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是当代法国左翼杰出的理论家，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法国的主流文化圈，五十多年来，她一直活跃在符号学、语言学、精神分析学等学科的理论前沿，探索重塑西方思想和历史传统的多种可能性。她对西方思想传统“冷眼旁观”式的反叛、探索，与对中国思想毫不掩饰的热情“挪用”相互映射，共同构筑了她迷宫式的思想大厦。
而至今，她对毛泽东《实践论》发表的大段论述的价值都未被挖掘。对这些论述的讨论，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克里斯蒂娃与中国”这一课题，同时，这还是一次中国思想和经验的向外输出，具有极其重要的讨论价值。关于《实践论》发表的背景，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编者有这样的描述：“毛泽东的《实践论》，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1《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从理论生产与传播的角度，包含两个层次：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越出西欧，影响中国革命，为毛泽东的《实践论》提供理论先导;另一方面，建立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塑的“实践论”越出国门，影响西方世界的革命实践和理论生产。那么，以克里斯蒂娃为个案，她在理论著述中对《实践论》的大段引用，是出于何种诉求?换句话说，她对《实践论》的思考如何帮助她思考和解决问题呢?
作为一种武器的《实践论》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法国社会，正处于哲学、文学、艺术等与政治生态互动活跃的时期。在全世界范围内，这一时期也是罕见的社会运动和转型的活跃期。此时美国社会正处在混乱和变革中，嬉皮士运动、女权运动的浪潮一次次袭来，中国正处在“文革”中，而一水之隔的邻邦日本的青年们正上街游行，极左翼的青年成立了“赤军”。中国的“文革”为法国知识分子探索一条迥异于本国的道路提供了一种可能，中国成为革命的隐喻。让-吕克·戈达尔的电影《中国姑娘》(La chinoise)生动地刻画了当时的法国年轻人对共产主义和革命的想法，对政治光谱的模糊混乱的遐想和溢出银幕的“盲目”热情。阅读毛泽东理论、背红宝书、使用毛主席语录在这一时期的法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圈中成为文化风尚，他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东方，以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原样》(Tel Quel)团体成员甚至一度加入法共。
在这一时期法国的政治生态中，毛主义是一个关键词。在“五月风暴”及以后的法国，毛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历史的舞台之上，构成法国青年和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维度，对法国社会的各阶层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它并非“五月风暴”的产物，二者之间互为“催化剂”，相伴相生——“法国的毛主义不是在五月风暴期间从天而降的，它在二战后的法国和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中渐次生长出来，是战后法国民众尤其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激进化的产物。”2毛主义之所以在上世纪60年代有组织地出现在法国民众的政治视野中，并产生重大影响，有研究者认为这映射出的是当时法国的政治生活的某种缺乏，“法国——实际上整个欧洲——政治和政治生活明显停滞不前，这也意味着毛主义的左派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左派开始把它们的注意力转向第三世界……‘鸡尾酒’式的意识形态和肖像拼贴提供了一个想象的维度，而这恰恰是戴高乐的法国和法国现有左派极度缺乏的。”3
先锋文学杂志《原样》是当时法国最活跃、最具煽动性的左翼文学刊物。在《〈原样〉的历史(1960-1982)》一书中，菲利普·福雷斯特这样描述上世纪60年代后期对《原样》团体的精神底色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政治形势：“一方面，越南战争被看成是一次公开的耻辱，凶狠的残杀;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形势呈现出一种革命本身从内部革命的可能性。法国的思想史正是在这种既真实又虚幻的背景下展开。”4“中国”对这群以先锋为使命的知识分子来说之所以“真实又虚幻”，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能直接接收到与他们同时期的革命中国的现实信息，但另一方面，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革命中国，拥有的仅是对完全陌生国度的造梦式想象。有学者这样描述《原样》团体的“中国梦”：“他们处在一种现实层面与建立在现实之上的神话的和乌托邦层面的注意力和欲望的双重作用下。”5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样》团体从1971年开始转向对毛主义的集体狂热。《原样》杂志1971年的秋季专刊就开始表现出对毛主义的强烈兴趣，在1972年春、夏和1974年秋先后推出过三期中国专刊，除对古代中国的关注，更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领袖毛主席和革命先锋鲁迅的译介与评述。而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解读。
这一时期的法国知识分子对《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接受总体上呈现出两方面的特点：一方面，这两篇代表性的文献在当时是几乎同时进入《原样》团体的视野而被接受的;另一方面，相较于《实践论》，他们更关注《矛盾论》6。如索莱尔斯在1971年第45期的《原样》杂志上发表文章《论矛盾》，以及后来出版的专著《关于唯物主义》中有一部分内容就是对毛泽东《矛盾论》的解读。克里斯蒂娃发表在《原样》杂志1972年第50期上的论文《孙子：“十三篇”》同样讨论了《矛盾论》，将中国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的战略与矛盾的特殊性相结合，以辐射当时法国的现实问题7。有学者认为，《原样》的“毛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断章取义式的解读。他们曾经深入研究过毛泽东的《矛盾论》，但从来没有对《实践论》给予同样的重视。”8《矛盾论》受到更多的关注，原因在于《原样》团体成员受到了法国激进知识分子的精神之父阿尔都塞对毛泽东《矛盾论》解读的影响。阿尔都塞在其著作《保卫马克思》中借用了《矛盾论》来阐述其“多元决定”思想9，而《原样》知识分子经常参加阿尔都塞的研讨班，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等对经阿尔都塞阐释的毛泽东的唯物辩证法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但克里斯蒂娃与以索莱尔斯为代表的其他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她的《诗性语言的革命》10以及其他著述独具慧眼地讨论了《实践论》，并与其展开了深度、有效的对话。原因何在?
在克里斯蒂娃著名的自传体小说《武士们》(Les Samouraïs)中，借女主角奥尔加(Olga)之口，表述了以索莱尔斯和她为核心的《原样》团体成员对政治活动与文学书写模式改造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改造个体，也就是主体，或者言说的存在，那么改变社会将仅仅是个谎言。所以，对社会的改造要从改变言说方式开始，着力于对文学角色的革命，尤其是先锋文学。这不是关于深奥知识或者为了艺术的问题，是对社会最敏感的组织——言说、风格、修辞和梦进行极其微妙的‘外科手术’。”11这段话体现了她的重要立场，这一立场几乎贯穿她的代表作《诗性语言的革命》的始终，即社会政治层面的变革与主体的变革相关，且与语言相关。用她在一次采访中表述的观点来说，就是“对语言和主体的质疑，代表着一种微观革命，它影响社会结构，会潜在地挑战整个社会框架”12。这反映出她的著作中有一个明显的观照，就是表面上从符号出发，其实考察的是社会。她是通过对语言符号的分析，尤其是对主体问题的讨论，从历史和社会的维度去考察语言问题，去考虑两者的生成过程。她不是就理论谈理论，而是把理论放在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考察，这一点与整个法国现代思想的基本品质是相吻合的。
国内外对克里斯蒂娃的中国研究的讨论多聚焦在《中国妇女》(1974年)13，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斯皮瓦克就曾尖锐地指出克里斯蒂娃在《中国妇女》中对东方史前时期的留恋，是哀怨的、老套乏味的，她“代表泛化的西方(generalized West)发言，是‘入籍转换为特权’，其自身是意识形态的受害者(ideological victimage)”14。这代表着一种英语世界对她讨论中国问题而采取的批判立场。国内研究者在讨论这本书时，则多将克里斯蒂娃的研究看成是折射中国问题的一面镜子，拨开主观想象与实际经验的迷雾，透过他者眼中的中国来进行自我审视或试图还原克里斯蒂娃理论生产的现场，进入到理论建构行为本身，聚焦她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时与“中国”的正面互动15。除此之外，她对汉字、张东荪哲学等的大段讨论近些年才引起学界的关注。
毛泽东对克里斯蒂娃意味着什么呢?实践问题是克里斯蒂娃理论大厦坚硬内核的一部分，而对毛泽东《实践论》的讨论构成了讨论实践问题不可或缺的、有机的一环。毛泽东思想于她而言，仅仅是遥远的、异域的、自发性的东方想象吗?《实践论》强调了人的实践活动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人，作为主体，是有意识的社会性存在。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认识，并在认识的指导下从事实践活动。人的认识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但最终是为了改变世界。人要改造自己，改造环境，这是在主观层面与客观层面的双重改造。这正是《实践论》最吸引克里斯蒂娃的理论特质。作为当时法国的知识先锋，她不遗余力地将被结构主义范式回避讨论的主体问题以一种全新的面貌拉回舞台的中心，同时试图借助于她的主体理论，将文学先锋派马拉美、洛特雷阿蒙在文学层面的革命作为她强势“介入”政治风潮的工具。《实践论》是作为继黑格尔、马克思、列宁的实践观后重要的讨论对象而存在，成为她的理论生产以及对法国当时的政治事件的解释活动的立足点，与她的理论意旨产生强烈共鸣，给予她进行思想创造的灵感。
从“个人的和直接的”经验到“过程中的主体”
路易·阿尔都塞在《关于唯物辩证法》一文中认为“实践”“指的是任何通过一定的人力劳动，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把一定的原料加工为一定产品的过程”16。在这个定义之上，他提出了“理论实践”的定义，认为“关于理论，我们指的是实践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也属于一定的人类社会中的‘社会实践’的复杂统一体。理论实践包括在实践的一般定义的范围之内，它加工的原料(表象、概念、事实)由其他实践(‘经验’实践、‘技术’实践或‘意识形态’实践)所提供”17。“理论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形式，它加工的原料是由其他实践来提供，是概念而非实物。克里斯蒂娃的实践与阿尔都塞的“理论实践”相关，同样聚焦概念生产，并非一种外部活动。但她更强调“意指实践”(pratique signifiante)。何为意指?罗兰·巴尔特在《符号学原理》中认为意指，“可以理解为一个过程，它是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该行为的产物便是符号。”18意指过程是符号化的过程，也是意义生成的过程。克里斯蒂娃所讨论的意义生成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生理冲动被社会所控制、引导和组织，而越过了社会体制的范围;另一方面，当且仅当它进入语言学沟通和社会化交流的规则时，这种本能的机制便称为一种实践，这一实践也是对自然和社会的消极性、有限性和停滞状态的改造。”19实践在此是作为一种桥梁，将主体的生理冲动、驱力、无意识等“内在性”的内容，与用于交流的语法规范和社会规范、社会关系等沟通起来，从而实现内部与外部的连接。这一内外连接的过程，在克里斯蒂娃看来，最终形成了“一条通向主体的局限和社会的有限性的路径”20。她在此讨论的“主体的局限”和“社会的有限性”是指什么呢?
克里斯蒂娃到达法国时，知识界正处在结构主义浪潮的统领之下。她发现讨论语言本身的系统与结构在风潮中占据绝对上风，而主体问题则成为结构主义拒绝讨论的对象。于是她试图将结构主义范式中处于角落之中的主体重新拉回讨论的中心。是否存在着一种与笛卡尔式的先验自我不同，能取代传统文学的主体观的新的主体类型呢?《实践论》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诉求的驱动下进入到克里斯蒂娃的视野之中的。《实践论》通过阐释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进一步深化了实践在认识论层面的意义。毛泽东的实践观是建立在对理论认识和行为实践二分的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分处两个不同领域，强调的是实践在认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克里斯蒂娃对《实践论》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的“实践”(La pratique)一章和1973年发表的论文《经验与实践》( L’expérience et la pratique)21，这两部分文献有重复之处，后者对前者有少量补充。
而要理解克里斯蒂娃对《实践论》的分析，首先有必要清楚她的主体观的要点。克里斯蒂娃首先关注到同时代的语言学家埃米尔·本维尼斯特关于语言、主体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本维尼斯特在《普通语言学问题》(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中聚焦于语言中的主体性问题，提出言说主体(sujet parlant)的概念。他反对将语言简单地看成交流的工具，认为主体通过实施语言表达行为而能够成为主体，正是语言建构了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与经验和意识的关系，表现在“它是作为一种精神的统一性存在，这种精神的统一性凌驾于一切由它汇集的经验整体之上，并确保意识的连续性”22。
克里斯蒂娃吸收并突破了本维尼斯特的主体观来进一步讨论主体问题23。她认同本维尼斯特的观点，认为人是言说主体，通过现实的言语活动得以成为主体。但她认为这类主体还与心理分析理论中无意识的驱力相关，并不是理性的、意识统一的主体。在她看来，一方面，言说主体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语言的生产者，也常被视为一种笛卡尔式的先验主体，但事实上，它还是一种经验论的存在，他通过言说与受话人进行对话，实现主体间的交流;另一方面，通过语言，主体与其身处的环境缝合，换言之，言说主体可以通过言说这一行为与社会活动及社会规则互动，从而将主体与现实世界相关联。在这个意义上，主体并非纯粹的笛卡尔式主体，言说行为并非纯粹的“我思”的产物，而是更多地受限于语言和符号体系，乃至社会规则和系统，而且，这类主体也不完全是社会产物，她更倾向于将主体与心理分析的无意识理论相连接，探究隐藏在言说背后的各种内在驱力。这种被分割成意识与无意识，理性与非理性，处于意义生成过程的边界之上，也是处于运动之中的主体，她命名为“过程中的主体”(sujet en procès)。这一主体处在语言活动的边界处，两端分别是与身体相关的无意识层面的驱力元素，以及交流的语言中展现出的语法和句法规范24，二者处在纠葛和斗争的漩涡中，故主体总是处在自我形成与崩坏的过程中。上文提到的通往“主体的局限”和“社会的有限性”正是指无限的意义生成过程中，与身体相关的内在驱力不停歇的运作，使得主体的稳定性被打破，呈现为“过程中的主体”的状态，而这一类主体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会对固有的社会规则构成挑战。
克里斯蒂娃在讨论《实践论》时，并没有单刀直入从主体开始，而是首先强调了“个人的和直接的经验”(l’ expériencepersonnelle et immédiate)这一关键词，从而为引入对主体问题的讨论做铺垫。她首先突出实践的重要特性，即主体的个人的和直接的经验，这种经验是认识开始的前提，“毛泽东在他的文章《实践论》中……强调个人的和直接的经验是实践的重要物质特性……只有在社会实践的客观连续性中不断重复的现象才有可能产生可观的飞跃——即出现建立内在联系的概念。毛泽东强调了实践的两个方面，它须是‘个人的’并且需要是‘直接经验’。”25在此基础上，她进一步总结《实践论》中认识和实践的相互关系，这一部分是通过对认识的两个阶段的阐释来呈现的。“原来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26这一阶段是毛泽东的“认识的第一个阶段”，也是克里斯蒂娃一直强调的个人的和直接的经验。此时的认识是感性的认识，还停留在对于现象的感觉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27这一阶段是毛泽东的“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这是理性认识的阶段。如何从认识的第一阶段发展到第二阶段呢?克里斯蒂娃把握住了《实践论》中的关键点——“反复了多次”，经由多次的、反复的实践，认识从感性走向理性。
克里斯蒂娃对《实践论》分析的独特之处，在于她具体化了感性认识在实践与认识关系中的价值。“从认识过程的秩序说来，感觉经验是第一的东西，我们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意义，就在于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28认识开始于社会实践，开始于个体从外在世界获得一种感觉经验。可以认为，一切皆由社会实践始，客观的外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人的感觉经验的“数据库”。而无论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均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获得，主体是核心，实践与认识是通过主体发生关联。这一点正是克里斯蒂娃所强调的，“此处对‘直接经验’和‘个人的’强调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两个概念最常出现的地方，强调了意识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可以与黑格尔在‘实践概念’中提出的坚不可摧的、原子论的、非个人化的和带来认识的主体性相比较。‘毛主义’召唤和生产了这种主体性，并将其视为社会变革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推动力。毛泽东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和实践最主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在其理论框架中，对这种主体性的重新发现(redécouverte)。”29
克里斯蒂娃从《实践论》所提炼的主体性，是一种意识的主体性，主体通过从外部世界所获得的直接的和个人的经验，通过不断地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来获得这种主体性，同时它还能有助于改造世界。克里斯蒂娃从《实践论》中分析出的“主体性”与她所说的“过程中的主体”究竟有何关联呢?这具体体现在她对这种“主体性”的分析：“实践围绕着现实的直接经验而展开，并且将直接经验带入知识(列宁只是一带而过地提出过这种直接性)。这一直接经验包括所谓经验的阶段，以及对新的异质对象(objet hétérogène)的意指理解的阶段。这暗示着直接经验包含着一个临界点，而主体则可能在这一边界上分裂。这一分裂不同于‘实践概念’中坚不可摧的原子论主体;相反，它包含着更新的前提要素。”30现实的直接经验是认识的必要步骤，克里斯蒂娃对直接经验中的“直接”突出强调，并对其进行拆解，认为可以分为经验的阶段和对新的不同对象的意指理解的阶段，即获得经验的同时对经验进行符号化。她认为经验的时刻和主体对不同对象进行理解的时刻存在着临界点，在符号化或者理论化直接经验的过程中，主体会在这个临界点上进行主体意识的重构，从而实现主体的更新。
不难看出，克里斯蒂娃在讨论语言的主体性问题时，语言不仅仅是静态的、固定的可供交流使用的工具，而且是与主体息息相关的语言实践。语言活动，在她看来，是一种意义行为，“促使语言向‘意义经验’(expérience du sens)开放——人作为言说主体，其语言的‘意义’是一种经验与实践。”31她从《实践论》中所分析出的主体与参与语言实践的主体存在着相通和呼应的可能：一方面，这两类主体均是处在不稳定状态，内部存在着纠葛与斗争;另一方面，这两类主体的主体性均从实践中获得，前者是社会实践，后者是语言实践。
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联
主体问题只是克里斯蒂娃理论建构的一条显线，背后的隐线是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正如克里斯蒂娃所认为的，推进到极致的文本实验，体现出了所有先锋派的野心——将诗歌革命和政治革命紧密地联系起来。”32
前文在讨论主体性问题时指出，克里斯蒂娃认为毛主义召唤和生产的主体性，是“社会变革实践和革命实践的推动力”，这一观点在《实践论》中的原文是：“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与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与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3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对这种“实践——真理——实践”的循环往复过程，她认为，“他(毛泽东)提出了一个三步法：实践——真理——实践，且同时暗示在其中的每一步之中，‘被理解的客观存在’和试图理解它们的‘意识’都处在不同的状态中。因此需要区分在实践中出现的真实客观存在和与其相关的科学知识。科学知识得出科学真理，进而引向新的实践检验。”34实践和认识是相互制约的关系，通过人的意识对客观存在的理解，主体获得相关的科学知识，但知识并不是处于静止状态，需要新的实践的检验，通过新的实践来发展。在实践和真理这样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的认识即主观世界被改造了，同时，由于人的理性认识又可以能动地指导客观世界，所以客观世界也被改造了。而这种“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图景，是以克里斯蒂娃为代表的先锋知识分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憧憬的“乌托邦”。
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如何连接?换言之，先锋艺术在形式层面的变革，与革命的社会实践如何关联呢?克里斯蒂娃在《诗性语言的革命》中竭尽全力想要解释的正是这个问题。她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写到，“现代艺术、疯狂、主观体验以及各种边缘现象在当时不仅仅成为观察的对象，而是研究的实际领域，它允许通过一种间接的方式来把握社会内涵。”35观察并研究现代艺术、疯狂、主观体验以及各种边缘现象的同时，进而对社会变革作出反映，这一点，与《实践论》中“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是直接相关的。正如她在《诗性语言的革命》的尾声《智识的喧嚣》(Furieux D’ intelligence)所言，“先锋文本不再是哲学一直想要掌控的主体间关系的记录(enregistrement)，而是借实践之名，变为可以操控社会变革的要素——当然仅在这一变革关乎言说的主体之时。”36所以，在克里斯蒂娃看来，马拉美和洛特雷阿蒙的先锋诗歌，作为诗性语言的实践，颠覆了旨在以沟通为目标的语言所遵循的语言规范，并非简单的文体实验，而且具有了革命意识。她认为这种颠覆不仅会改变词汇、语法和语境，甚至会对言说的主体带来颠覆性的改造。这一革新虽然是在符号领域，但由于人是一种过程中的主体，也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会在社会实践中体验各种不同内容的对抗，也面对各种驱力所带来的新的实践可能，这就使得语言符号能够通向外部与社会。先锋诗歌，在克里斯蒂娃看来，解除禁忌，引入断裂，最终生产出新事物和新机制，且这种诗性语言通过对语法规则的坚硬内核的挑战与消解，实现了对政治和革命的呼应。有学者指出克里斯蒂娃“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实践的概念打破形式主义将诗歌视为孤岛的局限，同时也规避了结构主义与现实脱节的弊端”37，这是切中要害的。
克里斯蒂娃大段引用毛泽东的《实践论》中的观点，并部分运用其中的实践与经验、实践与认识的相互关系来进行理论建构，她看重的是毛泽东在讨论实践问题时的内在逻辑关系以及可能由此延展出的其他可能的讨论路径。《实践论》对克里斯蒂娃的作用，在于启发她思考自己一直关心的问题。她的目标是思考当时的法国问题，思考革命带来的理论难题，即知识分子如何参与革命，在政治革命中究竟应该处于什么位置上，扮演何种角色?
余论
克里斯蒂娃对毛泽东《实践论》的关注，并非是偶然的，既有特定历史阶段宏观背景的影响，又与个人的研究兴趣与理论目标相关。她并不关心《实践论》的理论产生背景，也并不熟悉其理论效果，更多的是从文本到文本，经由《实践论》来进行新的理论生产。她对《实践论》的分析是一种“现实和想象的”结合：一方面，她精读过《实践论》，并理解了毛泽东所强调的实践与认识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且找到了理论共鸣点;而另一方面，她在将自身对文学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思考与《实践论》的特质相连接时，又呈现出某种意图优先的倾向。她不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家，她关心的始终是《实践论》如何帮助她将知识生产实践与对世界进行改造的实践联系起来，因而她的“理论实践”终究无法也不可能走进真正的对世界进行改造的革命中。她并不了解的是，毛泽东的哲学理论并不耽于理论层面的概念生产和精巧的论证，而是以是否能指导实践，为现实的形势服务为目标，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这正是与她不同，且比她高明之处。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编号：16ZDA194]和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结构-后结构主义运动中的克里斯蒂娃”[编号：16CWW001]的阶段性成果)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2页。
2 蒋洪生：《法国的毛主义运动：五月风暴及其后》，《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6期。
3 基斯·A·里德尔：《1968年5月发生了什么?》，赵文译，汪民安编：《“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页。
4 Phi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Quel 1960-1982, Seuil, 1995, p.273.
5 Eric Hayot, Chinese Dreams: Pound, Brecht,Tel Quel,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2, p.117.
6 具体可参见曾军：《西方左翼思潮中的毛泽东美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7 Julia Kristeva, “Sun Tse: Les Treize Articles”, Tel Quel, No. 50, 1972, pp.143-144.
8 徐克飞：《法国知识分子的“中国梦”——〈泰凯尔〉杂志关于中国的想象》，《法国研究》，2016年第1期。
9 参见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三章《矛盾与多元决定(研究笔记)》，顾良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76-120页。
10 《诗性语言的革命》是克里斯蒂娃的博士论文，1973年完成，1974年由瑟伊(Seuil)出版社出版。
11 Julia Kristeva, Les Samouraïs, Fayard, 1990, p.35.
12 Julia Kristeva,“Avant-Garde Practice”, Julia Kristeva Interview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15.
13 Julia Kristeva, Des Chinoises, Paris: Editionsdes Femmes, 1974.英译本About Chinese Women, trans. by, Anita Barrows, New York: Marion Boyars Publishers Inc, 1986; 中文译本：《中国妇女》，赵靓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年。克里斯蒂娃曾在“My Memory’s Hyperbole”一文中称《中国妇女》是一本使人尴尬的书(awkward book)，参见Julia Kristeva, The Portable Kristev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9.
14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French Feminism in an International Frame”, Yale French Studies, No. 62,1981, p.164.
15 比较有代表性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杨春芳：《中国妇女的“马赛克图画”——论克里斯蒂娃的〈中国妇女〉想象中国妇女的方法》，《中国比较文学》，2016年第3期;黄荭：《论“中国经验”的祛魅写作——以波伏瓦、克里斯蒂娃为例》，《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2期;以及笔者的《阅读中国：论克里斯蒂娃〈中国妇女〉的文本张力》，《上海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16 路易·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第157页。
17 同上，第158页。
18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39页。
19 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张颖、王小姣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20 同上，第5页。
21 克里斯蒂娃1971年发表的论文《物质、意义和辩证法》( Matière, sens, dialectique)中同样提到了实践的问题，它与《经验与实践》均收录在其1977年出版的论文集《多元对话》(Polylogue)中。
22 Emile Benveniste,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Gallimard, 1966, p.260.
23 参见笔者论文《符号系统的主体与他者：论本维尼斯特对克里斯蒂娃的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4 在《诗性语言的革命》第一章的前两小节，克里斯蒂娃用符号态(le sémiotique)和象征态(le symbolique) 来指语言意指过程中的两种模态，分别对应着语言活动边界两端的内容。
25 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第152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84-285页。
27 同上，第285页。
28 同上，第290页。
29 JuliaKristeva, “L’expérience et la pratique”, Polylogue, Seuil, 1977,p.132.
30 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第153页。
31 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对结构主义的继承与突破》，《当代修辞学》，2013年第5期。
32 Phillippe Forest, Histoire de Tel Quel(1960-1982), Seuil, 1995, p.451.
33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7页。
34 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第153页。
35 Julia Kristeva, “My Memory’s Hyperbole”, The Portable Kristeva, p.7.
36 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第181页。
37 王小姣：《喧嚣的杂语——评克里斯蒂娃〈诗性语言的革命〉》，《中国图书评论》，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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