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新先生的长篇小说《西府人家》（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社2022年10月版），从1960年困难时期，金鹿县王家堡游乡卖货郎王种禄收留来自甘肃的乞丐马尕妹写起，到2020年王家堡人搬出大山，住上扶贫搬迁的城区房为止。以朴实无华、生动形象的艺术之笔，描写了半个世纪中30多位平凡人物的人生故事。
这本书的故事梗概是，王种禄的儿子王生福与马尕妹结婚后，生了一对长相美丽的双胞胎女儿王金花和王银花，后与邻村谢家塬谢玉涛、乔七巧的双胞胎儿子谢崇发、谢志发结为夫妻。婚后，姐姐王金花创办刺绣厂取得成功，收获了人生的幸福。妹妹王银花个性好强，对姐姐的成功不太服气，想独立自主追求自己的梦想，用另一种成功人生超过姐姐，但命运不济，导致人生跌宕起伏。她曾在宝鸡开出租车、去北京当演员不成功，又开饭店，回宝鸡后当歌唱演员刚取得一点成绩，又被流氓骚扰事件所打断，甚至一度遭受牢狱之灾。围绕这两对双胞胎夫妻的人生故事，牵动他们的家人、亲戚、朋友，30多位人物不同程度出场，展现了陕西关中西部一带农民的生活场景和地域文化特点。想表达的立意是，人生没有回头路，只有奋斗获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这是一种朴素无奇的人生哲理，也是一种朴实无华的写作风格。
笔者阅读此书，有以下几点感受：
第一，生活场景描写细致。例如，写到王种禄给儿子王生福和媳妇马尕妹成婚的场景：“黄道吉日定下了，王家的亲戚都来帮忙，杀猪宰羊，拉胡基盘锅灶，搭喜棚，请先生写对子，请大厨作席面，王家堡有史以来最热闹的婚礼就在这个院子举行了，这是全村人的庆典，男人、妇女的都主动来帮忙，带着自己家里的木盘，拉来了八仙桌，锡制的酒壶拿来23个，王种禄把白酒拉了30件。新房设在西方的厢房里，大红的双喜字贴在门扇上，挂着红色的绣花门帘，窗户上都是赵玉翠精心剪刻的喜结连理、鸳鸯戏水、早生贵子等图案。马尕妹穿一身红衣，红鞋，胸前戴着一朵用软缎面挽成的大红花，顶着红盖头，王生福戴着礼帽，穿着马褂，笑眯眯地牵着红绸那头的马尕妹来到喜气洋洋的院子。司仪已经安排人在院子里摆好了两把太师椅，地上铺着芦席。结婚仪式举行完毕，两个新人被司仪引领着进喜棚给客人敬酒，有人问王生福:‘没见你师傅来？你们没给他下书吗？’”（第27页）这正是西府地区婚礼习俗的典型场景，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又例如,写到王种禄给儿子王生福办铁匠铺的场景：“他把给儿子收拾婚房的匠人和工队叫回来，把南房朝街面上开了门，弄了一个半敞开的铺子，盘了铁匠炉，打发儿子去县城购买打铁用的工具，请村上的先生写了‘王记铁匠铺’五个隶体字，拿到镇上的木匠铺里，让他们做了一个古色古香的牌匾。铁匠铺开业的那天，又办了一场酒席，招待来恭贺的亲戚、朋友和乡党，铺子门框上贴着大红的对子:上面写着：金炉不断千年火，银盏长明万岁灯。在山墙上贴出了优惠告示，说凡是来料加工的铁件，比其他铁匠铺优惠三成。村上的锣鼓队、秧歌队也来助兴，晚上叫来了镇上的电影队放映了故事片《英雄儿女》。王家堡一下子热闹起来，平时一文不名的王生福瞬间成了铁匠铺的老板。本村的、邻村的群众都图个方便，来这里买䦆头、铁锨、镰刀、剪刀、菜刀、马掌、门钌铞、箱子的包角，东西好，价钱便宜。这里成了最热闹的地方，村里的闲人没事的时候，就到铁匠铺来转一转，说说闲话。”（第31-32页）
第二，人物形象生动传神。例如，写到赵玉翠和孙女王金花看望老铁匠的场景：“老铁匠高随之靠在炕里的墙根，在打盹。他头上几根稀疏的白发，像麻丝一样干枯无光，两眼肿胀，两颊凹进去一个坑，看上去有点像骷髅。老伴拿起糜秆做的笤帚把芦苇做的发红的席子扫了扫，让他们坐。他数说老汉：‘你想睡就躺下睡吗，坐着睡觉，是没有炕咋的。’老铁匠抬了抬耷拉的眼皮，妮妮喃喃地说：‘躺下睡不着，坐着就丢盹。’王金花抿嘴笑了，赵玉翠瞅了她一眼，她赶紧收住了笑容。王金花把牛奶放到三八柜上，出去，又把绑在自行车两边的点心、香蕉、茶叶拿进来放到柜上。老铁匠的老伴看他们带来那么多的礼品，笑容满面，拉住赵玉翠的手，热情异常，好像她们是关系最亲密的亲人。她笑着说：‘你们今天来了运气好，昨个，我大女儿拿来新磨的荞面，我给咱擀荞面，咱们做荞面臊子面吃。’说着，挽着袖子，准备到厨房去做饭。赵玉翠对坐在三八柜跟前凳子上的王金花说：‘美美，咱们帮你姑奶去做饭，让你姑爷好好歇歇，也免得在这里说话吵着他。’”（第79页）又例如：写到谢志发知道自己的未婚妻当了警察后的场景：“谢志发从县城开会回来，一进院子就大喊大叫起来：‘爹爹，不好了，不好了！’乔七巧头顶着手帕，端着簸箕在厨房门口分捡黄豆：‘蝎子把你蛰了吗？’谢志发没有理会母亲的戏谑,径直跨过了上房的门槛，跑到东厢房去见谢家的当家人谢玉涛。谢玉涛这时候正靠在被垛上，眯着眼睛抽纸烟，跟前放着一个用易拉罐做的烟灰缸。他吸了一口烟，从鼻孔里喷出一缕灰色的烟雾，眯着眼睛瞅着满头大汗的小儿子：‘怎么啦？’‘爹呀，可不得了了。’谢志发站在炕跟急切地说：‘王家的那两个丫头当了警察了……’‘什么？’谢玉涛突然间坐直了身子，朝前扑着，目不转睛地盯着疾风火燎的谢志发：‘你听谁说的？咱们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谢志发抹着额头上的汗水，心神不安地说：‘我今天去县城开会，碰到在公安局上班的一个同学，他笑着对我说，你嫂子和你媳妇成了我的同事啦，你们成了警察家属啦。这还有假！’‘那是这样，你赶紧叫你姑过来。’谢玉涛说着溜下炕，脚在地上探寻着找鞋，找了半天，不知谁把他的鞋踢到哪里去了。屋里的光线有点暗。谢志发急忙弯腰帮父亲找来他的黑色直贡呢面的圆口布鞋，穿在他瘦骨嶙峋的脚上，他转身走出上房东厢房，站在堂屋门前问坐在房门口的母亲：‘我姑在吗？’乔七巧头也没有抬，依旧拨拉着簸箕里的黄豆子和豆荚秸节：‘她上娘娘殿看戏去了。’‘她倒活的悠闲，没心没肺的。’谢志发发了一句牢骚，不料母亲接了话茬：‘她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她不悠闲你让她干啥去。’谢玉梅看样子非常高兴，哼着跑调的秦腔，甩着细长的胳膊，一副轻松愉快、无忧无虑的样子，听见嫂子和侄儿好像在议论自己，她就突然收住了笑容，故作严肃起来：‘你们在背后说我的坏话是不是？老姑娘我活得自在不是。’‘谁敢说姑的坏话啊。’谢志发从谢玉梅手里接过麻花，笑着说：‘我们等你这个大媒人回来呢。’”（第136-137页）
第三，语言文字干净利落。《西府人家》的文字功底无疑是很深厚的。虽为业余文学爱好者，但勤于写作，长期积累，发表过600多万字的作品，在艺术表现能力方面的训练和成绩是无可置疑的。本书的故事情节也不复杂，基本上属于单线叙事，能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写得形象生动，包括对其语言、动作和心理的描写，很有立体感和形象感，能产生引人入胜的感染力，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做不到的。作品写景状物的语言干练、利落，多用方言。全书写景的段落并不很多，但有所涉及则言简意赅，高屋建瓴，绝不拖泥带水，有画龙点睛之妙。例如，“白石河西岸的台塬莽莽苍苍，一台一台向南奔去，如果在飞机上看这里的村庄，好像是一簇一簇的密林，只能看见房顶的灰瓦、红瓦和太阳能电杆，道路只是非常细小的一条线，把田野隔成了很多方块。谢家塬村子的布局，是坐西朝东，各家的门户都朝南开着，第一排前面就是休闲广场，中心有一个飞天雕塑。第二排的门户对着第一排人家的山墙。谢玉涛家的院子在第一排中间第四户，街门是红色的双扇门，上面镶嵌着四排黄色的圆泡钉子，街门的墙壁用白色瓷砖贴了面子，屋顶上架着太阳能热水器，在阳光下闪闪发光。”（61页）又例如，“赵玉翠和王金花回到王家堡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一片火烧云，给村庄、田野、河流、密林涂上了一层金红色。王家堡的女人们烧炕的灰色烟雾从树梢的间隙冒上天空，犁秋闲地的汉子，赶着两头黄牛正走在回家的路上。”（81-82页）
第四，人生喜悲辩证描写。例如，当谢玉涛两个儿媳妇被吸收为协警，给家人带来无比自豪与自信，并使其人际关系发生微妙变化，包括昔日欺负自己的仇人和因妒忌自己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也都登门求助的时候，又因全省公安系统清退没有编制人员而失去了协警身份，不得不返回家乡。这让势利眼的乡亲大跌眼镜。（174-179页。）又例如，王银花去北京寻梦当演员事与愿违，在失落中偶遇在北京打工的姑姑和马玉晓。三个女人商量开了个早餐店，刚刚有点起色，正干得起劲的时候，不料姑姑意外病故，给了身处外地的两个女人极大打击，她们不得不拉下面子通知家人前往北京协助处理后事。随后带着伤痛虽然坚持了一段卖早餐的生意，又因外地人聚居的市场发生火灾，在整顿中被拆除门店，要求外地人限期离京。（第225-230页）这些人生遭遇很让人惋惜和悲哀：勤劳善良的农民朋友啊！生活的出路在哪里?人生的希望在哪里？这一切又是谁造成的呢？又例如，王银花返回家乡后，凭借自己的美貌和歌喉，在李培志创办的新时代歌舞团试演歌唱，一炮打响，意外走红，正当她为找到新的人生希望而信心满满的时候，不料在和几个女伴一起去桃园观春游，观赏桃花的时候，却遇到流氓骚扰，因为她会点武术，在自卫还击中打死了流氓刘来道。（247页）这让王银花陷入牢狱之灾，虽然在姐姐等人的营救下被判正当防卫而无罪释放，但毕竟给人生留下了永难磨灭的阴影。
通过这本小说，能让读者生动形象地了解到西府一带普通农民的生活状态、思想观念和心理活动。通过这些人生故事的描写，也间接和无意识地反映了社会变迁给山区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例如，写了一大堆农民，却没有通过种地而安身立命的太多描写；他们只有种果树、打铁、开商店、外出搞建筑、当保姆、开饭店、开出租车、当演员等的奋斗故事，他们的奋斗是无组织无领导的，完全是一种盲目的个人摸索，这正是对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城镇化过程中，很多农村、农民和农业的真实写照。并没有涉及农民朋友对社会变革的深刻思考和抱怨情绪，而是把这一切变化和命运都视为理所当然，甚至还带有对这些变化和“进步”的感激之情。
也许是由作为县级领导干部的地位和观念决定的，也许是由作为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境界决定的。他把“只写正能量”和“回避禁区”作为原则，在讲述人物故事和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回避和淡化了“十年文革”和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基本上坚持了“只写人生，不写社会”的原则，写农村和农民，却没有太涉及农业，“三农”问题和“乡村振兴”的出路何在？对此没有涉及。对身为农民却无农可务的社会原因没有分析，对广大低层农民既无法安心务农，又找不到生活出路和人生目标，只能在私有化、市场化、城市化的边缘苦苦挣扎的社会根源，以及由此潜伏的巨大生存压力和社会危机，缺乏深刻分析，这就影响了这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批判性、思想性和启蒙性。近些年来，在文艺界流行着一种执着于描写人性，却不认为人性或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非科学思潮，也流行着“告别革命，回避崇高，不愿描写宏大主题”的不正确取向。其实，广大农民不仅面临着离开土地后社会身份转换和就业的巨大压力，也背负着解决住房、婚姻、上学、养老、看病等的巨大压力。很多家庭悲剧和人生不幸的背后，其实有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他们除了默默奋斗和苦苦挣扎，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对农民朋友意味着什么？他们除了随波逐流和对自己的前途命运茫然无知之外，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艺术源于生活也应该高于生活。作家是时代的记录者，也应该是引领时代进步的思想家。鲁迅笔下的阿Q、孔乙己、闰土、祥林嫂等人物，对现实的一切安之若素，缺乏超越性的理解和反思。这与其说是一种朴实和厚道，倒不如说是一种蒙昧和悲哀。鲁迅描写的那些人物，既是真实的，又是发人深思的。他们能激发人们对国民性的思考，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具有深刻的启蒙性质和革命意义。如果通过生活场景或人物形象的描写，或者能给人以励志和激励，或者能启发人的思考和超越，让人看清奋斗的前途在哪里？就更能增加作品的思想厚度和时代价值。
也许有人会说，不应该对有过高的要求，也不应该赋予文学太多的社会功能！但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期盼，我还是希望有人能向这个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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