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反映了恩格斯深刻的辩证法与生态分析的论题可以改写成：生态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
|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译者 | 王立秋
编辑 | Catherine
美编 | 黄山
微信编辑 | 侯丽
很少有政治与智识的搭档，能与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匹敌。众所周知，他们不仅在1848年共同写作了《共产党宣言》，并双双投身那年的社会革命，还合作完成了两部更早的作品——1845年的《神圣家族》和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当这两位科学社会主义者最终能够比邻而居、朝夕相处、互相切磋的时候，他们经常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走来走去，各自站在屋子的一边，讨论着他们形形色色的观念、计划和方案，在一次次踱步转身中，他们的鞋跟，也在地板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
他们经常把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中的段落读给对方听。在他的《反杜林论》(马克思也为这本书贡献了一个章节)出版前，恩格斯就曾给马克思读过整部手稿。马克思给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过导言。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根据马克思留下的手稿，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也是恩格斯。如果说恩格斯——他是第一个对此供认不讳的人——站在马克思的阴影中的话，那么，尽管如此，他本人也还是一个智识与政治上的巨人。
一、马克思主义背锅侠的诞生
然而，数十年来，学界一直在暗示，恩格斯贬低、扭曲了马克思的思想。正如政治科学家约翰·斯坦利在其身后出版的《主流马克思》(Mainlining Marx, 2002)中批判地评论，分离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他们是两个有不同兴趣与天资的不同个体的分离——的尝试越来越多地以抛弃恩格斯，视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中一切应受指责的东西(实际上出自马克思)的来源，认为恩格斯不过是个典型的开明文人，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形式来进行。
大约四十二年前，1974年12月12日，我参加了戴维·麦克莱伦在华盛顿奥林匹亚常青州立学院举行的一次关于《卡尔·马克思：其声誉的起伏》的讲座。一年后，麦克莱伦出版了《卡尔·马克思：他的生平与思想》，我曾细致地研读过这本书。但麦克莱伦在那头给出的信息却是——简而言之——卡尔·马克思并非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要发现本真的马克思，把马克思的麦子和恩格斯的谷壳分开，是必要的。麦克莱伦坚称，是恩格斯，给马克思主义引入了实证主义的东西，而这些实证主义的东西，导致了第二和第三国际，并最终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出现。几年后，麦克莱伦把这些批评中的一些，写进了他为恩格斯撰写的简短传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后来成为西方学院左派鲜明特征的反恩格斯观，这种观点与作为一个独特的哲学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密切相关，西马本身就是与官方或苏联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西马的一大公理，便是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或者，就像格奥尔格·卢卡奇所说的那样，“单纯的客观辩证法”——的拒斥。
对绝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辩证法是一种同一的主观客观关系：就我们创造这个世界而言，我们也可以理解它(在此基础上前进退后一步都不行，我们不可能理解不是我们创造的世界，我们也不可能不理解我们创造的世界)。这种批判的见解构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对实证主义的拒斥——人们一般认为，实证主义感染了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内容，而且，实证主义也在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变得合理化了。然而，它也会带来这样的影响：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更加唯心主义的方向，使人们抛弃长久以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与人文和社会科学——当然还有政治学——也与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相关的那个传统。
于是贬低恩格斯在学院左派那里变成了一件流行的消遣活动，一些人，如政治理论家特雷尔·卡弗甚至把它变成了自己整个事业的基础。而贬低恩格斯的一种常见的方法，是以恩格斯为工具，把马克思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来。正如卡弗在1984年写到的那样：“卡尔·马克思否认他是马克思主义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重复了马克思的评论却没能领会他的观点。的确，如今显然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这点也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即，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发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卡弗来说恩格斯不仅犯下了发明马克思主义的大罪，更是犯下了其他无数诸如推广准-黑格尔主义、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和辩证法的罪行。而据说，所有这些东西，“离马克思辛苦达成的折中主义十万八千里”。
认为马克思有“一种方法论”的观点，也被归给了恩格斯，因此，这一观点也被宣告为错误的。在脱离了与恩格斯的联系，并从所有决定论的内容中剥离出来之后，马克思被这些人轻易地打造为一个愿意接受现状的智识上的先行者。正如卡弗近来不带任何明显的讽刺色彩评述的那样，“马克思曾是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
但对恩格斯的大多数批评，已经转向了他在《反杜林论》和他未完成的《自然辩证法》中所谓的科学主义。麦克莱伦在自己写的恩格斯传记中说，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使他强调一个唯物主义的自然——而非历史概念。”他被指责把“物质的概念”带入了马克思主义，而物质的概念是“完全外异于马克思的作品的”。恩格斯的主要错误在于，试图发展一种放弃了“辩证法的主观方面”的客观辩证法，而这一尝试，使“马克思的观点逐渐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所同化”。
“不奇怪”，麦克莱伦指控道，“随着苏联政权的巩固，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庸俗化(表述)也成为了苏联教科书的主要哲学内容。”在马克思越来越多地被呈现为高雅的知识分子的同时，恩格斯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粗俗的普及者。因此，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话语中，恩格斯起到了一个便宜的替罪羊的作用。
二、科学家的反击战
然而，恩格斯也有自己的仰慕者。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逆转他日渐颓丧的命运的第一个真切的迹象，是随历史学家E.P.汤普森1978年出版的《理论的贫困》一起出现的。汤普森的《理论的贫困》主要反对的是路易·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汤普森在一种与一切历史主体分离、与所有经验的参照点分离的抽象而实在化的理论面前保卫的，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在此过程中，他大胆地——我认为，他的这一举动，是二十世纪末英国文人为数不多的壮举之一——挺身支持“弗里德里克·恩格斯”这个“老笨蛋”，而后者是阿尔都塞大部分批评指向的目标。
在此基础上，汤普森认为，一种辩证的经验主义——这是他在恩格斯那里最欣赏的东西——对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几年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斯威奇的《马克思主义四讲》开头就大胆地重申恩格斯的辩证法进路及其对机械论和还原论的批判的重要性。
但真正恢复恩格斯作为与马克思并列的伟大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声誉的改变，不是来自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而是来自自然科学家。1975年斯蒂芬·杰伊·古尔德在写作《自然史》的时候，公开赞美了恩格斯强调劳动作用的人类演化论，把它描述为维多利亚时代对人类演化发展的最先进的构想——预见了二十世纪关于非洲南方古猿的人类学发现。
几年后，1983年，古尔德在《纽约书评》上拓展了他的论证，指出所有的人类演化理论都是“类-文化共同演化”理论，而“十九世纪支持类-文化共同演化的最好论证，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他于1876年写作的那篇著名论文，《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这篇论文是在他身后出版的，最初刊载于《自然辩证法》)中提出的，”
同年，医学社会学家和医学博士霍华德·维茨金在他的里程碑式的著作《第二病》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恩格斯作为一名社会流行病学家扮演的先锋角色，展示了当时年仅二十四岁的恩格斯是如何在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的同时，以种种预见到后来公共卫生领域的发现的方式，来探索疾病的病理学的。两年后，1985年，理查德·列万廷和理查德·雷文思写出了如今已是经典的《辩证的生物学家》，书中有这样一句深刻的献词：“献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在很多时候错了，但在关键的时候，他是正确的。”
三、恩格斯归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见证了马克思主义中生态社会主义传统的诞生。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以泰德·本顿的开创性工作为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批评没有给马尔萨斯主义的自然限制以足够严肃的重视。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续的讨论迎来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第二阶段，此阶段以保罗·柏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1999)为始，力图探索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的古典基础中可以找到的唯物主义与生态主义要素。
这些努力一开始以马克思为焦点，但也把恩格斯在生态方面的贡献纳入考虑。这一倾向为新的MEGA(马恩全集)计划所强化，在新的马恩全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笔记第一次被出版出来了。结果这成了理解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上的一场革命，根据新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很大一部分，是与从今天的时代危机（经济的和生态的）中演化出来的那种新的、激进的生态实践相共鸣的。
随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人们逐步承认恩格斯对科学的贡献，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其他与自然科学相关的作品产生了新的兴趣。我自己的研究，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以恩格斯——即其他受恩格斯影响的人——与一种生态辩证法的形成的联系为焦点。在这方面我并不孤单。政治经济学家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埃尔马·阿尔特瓦特最近也出版了一本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德语书(《发现恩格斯》)。
支持“在我们的时代，恩格斯对于批判资本主义来说必不可少”的论据主要在于他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著名论题：“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论题经常遭到嘲笑。然而，恩格斯的论题——这一论题反映了恩格斯本人深刻的辩证法与生态分析——必须按今天的说法改写成：生态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今天很少有人会否认这个命题的重要性。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要看到为什么恩格斯在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的讨论中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很容易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会把他在《自然辩证法》中那个著名的警告引作其主旨：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对恩格斯来说，就像对马克思来说那样，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理性地调整人类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以此来最充分地发挥人类可能具有的潜能，同时又保障后代人的需要。因此，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见证恩格斯的回归不足为奇——他，和马克思一起，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斗争，并激起定义我们自己这个充满危机的、且必将革命的时代的希望。
[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每月评论》的编者，也是俄勒冈大学的社会学教授。著有《马克思的生态学》等多部作品。
原文链接：
译自John Bellamy Foster, “The Return of Engels”,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11/engels-marx-ecology-climate-crisis-mater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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