还是瓦解的方式。
《断裂的年代》对这一系列的变革进行了深度的剖析。在书中,我追溯了经济学家放弃宏观经济而转向微观模式的方式;探查了为何权力修辞的广度在拓展的同时,它的深度却在变小,并且越来越脱离历史与制度;探讨了早期女权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的集体语言如何分裂成多元选择的身份、时间如何被缩短、为何权力修辞变得越来越具有感染力;以及为什么拥有选择权与决策权并以市场为导向的个人最终会成为无限复杂之自我的主要隐喻。我的观点并不是认为这些观念层面的转变最终导致了在上世纪最后二十五年里重塑全球政治与经济的结构性改革。观念的改革并没有加速深刻影响了当今时代的全球资本、商品与人口的流动,它只是将现有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力量常态化,使其除了在经济的正常运营和个人需求的框架外变得更难以察觉。
2011年,当《断裂的时代》出版时,我认为书中几乎囊括了所有转变。旧的集体语言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影响力。但是,我显然错了。自从2011年来,我们见证了大量重建社会的努力。民族主义无处不在,拥护民族和种族团结的运动此起彼伏。“圈内人”和“圈外人”之间已经划上了新的、情绪贲张的界限,夹在他们中间或削尖脑袋想要钻进圈子里的人被排挤在外。可想而知,这其中的一些政治团体运动不出所料地爆发了。就像帮助稳固了民族主义独裁者地位的冷战双重体制崩溃后一样,苏联解体后,各种各样的民族团体迅速重组、巩固。然而,我们现在也能在美国和西欧看到诸如此类的团体政治。一种更加面目可憎的社会范式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之中。
在美国,社会人类学家们仔细研究了这种现象,而研究结果则展现了隐藏在现象背后的仇恨的力量。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来自各行各业。但在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理由之中,对于移民工人、带来灾祸的难民、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对手和逐利资本投资者们的愤怒占据显著地位。这是一种对于在近期社会想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流动、独立个体的愤怒。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全球化给本国的就业带来了忧患。同样,它也威胁到那些对自己所拥有的选择权一无所知者的地位和自我价值。因此,即使自由贸易给他们带来了好处,他们也要猛烈地抨击自由贸易;即使外来者、移民和国内少数民族对于他们的生活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他们也要尖锐地职责这些群体。他们强烈地批评对他们的遭遇漠不关心、对他们的呼声也不感兴趣的精英、执政党、华盛顿特区或布鲁塞尔的治理机构。
特朗普的支持者掌握了集体语言的要领:在美国,他们受到川普精心策划的群众集会鼓动,并吸收了集会中所渲染的愤怒情绪。他们自称是真正的美国(或者法国,德国以及意大利),然而他们的愤怒却表明他们自己都不确定自己的主张是否有理有据,也不确定自己在政治舞台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群人便是断裂时代的反抗者。
然而,目前我们尚不明确这股爆发的愤怒对于未来意味着什么,断裂的时代所面临的是各种各样的阻力。维克多·奥尔班(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和川普的美国不可同日而语。相似的危机催生了这个时代的民粹主义运动和伪民粹主义运动,但它们却不尽相同。在某些情况下,事实证明能够驾驭这种背叛感与愤怒的独裁统治将占据有利地位:在世界各地,独裁统治者们利用仇外心理、伪民族团结主义和信任危机大获全胜。他们自豪地宣告他们的反自由主义立场以及对多元文化所抱有的强烈敌意,并向天下昭示他们对同意国家、民族和权力的渴望。
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要实现真正独裁统治似乎不太可能。美国比中欧国家具有更悠久的民主多元传统,并具有更牢固的制衡制度。特朗普将自己的领导力用在了极其消极的层面:他并不靠自己摇摇欲坠的计划和变幻莫测的愿景来吸引选民,而是以极其夸张的措辞来响应选民们所拥护的口号。特朗普计划中的前后不一与他的选民们对特朗普现象的自我投射能力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尽管他的选民们兴风作浪的能力很强,但作为彻底专制政治的基础而言还是比较薄弱。
然而,在我们日益增长的对独裁政治的关注之外,我们更应该注意到与之对抗的力量:纲领更进步、更民主,态度更温和,参与更积极的的公民政治。在美国,我们能在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现象中看到这股力量,但它在公民社会中有着更深的根系:在妇女平权的游行、MeToo运动、“为生命游行”(March for Our Lives, 系反枪支暴力集会)以及“黑人命也是命” (Black Lives Matter)抗议中,我们能更深刻地体会到这股力量。这些运动摒弃愤怒的修辞,完成社会想象的重构。
图:华盛顿的“黑人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参与者 来源:eurozine.com
社会重构的舞台通常在地方层面,而不是国家层面。当十九世纪末进步主义(progressive politics)崭露头角时,地区性显得尤为重要。社会媒体、自由资本的剥削力与政治腐败三者密切勾连的城市是进步主义最活跃的地点。由地方规范到国家政策的垂直演变是从下到上的,而不是从上到下。在当代,这种情况表现在加利福尼亚和欧洲的高科技中心无视议会或者国会的政治决策,而把自己看作未来的缔造者。虽然他们的举动并不彻底,但他们几乎和匈牙利和波兰的反乌托邦模式一样,演绎了当下时代的断裂感。
然而,在我看来,最有可能的未来既不是右翼集体主义者的胜利,也不是左翼公民行动的胜利。在美国以及其他地区,最有力的变革载体可能指向更进一步的政治分化。击垮一个政党的时间在逐渐变短,而这可能会破坏美国的两党制。支持负数票机制(negative voting)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们将会看到越来越多像特朗普和马克龙这样的政治门外汉,他们自己给自己封神,与任何现存机制的污点无关。他们会暂时地把选民吸引过来,然后再让他们大失所望。我们还将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横空出世的政党(pop-up political parties)。我们还可能会在互联网上看到更多类似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的虚拟聚会。我们将看到更多在两极选择中摇摆不定的政治公投。如果将政治定义为一种由妥协、结盟、普选以及制度审核所构成的复杂机制,那么对集体利益和社会福利的考量便显得至关重要。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于党派的忠诚也只不过是工具性的:人们在某次选举的选民登记表上注明自己为某党党员,而在另一次选举中又退而加入其它党派。各个党派的背书人之间呈现出高度的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不存在对于真理的信仰。当越来越多的人信誓旦旦地强调自己说的才是实话,真相便变得越来越扑朔迷离。真理和市场都逐渐被市场化。
如果这就是当下的趋势,那么未来的政治体制和观念都会进一步走向断裂。这预示着政党的分裂,政治同盟的衰弱,更剧烈的政策波动和不连贯。长期规划将变得更加困难。因此,选择至上的政治将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市场——流动性强,反应迅速,不时被泡沫与潮流所打断并充斥着广告与自吹自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最终还是由市场作出决定。曾经被视为政治要义的审议行为将会被忽视。然而,作为现行社会语境中最主要隐喻的“市场”,将会获得充分的发展。
当然,所有这些都只是对于未来可能性的猜测:在有些地方,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将继续主导,而另一些地方可能迎来公民政治生活的重构,其他许多地方或许会看到政治的解体。然而,如果最后这种可能性真的成了未来的主流,那么这无疑将会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讽刺。 标志着二十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对于市场观念传播的愤怒反抗,将会成为把这些隐喻注入时代政治文化的主要力量。
翻译文章:
Daniel T. Rodgers, Age of Fracture and After, Eurozine, 2 Oct, 2018 Issue
网络来源:
https://www.eurozine.com/age-of-fracture-and-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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