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海文革中能有稳定局面的三个重要原因
在“年代”一书中提到：上海的“稳定局面”“成为全国文革的样板”。这句“评语”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真实的。然而，在众多写文革的书中，对这种历史真实是讳莫如深的，更不用说去深入探讨一下这种“稳定局面”和能成为“样板”的原因是什么了。我感到遗憾的是“年代”一书也没能在这个问题上展开来探讨一番。
我曾多次想过这一问题，自觉可以提出三个主要的原因供参考。首先，当然要归于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上海的支持，这是最重要的主要原因。没有这一条，是不可能有上海的“稳定局面”。其次，也不必讳言这是与张春桥在整个文革中直接主政上海，掌控上海大局分不开的。再次，就是在上海的文革中没有真正形成全市性的对立的几大派群众组织。特别是上海的工人队伍没有在市一级形成全面的分裂。而在这方面正是上海与一些外省市相比较是很突出的特点。其一，上海自“赤卫队”垮台后，就再没能成立起一个全市性的保守派组织，所以上海没有了所谓“保守派”与“造反派”两大对立派组织之争。其二，上海的造反派组织较早地实行了按系统的归口大联合，没有形成全市性的两个(或以上)造反派组织。而在市级的各系统造反派组织间，总的来说也能相处平安，没有发生各市级造反派间的对立斗争。其三，在上海的工人造反派队伍中也没有形成市级的两个(或以上)工人造反派组织。(顺便提一下：在“年代”书中，也曾提出了与此问题有点关系的“三个一统”。但之意并不是落在反分裂上，而似只是评说王洪文要想以此行动争当造反派“领袖”之心)。
2. “工总司”制造（主动挑起）过武斗吗？
文革结束后，对“工总司”及其主要成员所加的罪名之一是“制造武斗”。在众多写文革的书刊中，关于“工总司”的“制造武斗”已成了“定论“。
在上海的文革中，“工总司”及其主要成员确实曾“参与”过武斗事件，现在回顾总结历史教训，也应承认参与武斗的行为总是错误的。但要讲是“工总司”“制造”了武斗，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工总司”“制造”(主动挑起)过武斗吗?回顾“工总司”从筹建成立到砸“联司”行动时的历程，我可以讲是“没有”的!以下分析一些具体实例，用事例来说明这个“没有”。
(1)从筹建“工总司”到“安亭事件”结束，完全没有发生过一次武斗(斗殴)的事情。虽然发生过拦停客车的问题，但完全是平和的过程，连打人的事也无一例发生。“安亭事件”结束后，“工总司”处于组织初建阶段，直到“解放日报事件”发生之前，总部从没有组织、调集过队伍对正在筹建中的“赤卫队”组织有过攻击(连传单之类的书面文字攻击都没有过)。
(2)“解放日报事件”与“色织二十四厂事件”。
“解放日报事件”原只是市红革会与解放日报社两者发生矛盾后引发的。“工总司”总部在事件开始前并不知道他们发生矛盾的情况。在事件发生后，总部先也是不参与进去的。而还在筹建中的“赤卫队”却出动了大批队伍去包围了报社，激烈地冲击报社的大门、窗户。红革会迫于压力才向“工总司”求援，但总部也只是派了少量人员进入报社支持红革会，以后又成为与市委谈判的主要一方，在市委签字同意要求后，总部即决定马上撤出报社。虽然为了顺利接出被包围在报社内的人员，总部也调了一些队伍到报社门外接引，但并没有向围在报社外的“赤卫队”人群进行攻击，也可以说在报社外的两派队伍没有发生过冲突。(这主要因为“工总司”去接引的队伍并没有打出造反队旗号，且也呼喊与“赤卫队”同样的口号来到报社的。这在“年代”中有描述。)据文革结束后的材料披露，在“解放日报事件”中有几十人受伤，数量几乎与后来的“康平路事件”相等。这完全是因为“赤卫队”在报社外用各种工具攻击报社的门窗而造成的。
“色织二十四厂事件”是因为这个只有几百人的小厂中为工作队撤离问题，厂“赤卫队”与“造反队”发生矛盾，“赤卫队”总部得知后竟调集了数万人的队伍到古北路包围了该厂。由于“工总司”的克制，这次事件并没有发生武斗。
这两次事件都发生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此时“工总司”成立不久，与正在筹建中的“赤卫队”相比，造反队很弱小的，根本无力去与“赤卫队”相斗，更不要说去主动攻击他们了。而“赤卫队”凭借得到市委和各级党委支持的优势，虽还在筹建中，却一再主动挑起事端，把攻击矛头指向造反派，尤其是在“解放日报事件”中，由于“赤卫队”的插手，把红革会与报社的矛盾扩大化了，从而引发了上海文革中的第一场大规模的两大派群众的武斗事件。
(3)“康平路事件”是因曹荻秋的出尔反尔的行为，使“赤卫队”借机调集大批队伍前去“康办”找曹所引发的。“工总司”开始并没理会此事，直到传出“赤卫队”侵犯了柯庆施和张春桥的家后，才开始重视起来。特别是在徐景贤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开会，又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后，“工总司”才调了队伍去“康办”的。在这起事件中，“工总司”调队伍参与了与“赤卫队”的武斗，但并不是“工总司”首先主动挑起的(后面还会讲到)。
文革结束后，把这次事件的责任全部归结为造反派一方，而“赤卫队”完全变成了“受害者”，这样定论是不恰当的，也与事实不相符。我感到在这起事件中还有着一些不解之谜，没有完全搞清楚，或者说“赤卫队”一方负责人和市委的某些负责人没有把“内情”全说出来。这里先举二例。(本节最后还会讲到此问题)
其一.“赤卫队”与市委间一直有着正常的有效的沟通渠道，不但有市委常委(杨士法、张祺)分工联系“赤卫队”，还有派驻“赤卫队”的联络员(总工会的徐某)。在“解放日报事件”的后期，张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见“赤卫队”负责人，王玉玺等就应召去了。但为什么这时不通过这一渠道求见市委负责人，却一下子就要派数万人去“康办”这样一个小院子呢?(并没有听说过“赤卫队”是求见遭拒后才这样做的)再说要找曹荻秋，完全可由“赤卫队”总部负责人带一些代表去“康办”求见的呀。(文革初，造反派们要求见市委负责人，也都是少数头头经过联系后去的，如“赤卫队”这样的声势还没有过。)“赤卫队”这样出动大批队伍去“康办”的真实目的，究竟是什么?(我认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向“工总司"，甚至向张春桥示威、施压，这在后面会讲到)
其二.在曹荻秋进“康办”与“赤卫队”会谈时，已是造反派队伍在外围反包围了“赤卫队”和“康办”。所以曹在当时是完全知道这种一触即发的局势的，为什么曹却没做任何的消解紧张局势的工作?(哪怕找过造反派一方谈了没效果，也总是表白了态度。)最奇怪的是在与“赤卫队”会谈时，曹又再次出尔反尔，再与“赤卫队”达成了新的“协议”。还有陈丕显也很奇怪的改变了他前天在市委常委会上的公开表态(指摘曹未经市委常委会"授权"就在"赤卫队"大会上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指示曹可同意“赤卫队”的要求。他们的这种态度又说明了什么呢?(文革结束后，在所有的公开材料中，都没有看到过提起此问题和对此问题的说法)
(4)在撤销“兵团”等组织时，没有发生过一次冲突。王洪文和总部一直是不同意用冲砸的方式来解决“兵团”问题的。
(5)砸“联司”和抓“支联总部”的问题。在“联司”和“支联总部”扰乱社会的活动很猖狂之时，尽管有许多要求“工总司”采取行动砸掉“联司”的呼声，但王洪文等人还是采取忍耐的态度。张春桥也再三指示对“联司”问题“还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在我的“工作笔记”最后部分有记录)。直到得知“支联总部”即将召开全市性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支联总部”组织后，王洪文和我们担心一旦他们开大会正式打出组织旗号，势必会造成上海的严重分裂和争斗局面，故不得不先把“支联总部”搞掉，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在秘密抓了“支联总部”成员后，在“八·四”之前，“工总司”还是没有对“联司"有过武力攻击行为。
八月四日凌晨，冶金局联络站在得知下属厂的造反队人员遭“联司”车辆冲击后，自发调了一批队伍去上柴厂。在这之后，总部才真正开始了砸“联司”的行动。当然，因砸“联司”的武斗又引发了一些单位借砸“支联站”名义搞武斗，“工总司”很重视这种负面后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制止武斗，较快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3. 上海文革中的三次分裂危机
“工总司”参与过武斗，这是事实;也确实压制过内外的反对派(反对势力)，也是事实。但事物往往会有两面性的问题，在批判采取错误的手段(如武斗、抓人)对付反对势力时，也应注意到当时之所以这样做的一个重要目的：即反对(防止)上海出现全市性的分裂势力(组织)，以及由此种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
回顾上海文革的历史情况。我认为确实存在过发生大分裂的危机。我归结为“三大危机”：一是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赤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可能会形成全市性的两大对立派的大分裂。二是“兵团“等组织(个人)意图在造反派中制造分裂(另立“山头”)。三是“联司”和“支联总部”企图建立全市性的分裂组织。下面就分别叙述一下。
(1)上海文革之初，“工总司”在“安亭事件”后实际上成为了上海造反派的代表性组织，紧随其后筹建成立的“赤卫队”也即成为上海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年代”书中对这方面情况有较详实的反映，这里不具体讲了。但正如“准官方”编写的“史话”所提到的，“为遏制‘工总司’的胡作非为，‘赤卫队’应运而生”。所以可说“赤卫队”的出世，就是为了针对“工总司”等造反派的。这样，就在当权派的直接策划下，上海的工人队伍分裂成了对立的两大派组织，事实上也是整个上海的所谓“造反”与“保守”的两大派分裂局面。
现在我们可设想一下，要是没有发生“康平路事件”使“赤卫队”彻底垮台，之后可能会发生些什么:
一是“赤卫队”达到了“目的(事实上，曹荻秋也在“康办”中同意了他们的主要要求)，他们也开始打出了“批市委资反路线”的旗帜在社会上活动(事实上，曹荻秋们也曾指导过他们要把矛头对着市委)。“赤卫队”还可用所谓市委在重大事情上的决定必须先取得各大群众组织的同意(事实上，是指要取得“赤卫队”的同意，这在他们向曹提出的“八条”上有过的，曹也曾同意了的)，用这一条“规定”来为当权派提供“借口”阻挠造反派们的要求。他们还可借口造反派有“打砸抢，私设公堂，擅自抓人、关人”等等借口来对造反派组织采取所谓“革命行动”(这也是事实上已提出过，并有过行动的)。这就可以想得到，在这样对立的两大派之间会发生些什么事了!
二是“赤卫队”虽没能达到目的，而且还在压力之下，只得宣布解散(当然可能性很小)，但实际上却是改个名号，另扯个旗帜，(不是有“结社自由”吗?)也可以在社会上活动，与造反派继续作对，后果也就基本同前述了。
三是按当时的情况，“赤卫队”没达到目的就"北上控诉”，也可能会按他们的“气话”制造“三停”向中央施加压力(事实上，已是有部分情况发生了)，那么造反派们该怎么办呢?只能冷眼旁观，任其自由行动吗?
四是可以大力做“赤卫队”与“工总司”的思想工作，(问题是又会有哪方“神仙”能做这个工作)，双方坐下来谈判，避免发生冲突，最好的结果是双方言和、联合起来。但现实些，这可能吗?
历史的事实是：“赤卫队”迅速、彻底的垮台，而造反派也能较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争取、团结了绝大多数的“赤卫队”群众，使之与造反派群众融合，终于消除了上海两大派对立分裂的危险局面。
(2)上海文革初期的“工总司”总部与“兵团”等组织，是处于一种可能要分裂的危机中。“兵团”等组织在名义上从属于“工总司”，实际上处于“半独立”地位，且越来越显露出其“独立性”，甚至已有了对抗总部的行为。如任其发展则必然会公开分裂出去。外省市一些造反派组织发生分裂所引起的严重后果是人所共知的。那么在当时的情况下，有否可能通过做说服工作而解决这个分裂危机呢?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工总司”为拉住耿金章，已把他列入总部的(主要核心班子)七常委之一了，而他却不屑于这样的位子。在开始夺权的形势下，要满足有很大权力欲的人的胃口，是很难的。撤销“兵团”等组织的过程还是顺利的，没有引起什么波折。这也说明了总部的这个决定和采取的措施是得到了“兵团”等组织的绝大多数人员拥护的。
(3)“联司”走上社会活动，聚集一伙人意图建立全市性的“支联总部”组织，这是在已建立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正在努力稳定上海局面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也是上海工人造反派队伍极可能发生大分裂的一次严重危机。
事实上，“工总司”一开始是把上柴厂的二大派都作为下属组织的，也努力做二派的工作，想促成该厂的大联合。但“联司”一方自持在厂内占优势，一直拒绝联合。即使在“联司”刚走向社会上活动时，“工总司”也还是取隐忍态度，没有攻击过他们。在这方面，王洪文在总部中确实做过很多工作，说服一些持激烈态度的头头。随着“联司”和“支联总部”越闹越厉害，特别是他们喊出了“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口号，并有许多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后，总部才下了决心要有措施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究竟什么时候采取行动，还是犹豫不决的(因为张春桥一再告诫我们要多做工作)。只是在得到“支联总部”即将正式建立的消息后，王洪文和我们认为再不能拖下去了，因一旦全市性的“支联总部”成立，上海必将形成大分裂局面，后果不堪设想。当时虽秘密抓了“支联总部”的头头们，但还是没决定要乘机去解决“联司”。就是到了“8·4”当天，王洪文还一再强调要尽可能减少伤害程度，但遗憾的是这天当时的场面已很难控制了。当然，不能否认想用武力解决“联司”问题，已是“工总司”总部的既定方针了，没有“8·4”也会有另一天的，因为当时已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办法了。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面临这三大分裂危机时，迫不得已而采取强力手段来解决问题，作为历史教训进行批判是应该的，有关当事人也为此承担了应负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设身处地想一想，在当时文革的政治环境下，还能有什么其他好办法吗?
4. 上海文革中有否“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
文革中，在发生几派间的矛盾，并演化为激烈的冲突时，有一句常讲的话：“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上海在文革之初，虽然不如外省市那样争斗激烈，但也存在着以“工总司”为代表的“造反派”与以“赤卫队”为代表的“保守派”间两大派的矛盾和冲突。虽然这两大派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间不长，程度似乎也称不上很激烈，但既然这是存在着的事实，那么在这里面是否也存在着“走资派”挑动的因素呢?对这个问题，所有的官方文章和公开的材料中，是没有丝毫涉及的。(官方的观点是：只有造反派迫害当权派的，哪有当权派会迫害造反派的。)而在一些民间的研究文革的文章和写文革的书刊中，虽说也有一些能较客观地反映当时两大派争斗实际情况的，但对于当权派在这其中所起的作用是几乎没有论及的。在“年代”一书中，也是这种情况。
我认为在上海文革的初期，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年代”书中例举的许多单位党委(当权派)在运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抛出一些人的材料，有组织地操控对一些人的批斗，就是明显的证据。我还注意到“年代”书中讲到的一些负责干部如何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有关文革指示的不同态度。如在讲到一些单位批斗所谓“黑帮”时发生的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这些单位的领导们不敢管，原因竟是顾虑到毛泽东对红卫兵和群众运动的支持，似乎这些行为因为是毛泽东和党中央支持的，他们虽知是不对的，但不便管，也不敢管。但是当造反派开始走上社会“造反”后，这些领导们似乎又没有了什么顾虑，放手“发动”一些保守派群众也组织起来，与造反派对着干。这些负责干部的态度，无论是开始的有意识抛材料和故意的“缩手”不管，到后来的“放手”支持组织保守派队伍，不都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表现吗?
下面就以上海“赤卫队”为例来做些分析，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1)现有的许多资料都已证明了：“赤卫队”是在当时的市委负责人的支持、扶持下产生的。“年代”中对此有较詳实的叙述。而“准官方”编写的“史话”则无顾忌地讲出，“赤卫队”是“为遏制‘工总司’的胡作非为”，才“应运而生”的。这就很明白无误地说明了扶持成立“赤卫队”组织，其目的就是为了用来遏制“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用操控一个组织来打压其他组织，这还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吗?党中央在关于“工作队”问题发出的文件中，早已明令禁止各级党组织不得这样做了，所以当时的市委负责人是明知故犯的。
(2)“赤卫队”在“解放日报事件”中，大规模地调队伍攻击造反派，由此引发了上海文革中的第一次大规模武斗事件。虽说没有材料可讲当时的市委在其中是否有暗示指使过，但作为听命于市委的“赤卫队”，至少没有得到过市委反对或批评他们这样做的表示(意见)。这从“年代”书中所叙述的市委常委张祺在市工人文化宫召见“赤卫队”总部几位负责人的情况，很清楚地表露出来了。当时“赤卫队”总部负责人表示他们不能再沉默了，决定要采取行动。而张祺知道了他们的态度后，却没有表示什么意见。对此，王玉玺们则从这次召见中领悟到“市委希望赤卫队有所行动”。如果说，张祺因“谨慎”而不能(不敢)当场表态，那他是奉市委书记处之命去找“赤卫队”了解情况的，在得知“赤卫队”要“采取行动”的态度后，必然要向市委书记处汇报的。而市委负责人知道后，为什么不叫张祺转告“赤卫队”知道市委准备与造反派“妥协”的“真实态度”，从而制止“赤卫队”的行动呢?(即使制止不了，也表明了市委的态度。但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此类材料。)我从这件事上能得出的结论是：当市委在在各种压力下，不得不向造反派“妥协”时，是心有不甘的。在得知“赤卫队”要对抗造反派的态度时，心中是暗喜的，也让造反派尝尝“赤卫队”的压力吧。于是乎，一面不得不向造反派“妥协”，另一面又放纵“赤卫队”的行动。所以王玉玺们就会领悟到这是种“默许”。如果张祺当时虽不讲话，但只要脸色上有不可的反应，王玉玺们也就不会这样“领悟”了。
(3)最奇怪的是“康平路事件”的起因。现有的资料，都充分显示出“赤卫队”之所以调大批队伍去“康办”，完全是因为曹荻秋的“出尔反尔”所造成的。对此，我有两个“不解之谜”。
第一是“赤卫队”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反常的行动?说“反常”是基于这两点：
①当时要找市委(或区局级)负责人谈要求等的情况是经常有的，一般都只要该组织的少数头头或一些代表出面就可以了，从没有过调几万人的队伍去找市委负责人的先例。“赤卫队”的组织机构并没瘫痪，他们对下面的号令也没失控，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年代”书中曾提到过这样一段情况：王玉玺在二十八日找到杜淑贞(时任团市委书记，市委接待站领导人之一)，要杜打电话给张春桥，王对杜讲：“要张春桥下令禁止工总司采取这类极端行动，否则赤卫队被迫采取相应措施，后果谁来负责?”(因书中引用此段话时并没有讲清“极端行动”指什么，我意会是指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会对"赤卫队"当时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确实有些奇怪，因为事实上在“赤卫队”大批队伍进入“康办”时，“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认为这是“赤卫队”与市委闹矛盾，抱着冷眼旁观“看戏”的态度，根本就没想到去插手的。直到二十九日，徐景贤才召集各造反派组织开会，传达了张春桥的电话，这之后造反派才开始有所行动的。难道王玉玺提前一天就“预见”到后面会发生的事吗?这也不是正说明了他们调队伍去“康办”时，就先准备好了要“采取相应措施”吗?对此，我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赤卫队”调队伍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制造一些借口，准备与造反派再次武斗一场的。
②从“年代”书中，有关“赤卫队”与市委关系的描述，可知道它们之间是有着正常的沟通渠道的。
直到“康平路事件”前，双方的往来还是正常的(如要曹荻秋去参加他们的大会)，为什么这时候不通过这个渠道联系求见市委负责人，却要调大批队伍去“康办”呢?虽说曹荻秋后来是去了“康办”，也与他们谈判达成了协议的，但我不认为这是“赤卫队”调大批队伍施压市委的结果。联系到上述王玉玺要杜淑贞给张春桥打电话之事，我认为“赤卫队”施压的对象并不是曹荻秋，而是针对张春桥的。
第二是曹荻秋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高级干部，当时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如同儿戏般的事?有文章把此事归结为是造反派与保守派分别却又是共同地向曹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曹的如此行为是被逼无奈之举。我认为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并没有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认真的分析。从“年代”一书中可知道，曹荻秋是在没有得到市委常委会的“授权”而“私自”签署了“赤卫队”明显地针对造反派的“八项要求”。且不论曹当时是否应意识到他签字的可能后果，(据说曹也曾修改了几条太明显针对造反派的内容，故应认为曹是可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的。)就在陈丕显否定了曹的这个签字时，还向曹明确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是同“赤卫队”商量，让他们主动取消签字。二是如商量不通，最好由曹个人声明作废。(顺便提一句，从这次会上陈对曹讲这种话的态度来猜测，当时陈似已有要抛弃曹之心。)那么就要问一下，曹是否做了第一条?没有资料能证实曹是这样做过的，但做不通。(按说要找到“赤卫队”负责人是不难的，而按“赤卫队”听命于市委的惯性，说服他们似乎并不很难的。因为王玉玺们曾向市委表白过的，要是市委认为“赤卫队”无存在的必要，他们也可以“解散”“赤卫队”的。)退一步讲，即使“第一条”真做不到，只能走“第二条”，那也可以有多种方式来发表曹的“声明”。如明确告诉“赤卫队”，你们不主动取消，我就只能发个人声明来宣布作废了，你们到时就被动了;也可通过“联络员”把“声明”事先告诉“赤卫队”，实际上向他们施压，迫使他们采取主动行为;至不济也应在参加造反派大会之前，曹先一步抛出他的声明，而且内容也只要讲签字作废即可。可在事实上，曹荻秋却采取了一个最为拙劣的做法：在一个造反派的大会上，突然抛出一个对“赤卫队”组织“措辞强烈”的“声明”。我由此认为，曹当时的这种让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是包藏了别有用意之目的。果然，“赤卫队”在得知曹的“声明”后，“勃然大怒”，上演了一出大规模调动队伍去“康办”找曹“谈判”的大戏。而曹到了“康办”后，却竟然又一次同意了“赤卫队”的主要条件，向火头上又泼了一盆油。
在“准官方”编写的“史话”中，对这方面的情况，有这样一段描述：“工总司”等造反派们“劫持曹荻秋，强迫他表示‘赤卫队’大方向错了!”市委处境困难，“特别是来自最高层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压力，迫使市委不得不支持原来不愿支持的‘工总司’，而对本来支持的‘赤卫队’却表示不支持”。“赤卫队”向曹提出“八条要求”，“这些正当要求当然难以拒绝”，于是“曹荻秋代表市委签字同意了”。“而王洪文一伙”又在文化广场召开的大会上，“对曹荻秋横施压力，曹荻秋不得不违心地又宣布‘赤卫队’提出的‘八条要求’作废”。“史话”中的这段表述，很清楚地讲明了曹荻秋出尔反尔的事实，只是把责任都推到了造反派身上。而且“史话”在讲这个问题的内容中，却绝口不提当时市委常委会否定了曹的签字，陈丕显严厉批评了曹的签字，还向曹提了“两条出路”。
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赤卫队”问题上，市委一些负责人的表现，事实上就是一种“挑动群众斗群众”的行为。
现在回顾文革历史，从吸取教训的角度来讲，应该认识到在那一场完全违背原来政治运动传统的文革中，高级干部也有认识不到的问题，也会犯错误的，这是不奇怪，也不应苛求的。但问题是要知道当时所做的事情是对还是错，一味地掩饰错误行为，甚至因为文革被否定了，那些遭受过打击的干部当时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对的，是最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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