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斯文·贝克特教授在他的人气著作《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下引此书只标注页码)的绪论里说：“我们倾向于将工业资本主义描述为以男性为主导，然而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女性的劳动缔造了棉花帝国。”(9页)此言不假。然而，在全球史和资本主义史叙事下，贝克特作为学界翘楚，写出了“古典史诗的宏大气势”(王希，中文版序)，他在全书中给女性的笔墨却甚少，远不能和她们作为棉花帝国重要的缔造者角色相匹配。
“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并非中国特有，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女性都是纺织的主要从业者，尤其在自给自足的家庭劳动中，“女织”的重要性毫不亚于“男耕”，古语有云：“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随着棉花产业的工业化，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女性很快成为纺织厂的主要劳动力，而在工业化缓慢的国家和地区，她们一方面保持着手工纺织的传统，在商人和制造商的“努力”下被融入工业生产中，另一方面也逐渐像工业国家的纺织女性那样走出家庭，成为底层的纺织工。女性和制造商、商人、政治家等角色一起，共同缔造了棉花帝国，只不过她们一直是沉默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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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正与男事相类
在全世界多种文化中，女性自古以来都与纺织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北美洲霍皮人的蜘蛛女神，纳瓦霍人用蜘蛛网在女婴手臂上摩挲的信仰仪式，到中国的黄道婆传说……纺织充满了女性色彩。在历史长河中，从印度次大陆、美洲大陆、非洲、欧洲到中国、日本，关于女性与纺织的史料记载可谓汗牛充栋。而在古代中国，女性的纺织文化非常具有典型性。
就含义而言，在古代中国女红、女工、妇工、妇功同义，亦称女事，而实际内容则是与纺织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如养蚕、缫丝、纺纱、织布、缝纫、刺绣等。明朝张履祥曾曰：“女工勤者，其家必兴;女工游惰，其家必落。正与男事相类。”男耕女织的生产模式下，女性纺织被纳入家庭生产中，与男性劳作享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不仅供给全家人的衣物，也成为纳税的贡献者，还承载了女性美德的象征意义，发挥着技艺、经济和道德上的多重社会功能。棉花并非中国本土物种，在棉花成为主要的纺织原料之前，丝和麻才是主要的衣物原料。但不管是更早的养蚕缫丝还是后来的棉花纺织，女性的纺织一直与赋税关联在一起，贝克特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纺织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贡献及其与女性传统家庭职责的契合，使得女性的纺织被家庭和国家所重视，所以中国有“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臣”的说法。
如同皇帝在春耕仪式上开犁，皇后则带领宫廷女眷举行先蚕礼，象征着母仪天下，起着女织的示范作用，这也表明了女性纺织与男性耕种的性别分工和同等的重要性。代代相传的《耕织图》最具典型性，其中耕种和纺织的插图各占一半，自南宋楼璹的最初版本到元明清几朝的各种版本，都可以看到历代“劝农”“劝桑”思想，还有一些版本是在皇帝亲自督促和参与(如题字、写序)下完成的。农书和中国画亦可看到类似的思想表达，巫鸿《中国绘画中的女性空间》有一章专门探讨了与纺织有关的画幅，从出土文物纹饰到耕织图再到院体画，对象包括农妇、贵族和皇室女性，体现出纺织在道德教化、礼仪象征、物质经济等各方面的重要意义。纺织可以在农闲或家务事、照看孩子之余去做，丝毫不会影响女性的其他家庭劳作。例如，南宋王居正(传)的《纺车图》(故宫博物院藏)描绘了贫困的婆婆和儿媳一起纺织的场景，画中的儿媳一边给怀里的婴儿喂奶一边摇着纺车，大一点的孩子在一旁玩耍——养育后代与纺织两不误。
棉花种植在元朝时才在中国农村比较普遍，取代了丝和麻的主导地位，但延续了此前的赋税体制，棉花和棉纺织品是赋税的一部分，促进了棉花种植的快速增长。到十九世纪中叶，迫于西方帝国主义压力，中国棉花市场开放，中国才成为全球棉花帝国里重要的一分子，工业化也提上日程。古代中国的性别分工模式并非个案，工业化也并没导致家庭手工纺织和传统性别分工的消失，全世界依然有数百万人像几百年前那样从事手工纺织，劳动的主体依然是女性。然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爪牙伸到偏远的农村地区，农闲时间的女性纺织被当成不需要计入成本的廉价劳动，使得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再被重视，加剧了两性的不平等，而满足家庭需要之余的剩余产品在市场销售时价格低廉，放大了女性劳动的廉价性，与历史上女性被当成家庭重要的贡献者和国家的臣民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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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生产线上的廉价劳动力
“女工”是现代社会工厂中的女性劳动者，与中国古代的女工(女红)不可同日而语。女性并没有随着机械化生产在纺织中隐退，性别偏见导致了其劳动力的廉价和可支配性，她们因此成为棉产品制造商争取的劳动力。从战争资本主义到工业资本主义，暴力下的强制劳动构成了棉花产业的基础，女性也是棉花产业链上的暴力受害者，这种暴力从奴隶主的棉花种植园到制造商的纺织工厂，从未停止过。当纺织从家庭转移到工厂后，女性(尤其是未婚年轻女性)成为棉花产业的主要劳动力，但纺织女工在全世界的境遇都很糟糕。贝克特在“动员劳动力”一章开篇就讲述了英国一个在纺织厂受虐的女童和其单亲母亲的悲惨遭遇。而美国一家早期的纺织厂，三百零五名女工构成了工厂89%的劳动力，其中大部分都是未婚(165页)。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棉花种植地，也是劳动力成本最低的棉花生产国，但制造商依然偏好最便宜的工人，即妇女和儿童，“到一八九七年，这些纺纱厂79%的工人是女性，15%的工人是十四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女工往往来自贫穷家庭的卖身女儿，工资和命运都受人(工厂掌权的男性)控制(349页)。日本的状况也差不远，大部分纺织工人是未婚女性，通常十三岁进厂，二十岁左右因结婚而退出，虽然极端的剥削导致大量女工潜逃，但日本棉纺织产业依然依靠廉价的女性劳动力迅速扩张(342页)。对于全球棉纺织女工的这些事实，贝克特所展示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她们处在底层的生产流水线上，被迫接受严酷的剥削，无法得到平等的尊重和报酬。她们是棉花帝国不可或缺的角色，却从未享有平等的权利，更不要说有任何话语权。
甚至，欧美的女性离开家庭进入工厂，被当成纺织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而且被用以解释工业化为何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因为中国女性结婚较早，单身女性不被允许走出家庭参加工作(170页)。根据贝克特的分析，技术革命只不过是工业资本主义的一个先决条件，中国并不缺乏这样的条件，因为“早在一三一三年，王祯就记载了一种‘纺麻线的机械’……发展新型纺纱机无疑在中国工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68页)。然而，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家庭组织形式让女性在家庭外的活动受限，使得组织生产和支配劳动力(主要是女性)的新模式难以推广，从而导致棉花纺织的工业化进程在这些国家难以赶上欧洲的速度。虽然贝克特并没有在此问题上展开，但从劳动力这个角度上看，女性对全球棉花产业格局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如果去深究这个主题，无疑会为全球史、资本主义史和性别研究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美]斯文·贝史特著，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二〇一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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